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潘美是北宋开国功臣之一,但在陈家谷一役致杨业于死地,这一事实在史书中表达暧昧,而在民间口述历史中长期流传,并由此走样、变形,艺术形象潘仁美得以登上戏剧舞台。从历史人物潘美向戏剧形象潘仁美的嬗变过程,反映出口述历史的双重特性:口述历史往往是对官修史书的反驳、修正与补充,更能接近历史真相;同时,史书有意无意地遮蔽真相,恰恰给文学想象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在口述的场合,有时文学与历史共存于同一个母体,难解难分。
关键词:潘美;潘仁美;历史;口述历史
历史人物潘美是北宋的开国元勋之一,却被后来的杨家将戏剧塑造成迫害忠良、里通外国的“大奸臣”潘仁美,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曾认为这违反了“历史真实”?譹?訛。其实史书所记也未见得真实,绝对的历史真实永远找不到。从“口述历史”的角度看,潘杨案之所以成为民间的集体记忆必事出有因。以下从解读《宋史·杨业传》入手,进而分析潘仁美形象的形成原因,以及口述历史的特征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重新解读《宋史·杨业传》
不错,历史人物潘美被民间舆论塑造成迫害杨氏一门的“大奸臣”潘仁美,酿成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之一。对于赵宋王朝来说,潘美是“大忠臣”、“大功臣”。当潘美为赵匡胤的江山社稷南征北战、建功立业的时候,杨业还效力于北汉的末代皇帝刘继元。然而,杨业之死责任在谁?最近我细读《宋史·杨业传》,并参考前辈学者余嘉锡等人的分析,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军北伐,由于曹彬所率领的东路军失利,致使潘、杨的西路军须掩护边民后撤。当杨业提出避开辽军锋芒,采取一种稳妥的撤退方略时,遭到了王侁的激烈反对,而且出言不逊,咄咄逼人:
“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譺?訛
马邑就在当时的寰州境内,正是辽军主力所在的位置。王侁主张,不但要面对辽军主力,而且还要“鼓行而往”,制造声势。这是唯恐辽军不知道宋军所在,是有意寻找辽军主力决战。在宋军兵败如山倒、辽军气势如虹而且兵力超过宋军三倍多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作战方案,正如同飞蛾扑火、羊入狼群。所以杨业说:“不可,此必败之势也。”这时,王侁说出了足令杨业寒心而不得不战死疆场以示清白的话:“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杨业是北汉降将,这个“他志”含沙射影,暗指杨业可能又要投降辽国。这就逼得杨业不得不表态:“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问题是,在这样一场关乎全局胜负的争论中,主帅潘美竟一语不发。不表态就是支持王侁,我们看杨业挥泪出兵时潘美并不制止,就不难看出他的心思了。有人认为,级别低于杨业的王侁敢于如此嚣张,是由于杨业乃北汉降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王侁与杨业素无恩怨,没有必要这样对待一个老将。但要是有潘美撑腰,情况就不同了。那么,潘美为什么支持王侁?是看不出两种作战方案孰优孰劣,还是有意让杨业去送死?
接下来的一段描写不仅颇带悲剧色彩,而且把潘美与王侁等人“捆”到一起去了:
(业)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
杨业的话里连用了两个“诸君”。“诸君”不是一两个人,而至少是三个人。据研究,指责杨业怕死、逼迫杨业出战的,除王侁和《杨业传》中提到的刘文裕之外,还有另一个监军、佞臣侯莫陈利用?譹?訛。因此,前一个“诸君”也许不包括潘美。但杨业指着陈家谷口要求“诸君”于此处设援兵,毫无疑问主要是对潘美而言的。而潘美,则在关键时候与王侁等人撤走了援兵,表现出他与王侁的高度一致。对此还能说,逼迫杨业出战的“诸君”中没有潘美吗?
果如杨业所料,孤军深入的宋军不是辽军的对手,杨业只能浴血奋战,且战且走,向陈家谷口移动,并且抱着一线希望,能有援兵相助。但此时,潘美的大军已经撤到了宋朝的根据地代州。先是王侁派人登上托逻台瞭望两军交战的情况,以为契丹军已败走,王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接着,“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
若仅从“美不能制”四个字,可能得出潘美的过错仅在于不能控制王侁的结论。甚至还可以以北宋监军的特殊身份为由,为潘美的“不能制”辩护。但现在看来,这些论述不过皮相之谈而已,经不起深入分析。
在雍熙北伐中,潘、杨所率领的西路军总兵力不到10万人,上引王侁的话说是“领精兵数万”,指的就是西路军总兵力。杨业作为先锋能带走多少人呢?《杨业传》不载。《杨文公谈苑》作“即部帐下骑兵数百人,自石碣路趍朔州。”?譺?訛这一记载应当是可靠的。王侁率先“领兵离谷口”带走了多少人呢?他是“监军”,只有监督权而无指挥权,能带走的兵力应十分有限。而作为主帅的潘美一定掌控着绝大部分军队。如果仅仅是对王侁“不能制”,那么主帅潘美完全有权力、有实力在陈家谷口设援军。但是,他却跟王侁一道将援军撤走。潘、王的军队走了20里,就得到杨业兵败的消息,他不是赶往救援而是“即麾兵却走”,逃跑了。当杨业一边奋力苦战,一边指望救援的时候,潘美的大军却早已安然逃回了代州。
业战至陈家谷口,原定的接应处根本就没有人,于是“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杨业所说的“奸臣”究竟指谁?是否和上文所说的“诸君”一样包括潘美在内?这问题一直未有确论。若把一个完整事件分为效果和动机两部分的话,从效果看,潘美的失约撤军造成了杨业被俘,因果关系是清楚的。关键在于动机——潘美为什么要陷害杨业?后来的戏曲小说写杨七郎打擂将潘仁美的儿子潘豹打死,或者说在河东之役时杨令公(或令婆)射中潘仁美一箭,仁美公报私仇,千方百计致杨氏一门于死地。这就完全从口述历史走向了文学虚构,不可信。我认为从主观动机上说,潘美陷害杨业的原因是嫉妒。
有人认为,潘美绝不可能嫉妒杨业,因为潘美的官职比杨业高得多。其实未必。北宋初每个官员至少拥有“官号”和“差遣”两个头衔。官号又称“寄禄官”,只用来确定官员的等级,即属于几品官,据此确定这个官员应得多少俸禄。“差遣”才是他们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从“官号”来看,潘美为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韩国公,为一品。而杨业只不过是一个州的军政长官(云州观察使),为五品,最多是从四品,二人不具有可比性。但雍熙北伐前,潘美的实职是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杨业是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杨比潘少一个“都”字。雍熙北伐时,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副之。二人在实际职务上的差别并不像以往想象的那么大。只要看宋征南唐时,曹彬为主帅,潘美为副帅;征北汉时,党进为主帅,潘美为副帅,就不难窥测到潘美内心那点见不得人的花花肠子。
让杨业作潘美的副帅,堪称“破格使用”。赵光义不仅破格任用杨业,而且还对杨业作出了一项异乎寻常的赏赐,即对杨业“密封橐装,赐予甚厚”。究竟赏赐了杨业什么,谁也不知道。对一个降将如此礼遇,自然会引起一些老臣的猜忌和妒嫉。《杨业传》写道:
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余嘉锡先生分析说:“是时主将并无他人,实即潘美,史臣以美功名甚盛,故讳其姓名。”?譹?訛此言是也。比起王侁等人,潘美与“主将戍边者”更吻合。“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这种超常的信任,更加大了潘美的妒嫉心,陈家谷之役恰好给了他除掉杨业的机会。
