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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受封建思想、经济利益驱动等因素的影响，拐卖、收买儿童犯罪在一些地方仍有较大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计划生育国策、影响了社会治安、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拐卖儿童在一些地方仍是泛滥成灾。
一、拐卖儿童犯罪泛滥成灾的原因
(一)是“重男轻女”、“儿女双全”等封建思想仍在一部分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广大农村甚至是有的城市家庭，一味迷信“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在没有男婴的情况下，大多采取超生的办法，一旦不能如愿，便花钱买儿防老续“香火”；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有了男孩的家庭，又想“儿女双全”，无儿买女，致使犯罪分子在将儿童拐骗到手后，不怕找不到买主，甚至是根据买主的需要去寻找目标。
(二)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犯罪分子不惜以身试法。在拐卖儿童案件中，犯罪分子多为农民，而且明知此类犯罪可能导致会被判处极刑的的严重后果，但由于不需要投入太多资金便可获得高额报酬，以至于顽固不化、铤而走险。根据调查显示，在破获的案件中，一名女婴的“投入价”在8千元左右，而“成交价”则在2万元左右；一名男婴的“投入价”在2万元左右，而“成交价”则在4万元左右，转手就可得到上万元，相当于一个农民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这种“高利润高回报买卖”，使得犯罪分子不惜以身试法。
(三)是集团犯罪突出，职业化特点明显。现在的拐卖儿童犯罪，已由最初的“单打独斗”演变为“集团化经营”， 犯罪集团的组织形式正朝着家庭化、地域化发展，集团成员一般以家族或同乡为主，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职业化特点明显，有专门收购、偷窃的，有负责转移的，有通风报信的，有负责转卖的，而且“信誉良好”，买方不满意可包换包退，形成了违法犯罪形式相对固定的“产、供、销”一条龙专业化网络。如在徐某某拐卖儿童犯罪集团中，集团成员刘某某在山西负责收购，吴某某等人负责运输，徐某某父子等人负责转卖，并专门购置了两辆面包车从事贩卖运输，有时一次贩运儿童多达3-4名，自2004年以来，该集团先后从山西拐卖儿童50余名。
(四)是查证困难，打击难度大。该类犯罪大多属流窜犯罪，甲地拐，乙地藏，丙地卖，拐出地多在山西、云南、四川一带，涉案区域广，案情复杂，而且很多犯罪分子属惯犯、累犯，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审讯中对抗心理严重；有的收买者为了逃避打击、包庇上线，有意识地离家出走，躲避侦查；大部分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对拐卖、收买儿童犯罪熟视无睹，不但不检举揭发犯罪，而且还不配合侦查机关调查取证，这都造成了查证上的困难。
(五)是参与人员众多，成分复杂。在查处的拐卖儿童犯罪中，参与者不但有拐卖、收买儿童的犯罪嫌疑人，而且有的村干部、计生委及医院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有的医院受经济利益驱动，在明知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仍然为被拐卖儿童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用形式上的合法掩盖事实上的犯罪，致使此类犯罪愈发猖獗。
(六)是群众法制观念淡薄。许多群众认为：我一没偷、二没抢，而是用钱换取的孩子，这种行为算不上犯罪；甚至于有的村干部为村民收买被拐卖儿童牵线搭桥，居然还荒谬地认为是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正是众多因法制观念淡薄造成的无知，助长了该类案件的增长势头。在徐某某拐卖儿童犯罪集团中，集团成员孔某某身为村妇女主任，竟然出于为群众“办好事”的动机，先后介绍8名本村村民各自收买被拐卖儿童一名。
(七)是现行法律对收买者惩处力度较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造成部分群众错位的认为即使案发无非就是经济上遭受损失，无形中纵容了此类犯罪，致使部分群众有恃无恐，买方市场愈发庞大。
(八)是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解救难度大。由于目前县级的民政安置抚养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同时此类犯罪涉及人员多，隐蔽性强，有的发现时间较晚，收买者和被拐卖儿童已产生感情，基于当前实际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对被拐卖儿童尚不能完全解救。
针对以上对拐卖儿童犯罪原因的分析，我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以争取遏制这种高发态势：
