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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早年曾有匡扶社稷的宏愿，提出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变革方略。但是在王安石变法中，他被认为是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后来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他又对保守派提出了批评。苏轼的政治思想和变法态度十分复杂，他的政治主张和为政理念在其散文中多有流露。本文将对苏轼散文中的政治思想进行梳理与剖析，总结其为政理念、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
关键词：文豪；苏东坡；政治理念
苏轼不单是一代继往开来的文学泰斗，一名诗书画乐兼通的艺术大师，更是一位广受人民爱戴的政治家。尽管一生深陷于党争漩涡之中郁郁不得其志始终无法全面践行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苏轼却一直坚持着躬行仁政、为民请命的政治理想终生不渝，建立了卓越的政治功勋。其显赫的政绩背后更是蕴藏着丰富而广博的为政思想，对当下之中国亦有着颇多的启示意义很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苏东坡的民本思想
苏东坡民本理念运用于他的为官实践，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第一，把对老百姓是否有利作为改革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苏轼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他的“渐变论”。苏轼的改革观和王安石的改革观在方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主张“激变”。苏轼主张“渐变”的理由有很多，他有一句名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辨试馆职策问子》）。意思就是说，要让改革在老百姓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推进。他认为国家就像一辆快速奔驰的马车，如果突然来个急转弯，非翻车不可。第二，把是否对老百姓有利作为衡量决策正确与否的重要尺度。元釜六年，朝廷决定开挖八丈沟，但是苏东坡经过科学的测量，在淮河水上涨时，水位要高于八丈沟上游蔡河口水位八尺五寸。由此得出结论，新沟若开，大汛时，不仅起不到排水作用，反而遭淮河逆灌，颍州将遭到上下游洪水袭击。因此，他三次上书朝廷，例举八丈沟不可开挖的理由，终于说服朝廷不开八丈沟，避免了一件劳民伤财贻害百姓的事情。第三，把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作为为官从政的一项重要职责。苏东坡从政为官40年，无论是在朝廷和地方做官，还是在流放遭贬，他始终心系百姓，为民谋利，为民办事，因而赢得了老百姓的赞扬。在徐州，他找到煤碳，为百姓解决了燃料和炼铁问题；在诸城（密州），他收养弃婴，挽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在惠州，他设计并推广了秧马，减轻了农民的劳作之苦。
2蘇轼散文中的“法治”与“无为而治”
在《书论》中，苏轼对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评价颇髙，商鞅在秦国雷厉风行地实施变法，不避亲贵，对太子的老师处以黯刑，苏轼赞扬商鞅“勇而有决”，而对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深刻地看到正是由于法治不彰，许多人徇私枉法却得不到处理，即使已经被举发，却被君主下诏赦免，苏轼大胆的问道院野圣人之为天下，岂容有此暧昧而不决。在苏轼看来，法律是君主实施统治的重要工具，使用法律贵在坚决果断、赏罚分明，如果态度暧昧、立场模糊，就会使官府的公信力降低，对贪官佞臣构成了纵容包庇。苏轼对于法治思想有自己的理解，他对于法家思想中的平等、果决态度深有同感，但不主张严刑峻法，而要以人治为主，法治为辅。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苏轼在其文章中也时常体现出他对道家思想的倾慕，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说道院野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他认为移风易俗这些事情官府能够做的只是引导，而不能强加干涉，更不可指望在一朝一夕之间达成，这反映出他对“无为而治”的思想也不无认可。
3苏轼的变法思想
