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社会分层现象的加速越来越引起大众的关注，因此，底层生活成为诗歌抒写的一个重点对象。所以，如何细致反映当下底层情感的细微流动变得日益重要。实际上，每一个自我形象的体认，往往来自社会的整体塑造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共同凝视，然而无论是反映打工者日常生活的《夫妻》，还是《坐大巴回乡》的人以及对自我审视的《情敌》，他们均以细腻的日常书写将及物写作的凝视对准了社会底层的情感诉求。
　　《夫妻》以打工夫妻的日常生活为凝视对象，底层贫寒夫妻生活的原生态还原，生动勾勒了中国大多数打工夫妻的底层悲哀。“我”与妻同在一座城市打工，相距不过2公里，这些年他们编织的线足以装满大卡车，但“依然无法把夫与妻缝合在一起”。夫妻团聚还需要跟各自的工厂打报告，“可千万别小看了这薄薄的一张纸”，因为获得它“才可以进入我只有一张床的蜗居”。是什么赋予了薄薄的纸片宰治日常生活的权力？薄薄的纸看起来是如此野蛮与荒诞！夫妻夜晚相聚在一起本是再平凡不过的生活形态，然而这一基本权利却被生存压力困住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诗歌写作的沉重笔端如何才能缝合起底层人民通往日常幸福生活的情感桥梁，恐怕是这首诗最令人沉思的事情。
　　近乡情怯，越来越成为底层现代人回乡时刻最复杂的情绪，扎西才让的《坐大巴回乡》则有力地抓住了游子归乡的复杂思绪。这首诗的整体基调显然是灰暗的，首句“像一群屈辱的士兵回到故里”就能明显看出。故乡本应是温暖的港湾，诗意想象的起点，然而面对故乡，归来的游子却带着悲哀的神情。在世俗生活的他经历了怎样的哀痛我们不得而知，但一句“前方桥头，是我的桑多镇！”饱含了歌者怎样酸楚的情感！诗中“三个小时”毫无疑问既是车程时间的表达，又是人生旅途的况味与隐喻，当诗人最终惊醒过来，只剩下余下的时光可以珍惜。从努力表现奋勇的青年到平庸的中年再到时数不多的暮年，归乡人在闪电般的意识流里无奈游走。然而这一切终将被历史轻松遗忘，即便及物的凝视也拯救不了底层的哀叹。
　　“情敌”是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然而喻言的《情敌》别出心裁，虽以情敌为名，映照的却是严厉的自我审视，这种从日常生活出发产生的洞见，让“情敌”一词充满了哲学的况味。的确，真正的情敌从不外在于自己，大多就深藏在自己幽暗的心里。该诗以“矮小”、“猥琐”、“两眼如豆”、“思想混乱”、“趣味低下”、“说话结结巴巴”等极尽讽刺之能事的负面语词将情敌描绘成不堪入目的渣人，然而，一句“这犹如一面镜子”，立即消解了观者对情敌的遐想。一旦情敌视野中的我也变成了被审视的对象，“我”立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凝视令“我惭愧了整整一生”。事實上，每一个人身处世间，都处在看与被看的多重视野中。人对于自我的认知，大多时候是需要通过他人的认知与评价才能实现对自我形象的建构，“在看与被看，以及看到自己被看的视觉实践中。在主体与客体的目光交织中。自我与他者都获得了相应的地位。目光的相互注视使主客体得以建构和转化。”（朱晓兰《文化研究关键词：凝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也正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自省。
　　诗歌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前行先锋，所以诗人需要更加敏锐地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化作对社会更加深切的审视。当转型时代给底层人带来阵痛的时候，恰恰就是诗人代言发声的庄严时刻，我们应力避言之无物或情感造作的轻浮诗写。应该说，三首诗无一例外地触及到了普通人的情感暗区，较好展现了当下中国普遍而平凡的日常状态。《坐大巴回乡》与《情敌》更多指向的是自我情绪的诗意凝视，而《夫妻》则将滚烫的笔端对准了努力团聚的贫寒夫妻，这一深情的及物写作姿态，更为深沉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诗人对底层人民的深刻同情。然而，这种阶层之痛如何才能被缝合，显然是留给每一个人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