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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今天，对一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评估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先构建出了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并以我国为例，依据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的数据，选取了口岸效率指数、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制度环境指数和电子商务环境指数四个一级指标并对应选取了8个二级指标，通过对每个二级指标排名的了解，选取出每项二级指标的最大值，用于我国二级指标的标准化处理，随后对标准化后的二级指标进行简单的加权平均，得出与之相对应的一级指标，最后赋予每个一级指标不同的权重，计算得出我国2016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这对了解我国目前的贸易便利化程度以及为今后计算TF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极大的作用。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指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引言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对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定量地评估，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角度都具有重大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业务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地进步。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809亿美元增加到4.1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然而近年来全球经济放缓，在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日益提高的趋势下，通过推进贸易便利化以提高贸易效率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本文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借鉴Wilson（2003）的研究方法，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中的数据进行选取和处理，最终得出贸易便利化的评估结果。通过量化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我们可以对一国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无论对于本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关联企业还是国外投资者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为例，利用构建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出2016年我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TFI），这为以后测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指数提供了借鉴。此外，在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中贸易便利化指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由此可见对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评估十分必要。
二、贸易便利化概述
贸易便利化的理论来源于亞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斯密反对重商主义，他认为贸易双方至少在一种生产要素上具有绝对优势才可以进行贸易。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一国应该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瑞典的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H-0要素禀赋理论，克服了比较优势理论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的限制，指出一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由于不同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等）的充裕和匮乏程度决定的，由此他们提出了资本密集型国家和劳动密集型国家。
贸易便利化一词在各种文献中层出不穷，然而在世界范围对其尚无统一的定义。尽管各国学者对贸易便利化的定义有所出入，但他们对其基本精神的领悟是相同的，即：简化和协调贸易程序，加速要素跨境的流通。简而言之，贸易便利化就是简化国际贸易中涉及到的规章制度和相关程序，完善基础设施，通过不断标准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贸易便利化主要是从降低贸易成本的角度来促进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一直以来不断努力的方向。
三、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相较于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而言更具有普适性，也更为全面，有助于一国更好地了解自身的不足以及其在全球所处的位置。本文在John.S.Wilson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四个一级指标及其对应的二级指标，数据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这四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口岸效率指数X1、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X2、制度环境指数X3和电子商务环境指数X4。
1.口岸效率指数。口岸效率指数主要是通过港口基础设施指数和航空运输基础设施指数来反映。货物的通关过境时间往往取决于货物在口岸停留的时间，进而影响到贸易便利化水平。口岸效率指数和贸易便利化程度呈正相关。货物通关时间越短，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口岸效率指数越高。
1.1港口基础设施指数（X11）。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2.04 “Quality of port infrastructure”，数据范围为1-7分，分数越高表明一国的基础设施质量越好。港口基础设施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是荷兰，分数为6.8分，中国分数为4.6分，排名第43位。
1.2航空运输基础设施指数（X12）。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2.05 “Quality of ai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数据范围为1-7分，数字越大表明一国的航空基础设施越完善。航空运输基础设施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分数为6.9分，中国分数为4.8分，位列第49名。
2.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主要是通过贸易壁垒的盛行和海关程序的效率水平来反映，可以衡量出海关进行征税时的透明度、企业的关税成本。海关和贸易政策对于进出口货物出入境有着直接的促进或限制作用。一国的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越大，则一国贸易壁垒对商品贸易的影响越小。
2.1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盛行（X21）。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6.09 “Prevalence of non-tariff barrier”，数据范围为1-7分，数字越大表明在该国通关越容易。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盛行得分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分数为5.8分，中国分数为4.3分，位列第78名。
2.2海关程序的效率水平（X22）。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6.13 “Burden of customs procedures”，数据范围为1-7分，得分越高则一国海关效率水平越高。海关程序的效率水平得分最高的国家是香港地区，分数为6.2分，中国分数为4.4分，位列第55名。 3.制度环境指数。制度环境指数上主要是通过不合法收入指数和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指数来反应，其表现出国家或者地区政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有助于揭示贸易便利化实现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指数越大，表明一国拥有清晰的法规制度，不合法收入较少出现。
3.1不合法收入指数（X31）。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1.05 “Irregular payments and bribes”，數据范围为1-7分，数字越大表明一国的法律法规越健全。不合法收入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是芬兰，分数为6.8分，中国分数为4.3分，位列第54名。
