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诚信缺失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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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诚信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政府和企业双方的共同努力,企业必须明确诚信行为对企业商誉的增值作用,在企业运行中贯彻诚信思想、诚信行为。政府应当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市场信用評价体系,保障舆论披露。同时要为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设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机制,加大对于市场不诚信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有效度,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诚信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基石
  
  诚信是社会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伦理价值需求。当今社会,随着交换关系的日趋复杂,市场主体对诚信的需求也日趋强烈。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而企业诚信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诚信是企业的一种生产力,也是企业提升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而在现实中,我国企业信用缺失的现象非常严重,假冒伪劣商品、企业账务信息造假、债务拖延纠纷等层出不穷。经济行为的不诚信也就逐渐滋生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人的不诚信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诚信环境的构建。在构建诚信社会的过程中,企业的诚信体系构建是十分重要、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越发达就越要求诚实守信,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标志。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建立有良好的诚信道德风尚、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有信任感的经济体制。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经营者,能否获得市场的信任,不仅取决于其经营能力,更加取决于其诚信程度;作为借贷者,能否获得债权人的信任,也不仅取决于其偿还能力,而且取决于其信用度;作为代理者,支配运用他人资本能否获得信任,不仅取决于其依据合同承担资产经营的责任和能力,而且取决于他的忠诚度。随着电子商务、网络交易和期货交易等新的交易方式的兴起,交易者的虚拟化使得诚信在保证市场交易、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要想构建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必须保证关系每个社会人的市场体系能够有序运行,而要想构建有序的市场运行体系,市场诚信的构建则是重中之重。
  
  我国市场经济中企业诚信的缺失
  
  不信守合同行为普遍。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计,目前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有40亿份,合同涉及的金额达140亿美元,但只有五成的合同履约。另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最新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到2001年底,全国拖欠工程款达到2787亿元,占当年建筑业总产值的18.1%,2002年拖欠工程款的增势不减。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企业“三角债”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逃、废债务行为常见。许多企业在银行贷款后,不仅长期拖欠不还,而且以各种借口与理由逃债、甩债、废债,导致银行贷款中的死账、坏账、呆账、烂账大量增加,从而使银行经营背上沉重的包袱。
  假冒伪劣活动猖獗。市场中的注水肉、黑心棉、陈馅月饼、假文凭、假农药、假种子,时见报端,不法厂商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质量欺诈、商标侵权、专利侵权的范围已渗透到了生产、销售、融资、借贷等各个方面。当前制假售假现象不仅表现出数量巨大、品种繁多、范围广泛、后果严重的特点,而且已经明显呈现集团化、区域化的发展趋势,甚至出现产供销“一条龙”的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制假售假总体现状的全国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市场上的制假售假现象的危害程度已超过商品走私,成为仅次于贩毒的第二大社会公害。
  信息欺诈层出不穷。中介机构活动中的虚假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时有曝光或被揭露。股市欺诈手法可谓层出不穷,如虚假包装上市,披露虚假会计信息,股市“黑幕”操纵,利用增发、配股、可转换债券等融资方式,行“圈钱”之实等。这些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各种虚假广告铺天盖地,大话、空话、假话,令人眼花缭乱。
  企业财务作假,财务失真现象严重。在企业的财务工作中,许多企业作假账、搞两本账,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比较普遍。这样的企业一般有两本账本,两本假账,各有妙用:一本是亏损账本,主要是给税务部门审查,其目的是偷税漏税;另一本则是赢利账本,主要是给银行查阅,其目的是为了骗取贷款。我国部分企业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企业作假账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的致命毒瘤。
  