《杨业传》中写杨业的两次落泪,颇带情感色彩,有太史公风格。有道是:“丈夫有泪不轻弹。”而杨业,这个多少次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令辽兵闻风丧胆的“杨无敌”,竟然在一天之中两次掉泪。第一次是在率军出征前,业“泣谓美曰……”,他痛陈孤军深入的无奈,要求潘美在陈家谷口设援兵予以接应。第二次是他撤到陈家谷口未见到援兵,于是“拊膺大恸”,带伤力战被俘。两次落泪相呼应,效果明显。所以,尽管作者未写潘美有意陷害杨业,但无论从情感上抑或情理上,人们都是难以原谅潘美的。
总之,从字面上看,《杨业传》写逼迫杨业出战、撤走援军的是王侁。但细细体味,作者所提供的蛛丝马迹,基本上可以组成证据链,证明潘美是王侁的后台,是致死杨业的主要责任者。想必宋太宗赵光义对此事亦心知肚明,只是碍于潘美以往的功绩,只能对他降三级,而不能给予更重的处罚罢了。
口述历史中的潘(仁)美
及其对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影响
潘美陷害杨业的历史事实,是我们“读”出来的,不是《杨业传》“写”出来的。因为,虽然作者对杨业倾注了最大的同情,但杨业死于何人之手,这层窗户纸始终未能捅破。《宋史》完成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是元朝宰相脱脱等人主持编写的,似乎已经没有必要掩盖什么,但想必它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宋朝的实录、国史等已经有意“为尊者讳”了。我们看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的《东都事略》、清徐松的《宋会要辑稿》等,也都见不到潘美陷害杨业的描写就是明证。
不过,从史书之外的笔记、诗文、戏曲中,似可窥见一些线索,不仅可为我们的上述解读提供旁证,并且可由此探讨口述历史的形成及其向文学的发展。
最早记录杨业事迹的文献,当属北宋杨亿的《杨文公谈苑》。《谈苑》为语录体,但对杨业事迹记录颇详,其中不少辞句与《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谈苑》在记录了杨业“不食三日而死”之后说:
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上闻之,侁、文裕并除名,配隶诸州。厚赎业家,录其五子,诏褒赠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
“天下冤之”以下三句为《宋史》、《长编》不载,但见于《宋会要》,应当是记载杨业之死的最早版本,为后来戏曲小说中杨业遭受迫害奠定了基调。更重要的是,按照这个记载,宋太宗惩罚责任者、厚赐杨业家属,竟是“天下冤之”所促成的。这说明民间舆论和口碑的重要性。
杨亿为北宋著名文学家,生于公元974年,“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譺?訛据此,雍熙北伐亦即杨业战死时杨亿已经13岁,并且已在宫中生活了两年。可以推断,杨业的事迹,就是杨亿在宫中听说的。此外《谈苑》乃由杨亿口述,其同乡黄鉴笔录,宋庠整理而成。宋庠《〈谈苑〉序》在谈到《谈苑》一书的成书过程时谓亿:“博物殚见,又绝人甚远。故常时与其游者,辄获异闻奇说。门生故人,往往削牍藏弆,以为谈助。”③可以推测,杨业甫一罹难,他的英勇事迹以及被陷害致死的故事,已经以口述的方式在宫内外流传开了,杨亿本人即是讲述者之一。
杨业的儿子杨延昭也是一员名将。北宋真宗以来,杨氏父子的故事一直以口述的方式广为流传。欧阳修在为杨业的侄孙杨琪写《墓志铭》时说道:“(杨业)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譹?訛这里强调的是杨业父子的抗辽事迹。从杨亿的《谈苑》到欧阳修撰写的《墓志铭》,可大体推测出,在杨业殉难后的六十余年中,民间口述的杨家将故事,尚未把潘美当作迫害忠良的元凶巨奸。
最早揭开杨业死因,把矛头指向潘美的,是宋人苏辙。公元1089年(宋元祐四年),子由使辽经过古北口,作《过杨无敌庙》诗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碧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役,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譺?訛
此诗末二句“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提示出潘美乃是陷害杨业的罪魁,应予诛之。按晋周处字“子隐”,《资治通鉴》卷八十二载:晋元康七年春,氐帅齐万年屯梁山,有众七万,征西大将军梁王司马肜、安西将军夏侯骏,使建威将军周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亡身,为国取耻。’肜、骏不听,逼遣之……自旦战至暮,斩获甚众,弦绝矢尽,救兵不至……(处)遂力战而死。朝廷虽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③余嘉锡先生分析说:“潘美时以检校太师代国公,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犹之司马肜以梁王为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也。……(王)侁辈不过区区一监军使,仅可与夏侯骏并论,恶得比之藩王为主帅者耶?子由欲诛美以慰业之忠魂,则当宋之时,无不知美实致业于死。作杂剧小说者习闻其说,故詈美不遗余力。”事实的确如此。或许从此时起,在许多人的口述历史中,潘美就是致死杨业的元凶。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民间艺人的“口无遮拦”、“信口开河”,一步一步地把历史人物潘美塑造成了文学形象、戏剧形象潘仁美,口述历史渐渐蜕变为文学。
明万历间秦淮墨客的《杨家府演义》,以宋元戏剧小说和民间传闻为基础,系统描写潘仁美为报河东之役的“一箭之仇”,逼迫杨业父子在不吉利的时辰出战,致使杨业父子身陷狼牙谷,七郎突围向潘求救兵被射死,杨业撞李陵碑身亡,潘反告杨业父子谋反,六郎亦向太宗告御状,太宗遂令党彦进捉拿仁美,寇准用计套出仁美口供,八王定计将仁美斩杀。可见,《演义》中的潘仁美,已经与历史上的潘美相距甚远了。然而即使如此,潘仁美与潘美之间的联系依然清晰可见,且看书中的一段描写:
却说仁美心欲害令公,因其临去埋伏之言,亦假意与王侁等列阵陈家谷。自寅至午,不得业之消息,使人登托逻台望之,又无所见。皆以为辽兵败走,欲争其功,即一齐离谷口,沿交河南进。行二十里,闻业战败,仁美暗喜,引诸军退回鸦岭去了。令公与萧挞懒且战且走,走至陈家谷,见无一卒,抚胸大恸,骂曰:“仁美老贼,生陷我也!” ?譼?訛
这一段描写,除杨业直接点出潘仁美的姓名,以及“仁美心欲害令公”、“仁美暗喜”等简单的心理描写之外,几乎和《宋史·杨业传》全同。然而口述历史毋须替人掩盖什么,直接揭开了某些大人物的阴暗心理,从而更加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一特点在《演义》中得到体现。
明代小说中的潘仁美形象来自宋元。宋话本已经有《杨令公》和《五郎为僧》,金院本有《打王枢密爨》,可惜都已经失传,只留下了名目,故无法判断这些作品是如何讲述潘杨一案的。潘杨故事的完整流传,最早见于元杂剧《八大王开诏救忠臣》?譽?訛。在剧中,潘仁美自始至终作为反面角色登场。明代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在本剧中都已经具备。限于篇幅,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党彦进谎称六郎在御状中告潘仁美“勾结辽兵,将元帅牌印献与了韩延寿”,仁美为表示清白,将元帅牌印交与党勘验,党遂以帅印号令三军,拿下仁美等人?譾?訛。也就是说,在元末明初,潘仁美“勾结辽兵”还是党彦进编出来骗仁美交出帅印的“谎言”,但到了《潘杨讼》等清代花部戏剧中,潘仁美真的成了勾结番邦的汉奸。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形象就这样被凝固在戏剧舞台上。
