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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一个时期，特殊的文化氛围对于这个时代的女子产生了特殊的影响。相较于前代的女子来说，魏晋时代的女子更加的自由，她们追求平等的地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品行，敢爱敢恨的去追求婚姻的自由，形成了一种迥然不同的魏晋女性形象。
关键词：魏晋;《世说新语》;《贤媛》;女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一个时期，虽然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产物，但是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却格外的亮眼，可以说是一段刀剑与铁骑相互陪伴的历史。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清代赵翼《题遗山诗》。）虽然民族社会背景动荡不幸，它的内部却又产生了一种偏居一隅的文化安逸景象，这在《世说新语》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了解魏晋的历史，我们会很直观的感受到它不同的魅力。魏晋时代道家思想可以说是完全占据了主流，和之前儒家信奉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情況不同，随心自然的老庄思想似乎是给了人们更大的自由空间，清谈玄理、对于人物的品评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规则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标志。就比如女子，和魏晋之前或者魏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不同，魏晋时代的女子可以说是更加的自由，才情和品行似乎是更重要的标准，这在《贤媛》篇中的表现尤为明显。无论是在才华，修养，家庭，婚姻等诸多方面魏晋时代的女子都体现出了不同的一面。
一、魏晋时代不一样的女性
在魏晋以前，儒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随后曹丕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打击豪强世族，消灭异己的行为，使一股虚玄的风向逐渐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流传开来，不问世事，专谈玄理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也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个相对舒适宽松的环境，独立自主，德才兼备，不再是专属于封建时代男子的附庸是这个时代女子独有的特色。
第一，这个时代的女子追求的是一种自强平等的地位。汤力伟、毛百花指出“女子天生是柔弱的，再加上长期受礼教束缚，形成了卑下柔顺的依附心理……而在魏晋时期的女子却具有镇定自若，排难解危的大无畏的魄力。”“魏晋时期人们超越了所谓的‘社会角色’，在男女地位上初步出现了追求平等的倾向，对女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1]比如在《贤媛》篇第六则。许允妇因面目丑陋在新婚之夜面临着“交礼竟，允无复入理”的局面，对于一个女子来说确实是一种打击，但是许允妇却并没有陷入伤心悲观的情绪之中，反而是言辞犀利的询问新婚的丈夫读书人应具备的德行，许允具备了几种。听到丈夫“皆备”的答案后，她又一次犀利提问“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最终许允被问的面有愧色，和妻子相敬如宾。许允妇虽然缺少世人看中的美丽皮囊，但是她的聪慧机敏，思辨和才学却格外的令人叹服。
第二，这个时代的女子十分的具有远见卓识，她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才智，品行帮助别人。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以仁为本的思想可以说是他们毕生的理想追求。历史上四大贤母之一的陶母曾经就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教导自己的儿子如何修炼纯真爱民的仕人品质。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鱼差）饷母。母封（鱼差）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贤媛》篇第二十则：）
陶侃年轻在做监管鱼梁的小官吏时，曾经让官吏送给母亲一罐腌好的鱼，但是陶母看到鱼以后不仅把鱼封好交给送鱼的人，而且还写了一封信责备陶侃，对于陶母来说，这鱼代表孩子一番孝敬之意，就算是真的收下了也并没有什么，但是陶母却并没有接受，反而写信斥责陶侃。从这可以看出陶母正是在用自己的言行教导儿子要秉公不能求私，不要只看重感官上的享乐，而是要从根本上严格要求自己，为百姓服务。
