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哲学内部而言，承认中国有哲学和致力于中国哲学的建设，成为了20世纪蔚为大观的新知识体系构造运动和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换的重要方式之一。胡适、冯友兰、冯契、劳思光等，以哲学史线索的勾勒，描绘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图景；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从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挖掘和现代阐释入手，表达了中国哲学回应西方形式所理应具有的当下意义；张东荪、金岳霖、贺麟等，深入西方哲学之内里又反观中国文化之特点，创造出更接近于西方系统、同时也融会了中国哲学元素的现代体系。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应对西方哲学的挑战，试图在现代理解的基础之上，建构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叙事系统来。他们所致力的目标是，既能够表现出过去的历史，又可以面对当下的思考，最终成立有别于西方的“哲学”。总而言之，对于中国哲学的肯定，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界的主流态势。除了少数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或者认为中国学术不必称为“哲学”之外，大部分哲学工作者都接受了中国哲学的说法，并且习惯性地运用之。这种“承认”的背后，大致包含了以下四个共同的理据：一是认同于现代学术制度化、大学教育科系化、学问研究专业化的既存现实，认为哲学是一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有存在价值的合法性知识；二是将哲学看作文化的高级形态、表现文明的精神内核，所以，是否拥有哲学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也是判定一种文化之优劣高下的重要尺度；三是默认哲学具有的一些基本形式。尽管学术界在这方面存在着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各派力量和具体学说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张力，但这一点仍不失为构成某种共同致力的建设目标之基础和着力营造业内气氛的重要前提；四是相信中西方文化可以交流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