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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开始了逃往荷兰的准备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一路上他将通过徒步、骑自行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至少五种方式，穿越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最终抵达荷兰
抵达奥地利后，28岁的阿卜杜勒每天至少花两个钟头学习德语。在逃离家园两个多月后，已经在奥地利获得难民身份的他努力去忘掉战乱带来的恐惧，却总是做不到。千里之外，地中海东岸的大马士革时时牵动着他的心。
妻子马尔瓦还住在大马士革，他每天都会打电话或者发信息，说一声“我爱你”;而和在黎巴嫩的父母通话时，他依然保持着乖巧的孩子气。
奥地利政府提供的安置房位于埃费丁，不到两公里外，蓝色的多瑙河静静流淌。天蓝水碧，物产丰饶，对于从战火中浴血逃离出来的阿卜杜勒而言，这里如同人间天堂。
但每当黑夜降临，他都希望结婚才三年的妻子能陪在他身旁。在不到10平方米的卧室里，他时常能听到妻子在外头喊他的名字。但很快，他会从幻觉中清醒过来。
在2011年之前，大马士革和埃费丁一样美丽。夏天，他经常与妻子依偎在城郊的萨利希亚小山上，听鸟语闻花香，俯瞰山下的绿洲与远处茫茫无际的沙漠。他曾在山上随手拍过一张大马士革的全景，并把它设置成了在社交网站“脸书”上的个人主页的背景，沿用至今。
“以前‘真主宠爱谁，就让谁生活在大马士革’，而现在，时过境迁。”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2012年开始，每个月总有两三次，他在大马士革的家门前总会布满迫击炮弹爆炸后的碎片。有两次，他的汽车也被炸坏，所幸自己和家人没有受伤。
“我特别害怕。我们没有多少钱，但是我最怕的是妻子和父母受伤。”阿卜杜勒说，只要战争一天不停止，危险就随时会降临到自己和家人头上。“子弹射进来，鲜血涌出去，只需要1分钟，生命就结束了。”
2013年，在叙利亚海湾银行工作两年以后，因为目睹了一次恐怖“直播”，他变得特别厌恶战争，并极度恐惧死亡，开始有了逃离叙利亚的想法。那一次，三辆汽车在银行附近爆炸，20人当场毙命，多人伤势严重。爆炸点紧邻一座军事检查站，他原本以为这里安全无虞。
回到家后，阿卜杜勒感觉“冷透了”，“你见过大街上同一国家的人拿着刀枪刺向对方吗”，阿卜杜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你返回家中，看见你珍爱的东西碎成一地，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不再想这样下去了。我决定挑战自己的命运，至少要反抗一下。”
收入的日益萎缩加速了他逃离的脚步。2011年，他每月能从就职的银行拿到35000叙利亚镑（当时相当于700美金）。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货币快速贬值。内战刚爆发前后，叙利亚镑兑美元的汇率是50：1上下，约两年后，变成约140：1。而他的工资，并没有上涨。
一家人的体面生活越来越难以维系， 2013年11月，阿卜杜勒辞去了大马士革的工作，在黎巴嫩谋了份会计师的职位，月薪为80000叙利亚镑。
2014年底，随着叙利亚危机外溢，黎巴嫩安全局势跟着恶化。黎巴嫩的房屋租金和交通费用也快速上涨，阿卜杜勒的生活再次捉襟见肘。而家人所在的大马士革，2013年初面粉短缺时期，过去只卖25叙利亚镑的面包一度涨到了500叙利亚镑。如果一家人仅靠他每月的80000镑收入生活，恐怕只能并日而食。
阿卜杜勒不得不先回到故乡，以图另谋出路。
“我想在叙利亚重新找一份能养活家人的工作，但是根本找不到。要想活下去，就得离开叙利亚。”阿卜杜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5年1月，阿卜杜勒的一位堂兄偷渡到了荷兰。堂兄告诉他，如果能在荷兰申请到难民身份，政府将每月补贴难民家庭1500欧元作为生活费用。堂兄的话，让阿卜杜勒如同听到了福音。他想，如果自己也像堂兄一样抵达荷兰，家人就能有更好的生活。而且，按照荷兰当地的政策，在获得难民身份的3个月后，他就可以把家人接过去。他甚至向家人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
除了获得生活补贴，他甚至还可以申请贷款，读一个银行和保险专业的硕士。“堂兄说，如果申请下来难民身份，我读书的贷款是无需还给政府的。”彼时，在阿卜杜勒的心里，荷兰很远，却离天堂很近。