第三，这个时代的女子，聪慧通达，在识人鉴物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人品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交友的重要依据依据之一，在盛行清谈之风的魏晋，人物的品信则格外的重要。“人物品题多强调对人物品性、才能，特别是政治才能的识见与鉴别，这种人伦识鉴，体现了识鉴者的慧眼卓识。”所以能够品鉴人物则是那个时代女子的重要品质之一[2]：这类女性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山涛的妻子了，在《贤媛》篇第十一则中。山涛的妻子曾经在嵇康、阮籍在家里做客时，在家里的墙壁上凿了洞来观察他们，并且天亮了都忘了回去。面对丈夫的询问，山涛的妻子也是直言山涛的情趣根本无法和他们两个相比，也只能依靠气度和他们结交。山涛则是用“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来回应妻子的一番看法。这一番对话让我们不禁想起了《邹忌讽秦王纳谏》中的回答“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耶？”由此可见，山涛的妻子能够不夹杂私心，从公正的角度评判自己的丈夫与丈夫的友人，并且对于丈夫的交友给出建议，真是独具慧眼的女子。
第四，魏晋时代的女子通常追求的是一种洒脱飘逸的神情气韵，这和魏晋时代注重“才性”有重大的关系，有才华和品性的女子格外受推崇。在《世说新语》的《贤媛》篇中就记载了多位具有此特征的女子，但是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谢道韫。关于谢道韫的才华，在《言语》篇第七十一则中记载了谢道韫“咏絮才”的由来：“大雪纷纷何所似？”，“未若柳絮因风起。”灵动飘逸的比喻，不仅彰显了谢道韫身后的文学功底，更为她留下了才女的美名。而在《贤媛》篇第三十则中：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济尼在评价谢道韫和张玄之妹时，表面上虽然是不偏不倚，但从其评价的话语来看，谢道韫“神情散朗”，“林下风气”较之张玄妹“清心玉映”“闺房之秀”则是更胜一筹，二者不同之处就在于一种神韵。而且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注》中有记：“道韫以一女子而有林下风气，足见其为女中名士。至称顾家妇为闺房之秀，不过妇人中之秀出者而已。不言其优劣，而高下自见，此晋人措词妙处。”[3]由此可见，魏晋时代的女子较之前代女子更加追求神韵风范和品格才能。
二、结语
魏晋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意识大觉醒的一个时代，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不可避免的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女性，使得她们相较于前人展现出了“新”的一面。没有三纲五常，没有礼教约束，她们似乎是和男子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上，形成一种迥然不同的魏晋女性。尤其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她们的行为品行无一不是在传递着一种“新”的思想和形象。
参考文献
[1]汤力伟，毛百花.论《世说新语》“女才男貌”意识[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3页.
关键词：魏晋;《世说新语》;《贤媛》;女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一个时期，虽然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产物，但是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却格外的亮眼，可以说是一段刀剑与铁骑相互陪伴的历史。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清代赵翼《题遗山诗》。）虽然民族社会背景动荡不幸，它的内部却又产生了一种偏居一隅的文化安逸景象，这在《世说新语》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了解魏晋的历史，我们会很直观的感受到它不同的魅力。魏晋时代道家思想可以说是完全占据了主流，和之前儒家信奉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情況不同，随心自然的老庄思想似乎是给了人们更大的自由空间，清谈玄理、对于人物的品评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规则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标志。就比如女子，和魏晋之前或者魏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不同，魏晋时代的女子可以说是更加的自由，才情和品行似乎是更重要的标准，这在《贤媛》篇中的表现尤为明显。无论是在才华，修养，家庭，婚姻等诸多方面魏晋时代的女子都体现出了不同的一面。
一、魏晋时代不一样的女性
在魏晋以前，儒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随后曹丕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打击豪强世族，消灭异己的行为，使一股虚玄的风向逐渐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流传开来，不问世事，专谈玄理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也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个相对舒适宽松的环境，独立自主，德才兼备，不再是专属于封建时代男子的附庸是这个时代女子独有的特色。
