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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笔者在北京的收藏市场看到两批《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当时我在组织部门任职，对这些革命军人的资料有特殊的敏感性，于是毫不犹豫地全部收入囊中。
这两批《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西南军区政治部印制的，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加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的紅色方印。
证明书共有68份，涉及18集团军总部、18集团军129师385、386两个旅和决死纵队、四纵、冀南军区等单位的68名官兵。官兵们的原籍均为山西省。其中昔阳县50名、屯留县12名、长治县5名、和顺县1名。
这些官兵参军时间普遍比较早。昔阳县的50名官兵中，参军时间是1936年的1名、1937年的18名、1938年的9名、1939年的5名、1940年的8名、1944年的3名，无参军年份的5名。屯留县的12名官兵中，参军时间是1937年的2名，1938年的4名，1939年、1940年、1941年、1943年、1944年的各1名。长治县5名官兵中，参军时间是1937年的1名、1938年的4名。和顺县只有1人，参军时间是1937年。
在部队生活战斗的时间普遍比较短，是这批烈士的又一明显特点。证明书登记的入伍、牺牲时间能精确到月份的很少。有的没有入伍、牺牲的具体时间，有的有入伍时间而没有牺牲时间，有的没有入伍时间而只有牺牲时间，很多只有年份而没有月份。根据登记的、能精确到年、月，且有办法计算时间的只有24人，粗略计算，抗日战争时期，在部队生活、战斗的平均时间是16.5个月，不满一年半;满两年的只有4人，时间最长的也只有39个月，且只有一人。
杨养光，证明书登记的是1938年参军，当年2月牺牲。就是按1938年的第一天即1月1日参军，2月底牺牲，在部队最多也就生活战斗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屯留县的王进攻，证明书登记的是1940年9月参军入伍，当年9月4日在昔阳县一个叫杨儿登的地方牺牲。我们按最极端的9月1日入伍计算，到9月4日牺牲，在部队生活战斗了仅仅3天时间。上个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初期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
参军和牺牲时间记载准确度比较低。无时间记载的7人，只有年份记载的40人，年、月份记载均比较明确的21人，没有一人具体到日期的;牺牲无时间记载的17人，只有年份记载的5人，有年、月份记载的24人，日期记载明确的24人。
这批《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中，有6份在背面注有“没有此人”等文字。这说明：起码有一部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曾经寄达过烈士生前登记的家乡政府。但西南军区填发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也算比较重要的官方文书，未能顺利投寄到收件人手中，可能有部队提供的烈士家乡的地名、本人的姓名本身就不准确的原因;也可能是战士入伍前家徒四壁，上不起学，只有出生时家人起的乳名，就没有大名，参军登记时临时起个大名，村里人根本不知道。但这批《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是如何现身20多年前的北京收藏市场，至今还是个无法破解的“谜”。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让烈士的英魂早日回归故里，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期盼看到这篇文章的同胞，能主动提供、查找线索。
这两批《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西南军区政治部印制的，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加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的紅色方印。
证明书共有68份，涉及18集团军总部、18集团军129师385、386两个旅和决死纵队、四纵、冀南军区等单位的68名官兵。官兵们的原籍均为山西省。其中昔阳县50名、屯留县12名、长治县5名、和顺县1名。
这些官兵参军时间普遍比较早。昔阳县的50名官兵中，参军时间是1936年的1名、1937年的18名、1938年的9名、1939年的5名、1940年的8名、1944年的3名，无参军年份的5名。屯留县的12名官兵中，参军时间是1937年的2名，1938年的4名，1939年、1940年、1941年、1943年、1944年的各1名。长治县5名官兵中，参军时间是1937年的1名、1938年的4名。和顺县只有1人，参军时间是1937年。
在部队生活战斗的时间普遍比较短，是这批烈士的又一明显特点。证明书登记的入伍、牺牲时间能精确到月份的很少。有的没有入伍、牺牲的具体时间，有的有入伍时间而没有牺牲时间，有的没有入伍时间而只有牺牲时间，很多只有年份而没有月份。根据登记的、能精确到年、月，且有办法计算时间的只有24人，粗略计算，抗日战争时期，在部队生活、战斗的平均时间是16.5个月，不满一年半;满两年的只有4人，时间最长的也只有39个月，且只有一人。
杨养光，证明书登记的是1938年参军，当年2月牺牲。就是按1938年的第一天即1月1日参军，2月底牺牲，在部队最多也就生活战斗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屯留县的王进攻，证明书登记的是1940年9月参军入伍，当年9月4日在昔阳县一个叫杨儿登的地方牺牲。我们按最极端的9月1日入伍计算，到9月4日牺牲，在部队生活战斗了仅仅3天时间。上个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初期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
参军和牺牲时间记载准确度比较低。无时间记载的7人，只有年份记载的40人，年、月份记载均比较明确的21人，没有一人具体到日期的;牺牲无时间记载的17人，只有年份记载的5人，有年、月份记载的24人，日期记载明确的24人。
这批《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中，有6份在背面注有“没有此人”等文字。这说明：起码有一部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曾经寄达过烈士生前登记的家乡政府。但西南军区填发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也算比较重要的官方文书，未能顺利投寄到收件人手中，可能有部队提供的烈士家乡的地名、本人的姓名本身就不准确的原因;也可能是战士入伍前家徒四壁，上不起学，只有出生时家人起的乳名，就没有大名，参军登记时临时起个大名，村里人根本不知道。但这批《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是如何现身20多年前的北京收藏市场，至今还是个无法破解的“谜”。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让烈士的英魂早日回归故里，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期盼看到这篇文章的同胞，能主动提供、查找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