从明初开始,口述历史和戏剧已经影响到文人、史书对潘美的记载和评价。宋濂的《题崇德阁二十四功臣诗》中出现了“潘仁美”的名字,谭大初的嘉靖《南雄府志》也提到“潘仁美”伐南汉的事迹,这就把历史上的潘美和艺术形象的潘仁美相混淆了。清初王夫之《宋论》有云:“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譹?訛清章邦元《读通鉴纲目札记》卷十八,也把种师中因姚古、张灏负约不至而遭败绩与“潘美之陷杨业”相类比。可见,清初文人,已经普遍认同口述历史的说法。清顺治间,御史顾如华上奏,请罢宋朝潘美、张浚从祀,获准执行?譺?訛。张浚虽是主战派,但攻击抗金名相李纲,岳飞被害时不出手相救,在抗金战略上也犯过许多错误,属于志大才疏之辈,故而被罢从祀。而潘美被罢则必然因陷杨业之故。可见明清以来,口述历史、戏剧小说中的潘(仁)美对官方所产生的影响。
戏剧形象潘仁美的成功塑造,也影响到学术界对历史人物潘美的评价。清代戏剧理论家焦循和近世学者余嘉锡堪称其中的代表。焦循在对杨家将戏剧与正史记载进行比较后,指出史官有可能为“勋臣”潘美“粉饰”,“盖美陷业而委其罪于侁,史如其所委者书尔;而特于杨业口中出‘奸臣’二字,美之为奸臣,实以此互见之,有《春秋》之严焉。”③这种对历史人物的理性反思,竟然是出于对花部戏剧的迷恋,口述历史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余嘉锡指出杨家将故事中虽有不少属于“俗语不实,流于丹青”者,但又强调:“小说虽出于街谈巷议,然《春秋》‘攘夷’之义,诗人《匪风》《下泉》之思存焉,何可非也?”“杨家将诸剧,虽脍炙人口,然以骂潘美奸贼,为人所诟病,余以为此实元人之遗说,未必毫无所本。实一时人心之所同,故能与学者之作相表里。”这就充分肯定了口述历史在传播集体记忆、还原历史真相方面的功能。
口述历史的特点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兰·内文思(Allan Nevins)于20世纪40年代倡导建立,此后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它主要用于现当代史的整理与研究,多采用录音访谈式的方式记录有关事件当事人的口传史料,再进行整理、研究。但这一方法对我们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戏剧史研究也有莫大的启发。
毋庸置疑,人类的历史,人类有语言、文学的历史,要比有文字、文献的历史长得多。最早的历史是口述历史,最早的文学是口述文学。口头传统使得早期的文学往往与历史混沌一体,难解难分。即使到了文字被发明以后,口述历史也依然没有被废弃,无论中西都是如此。《荷马史诗》的编定者是一个盲诗人,无独有偶,《左传》、《国语》的作者也是盲人(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他们都是靠口头传说而不是靠搜集文献来写作历史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同时也就是文学。
那么,在有文字、文献的历史开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修史传统异常深厚,为什么还会产生口述历史?与文献书写的历史相比,口述历史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口述历史的产生与盛行,是史书尤其是官修史书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史书的局限性之一,是对历史真相的部分遮蔽。
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人们愈来愈落入到“文字迷信”和“文献崇拜”的陷阱。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过耳之言,不可听信。这似乎成为一条铁律。其实,即使文献中的历史也不见得真实。众所周知,孔子编《春秋》,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世史官多遵循之。尽管“秉笔直书”的写作原则也一直受到歌颂,但多数人还是采取温柔敦厚的风格,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从远古至今,大量的信息被删减、过滤、淘汰、舍弃掉了,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史书作者笔下的“历史”而已,只是支离破碎的“历史”而已。有的事情是“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永远搞不清真相了。有的事情,今天被认为是“史实”的,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新观念的产生,可能明天就不再被认为是“史实”了。鲁迅说过:“史实在不断地证明着它只是一种‘并无其事’。”?譼?訛这实在说得很深刻。
然而,越是遮掩防范,就越是能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求真求实、揭密探秘是人类的天性。于是,从某一蛛丝马迹出发,各种传说秘闻、街谈巷议,便应运而生,口述历史就这样自发、自然地产生出来。所以,口述历史往往是对正史的反驳、修正与补充,能够更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四库提要》谓《元史续编》“能据故老之传闻,揭史家未发之隐”?譹?訛,“故老之传闻”就是口述历史。可见口述历史的功能早已被旧时代学者所认同。
史书的局限性之二,是缺乏情感色彩。口述历史可以使历史更丰富、更具体、更生动、更细腻,从而与文学更贴近,甚至有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是文学。
传统看法认为,历史应该冷静、客观。然而这样一来,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一些真实、生动的细节就可能被忽略。没有任何载体能够承载无比巨大的历史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必将长期存在,历史题材的戏剧小说也必将长期存在。
古代的例子,最典型的便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笔下的历史被写得有血有肉,感情充沛。不但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都被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来,而且许多罕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宫闱秘事,甚至夫妻之间不足为外人道的私房话都被“曝光”了。屈原的故事,蔺相如的故事,荆轲刺秦、鸿门宴、赵氏孤儿的故事,迄今都没有发现更早的文献根据。可以肯定,除了已经佚失的文献之外,司马迁采用了大量的故老传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报任少卿书》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指的就是广泛搜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口头传说。《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则,写刘邦在樊哙的庇护下躲过了项庄舞剑的威胁之后: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譺?訛
刘邦和樊哙的对话是在厕所里说的,司马迁何以知晓?如果这不是太史公的杜撰,那就一定是来自口述材料③。《史记》中的不少篇章,还明显带有口述的痕迹。如《张丞相列传》写刘邦问周昌废立太子一事,有如下描述:
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二语,将周昌固执的性格、结巴的语态、窘迫的面容真实形象地再现出来,成为语言学史、文学史上的经典。而这样的经典,分明来自口头讲述。正因为司马迁大量采用了口述史料,才将一般人笔下呆板、干瘪的历史写得丰满、圆润,《史记》才获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崇高评价,其史学价值和文学成就是融为一体的。