3.2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指数（X32）。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1.12 “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数据范围为1-7分，数字越大则一国的政策透明度越高。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分数为6.3分，中国分数为4.6分，位列第40名。
4.电子商务环境指数。电子商务环境指数主要是通过最新技术可获得性和每百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来反映。电子商务环境指数主要是反映互联网技术运用情况和网络通信的普及程度。电子商务环境指数越大说明一国互联网应用越广泛。
4.1最新技术可获得性（X41）。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9.01“Availability of latest technologies”，数据范围为1-7分，分数越高则越容易获得最新技术。最新技术可获得性得分最高的国家是芬兰，分数为6.6分，中国分数为4.5分，位列第81名。
4.2每百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X42）。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9.04“Internet users（%pop）”，数据范围为0-100，数字对应的是一国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每百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冰岛，指数为98.2，中国指数为50.3，位列第77名。
四、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在贸易便利化的测评体系中，由于数据的取值范围存在差异，为了计算贸易便利化指数，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公式对中国对应的二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选取的是每个二级指标的最大值，即每个二级指标排名第一的国家对应的分数。
2.数据的加权平均。
口岸效率指数：X1=（X11+X12）/2=（0.6765+0.6957）=0.6861
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X2=（X21+X22）/2=（0.7414+0.7097）=0.7256
制度环境指数：X3=（X31+X32）/2=（0.6324+0.7302）=0.6813
电子商务环境指数：X4=（X41+X42）/2=（0.6818+0.5122）=0.597
3.赋予一级指标权重。在贸易便利化指数的计算过程中，四个一级指标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本文依据孔庆峰（2015）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赋予经过处理的一级指标不同的权重，分别为：0.174、0.192、0.267和0.366。由此可以计算得出我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
TFI=0.6861*0.174+0.7256*0.192+0.6813*0.267+0.597*0.366=0.6591
五、贸易便利化评估结果
通过构建出贸易便利化体系以及对来源于《2016-2017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数据进行处理，本文以我国为例，计算出了我国2016年的贸易便利化指数（TFI），结果为0.6591。因为本文篇幅有限，仅以我国一国为例计算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所以我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无法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参照李婷（2015）依据2009-2012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给出贸易便利化水平范围，可以判断出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一般，同贸易便利化发展较好的国家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通过8个二级指标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在最新技术可获得性以及不合法指数收入等方面表现较差。
本文收集到的二级指标有限，不能囊括所有与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关的指标，并且我国的TFI不能反应出我国较之前年度的进步以及我国东西部之间贸易便利化水平巨大的差异。但是本文所构建的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和所采用的数据处理方法，较好地计算出了我国的TFI，为后续研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定量处理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段景辉，黄丙志. 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研究[J]. 科学发展，2011，07：46-52.
[2]甄滢. 中国贸易便利化测度及国际比较[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5.
作者简介：张瑶琪（1993—）女。籍贯：安徽省滁州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指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引言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对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定量地评估，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角度都具有重大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业务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地进步。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809亿美元增加到4.1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然而近年来全球经济放缓，在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日益提高的趋势下，通过推进贸易便利化以提高贸易效率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本文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借鉴Wilson（2003）的研究方法，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中的数据进行选取和处理，最终得出贸易便利化的评估结果。通过量化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我们可以对一国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无论对于本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关联企业还是国外投资者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为例，利用构建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出2016年我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TFI），这为以后测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指数提供了借鉴。此外，在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中贸易便利化指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由此可见对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评估十分必要。
二、贸易便利化概述
贸易便利化的理论来源于亞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斯密反对重商主义，他认为贸易双方至少在一种生产要素上具有绝对优势才可以进行贸易。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一国应该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瑞典的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H-0要素禀赋理论，克服了比较优势理论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的限制，指出一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由于不同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等）的充裕和匮乏程度决定的，由此他们提出了资本密集型国家和劳动密集型国家。
贸易便利化一词在各种文献中层出不穷，然而在世界范围对其尚无统一的定义。尽管各国学者对贸易便利化的定义有所出入，但他们对其基本精神的领悟是相同的，即：简化和协调贸易程序，加速要素跨境的流通。简而言之，贸易便利化就是简化国际贸易中涉及到的规章制度和相关程序，完善基础设施，通过不断标准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贸易便利化主要是从降低贸易成本的角度来促进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一直以来不断努力的方向。