第一，这个时代的女子追求的是一种自强平等的地位。汤力伟、毛百花指出“女子天生是柔弱的，再加上长期受礼教束缚，形成了卑下柔顺的依附心理……而在魏晋时期的女子却具有镇定自若，排难解危的大无畏的魄力。”“魏晋时期人们超越了所谓的‘社会角色’，在男女地位上初步出现了追求平等的倾向，对女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1]比如在《贤媛》篇第六则。许允妇因面目丑陋在新婚之夜面临着“交礼竟，允无复入理”的局面，对于一个女子来说确实是一种打击，但是许允妇却并没有陷入伤心悲观的情绪之中，反而是言辞犀利的询问新婚的丈夫读书人应具备的德行，许允具备了几种。听到丈夫“皆备”的答案后，她又一次犀利提问“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最终许允被问的面有愧色，和妻子相敬如宾。许允妇虽然缺少世人看中的美丽皮囊，但是她的聪慧机敏，思辨和才学却格外的令人叹服。
第二，这个时代的女子十分的具有远见卓识，她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才智，品行帮助别人。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以仁为本的思想可以说是他们毕生的理想追求。历史上四大贤母之一的陶母曾经就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教导自己的儿子如何修炼纯真爱民的仕人品质。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鱼差）饷母。母封（鱼差）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贤媛》篇第二十则：）
陶侃年轻在做监管鱼梁的小官吏时，曾经让官吏送给母亲一罐腌好的鱼，但是陶母看到鱼以后不仅把鱼封好交给送鱼的人，而且还写了一封信责备陶侃，对于陶母来说，这鱼代表孩子一番孝敬之意，就算是真的收下了也并没有什么，但是陶母却并没有接受，反而写信斥责陶侃。从这可以看出陶母正是在用自己的言行教导儿子要秉公不能求私，不要只看重感官上的享乐，而是要从根本上严格要求自己，为百姓服务。
第三，这个时代的女子，聪慧通达，在识人鉴物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人品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交友的重要依据依据之一，在盛行清谈之风的魏晋，人物的品信则格外的重要。“人物品题多强调对人物品性、才能，特别是政治才能的识见与鉴别，这种人伦识鉴，体现了识鉴者的慧眼卓识。”所以能够品鉴人物则是那个时代女子的重要品质之一[2]：这类女性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山涛的妻子了，在《贤媛》篇第十一则中。山涛的妻子曾经在嵇康、阮籍在家里做客时，在家里的墙壁上凿了洞来观察他们，并且天亮了都忘了回去。面对丈夫的询问，山涛的妻子也是直言山涛的情趣根本无法和他们两个相比，也只能依靠气度和他们结交。山涛则是用“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来回应妻子的一番看法。这一番对话让我们不禁想起了《邹忌讽秦王纳谏》中的回答“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耶？”由此可见，山涛的妻子能够不夹杂私心，从公正的角度评判自己的丈夫与丈夫的友人，并且对于丈夫的交友给出建议，真是独具慧眼的女子。
第四，魏晋时代的女子通常追求的是一种洒脱飘逸的神情气韵，这和魏晋时代注重“才性”有重大的关系，有才华和品性的女子格外受推崇。在《世说新语》的《贤媛》篇中就记载了多位具有此特征的女子，但是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谢道韫。关于谢道韫的才华，在《言语》篇第七十一则中记载了谢道韫“咏絮才”的由来：“大雪纷纷何所似？”，“未若柳絮因风起。”灵动飘逸的比喻，不仅彰显了谢道韫身后的文学功底，更为她留下了才女的美名。而在《贤媛》篇第三十则中：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济尼在评价谢道韫和张玄之妹时，表面上虽然是不偏不倚，但从其评价的话语来看，谢道韫“神情散朗”，“林下风气”较之张玄妹“清心玉映”“闺房之秀”则是更胜一筹，二者不同之处就在于一种神韵。而且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注》中有记：“道韫以一女子而有林下风气，足见其为女中名士。至称顾家妇为闺房之秀，不过妇人中之秀出者而已。不言其优劣，而高下自见，此晋人措词妙处。”[3]由此可见，魏晋时代的女子较之前代女子更加追求神韵风范和品格才能。
二、结语
魏晋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意识大觉醒的一个时代，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不可避免的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女性，使得她们相较于前人展现出了“新”的一面。没有三纲五常，没有礼教约束，她们似乎是和男子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上，形成一种迥然不同的魏晋女性。尤其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她们的行为品行无一不是在传递着一种“新”的思想和形象。
参考文献
[1]汤力伟，毛百花.论《世说新语》“女才男貌”意识[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