口述历史产生和兴盛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大量文盲的存在。史书写给识字的人看,而不识字的人只能通过口耳相传了解历史。古代不识字的人占多数,这是口述历史的群众基础。
我国上古就有瞽史,就是讲唱历史的盲人。又有稗官,是史官之外专门采集民间传说的人,以往被当成“小说家”的源头?譼?訛。敦煌变文中就讲述了不少历史故事。这都可视作后世商业性“讲史”的滥觞。两宋职业化、商业性的“讲史”活动,其内容有北宋汴京的“说三分”、“卖五代史”(《东京梦华录》),南宋临安的“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梦粱录》)。这些“讲史”者就是说书人,他们要动人观听,必然极尽渲染、铺排之能事。在他们看来,一般化的东西不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欲使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只有虚构和夸张。南宋郑樵在《通志·乐略》中总结“稗官者流”的演说特点时说:“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千万言。东方朔三山之求,诸葛亮九曲之势,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譽?訛这里所说的“稗官者流”就是“讲史”者,可见宋代的口述历史已经成为以虚构为主的艺术活动。
元杂剧中有大量历史剧,这在当时是由演员装扮历史人物,以“现身说法”的形式对识字与不识字的观众口述历史的新形式,也是以审美、娱乐为目的的艺术形式。文学最忌平淡,戏剧尤其如此;传说最喜夸张,戏剧尤其如此。和“凝固”的史书相比,口述历史的特点是“流动”,容易走样、变形,而历史剧则是立体化、脸谱化的口述历史形式。“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梦粱录》语)这本来说的是宋代皮影戏的影偶雕刻,但用来总结传统戏曲的人物塑造也恰如其分。一张大白脸,加上自曝心灵的上场诗,就足以在观众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奸臣形象。忠奸对立,善恶分明,美丑映衬,是中国传统戏曲常用的艺术辩证法。这样的艺术手法可以极大地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云:
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譹?訛
王充对世俗的批评,恰好总结出中国古代口述历史与叙事文学为迎合一般人尚奇心理而产生出的过度夸饰的特点,也可以解释戏剧形象潘仁美的形成原因。在这样的民族心理与欣赏习惯之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历史人物潘美的功绩被全然不顾,其劣迹被无限夸大,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结语及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从历史人物潘美向戏剧形象潘仁美的嬗变过程的讨论,进而论及口述历史的产生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潘美是北宋开国功臣之一,但在陈家谷一役支持错误主张,逼迫杨业孤军深入,又在关键时候违约撤走援军,致使杨业殉国,事后又推托责任,诬陷杨业。这一事实在史书中表达暧昧,但在民间口述历史中长期流传,并由此走样、变形,艺术形象潘仁美得以登上传统戏剧舞台,乃至影响到文人和官方对潘美的历史评价。从历史人物潘美向戏剧形象潘仁美的嬗变过程,反映出口述历史的双重特性。
在我国古代,由于史书在承载容量及其还原历史真相方面的局限性,使口述历史得以自发、自然地产生出来。某一历史事件的最早讲述者往往是该事件的亲历者,可以是个体(例如司马迁采访的“故老”),也可以是集体无名氏(例如杨业、岳飞故事的最早讲述者)。他们均属于没有话语权的下层群众。然而,对于某一个案(例如潘杨案)来讲,原始的口述历史往往是对官修史书的反驳、修正与补充,更能接近历史真相。同时,史书有意无意地遮蔽真相,恰恰给文学想象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能够揭秘的故事是最动人的文学素材。这样,口述历史就不仅对历史学家,而且也对文学家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因而,口述历史除了依照它本身的质的规定性而存在之外,还存在着异化、蜕变为文学的可能性。在口述的场合,有时文学与历史共存于同一个母体,难解难分。
口述历史具有浓厚的文学性和戏剧性,文学、戏剧所要求的基本要素,诸如人物、事件、对话、动作、语气、冲突、性格、结局等等,在口述历史中几乎应有尽有,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历史与口述文学之间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
文献是凝固的,口述则是流动的。口述的特点是容易走样。由于口述历史可以不承担“白纸黑字”的责任,便很容易迎合听众和观众的需求,一味地求新求奇。除了主观的夸饰之外,还有不经意的“失真”。一个人所熟知的例子是:若干人列队秘密夜行,领队通过排头向后传话:“加快速度!”第一人小声说于第二人,第二人小声说于第三人,三传两传,最后传话的内容成了:“家里来人了。”所以,从口述历史演变而来的历史题材的戏剧小说,便带有先天的“失真的缺憾”,不能用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来要求。
以上是本文的结语。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作为“余论”,写在下面。
其一,文学的原始形态往往是口述的,后来再由文人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诗经》、《楚辞》、汉乐府,无不如此。唐诗、宋词、元曲原本可以歌唱,也是口述文学。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除《史记》外,也都汲取了不少口述史料。例如《晋书》大量采用《世说新语》,而《世说新语》的原始形态是口述。在志怪小说中,无论早期的《搜神记》抑或晚期的《聊斋志异》,都是从口述到文言。口述为文本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然,文本文学使口述材料更规整、更系统,语言更简练、更典雅,乃至最终定型。口述的东西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成为文本和文献。文本与口述的互相转换经常发生,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判然分明。在文本与文献中寻找口语记录,探讨口述与文本的关系,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其二,戏剧作为一种立体化的、代言体的口述艺术,最迟在汉代已经形成,只不过文本形成较晚而已。汉代的《东海黄公》,北朝的《踏摇娘》,唐代的参军戏,乃至宋杂剧、金院本,都没有完整剧本流传下来。在成熟的戏曲中,曲词一般很少改动,但说白往往即兴发挥。元刊杂剧为什么基本上没有说白?因为是口述的,没有人记录整理而已。戏曲雅化之后,出现了不许改动一字的主张。但同时,古今戏剧中都有提纲本,可由演员发挥创造。这两种现象都很值得研究,而又以演员口述更值得多下功夫研究。
其三,由于史书的局限将长期存在,这就决定了口述历史也将长期存在。全社会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要求当代的口述历史更理性、更科学、更逼真地还原历史。然而,“失真”现象依旧不可避免。口述者有选择的自由,选择便意味着舍弃。此外,遗忘、编造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口述历史一不留神就成为文学的现象也将长期存在。