1月底，阿卜杜勒开始了逃往荷兰的准备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一路上他将通过徒步、骑自行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至少五种方式，穿越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最终抵达荷兰。
“这条路线是既定的，大多数成功偷渡到欧洲的人都是那么过去的。”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1月底到5月初这小半年里，阿卜杜勒东挪西借凑了5000欧元，同时，通过堂兄拿到了各国“蛇头”的联系方式。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也备齐了合法的和伪造的两套证件。
天气太过寒冷时，不适合逃离。直到气温回暖的5月，阿卜杜勒终于开始生死逃亡。
5月8日，阿卜杜勒吻别妻子，带上自己的父母，乘坐计程车首先前往黎巴嫩。
“我没办法带着妻子，偷渡太过艰辛，女人几乎很难撑下来。”阿卜杜勒说。他将体弱的父母留在了邻国黎巴嫩的赛达，请生活在当地的姨母照料。随后，他以合法的证件先从黎巴嫩贝鲁特乘班机飞抵土耳其，在该国停留了10天之后，他在爱琴海畔的博德鲁姆码头等来了前往希腊的偷渡船。
阿卜杜勒至今清楚地记得，5月18日的晚上，乌云压顶，码头的柴油味混在空气里让他不安。根据“蛇头”的安排，凌晨左右，包括他在内，40名逃亡欧洲的难民挤在一艘9米长的小艇上。海上的气温很低，由于过度紧张，他在船上不断打颤，身体几乎失去知觉。 当时，他已经感觉不到长时间等船后的饥渴和疲惫，就仿佛自己被扔进了茫茫无边的大海。“蛇头”告诉他，对岸矗立着上百栋房屋，但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从博德鲁姆到希腊科斯岛的这段航程只有半个小时，虽然小艇的行驶速度很快，但阿卜杜勒却感觉自己“像过了半个世纪”。
终于，船靠岸了，阿卜杜勒和同伴们一起慢慢挪动登陆。在安全踏上陆地后，阿卜杜勒庆幸自己还活着，但又悲上心头，他离自己熟悉的国和家都更远了。
抵达希腊当天，“蛇头”安排他去雅典国际机场乘机离开。当他正准备用伪造的证件登上飞往马其顿的航班时，警察发现了他证件存在问题。在短暂扣押盘问之后，警察令他迅速离境。
没有因为使用伪造证件入狱，这让阿卜杜勒感到庆幸。“我们这些难民在欧洲只能用伪造的证件通关，因为欧洲国家几乎不发放给我们申根签证。”他还补充道，自己的朋友逃亡到马其顿时被警察发现，当时他的朋友正在“蛇头”家中。警察将他们全部逮捕，并关押了一个月。
乘坐飞机偷渡失败后，阿卜杜勒临时在希腊与同行的其他几个难民租了房子，等待出逃机会。6月13日晚8点，根据“蛇头”的安排，他们花了6个小时徒步越过希腊边境的无人区，抵达马其顿——这虽是一个小国，但它南临希腊，北傍塞尔维亚，是陆路穿越之西欧的必经之地。
6月14日，为躲开边防警察的巡逻，阿卜杜勒不得不在边境的森林里藏了一整天。6月的马其顿，天气炎热干燥，锈色的烟雾从灌木里升起。阿卜杜勒口渴难耐，但他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啜饮着自己携带的水，偶尔吃一口压缩饼干充饥。
从叙利亚到希腊的路途中他可以买到食物，但是从穿越马其顿开始，阿卜杜勒就靠从希腊带来的食物支撑，因为在接下来的逃亡中，他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
走出森林之后，他又徒步了一天，到达马其顿的德米尔卡皮亚。依据“蛇头”所说，阿卜杜勒花了150欧元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汽车、火车甚至飞机等交通在东南欧国家间偷渡并不像当下这么困难。但由于非法移民大量涌入，马其顿警方加强了对边境口岸的管控。根据马其顿官方的统计，从今年2月到6月，穿越该国边境的难民同比增长了四倍。而仅仅今年，从地中海东岸途经土耳其抵达欧洲的中东难民就超过了48000名。
管控的加强就使得新涌入的难民不得不采取新的方式规避警察视线，自行车大概是目前难民可以选择的性价比最高的交通工具。
“马其顿人很会捞快钱，他们把上一批难民使用过的自行车收集起来，再运到希腊与马其顿的边境去卖。”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然，这也让像阿卜杜勒这样新来的难民方便很多。
现在，在马其顿的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难民结伴骑行。警察对这种“骑行大军”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目前主要把警力投入在打击走私人口的犯罪网络上。
