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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6日至7日，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暨“中俄社会分化及其政策有效性”理论研讨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社会学系所在地、著名的圣彼得堡市斯莫尔尼宫召开。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本次论坛由圣彼得堡大学社会学系俄中比较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承办。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魏海生、副秘书长杨金海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系主任H.Г.斯科沃尔措夫教授和A.O.博罗诺耶夫院士对此次论坛的组织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研讨会旨在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学者的比较，研究两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阶段的社会分化问题以及在当前的社会政策领域内解决社会分化问题的可能性。中方代表团团长、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季正矩研究员、圣彼得堡大学副校长H.Г.斯科沃尔措夫教授及A.O.博罗诺耶夫院士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季正矩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研究社会分化的基本问题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关注俄罗斯在解决该问题上的做法。H.Г.斯科沃尔措夫教授和A.O.博罗诺耶夫教授也在欢迎辞中强调，对当前俄罗斯和中国现行社会政策的基本观点进行比较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解决改革现阶段俄罗斯和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提高社会政策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
在大会开幕式上，季正矩研究员和A.O.博罗诺耶夫院士分别代表中俄两国学者做了大会发言。他们的发言不约而同地关注社会分化与社会和谐问题。季正矩研究员在发言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深刻而全面的社会转型使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目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分化主要表现在阶级阶层结构、城乡和区域结构、人口与就业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之中，中国存在着贫富分化严重、劳资关系和干群关系不和谐、公共产品不足以及财政收入分配不均衡等状况。因此，未来中国的社会政策应该主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政府和社会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同时加大公共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建立社会宏观调控机制，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以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A.O.博罗诺耶夫院士在发言中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既有相似性，即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始终都是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为目的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这是由两国不同的经济状况、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以及改革最终目的不同决定的。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两国都应该在现有的稳定的社会文化标准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和谐的社会关系。
在关于中俄两国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及社会分化关系的讨论中，A.B.彼得洛夫副教授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后果。他认为，俄罗斯社会分化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形成了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最基本的特点是经济完全依赖国家资源。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势必会影响到社会分化问题及其形成因素的解决，影响到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结构的有效性。天津师范大学马德普教授和高建教授提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不断加强的。在当今中国，社会公正问题亟待解决，它关系到改革开放能否最终取得成功，也关系到在21世纪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发展条件。JI.A.列别金采娃副教授在对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回顾之后强调，俄罗斯或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任务不只是要对社会的贫苦阶层进行物质上的扶助，而是要尽量平衡各阶层公民已经被分化了的各类社会机会，还要尽量避免在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追求实现其生活目标过程中出现过度的社会不平等。
在对社会分化和社会精英形成问题的讨论中，B.Д.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分析了社会不平等状况加剧和社会整合机制分化的可能性及其相关问题。同时，他特别指出，目前对于俄罗斯来说必须坚持保留和发展一些尚具活力的价值观，如整体意识、积极、竞争、社会公平和团结等，而且应当实施积极的国家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模式，维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和尊严。关于社会层次和社会精英结构的意识观，C.A.格拉兹科娃副教授特别强调，当今俄罗斯社会所经历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社会意识结构，同时与划分社会层次相关的社会地位体系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级讲师E.A.阿列赫在分析了当今俄罗斯的权力关系后提出，吸纳新社会精英的机制发生变化标志着俄罗斯的新政权构成尚不稳定且仍然处于调整过程之中。徐元宫副研究员认为，相比较而言，中俄两国“新富阶层”在形成的社会背景、致富过程、权力背景以及受到的社会评价方面有较大的相似性，但在受教育程度、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影响程度上存在较多差异。