其四,既然历史剧的本质是“剧”而不是“史”,当代历史题材的戏剧小说就不仅是可以虚构、杜撰,而且是必须虚构、杜撰。文学是镜中花、水中月,千万别拿它当真。一旦把文学当真,一旦被史料束缚,便必然写不出优秀的作品。如果一个作品得不到观众的认可,那决不是因为不符合历史真实,而一定是由于不符合艺术真实。
[责任编辑郑慧霞]
关键词:潘美;潘仁美;历史;口述历史
历史人物潘美是北宋的开国元勋之一,却被后来的杨家将戏剧塑造成迫害忠良、里通外国的“大奸臣”潘仁美,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曾认为这违反了“历史真实”?譹?訛。其实史书所记也未见得真实,绝对的历史真实永远找不到。从“口述历史”的角度看,潘杨案之所以成为民间的集体记忆必事出有因。以下从解读《宋史·杨业传》入手,进而分析潘仁美形象的形成原因,以及口述历史的特征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重新解读《宋史·杨业传》
不错,历史人物潘美被民间舆论塑造成迫害杨氏一门的“大奸臣”潘仁美,酿成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之一。对于赵宋王朝来说,潘美是“大忠臣”、“大功臣”。当潘美为赵匡胤的江山社稷南征北战、建功立业的时候,杨业还效力于北汉的末代皇帝刘继元。然而,杨业之死责任在谁?最近我细读《宋史·杨业传》,并参考前辈学者余嘉锡等人的分析,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军北伐,由于曹彬所率领的东路军失利,致使潘、杨的西路军须掩护边民后撤。当杨业提出避开辽军锋芒,采取一种稳妥的撤退方略时,遭到了王侁的激烈反对,而且出言不逊,咄咄逼人:
“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譺?訛
马邑就在当时的寰州境内,正是辽军主力所在的位置。王侁主张,不但要面对辽军主力,而且还要“鼓行而往”,制造声势。这是唯恐辽军不知道宋军所在,是有意寻找辽军主力决战。在宋军兵败如山倒、辽军气势如虹而且兵力超过宋军三倍多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作战方案,正如同飞蛾扑火、羊入狼群。所以杨业说:“不可,此必败之势也。”这时,王侁说出了足令杨业寒心而不得不战死疆场以示清白的话:“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杨业是北汉降将,这个“他志”含沙射影,暗指杨业可能又要投降辽国。这就逼得杨业不得不表态:“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问题是,在这样一场关乎全局胜负的争论中,主帅潘美竟一语不发。不表态就是支持王侁,我们看杨业挥泪出兵时潘美并不制止,就不难看出他的心思了。有人认为,级别低于杨业的王侁敢于如此嚣张,是由于杨业乃北汉降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王侁与杨业素无恩怨,没有必要这样对待一个老将。但要是有潘美撑腰,情况就不同了。那么,潘美为什么支持王侁?是看不出两种作战方案孰优孰劣,还是有意让杨业去送死?
接下来的一段描写不仅颇带悲剧色彩,而且把潘美与王侁等人“捆”到一起去了:
(业)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
杨业的话里连用了两个“诸君”。“诸君”不是一两个人,而至少是三个人。据研究,指责杨业怕死、逼迫杨业出战的,除王侁和《杨业传》中提到的刘文裕之外,还有另一个监军、佞臣侯莫陈利用?譹?訛。因此,前一个“诸君”也许不包括潘美。但杨业指着陈家谷口要求“诸君”于此处设援兵,毫无疑问主要是对潘美而言的。而潘美,则在关键时候与王侁等人撤走了援兵,表现出他与王侁的高度一致。对此还能说,逼迫杨业出战的“诸君”中没有潘美吗?
果如杨业所料,孤军深入的宋军不是辽军的对手,杨业只能浴血奋战,且战且走,向陈家谷口移动,并且抱着一线希望,能有援兵相助。但此时,潘美的大军已经撤到了宋朝的根据地代州。先是王侁派人登上托逻台瞭望两军交战的情况,以为契丹军已败走,王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接着,“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
若仅从“美不能制”四个字,可能得出潘美的过错仅在于不能控制王侁的结论。甚至还可以以北宋监军的特殊身份为由,为潘美的“不能制”辩护。但现在看来,这些论述不过皮相之谈而已,经不起深入分析。
在雍熙北伐中,潘、杨所率领的西路军总兵力不到10万人,上引王侁的话说是“领精兵数万”,指的就是西路军总兵力。杨业作为先锋能带走多少人呢?《杨业传》不载。《杨文公谈苑》作“即部帐下骑兵数百人,自石碣路趍朔州。”?譺?訛这一记载应当是可靠的。王侁率先“领兵离谷口”带走了多少人呢?他是“监军”,只有监督权而无指挥权,能带走的兵力应十分有限。而作为主帅的潘美一定掌控着绝大部分军队。如果仅仅是对王侁“不能制”,那么主帅潘美完全有权力、有实力在陈家谷口设援军。但是,他却跟王侁一道将援军撤走。潘、王的军队走了20里,就得到杨业兵败的消息,他不是赶往救援而是“即麾兵却走”,逃跑了。当杨业一边奋力苦战,一边指望救援的时候,潘美的大军却早已安然逃回了代州。
业战至陈家谷口,原定的接应处根本就没有人,于是“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杨业所说的“奸臣”究竟指谁?是否和上文所说的“诸君”一样包括潘美在内?这问题一直未有确论。若把一个完整事件分为效果和动机两部分的话,从效果看,潘美的失约撤军造成了杨业被俘,因果关系是清楚的。关键在于动机——潘美为什么要陷害杨业?后来的戏曲小说写杨七郎打擂将潘仁美的儿子潘豹打死,或者说在河东之役时杨令公(或令婆)射中潘仁美一箭,仁美公报私仇,千方百计致杨氏一门于死地。这就完全从口述历史走向了文学虚构,不可信。我认为从主观动机上说,潘美陷害杨业的原因是嫉妒。
有人认为,潘美绝不可能嫉妒杨业,因为潘美的官职比杨业高得多。其实未必。北宋初每个官员至少拥有“官号”和“差遣”两个头衔。官号又称“寄禄官”,只用来确定官员的等级,即属于几品官,据此确定这个官员应得多少俸禄。“差遣”才是他们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从“官号”来看,潘美为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韩国公,为一品。而杨业只不过是一个州的军政长官(云州观察使),为五品,最多是从四品,二人不具有可比性。但雍熙北伐前,潘美的实职是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杨业是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杨比潘少一个“都”字。雍熙北伐时,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副之。二人在实际职务上的差别并不像以往想象的那么大。只要看宋征南唐时,曹彬为主帅,潘美为副帅;征北汉时,党进为主帅,潘美为副帅,就不难窥测到潘美内心那点见不得人的花花肠子。
让杨业作潘美的副帅,堪称“破格使用”。赵光义不仅破格任用杨业,而且还对杨业作出了一项异乎寻常的赏赐,即对杨业“密封橐装,赐予甚厚”。究竟赏赐了杨业什么,谁也不知道。对一个降将如此礼遇,自然会引起一些老臣的猜忌和妒嫉。《杨业传》写道:
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余嘉锡先生分析说:“是时主将并无他人,实即潘美,史臣以美功名甚盛,故讳其姓名。”?譹?訛此言是也。比起王侁等人,潘美与“主将戍边者”更吻合。“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这种超常的信任,更加大了潘美的妒嫉心,陈家谷之役恰好给了他除掉杨业的机会。
《杨业传》中写杨业的两次落泪,颇带情感色彩,有太史公风格。有道是:“丈夫有泪不轻弹。”而杨业,这个多少次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令辽兵闻风丧胆的“杨无敌”,竟然在一天之中两次掉泪。第一次是在率军出征前,业“泣谓美曰……”,他痛陈孤军深入的无奈,要求潘美在陈家谷口设援兵予以接应。第二次是他撤到陈家谷口未见到援兵,于是“拊膺大恸”,带伤力战被俘。两次落泪相呼应,效果明显。所以,尽管作者未写潘美有意陷害杨业,但无论从情感上抑或情理上,人们都是难以原谅潘美的。