三、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相较于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而言更具有普适性，也更为全面，有助于一国更好地了解自身的不足以及其在全球所处的位置。本文在John.S.Wilson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四个一级指标及其对应的二级指标，数据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这四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口岸效率指数X1、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X2、制度环境指数X3和电子商务环境指数X4。
1.口岸效率指数。口岸效率指数主要是通过港口基础设施指数和航空运输基础设施指数来反映。货物的通关过境时间往往取决于货物在口岸停留的时间，进而影响到贸易便利化水平。口岸效率指数和贸易便利化程度呈正相关。货物通关时间越短，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口岸效率指数越高。
1.1港口基础设施指数（X11）。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2.04 “Quality of port infrastructure”，数据范围为1-7分，分数越高表明一国的基础设施质量越好。港口基础设施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是荷兰，分数为6.8分，中国分数为4.6分，排名第43位。
1.2航空运输基础设施指数（X12）。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2.05 “Quality of ai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数据范围为1-7分，数字越大表明一国的航空基础设施越完善。航空运输基础设施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分数为6.9分，中国分数为4.8分，位列第49名。
2.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主要是通过贸易壁垒的盛行和海关程序的效率水平来反映，可以衡量出海关进行征税时的透明度、企业的关税成本。海关和贸易政策对于进出口货物出入境有着直接的促进或限制作用。一国的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越大，则一国贸易壁垒对商品贸易的影响越小。
2.1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盛行（X21）。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6.09 “Prevalence of non-tariff barrier”，数据范围为1-7分，数字越大表明在该国通关越容易。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盛行得分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分数为5.8分，中国分数为4.3分，位列第78名。
2.2海关程序的效率水平（X22）。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6.13 “Burden of customs procedures”，数据范围为1-7分，得分越高则一国海关效率水平越高。海关程序的效率水平得分最高的国家是香港地区，分数为6.2分，中国分数为4.4分，位列第55名。 3.制度环境指数。制度环境指数上主要是通过不合法收入指数和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指数来反应，其表现出国家或者地区政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有助于揭示贸易便利化实现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指数越大，表明一国拥有清晰的法规制度，不合法收入较少出现。
3.1不合法收入指数（X31）。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1.05 “Irregular payments and bribes”，數据范围为1-7分，数字越大表明一国的法律法规越健全。不合法收入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是芬兰，分数为6.8分，中国分数为4.3分，位列第54名。
3.2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指数（X32）。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1.12 “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数据范围为1-7分，数字越大则一国的政策透明度越高。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分数为6.3分，中国分数为4.6分，位列第40名。
4.电子商务环境指数。电子商务环境指数主要是通过最新技术可获得性和每百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来反映。电子商务环境指数主要是反映互联网技术运用情况和网络通信的普及程度。电子商务环境指数越大说明一国互联网应用越广泛。
4.1最新技术可获得性（X41）。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9.01“Availability of latest technologies”，数据范围为1-7分，分数越高则越容易获得最新技术。最新技术可获得性得分最高的国家是芬兰，分数为6.6分，中国分数为4.5分，位列第81名。
4.2每百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X42）。数据来源于《2016-2017GCR》，数据分类项9.04“Internet users（%pop）”，数据范围为0-100，数字对应的是一国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每百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冰岛，指数为98.2，中国指数为50.3，位列第77名。
四、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在贸易便利化的测评体系中，由于数据的取值范围存在差异，为了计算贸易便利化指数，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公式对中国对应的二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选取的是每个二级指标的最大值，即每个二级指标排名第一的国家对应的分数。
2.数据的加权平均。
口岸效率指数：X1=（X11+X12）/2=（0.6765+0.6957）=0.6861
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数：X2=（X21+X22）/2=（0.7414+0.7097）=0.7256
制度环境指数：X3=（X31+X32）/2=（0.6324+0.7302）=0.6813
电子商务环境指数：X4=（X41+X42）/2=（0.6818+0.5122）=0.597
3.赋予一级指标权重。在贸易便利化指数的计算过程中，四个一级指标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本文依据孔庆峰（2015）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赋予经过处理的一级指标不同的权重，分别为：0.174、0.192、0.267和0.366。由此可以计算得出我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
TFI=0.6861*0.174+0.7256*0.192+0.6813*0.267+0.597*0.366=0.6591
五、贸易便利化评估结果
通过构建出贸易便利化体系以及对来源于《2016-2017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数据进行处理，本文以我国为例，计算出了我国2016年的贸易便利化指数（TFI），结果为0.6591。因为本文篇幅有限，仅以我国一国为例计算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所以我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无法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参照李婷（2015）依据2009-2012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给出贸易便利化水平范围，可以判断出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一般，同贸易便利化发展较好的国家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通过8个二级指标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在最新技术可获得性以及不合法指数收入等方面表现较差。
本文收集到的二级指标有限，不能囊括所有与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关的指标，并且我国的TFI不能反应出我国较之前年度的进步以及我国东西部之间贸易便利化水平巨大的差异。但是本文所构建的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和所采用的数据处理方法，较好地计算出了我国的TFI，为后续研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定量处理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段景辉，黄丙志. 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研究[J]. 科学发展，2011，07：46-52.
[2]甄滢. 中国贸易便利化测度及国际比较[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5.
作者简介：张瑶琪（1993—）女。籍贯：安徽省滁州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