苏轼生活的年代，一大批极富政治眼光的改革家看到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危机局面，锐意改革，先后出现了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革新运动。苏轼生活在这样时代，且他年少时就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所以他对于变法革新自然也有一套自己的主张。《思治论》一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苏轼的政治革新理论。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认为，目前的政治危局已经持续了近五六十年。北宋朝廷的危机首先起于财政，而财政危机主要是由滥修祷祠、税法废弛以及军事行动三个原因造成的。财政之外，尚有兵灾，宋朝政府与契丹、党项等族的军事斗争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原因在于军事力量薄弱，朝廷又战和不定，故而“兵终不可强”，兵灾之外，是北宋朝廷选官制度的腐坏，人才选拔制度起到了消极的引导作用，使“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有德有才的人没有施展机会，品德败坏的人却可以无所畏惧。针对这些问题，苏轼提出了“丰财、强兵、择吏”的改革主张。丰财是要增加国家的税收收人，通过发展农业，统一盐铁税法，开源节流，节省开支等办法，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人；强兵是增强宋朝兵力。通过“给田募役”，增加兵士人伍的积极性，通过强化训练增加他们的战斗力；择吏则是改革人才选拔制度，通过合理的科举制度选贤举能，达到人尽其才的目的。
4结语
看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如何，不仅要看他的宣言，要看他的行动。从上面苏轼的政治主张的分析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苏轼并不是什么站在大官僚地主集团立场的顽固派，而是一贯关心人民疾苦的，企图在缓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巩固王朝政权的改革派。我们从他的一些从政实践和有关作品来看看他是否不仅挂招牌也有真实的货色。苏轼从二十五岁踏入仕途到六十六岁离开人间，官海浮沉计四十年有余，此间由于卷入变法的政治斗争漩涡，受到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打击和排挤，一次入狱，两次被贬，并且大部分时间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充任地方官。政治生涯尽管如此不得意，但他的政治信念却从未有所改变；忠实于赵宋王朝，时刻注意社会动态，关心人民疾苦和王朝前途，应该说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循吏。他不因为受到政敌的攻击而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也从未由于自己的处境艰难而忘记为民请命。
参考文献：
[1]苏灿.苏东坡的民本理念及现实意义[J].中国政协，2010（4）：76-77.
[2]朱大成.苏轼政治思想初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1）：51-64.
[3]惠光启.苏轼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下）[J].淮海论坛，2007（2）：43-45.
[4]舒乙，王欢.苏轼散文中的政治思想及其变法态度[J].安徽文学月刊，2017（5）：1-2.
[5]谢晓先.文豪苏东坡的政治理念[J].南昌高专学报，2011，26（3）：48-49.
[6]林语堂.苏东坡的“政治学”[J].新高考：政史地，2015（3）：5-6.
关键词：文豪；苏东坡；政治理念
苏轼不单是一代继往开来的文学泰斗，一名诗书画乐兼通的艺术大师，更是一位广受人民爱戴的政治家。尽管一生深陷于党争漩涡之中郁郁不得其志始终无法全面践行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苏轼却一直坚持着躬行仁政、为民请命的政治理想终生不渝，建立了卓越的政治功勋。其显赫的政绩背后更是蕴藏着丰富而广博的为政思想，对当下之中国亦有着颇多的启示意义很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苏东坡的民本思想
苏东坡民本理念运用于他的为官实践，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第一，把对老百姓是否有利作为改革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苏轼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他的“渐变论”。苏轼的改革观和王安石的改革观在方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主张“激变”。苏轼主张“渐变”的理由有很多，他有一句名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辨试馆职策问子》）。意思就是说，要让改革在老百姓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推进。他认为国家就像一辆快速奔驰的马车，如果突然来个急转弯，非翻车不可。第二，把是否对老百姓有利作为衡量决策正确与否的重要尺度。元釜六年，朝廷决定开挖八丈沟，但是苏东坡经过科学的测量，在淮河水上涨时，水位要高于八丈沟上游蔡河口水位八尺五寸。由此得出结论，新沟若开，大汛时，不仅起不到排水作用，反而遭淮河逆灌，颍州将遭到上下游洪水袭击。因此，他三次上书朝廷，例举八丈沟不可开挖的理由，终于说服朝廷不开八丈沟，避免了一件劳民伤财贻害百姓的事情。第三，把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作为为官从政的一项重要职责。苏东坡从政为官40年，无论是在朝廷和地方做官，还是在流放遭贬，他始终心系百姓，为民谋利，为民办事，因而赢得了老百姓的赞扬。在徐州，他找到煤碳，为百姓解决了燃料和炼铁问题；在诸城（密州），他收养弃婴，挽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在惠州，他设计并推广了秧马，减轻了农民的劳作之苦。