他同时指出，虽然两国的新富阶层处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之下，但该阶层在两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因此应当将其作为中俄两国现代社会分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关于社会管理体制，卻继红副研究员提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经历了社会管理主体从一元化变为多元化，社会管理方式不断创新，政府公共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丰富的过程。当今中国社会管理体系的转型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而发展成和谐的相互关系，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吕增奎博士提出，中国出现了私营企业主阶层，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个新兴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经历了一个从以精英循环为主到以精英复制为主的变化过程。这一变迁主要是在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学历程度、职业以及所从事行业的变化中表现出来的。
关于完善中俄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会者着重讨论了社会政策实施的前景、基本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的形成。H.A.戈利果里耶娃副教授认为，现代国家在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条件下，有必要发展关于社会政策实现机制的理论。她还特别强调，新的社会政策话语体系开始发展起来，与过去主要关注人民富裕程度的增长相对应，现在形成了许多与医疗、教育及社会团结相关的新的话语。陈家刚副研究员指出，在社会政策优先问题形成过程中，提高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极为必要的。随着中国政治改革和开放程度的加深，公民社会逐渐发展并组织起来，而且公民社会组织的民间性、自主性、组织性、志愿性和合法性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强，成为推动政治、经济和社會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中国已经形成的公民社会组织还不成熟，还有很大不确定性。应该从政府理念、法律制度环境、具体运行机制等方面保障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其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敌对的力量。H.Ф.凯费利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在俄罗斯社会政策体系中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性。他强调指出，目前在俄罗斯还没有建立起社会政策的研究体系，这意味着实际上有许多问题是研究者尚未注意到的，社会政策中的政治问题和思想观念问题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而社会政策的分析实质上仅仅局限于为社会领域的改革提供建议。环境政策在中俄两国都是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刘敏茹博士在回顾了中国环境政策发展历程之后，总结了中国环境政策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环境因素对实现有效的社会政策影响重大，如果缺乏有效的环境政策，则社会政策的实现以及和谐社会的建成都无从谈起。
论坛组委会主席H.Г.斯科瓦尔佐夫教授与中国代表团团长季正矩研究员在闭幕式上分别发言。他们一致认为，社会分化和有效的社会政策是中俄两国在社会转型阶段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通过本次论坛的研讨，双方学者在比较社会学领域的合作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他们也表示，希望双方学者能够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相互借鉴、互通有无。
责任编辑 文 心
研讨会旨在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学者的比较，研究两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阶段的社会分化问题以及在当前的社会政策领域内解决社会分化问题的可能性。中方代表团团长、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季正矩研究员、圣彼得堡大学副校长H.Г.斯科沃尔措夫教授及A.O.博罗诺耶夫院士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季正矩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研究社会分化的基本问题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关注俄罗斯在解决该问题上的做法。H.Г.斯科沃尔措夫教授和A.O.博罗诺耶夫教授也在欢迎辞中强调，对当前俄罗斯和中国现行社会政策的基本观点进行比较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解决改革现阶段俄罗斯和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提高社会政策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
在大会开幕式上，季正矩研究员和A.O.博罗诺耶夫院士分别代表中俄两国学者做了大会发言。他们的发言不约而同地关注社会分化与社会和谐问题。季正矩研究员在发言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深刻而全面的社会转型使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目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分化主要表现在阶级阶层结构、城乡和区域结构、人口与就业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之中，中国存在着贫富分化严重、劳资关系和干群关系不和谐、公共产品不足以及财政收入分配不均衡等状况。因此，未来中国的社会政策应该主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政府和社会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同时加大公共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建立社会宏观调控机制，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以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A.O.博罗诺耶夫院士在发言中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既有相似性，即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始终都是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为目的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这是由两国不同的经济状况、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以及改革最终目的不同决定的。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两国都应该在现有的稳定的社会文化标准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和谐的社会关系。