总之,从字面上看,《杨业传》写逼迫杨业出战、撤走援军的是王侁。但细细体味,作者所提供的蛛丝马迹,基本上可以组成证据链,证明潘美是王侁的后台,是致死杨业的主要责任者。想必宋太宗赵光义对此事亦心知肚明,只是碍于潘美以往的功绩,只能对他降三级,而不能给予更重的处罚罢了。
口述历史中的潘(仁)美
及其对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影响
潘美陷害杨业的历史事实,是我们“读”出来的,不是《杨业传》“写”出来的。因为,虽然作者对杨业倾注了最大的同情,但杨业死于何人之手,这层窗户纸始终未能捅破。《宋史》完成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是元朝宰相脱脱等人主持编写的,似乎已经没有必要掩盖什么,但想必它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宋朝的实录、国史等已经有意“为尊者讳”了。我们看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的《东都事略》、清徐松的《宋会要辑稿》等,也都见不到潘美陷害杨业的描写就是明证。
不过,从史书之外的笔记、诗文、戏曲中,似可窥见一些线索,不仅可为我们的上述解读提供旁证,并且可由此探讨口述历史的形成及其向文学的发展。
最早记录杨业事迹的文献,当属北宋杨亿的《杨文公谈苑》。《谈苑》为语录体,但对杨业事迹记录颇详,其中不少辞句与《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谈苑》在记录了杨业“不食三日而死”之后说:
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上闻之,侁、文裕并除名,配隶诸州。厚赎业家,录其五子,诏褒赠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
“天下冤之”以下三句为《宋史》、《长编》不载,但见于《宋会要》,应当是记载杨业之死的最早版本,为后来戏曲小说中杨业遭受迫害奠定了基调。更重要的是,按照这个记载,宋太宗惩罚责任者、厚赐杨业家属,竟是“天下冤之”所促成的。这说明民间舆论和口碑的重要性。
杨亿为北宋著名文学家,生于公元974年,“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譺?訛据此,雍熙北伐亦即杨业战死时杨亿已经13岁,并且已在宫中生活了两年。可以推断,杨业的事迹,就是杨亿在宫中听说的。此外《谈苑》乃由杨亿口述,其同乡黄鉴笔录,宋庠整理而成。宋庠《〈谈苑〉序》在谈到《谈苑》一书的成书过程时谓亿:“博物殚见,又绝人甚远。故常时与其游者,辄获异闻奇说。门生故人,往往削牍藏弆,以为谈助。”③可以推测,杨业甫一罹难,他的英勇事迹以及被陷害致死的故事,已经以口述的方式在宫内外流传开了,杨亿本人即是讲述者之一。
杨业的儿子杨延昭也是一员名将。北宋真宗以来,杨氏父子的故事一直以口述的方式广为流传。欧阳修在为杨业的侄孙杨琪写《墓志铭》时说道:“(杨业)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譹?訛这里强调的是杨业父子的抗辽事迹。从杨亿的《谈苑》到欧阳修撰写的《墓志铭》,可大体推测出,在杨业殉难后的六十余年中,民间口述的杨家将故事,尚未把潘美当作迫害忠良的元凶巨奸。
最早揭开杨业死因,把矛头指向潘美的,是宋人苏辙。公元1089年(宋元祐四年),子由使辽经过古北口,作《过杨无敌庙》诗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碧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役,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譺?訛
此诗末二句“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提示出潘美乃是陷害杨业的罪魁,应予诛之。按晋周处字“子隐”,《资治通鉴》卷八十二载:晋元康七年春,氐帅齐万年屯梁山,有众七万,征西大将军梁王司马肜、安西将军夏侯骏,使建威将军周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亡身,为国取耻。’肜、骏不听,逼遣之……自旦战至暮,斩获甚众,弦绝矢尽,救兵不至……(处)遂力战而死。朝廷虽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③余嘉锡先生分析说:“潘美时以检校太师代国公,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犹之司马肜以梁王为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也。……(王)侁辈不过区区一监军使,仅可与夏侯骏并论,恶得比之藩王为主帅者耶?子由欲诛美以慰业之忠魂,则当宋之时,无不知美实致业于死。作杂剧小说者习闻其说,故詈美不遗余力。”事实的确如此。或许从此时起,在许多人的口述历史中,潘美就是致死杨业的元凶。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民间艺人的“口无遮拦”、“信口开河”,一步一步地把历史人物潘美塑造成了文学形象、戏剧形象潘仁美,口述历史渐渐蜕变为文学。
明万历间秦淮墨客的《杨家府演义》,以宋元戏剧小说和民间传闻为基础,系统描写潘仁美为报河东之役的“一箭之仇”,逼迫杨业父子在不吉利的时辰出战,致使杨业父子身陷狼牙谷,七郎突围向潘求救兵被射死,杨业撞李陵碑身亡,潘反告杨业父子谋反,六郎亦向太宗告御状,太宗遂令党彦进捉拿仁美,寇准用计套出仁美口供,八王定计将仁美斩杀。可见,《演义》中的潘仁美,已经与历史上的潘美相距甚远了。然而即使如此,潘仁美与潘美之间的联系依然清晰可见,且看书中的一段描写:
却说仁美心欲害令公,因其临去埋伏之言,亦假意与王侁等列阵陈家谷。自寅至午,不得业之消息,使人登托逻台望之,又无所见。皆以为辽兵败走,欲争其功,即一齐离谷口,沿交河南进。行二十里,闻业战败,仁美暗喜,引诸军退回鸦岭去了。令公与萧挞懒且战且走,走至陈家谷,见无一卒,抚胸大恸,骂曰:“仁美老贼,生陷我也!” ?譼?訛
这一段描写,除杨业直接点出潘仁美的姓名,以及“仁美心欲害令公”、“仁美暗喜”等简单的心理描写之外,几乎和《宋史·杨业传》全同。然而口述历史毋须替人掩盖什么,直接揭开了某些大人物的阴暗心理,从而更加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一特点在《演义》中得到体现。
明代小说中的潘仁美形象来自宋元。宋话本已经有《杨令公》和《五郎为僧》,金院本有《打王枢密爨》,可惜都已经失传,只留下了名目,故无法判断这些作品是如何讲述潘杨一案的。潘杨故事的完整流传,最早见于元杂剧《八大王开诏救忠臣》?譽?訛。在剧中,潘仁美自始至终作为反面角色登场。明代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在本剧中都已经具备。限于篇幅,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党彦进谎称六郎在御状中告潘仁美“勾结辽兵,将元帅牌印献与了韩延寿”,仁美为表示清白,将元帅牌印交与党勘验,党遂以帅印号令三军,拿下仁美等人?譾?訛。也就是说,在元末明初,潘仁美“勾结辽兵”还是党彦进编出来骗仁美交出帅印的“谎言”,但到了《潘杨讼》等清代花部戏剧中,潘仁美真的成了勾结番邦的汉奸。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形象就这样被凝固在戏剧舞台上。
从明初开始,口述历史和戏剧已经影响到文人、史书对潘美的记载和评价。宋濂的《题崇德阁二十四功臣诗》中出现了“潘仁美”的名字,谭大初的嘉靖《南雄府志》也提到“潘仁美”伐南汉的事迹,这就把历史上的潘美和艺术形象的潘仁美相混淆了。清初王夫之《宋论》有云:“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譹?訛清章邦元《读通鉴纲目札记》卷十八,也把种师中因姚古、张灏负约不至而遭败绩与“潘美之陷杨业”相类比。可见,清初文人,已经普遍认同口述历史的说法。清顺治间,御史顾如华上奏,请罢宋朝潘美、张浚从祀,获准执行?譺?訛。张浚虽是主战派,但攻击抗金名相李纲,岳飞被害时不出手相救,在抗金战略上也犯过许多错误,属于志大才疏之辈,故而被罢从祀。而潘美被罢则必然因陷杨业之故。可见明清以来,口述历史、戏剧小说中的潘(仁)美对官方所产生的影响。