2蘇轼散文中的“法治”与“无为而治”
在《书论》中，苏轼对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评价颇髙，商鞅在秦国雷厉风行地实施变法，不避亲贵，对太子的老师处以黯刑，苏轼赞扬商鞅“勇而有决”，而对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深刻地看到正是由于法治不彰，许多人徇私枉法却得不到处理，即使已经被举发，却被君主下诏赦免，苏轼大胆的问道院野圣人之为天下，岂容有此暧昧而不决。在苏轼看来，法律是君主实施统治的重要工具，使用法律贵在坚决果断、赏罚分明，如果态度暧昧、立场模糊，就会使官府的公信力降低，对贪官佞臣构成了纵容包庇。苏轼对于法治思想有自己的理解，他对于法家思想中的平等、果决态度深有同感，但不主张严刑峻法，而要以人治为主，法治为辅。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苏轼在其文章中也时常体现出他对道家思想的倾慕，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说道院野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他认为移风易俗这些事情官府能够做的只是引导，而不能强加干涉，更不可指望在一朝一夕之间达成，这反映出他对“无为而治”的思想也不无认可。
3苏轼的变法思想
苏轼生活的年代，一大批极富政治眼光的改革家看到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危机局面，锐意改革，先后出现了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革新运动。苏轼生活在这样时代，且他年少时就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所以他对于变法革新自然也有一套自己的主张。《思治论》一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苏轼的政治革新理论。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认为，目前的政治危局已经持续了近五六十年。北宋朝廷的危机首先起于财政，而财政危机主要是由滥修祷祠、税法废弛以及军事行动三个原因造成的。财政之外，尚有兵灾，宋朝政府与契丹、党项等族的军事斗争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原因在于军事力量薄弱，朝廷又战和不定，故而“兵终不可强”，兵灾之外，是北宋朝廷选官制度的腐坏，人才选拔制度起到了消极的引导作用，使“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有德有才的人没有施展机会，品德败坏的人却可以无所畏惧。针对这些问题，苏轼提出了“丰财、强兵、择吏”的改革主张。丰财是要增加国家的税收收人，通过发展农业，统一盐铁税法，开源节流，节省开支等办法，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人；强兵是增强宋朝兵力。通过“给田募役”，增加兵士人伍的积极性，通过强化训练增加他们的战斗力；择吏则是改革人才选拔制度，通过合理的科举制度选贤举能，达到人尽其才的目的。
4结语
看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如何，不仅要看他的宣言，要看他的行动。从上面苏轼的政治主张的分析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苏轼并不是什么站在大官僚地主集团立场的顽固派，而是一贯关心人民疾苦的，企图在缓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巩固王朝政权的改革派。我们从他的一些从政实践和有关作品来看看他是否不仅挂招牌也有真实的货色。苏轼从二十五岁踏入仕途到六十六岁离开人间，官海浮沉计四十年有余，此间由于卷入变法的政治斗争漩涡，受到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打击和排挤，一次入狱，两次被贬，并且大部分时间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充任地方官。政治生涯尽管如此不得意，但他的政治信念却从未有所改变；忠实于赵宋王朝，时刻注意社会动态，关心人民疾苦和王朝前途，应该说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循吏。他不因为受到政敌的攻击而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也从未由于自己的处境艰难而忘记为民请命。
参考文献：
[1]苏灿.苏东坡的民本理念及现实意义[J].中国政协，2010（4）：76-77.
[2]朱大成.苏轼政治思想初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1）：51-64.
[3]惠光启.苏轼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下）[J].淮海论坛，2007（2）：43-45.
[4]舒乙，王欢.苏轼散文中的政治思想及其变法态度[J].安徽文学月刊，2017（5）：1-2.
[5]谢晓先.文豪苏东坡的政治理念[J].南昌高专学报，2011，26（3）：48-49.
[6]林语堂.苏东坡的“政治学”[J].新高考：政史地，201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