  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探析
  
  一是企业应对市场经济经验不足。中国的企业发展历程曾随着建国初期政治运动的进行而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企业才再度开始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企业经营者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当时的企业与现在所谈到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去甚远。中国企业的发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群胆子大、社会经验丰富、能够吃苦耐劳的人为了挣钱而组成的大作坊,这就使得中国的企业天生就存在着异乎寻常的逐利性。
  由于中国企业的整体发展时间较短,于是很少有中国企业能够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进行周密适度的管理,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企业管理中的漏洞,防止假冒伪劣等各种不诚信的行为出现。
  同时,受到早期企业经营思想的影响,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讲效益就是惟利是图,讲竞争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要规则,加之造假成本低,因此,相当一部分经济主体为了追逐利润而走入缺德经营、违法经营的误区,干起了损人利己的蠢事。很多企业经营者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商誉对于企业发展的巨大作用,英籍美国学者查尔斯·汉普顿和阿尔方斯·特龙佩纳对美、英、德、意、瑞典、日本、新加坡等12个国家15000名企业经理的调查指出,曾经不诚信行为获取利润的企业其经营成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因为在现在社会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度也在不断增强,企业一旦有不诚信经营行为产生,很快就会被曝光,那么企业最为重要的无形资产——商誉就会受到重创,企业在市场中因此而受到的各种阻力都会增加其经营成本。
  二是政府公权力的滥用。政府是企业正常运行的护航者,而在现如今的市场经济中,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一己之私而滥用政府公权干预市场正常运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暂时的利益对违约、欺诈、假冒伪劣、偷税骗税、走私骗汇等反经济信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鼓励造假贩假,有关部门去查处地方政府还帮助他们通风报信,把假的都隐藏起来,等执法部门走了以后又故伎重演。尤其是经济滞后、人才匮乏、资金设备短缺的地区,他们也想发展、想发财,最简便的方法就是造假。
  造假的滋长源于地方管理对致富热情的疏导不力,而打假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法律惩罚软弱和执法不力。所以,造假售假与护假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反映的却是行政管理和法律执行的体制问题。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往往要看他在任期间的财政税收、经济景气等指标,这就可能造成一部分人急于求成、急功近利。造假经济能够营造一时的“繁荣”,造假者的利益一旦和地方利益挂起钩来,打假打的就是地方经济,所以就出现了地方官员对打假不表态、不到场、不支持或阳奉阴违的消极对抗。
  三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大家的共识,是社会中人们普遍的道德准绳。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将经济发展作为国策进行鼓励,逐利成了人们的共同行为,财富成了评判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一时间创收浪潮席卷全国,下海经商蔚然成风。“利”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义”。后来经过政府导向的调整,举国言“利”的情况才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各地区各行业兴办实业需要经济支持,即使干部的评价晋升也往往以发展经济创收利益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因此,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更提出了“以德治国”,但是仍然没有扭转重利而轻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要能为地方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它的不诚信行为就能够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相对应的,企业的不诚信行为也会因为有相关部门的庇护而变本加厉。所以从根本上遏制社会不诚信问题,还需要从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角度加以考虑。
  