戏剧形象潘仁美的成功塑造,也影响到学术界对历史人物潘美的评价。清代戏剧理论家焦循和近世学者余嘉锡堪称其中的代表。焦循在对杨家将戏剧与正史记载进行比较后,指出史官有可能为“勋臣”潘美“粉饰”,“盖美陷业而委其罪于侁,史如其所委者书尔;而特于杨业口中出‘奸臣’二字,美之为奸臣,实以此互见之,有《春秋》之严焉。”③这种对历史人物的理性反思,竟然是出于对花部戏剧的迷恋,口述历史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余嘉锡指出杨家将故事中虽有不少属于“俗语不实,流于丹青”者,但又强调:“小说虽出于街谈巷议,然《春秋》‘攘夷’之义,诗人《匪风》《下泉》之思存焉,何可非也?”“杨家将诸剧,虽脍炙人口,然以骂潘美奸贼,为人所诟病,余以为此实元人之遗说,未必毫无所本。实一时人心之所同,故能与学者之作相表里。”这就充分肯定了口述历史在传播集体记忆、还原历史真相方面的功能。
口述历史的特点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兰·内文思(Allan Nevins)于20世纪40年代倡导建立,此后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它主要用于现当代史的整理与研究,多采用录音访谈式的方式记录有关事件当事人的口传史料,再进行整理、研究。但这一方法对我们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戏剧史研究也有莫大的启发。
毋庸置疑,人类的历史,人类有语言、文学的历史,要比有文字、文献的历史长得多。最早的历史是口述历史,最早的文学是口述文学。口头传统使得早期的文学往往与历史混沌一体,难解难分。即使到了文字被发明以后,口述历史也依然没有被废弃,无论中西都是如此。《荷马史诗》的编定者是一个盲诗人,无独有偶,《左传》、《国语》的作者也是盲人(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他们都是靠口头传说而不是靠搜集文献来写作历史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同时也就是文学。
那么,在有文字、文献的历史开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修史传统异常深厚,为什么还会产生口述历史?与文献书写的历史相比,口述历史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口述历史的产生与盛行,是史书尤其是官修史书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史书的局限性之一,是对历史真相的部分遮蔽。
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人们愈来愈落入到“文字迷信”和“文献崇拜”的陷阱。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过耳之言,不可听信。这似乎成为一条铁律。其实,即使文献中的历史也不见得真实。众所周知,孔子编《春秋》,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世史官多遵循之。尽管“秉笔直书”的写作原则也一直受到歌颂,但多数人还是采取温柔敦厚的风格,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从远古至今,大量的信息被删减、过滤、淘汰、舍弃掉了,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史书作者笔下的“历史”而已,只是支离破碎的“历史”而已。有的事情是“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永远搞不清真相了。有的事情,今天被认为是“史实”的,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新观念的产生,可能明天就不再被认为是“史实”了。鲁迅说过:“史实在不断地证明着它只是一种‘并无其事’。”?譼?訛这实在说得很深刻。
然而,越是遮掩防范,就越是能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求真求实、揭密探秘是人类的天性。于是,从某一蛛丝马迹出发,各种传说秘闻、街谈巷议,便应运而生,口述历史就这样自发、自然地产生出来。所以,口述历史往往是对正史的反驳、修正与补充,能够更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四库提要》谓《元史续编》“能据故老之传闻,揭史家未发之隐”?譹?訛,“故老之传闻”就是口述历史。可见口述历史的功能早已被旧时代学者所认同。
史书的局限性之二,是缺乏情感色彩。口述历史可以使历史更丰富、更具体、更生动、更细腻,从而与文学更贴近,甚至有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是文学。
传统看法认为,历史应该冷静、客观。然而这样一来,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一些真实、生动的细节就可能被忽略。没有任何载体能够承载无比巨大的历史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必将长期存在,历史题材的戏剧小说也必将长期存在。
古代的例子,最典型的便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笔下的历史被写得有血有肉,感情充沛。不但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都被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来,而且许多罕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宫闱秘事,甚至夫妻之间不足为外人道的私房话都被“曝光”了。屈原的故事,蔺相如的故事,荆轲刺秦、鸿门宴、赵氏孤儿的故事,迄今都没有发现更早的文献根据。可以肯定,除了已经佚失的文献之外,司马迁采用了大量的故老传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报任少卿书》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指的就是广泛搜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口头传说。《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则,写刘邦在樊哙的庇护下躲过了项庄舞剑的威胁之后: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譺?訛
刘邦和樊哙的对话是在厕所里说的,司马迁何以知晓?如果这不是太史公的杜撰,那就一定是来自口述材料③。《史记》中的不少篇章,还明显带有口述的痕迹。如《张丞相列传》写刘邦问周昌废立太子一事,有如下描述:
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二语,将周昌固执的性格、结巴的语态、窘迫的面容真实形象地再现出来,成为语言学史、文学史上的经典。而这样的经典,分明来自口头讲述。正因为司马迁大量采用了口述史料,才将一般人笔下呆板、干瘪的历史写得丰满、圆润,《史记》才获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崇高评价,其史学价值和文学成就是融为一体的。
口述历史产生和兴盛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大量文盲的存在。史书写给识字的人看,而不识字的人只能通过口耳相传了解历史。古代不识字的人占多数,这是口述历史的群众基础。