在关于中俄两国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及社会分化关系的讨论中，A.B.彼得洛夫副教授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后果。他认为，俄罗斯社会分化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形成了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最基本的特点是经济完全依赖国家资源。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势必会影响到社会分化问题及其形成因素的解决，影响到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结构的有效性。天津师范大学马德普教授和高建教授提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不断加强的。在当今中国，社会公正问题亟待解决，它关系到改革开放能否最终取得成功，也关系到在21世纪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发展条件。JI.A.列别金采娃副教授在对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回顾之后强调，俄罗斯或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任务不只是要对社会的贫苦阶层进行物质上的扶助，而是要尽量平衡各阶层公民已经被分化了的各类社会机会，还要尽量避免在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追求实现其生活目标过程中出现过度的社会不平等。
在对社会分化和社会精英形成问题的讨论中，B.Д.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分析了社会不平等状况加剧和社会整合机制分化的可能性及其相关问题。同时，他特别指出，目前对于俄罗斯来说必须坚持保留和发展一些尚具活力的价值观，如整体意识、积极、竞争、社会公平和团结等，而且应当实施积极的国家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模式，维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和尊严。关于社会层次和社会精英结构的意识观，C.A.格拉兹科娃副教授特别强调，当今俄罗斯社会所经历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社会意识结构，同时与划分社会层次相关的社会地位体系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级讲师E.A.阿列赫在分析了当今俄罗斯的权力关系后提出，吸纳新社会精英的机制发生变化标志着俄罗斯的新政权构成尚不稳定且仍然处于调整过程之中。徐元宫副研究员认为，相比较而言，中俄两国“新富阶层”在形成的社会背景、致富过程、权力背景以及受到的社会评价方面有较大的相似性，但在受教育程度、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影响程度上存在较多差异。他同时指出，虽然两国的新富阶层处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之下，但该阶层在两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因此应当将其作为中俄两国现代社会分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关于社会管理体制，卻继红副研究员提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经历了社会管理主体从一元化变为多元化，社会管理方式不断创新，政府公共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丰富的过程。当今中国社会管理体系的转型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而发展成和谐的相互关系，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吕增奎博士提出，中国出现了私营企业主阶层，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个新兴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经历了一个从以精英循环为主到以精英复制为主的变化过程。这一变迁主要是在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学历程度、职业以及所从事行业的变化中表现出来的。
关于完善中俄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会者着重讨论了社会政策实施的前景、基本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的形成。H.A.戈利果里耶娃副教授认为，现代国家在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条件下，有必要发展关于社会政策实现机制的理论。她还特别强调，新的社会政策话语体系开始发展起来，与过去主要关注人民富裕程度的增长相对应，现在形成了许多与医疗、教育及社会团结相关的新的话语。陈家刚副研究员指出，在社会政策优先问题形成过程中，提高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极为必要的。随着中国政治改革和开放程度的加深，公民社会逐渐发展并组织起来，而且公民社会组织的民间性、自主性、组织性、志愿性和合法性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强，成为推动政治、经济和社會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中国已经形成的公民社会组织还不成熟，还有很大不确定性。应该从政府理念、法律制度环境、具体运行机制等方面保障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其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敌对的力量。H.Ф.凯费利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在俄罗斯社会政策体系中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性。他强调指出，目前在俄罗斯还没有建立起社会政策的研究体系，这意味着实际上有许多问题是研究者尚未注意到的，社会政策中的政治问题和思想观念问题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而社会政策的分析实质上仅仅局限于为社会领域的改革提供建议。环境政策在中俄两国都是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刘敏茹博士在回顾了中国环境政策发展历程之后，总结了中国环境政策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环境因素对实现有效的社会政策影响重大，如果缺乏有效的环境政策，则社会政策的实现以及和谐社会的建成都无从谈起。
论坛组委会主席H.Г.斯科瓦尔佐夫教授与中国代表团团长季正矩研究员在闭幕式上分别发言。他们一致认为，社会分化和有效的社会政策是中俄两国在社会转型阶段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通过本次论坛的研讨，双方学者在比较社会学领域的合作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他们也表示，希望双方学者能够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相互借鉴、互通有无。
责任编辑 文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