  构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诚信
  
  企业诚信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政府和企业双方的共同努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任何经济行为都对整个社会运行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企业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深刻的认识到企业诚信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明确诚信行为对企业无形资产——商誉的增值作用,在企业运行中贯彻诚信思想、诚信行为。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调节者与引导者,应当致力于建立一套完善的市场信用评价体系,保障舆论披露。同时要为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设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机制,加大对市场不诚信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有效度,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第一,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并强化全社会、特别是企业经营者、经理人的商誉意识和经济信用意识。商誉意识和经济信用意识是建立在社会公平交易、公正交易基础之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虚假广告坑害消费者是违背公平交易、公正交易的结果。要铲除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虚假广告坑害消费者的现象,就必须从思想到制度建立和强化人们的公平交易、公正交易意识。要让更多的企业经营者、经理人认识到:重视企业商誉和企业信用,可以赢得更多的合作者,赢得他们更多的信赖和支持。同时,要让更多的企业经营者、经理人认识到:企业讲商誉、讲信用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商机和企业效益。
  要让更多的企业经营者、经理人认识到:维护企业商誉和企业信用应当成为每个企业的绝对使命。因为市场不诚信行为违反“帕累托效率”。从福利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效率概念对经济中所有成员福利状况的关系有密切联系。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任何他人境况变坏的条件下使得自己境况变得更好,那么,这时的资源配置被称为“帕累托效率最优配置”,或称获得了“帕累托效率”。从帕累托效率的最初应用来看,它支持了西方福利经济学的观点。而实际上它隐含了对企业商誉、企业信用的价值判断: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一个人的最优只有在不影响他人的最优时,也就是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能够增加全社会的经济利益时,这才是合乎企业商誉、企业信用和企业伦理的资源最优配置状态;相反,如果一个人的最优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实现的,这时并未给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带来任何改善,这种状况是违反企业商誉、企业信用和企业伦理的。企业的市场不诚信行为违反“成本——效率”原则,它的不合理性突出地表现在“成本支付的外部性”和“利益独占”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维度看,厂商从事任何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都必定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成本和效益的对称性,既是经济行为的客观要求,也是公平交易、公正交易的表现。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建立在经济伦理基础上的企业活动有利于企业商誉的提高。现代企业的竞争不仅要进行质量竞争、价格竞争、服务竞争,而且存在商誉竞争,商誉的核心是信用和公正。
  第二,加大执法力度,实施打假、防伪、杜绝虚假广告的系统工程和网络打假。要继续深入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活动的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和逃汇骗汇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坚持不懈地打击走私贩私违法犯罪活动。打假、防伪、杜绝虚假广告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是承担这个系统工程的三大主力,如何协调三方共同行动,更有效地进行打假、防伪工作,这需要建立能协调政府管理部门、企业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打假防伪行动的平台。
  据国家工商部门的披露,国内的100家大小型造假售假厂商有20%已经用上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来开展虚假广告、网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犯罪活动。造假和防伪的相互对峙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止,也永远不会结束,由于以企业形式建立的防伪平台经常受到市场经济波动、资金和企业管理方面等的影响,使其相应的技术更新、功能扩展、防伪体系认证、防伪能力等受到制约,防伪技术发展相对滞后,而随着防伪技术逐渐成型,丰厚的经济利益驱使了各类商家纷纷涌入防伪技术行业,防伪技术也被盗版。因此必须及时地进行技术创新,淘汰已经陈旧的防伪技术,利用网络的优势,加强防伪技术平台功能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发挥政府对行业领导的优势,集合国家的资源来开发新的防伪技术平台,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功能强大、便捷的防伪技术平台和通道。目前相关部门已经联合推出了中国商品防偽网络系统工程,较好地融合了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密码防伪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一体,通过免费的声讯电话网络和互联网站两大服务平台,以满足企业和消费者的防伪需求。
  第三,加强社会舆论监督,营造健康的诚信环境。我们要通过现代诚信制度,催生出崭新的诚信理念,形成一种重诚信的社会氛围,使社会公众良好的诚信理念成为市场交易运行的可靠保证。充分运用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向包括企业在内的广大社会个体宣讲诚实守信的重要性,争取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信守诺言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加强教育宣传的力度,提高全社会企业经营诚信的水准。并且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在监督、揭露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在最短的时间内曝光企业的各类市场不诚信行为,利用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优势,引导“商誉”成为现代市场竞争中企业不可忽视的市场元素。
  第四,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完善企业诚信评级体系。我们要建立专门的企业诚信评级机构,设置合理的评级标准,对企业的资信状况进行评价,正确分析企业的诚信行为,从而获得其偿债能力。根据诚信状况的信息确定信用等级,并评估其经济活动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决策单位可依据信誉等级获得相关的信息。同时,要使企业认识到企业的诚信也是企业的生产力。它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第五,提升政府的协调能力,建立企业的信用档案。政府作为营造诚信环境的主体,在治理企业诚信问题的过程中应起到积极的协调、引导作用,特别要强调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在建立失信约束机制方面的责任,从而加快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文化,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信用秩序。同时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改变行为方式,通过完善立法,为商业化的信用机构在市场上开展信息的搜寻、保存、评估及相关的服务提供基本法律依据。由政府协调,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代码,汇集企业资信的征信便以评估、查询、公示,形成完整的信息体系,建立各类企业的社会整体信用数据库。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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