我国上古就有瞽史,就是讲唱历史的盲人。又有稗官,是史官之外专门采集民间传说的人,以往被当成“小说家”的源头?譼?訛。敦煌变文中就讲述了不少历史故事。这都可视作后世商业性“讲史”的滥觞。两宋职业化、商业性的“讲史”活动,其内容有北宋汴京的“说三分”、“卖五代史”(《东京梦华录》),南宋临安的“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梦粱录》)。这些“讲史”者就是说书人,他们要动人观听,必然极尽渲染、铺排之能事。在他们看来,一般化的东西不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欲使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只有虚构和夸张。南宋郑樵在《通志·乐略》中总结“稗官者流”的演说特点时说:“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千万言。东方朔三山之求,诸葛亮九曲之势,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譽?訛这里所说的“稗官者流”就是“讲史”者,可见宋代的口述历史已经成为以虚构为主的艺术活动。
元杂剧中有大量历史剧,这在当时是由演员装扮历史人物,以“现身说法”的形式对识字与不识字的观众口述历史的新形式,也是以审美、娱乐为目的的艺术形式。文学最忌平淡,戏剧尤其如此;传说最喜夸张,戏剧尤其如此。和“凝固”的史书相比,口述历史的特点是“流动”,容易走样、变形,而历史剧则是立体化、脸谱化的口述历史形式。“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梦粱录》语)这本来说的是宋代皮影戏的影偶雕刻,但用来总结传统戏曲的人物塑造也恰如其分。一张大白脸,加上自曝心灵的上场诗,就足以在观众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奸臣形象。忠奸对立,善恶分明,美丑映衬,是中国传统戏曲常用的艺术辩证法。这样的艺术手法可以极大地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云:
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譹?訛
王充对世俗的批评,恰好总结出中国古代口述历史与叙事文学为迎合一般人尚奇心理而产生出的过度夸饰的特点,也可以解释戏剧形象潘仁美的形成原因。在这样的民族心理与欣赏习惯之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历史人物潘美的功绩被全然不顾,其劣迹被无限夸大,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结语及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从历史人物潘美向戏剧形象潘仁美的嬗变过程的讨论,进而论及口述历史的产生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潘美是北宋开国功臣之一,但在陈家谷一役支持错误主张,逼迫杨业孤军深入,又在关键时候违约撤走援军,致使杨业殉国,事后又推托责任,诬陷杨业。这一事实在史书中表达暧昧,但在民间口述历史中长期流传,并由此走样、变形,艺术形象潘仁美得以登上传统戏剧舞台,乃至影响到文人和官方对潘美的历史评价。从历史人物潘美向戏剧形象潘仁美的嬗变过程,反映出口述历史的双重特性。
在我国古代,由于史书在承载容量及其还原历史真相方面的局限性,使口述历史得以自发、自然地产生出来。某一历史事件的最早讲述者往往是该事件的亲历者,可以是个体(例如司马迁采访的“故老”),也可以是集体无名氏(例如杨业、岳飞故事的最早讲述者)。他们均属于没有话语权的下层群众。然而,对于某一个案(例如潘杨案)来讲,原始的口述历史往往是对官修史书的反驳、修正与补充,更能接近历史真相。同时,史书有意无意地遮蔽真相,恰恰给文学想象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能够揭秘的故事是最动人的文学素材。这样,口述历史就不仅对历史学家,而且也对文学家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因而,口述历史除了依照它本身的质的规定性而存在之外,还存在着异化、蜕变为文学的可能性。在口述的场合,有时文学与历史共存于同一个母体,难解难分。
口述历史具有浓厚的文学性和戏剧性,文学、戏剧所要求的基本要素,诸如人物、事件、对话、动作、语气、冲突、性格、结局等等,在口述历史中几乎应有尽有,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历史与口述文学之间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
文献是凝固的,口述则是流动的。口述的特点是容易走样。由于口述历史可以不承担“白纸黑字”的责任,便很容易迎合听众和观众的需求,一味地求新求奇。除了主观的夸饰之外,还有不经意的“失真”。一个人所熟知的例子是:若干人列队秘密夜行,领队通过排头向后传话:“加快速度!”第一人小声说于第二人,第二人小声说于第三人,三传两传,最后传话的内容成了:“家里来人了。”所以,从口述历史演变而来的历史题材的戏剧小说,便带有先天的“失真的缺憾”,不能用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来要求。
以上是本文的结语。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作为“余论”,写在下面。
其一,文学的原始形态往往是口述的,后来再由文人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诗经》、《楚辞》、汉乐府,无不如此。唐诗、宋词、元曲原本可以歌唱,也是口述文学。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除《史记》外,也都汲取了不少口述史料。例如《晋书》大量采用《世说新语》,而《世说新语》的原始形态是口述。在志怪小说中,无论早期的《搜神记》抑或晚期的《聊斋志异》,都是从口述到文言。口述为文本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然,文本文学使口述材料更规整、更系统,语言更简练、更典雅,乃至最终定型。口述的东西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成为文本和文献。文本与口述的互相转换经常发生,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判然分明。在文本与文献中寻找口语记录,探讨口述与文本的关系,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其二,戏剧作为一种立体化的、代言体的口述艺术,最迟在汉代已经形成,只不过文本形成较晚而已。汉代的《东海黄公》,北朝的《踏摇娘》,唐代的参军戏,乃至宋杂剧、金院本,都没有完整剧本流传下来。在成熟的戏曲中,曲词一般很少改动,但说白往往即兴发挥。元刊杂剧为什么基本上没有说白?因为是口述的,没有人记录整理而已。戏曲雅化之后,出现了不许改动一字的主张。但同时,古今戏剧中都有提纲本,可由演员发挥创造。这两种现象都很值得研究,而又以演员口述更值得多下功夫研究。
其三,由于史书的局限将长期存在,这就决定了口述历史也将长期存在。全社会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要求当代的口述历史更理性、更科学、更逼真地还原历史。然而,“失真”现象依旧不可避免。口述者有选择的自由,选择便意味着舍弃。此外,遗忘、编造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口述历史一不留神就成为文学的现象也将长期存在。
其四,既然历史剧的本质是“剧”而不是“史”,当代历史题材的戏剧小说就不仅是可以虚构、杜撰,而且是必须虚构、杜撰。文学是镜中花、水中月,千万别拿它当真。一旦把文学当真,一旦被史料束缚,便必然写不出优秀的作品。如果一个作品得不到观众的认可,那决不是因为不符合历史真实,而一定是由于不符合艺术真实。
[责任编辑郑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