(一)是健全机制，建立“打拐”长效机制。要紧紧依靠有关部门的领导，积极争取财力支持，在初期应着力组建一支专业打拐队伍，调集精干力量从事打拐工作，从讲政治的高度将打拐工作作为一项长期、艰巨、重要的工作来抓。
(二)是打击深挖，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应深入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强化打击深挖力度，最大限度地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态势。应强化信息收集，广辟案源；严把出生入户登记，做到对此案犯罪的早发现早打击；对影响大、危害大的案件，实行责任制，责任到人；积极与周边地区和外省市联系，加大打击串并案力度；在侦破现案的同时，应深挖积案，深挖同伙，点、线、面全方位出击，全面突破；同时应积极开辟“打拐”第二战场，在监管场所深入开展“深挖犯罪”工作，在挤清余罪的同时力争破获一批隐案、积案。
(三)是强化部门协作，确保打击效果。大力加强与计生、公安、法院、卫生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打拐”合力。协调公安与计生清理违反计划生育人员的底子，为“打拐”开辟案源；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做到快捕、快诉、快判，依法对拐卖和收买者予以严厉惩处；协调公安联合卫生、交通加大对医院、汽车站等重点场所、部位及出租车、长途客车等交通工具的查控力度，注意发现可疑情况，力争在别的部门掌握的环节中抓获一批犯罪分子；协调公安加强与民政部门的沟通，妥善做好被解救儿童的安置抚养工作。
(四)是切断源头，控制买方市场。以往我们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时往往侧重于严厉打击拐卖方，而对收买方打击的力度不够大，今后应依法加大对买主的法律追究和惩罚力度，使买主不敢轻易以身试法，同时对于符合解救条件的，坚决依法予以解救，打消收买者被处理后可以继续抚养的念头，从源头控制买方市场，有效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
(五)是加强法制宣传震慑，营造浓厚“打拐”氛围。通过广播电视、宣传车以及张贴标语、悬挂过街联等方式，强化对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法律法规的宣传，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打拐”舆论氛围。通过宣传讲解典型案例，教育群众提高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发动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违法犯罪；适时召开公捕公判大会，集中对拐卖妇女儿童、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嫌疑人公开宣布逮捕和判决，达到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的良好效果。
一、拐卖儿童犯罪泛滥成灾的原因
(一)是“重男轻女”、“儿女双全”等封建思想仍在一部分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广大农村甚至是有的城市家庭，一味迷信“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在没有男婴的情况下，大多采取超生的办法，一旦不能如愿，便花钱买儿防老续“香火”；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有了男孩的家庭，又想“儿女双全”，无儿买女，致使犯罪分子在将儿童拐骗到手后，不怕找不到买主，甚至是根据买主的需要去寻找目标。
(二)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犯罪分子不惜以身试法。在拐卖儿童案件中，犯罪分子多为农民，而且明知此类犯罪可能导致会被判处极刑的的严重后果，但由于不需要投入太多资金便可获得高额报酬，以至于顽固不化、铤而走险。根据调查显示，在破获的案件中，一名女婴的“投入价”在8千元左右，而“成交价”则在2万元左右；一名男婴的“投入价”在2万元左右，而“成交价”则在4万元左右，转手就可得到上万元，相当于一个农民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这种“高利润高回报买卖”，使得犯罪分子不惜以身试法。
(三)是集团犯罪突出，职业化特点明显。现在的拐卖儿童犯罪，已由最初的“单打独斗”演变为“集团化经营”， 犯罪集团的组织形式正朝着家庭化、地域化发展，集团成员一般以家族或同乡为主，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职业化特点明显，有专门收购、偷窃的，有负责转移的，有通风报信的，有负责转卖的，而且“信誉良好”，买方不满意可包换包退，形成了违法犯罪形式相对固定的“产、供、销”一条龙专业化网络。如在徐某某拐卖儿童犯罪集团中，集团成员刘某某在山西负责收购，吴某某等人负责运输，徐某某父子等人负责转卖，并专门购置了两辆面包车从事贩卖运输，有时一次贩运儿童多达3-4名，自2004年以来，该集团先后从山西拐卖儿童50余名。
(四)是查证困难，打击难度大。该类犯罪大多属流窜犯罪，甲地拐，乙地藏，丙地卖，拐出地多在山西、云南、四川一带，涉案区域广，案情复杂，而且很多犯罪分子属惯犯、累犯，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审讯中对抗心理严重；有的收买者为了逃避打击、包庇上线，有意识地离家出走，躲避侦查；大部分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对拐卖、收买儿童犯罪熟视无睹，不但不检举揭发犯罪，而且还不配合侦查机关调查取证，这都造成了查证上的困难。
(五)是参与人员众多，成分复杂。在查处的拐卖儿童犯罪中，参与者不但有拐卖、收买儿童的犯罪嫌疑人，而且有的村干部、计生委及医院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有的医院受经济利益驱动，在明知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仍然为被拐卖儿童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用形式上的合法掩盖事实上的犯罪，致使此类犯罪愈发猖獗。
(六)是群众法制观念淡薄。许多群众认为：我一没偷、二没抢，而是用钱换取的孩子，这种行为算不上犯罪；甚至于有的村干部为村民收买被拐卖儿童牵线搭桥，居然还荒谬地认为是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正是众多因法制观念淡薄造成的无知，助长了该类案件的增长势头。在徐某某拐卖儿童犯罪集团中，集团成员孔某某身为村妇女主任，竟然出于为群众“办好事”的动机，先后介绍8名本村村民各自收买被拐卖儿童一名。
(七)是现行法律对收买者惩处力度较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造成部分群众错位的认为即使案发无非就是经济上遭受损失，无形中纵容了此类犯罪，致使部分群众有恃无恐，买方市场愈发庞大。
(八)是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解救难度大。由于目前县级的民政安置抚养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同时此类犯罪涉及人员多，隐蔽性强，有的发现时间较晚，收买者和被拐卖儿童已产生感情，基于当前实际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对被拐卖儿童尚不能完全解救。
针对以上对拐卖儿童犯罪原因的分析，我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以争取遏制这种高发态势：
(一)是健全机制，建立“打拐”长效机制。要紧紧依靠有关部门的领导，积极争取财力支持，在初期应着力组建一支专业打拐队伍，调集精干力量从事打拐工作，从讲政治的高度将打拐工作作为一项长期、艰巨、重要的工作来抓。
(二)是打击深挖，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应深入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强化打击深挖力度，最大限度地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态势。应强化信息收集，广辟案源；严把出生入户登记，做到对此案犯罪的早发现早打击；对影响大、危害大的案件，实行责任制，责任到人；积极与周边地区和外省市联系，加大打击串并案力度；在侦破现案的同时，应深挖积案，深挖同伙，点、线、面全方位出击，全面突破；同时应积极开辟“打拐”第二战场，在监管场所深入开展“深挖犯罪”工作，在挤清余罪的同时力争破获一批隐案、积案。
(三)是强化部门协作，确保打击效果。大力加强与计生、公安、法院、卫生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打拐”合力。协调公安与计生清理违反计划生育人员的底子，为“打拐”开辟案源；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做到快捕、快诉、快判，依法对拐卖和收买者予以严厉惩处；协调公安联合卫生、交通加大对医院、汽车站等重点场所、部位及出租车、长途客车等交通工具的查控力度，注意发现可疑情况，力争在别的部门掌握的环节中抓获一批犯罪分子；协调公安加强与民政部门的沟通，妥善做好被解救儿童的安置抚养工作。
(四)是切断源头，控制买方市场。以往我们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时往往侧重于严厉打击拐卖方，而对收买方打击的力度不够大，今后应依法加大对买主的法律追究和惩罚力度，使买主不敢轻易以身试法，同时对于符合解救条件的，坚决依法予以解救，打消收买者被处理后可以继续抚养的念头，从源头控制买方市场，有效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
(五)是加强法制宣传震慑，营造浓厚“打拐”氛围。通过广播电视、宣传车以及张贴标语、悬挂过街联等方式，强化对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法律法规的宣传，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打拐”舆论氛围。通过宣传讲解典型案例，教育群众提高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发动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违法犯罪；适时召开公捕公判大会，集中对拐卖妇女儿童、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嫌疑人公开宣布逮捕和判决，达到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