“我们一般在路边草地、桥底休息。运气好的话，途中会出现没人住的空房子，我们就进去睡一觉。”阿卜杜勒说。他们甚至不敢进入低档的汽车旅馆，因为只要是旅馆都需要合法证件，如果他们使用伪造证件的话，很可能会被举报。
在穿越马其顿的过程中，阿卜杜勒平均每天要骑行14个小时。6月17日，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附近的库玛沃诺，他以70欧元的价钱将这辆自行车卖给了当地的车贩子，接着继续徒步走向塞尔维亚国境。
6月18日晚7点多，在穿越马其顿与塞尔维亚边界时，走在前面的一组偷渡者被边防警察发现后，遭到鸣枪示警，一名难民死于警方的枪口下。因为走得比较慢，距离前一组难民还有些远，阿卜杜勒这一组人躲到了灌木丛中。
树叶缝隙下的长夜，像一条黑色的隧道，没有星光，陌生又古怪。阿卜杜勒和几个伙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响，远处能听见直升机螺旋桨转动的声音。7个小时过去了，阿卜杜勒和他的伙伴们中途由于紧张和虚弱沉沉睡去，他们醒来时身上已经冻得麻木。
阿卜杜勒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在躲避警察的藏身过程中，他内心始终坚定地告诉自己，只要自己命够硬，他就一定能抵达荷兰。已然沦落至此，他就得背负着责任继续前进。他想象着到了荷兰并有了自己的新家后，“一定有花园、谷仓和鸽子，在那里，他和妻子还要生养孩子。生命中重要的东西都不会轻易遭到破坏和失去”。
待至天微亮，大概判断警察已离开，阿卜杜勒等一行终于穿过边境线，进入塞尔维亚。
阿卜杜勒随后又陆续穿越了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边境线。6月26日，在到达奥地利时，他身上只剩不到两百欧元。
“当我们打算从奥地利搭乘火车去往德国的时候，警察走过来盘问我们的身份，当然，我们没有合法的申根签证。于是，我们被捕了。”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有了先前偷渡和躲藏时的种种经历，在被捕那一刻，阿卜杜勒已经不感到意外，反而有种终得解脱的感觉。“我心里早就做好了随时被逮捕的准备了。”阿卜杜勒说，“其实西欧这些国家的生活条件都很好，能留在奥地利的话，我也算某种程度上成功了。”
他们先被送到了警察局，拍了照片留档，然后被送往了难民营。“我记不清那个边境小镇的名字了，但是警察对我们很有礼貌，难民营的条件也不错，是只给外国人和新移民短暂歇息的住所。”阿卜杜勒说。
随后，警察把申请难民身份的他送到了埃费丁市的一处公寓，公寓里还有一名和他经历相似的叙利亚难民。通常当地政府会把同一个国家来的难民安排在一起居住，这样大家比较好沟通。现在，阿卜杜勒和室友共用的公寓约有50平方米，里面包括一个大客厅和公共厨房、卫生间，政府为他们配备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并每天给他们每人5欧元的生活费。与留在叙利亚战乱中的亲人相比，阿卜杜勒觉得自己现在非常幸福。
下一步，阿卜杜勒打算通过法律途径先获得难民身份，再把家人接过来。“如果是在荷兰，再过5到6个月，我就能把家里人接来，在这里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阿卜杜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家里人能来到奥地利，政府会帮他租一间新的公寓，他还能从福利机构每个月获得900欧元的生活补贴。虽然这笔钱低于奥地利人的平均月薪，但阿卜杜勒认为，他在学好德语之后，可以找一份正式工作，拿到和当地人一样的薪水。
如果换作以前，阿卜杜勒不会建议任何同胞非法越过边境线。但在奥地利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每天都会和自己已经在做逃往欧洲准备的叔叔艾哈迈德沟通，提醒他在逃亡过程中带足食物和药品、注意警察，在和“蛇头”打交道的过程中要多加小心，因为他们既狡猾又唯利是图。“一路下来，我见过有的‘蛇头’收了难民的钱之后就不见踪影了，还有的甚至在边境线上打劫难民。而我能抵达这里，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在奥地利的生活也让阿卜杜勒感到有些不安。安置房所在的米黄色小楼里，他刚开始谁也不认识，只能通过每周社区安排的语言课等活动去接触当地人，了解当地生活。他的情绪也还没有从逃亡的恐惧经历中彻底走出来，现在每天都过得有些精神恍惚。“但我每天会告诉远方的妻子和父母，自己会努力，并一定会把他们接到身边来。” 阿卜杜勒说。
抵达奥地利后，28岁的阿卜杜勒每天至少花两个钟头学习德语。在逃离家园两个多月后，已经在奥地利获得难民身份的他努力去忘掉战乱带来的恐惧，却总是做不到。千里之外，地中海东岸的大马士革时时牵动着他的心。
妻子马尔瓦还住在大马士革，他每天都会打电话或者发信息，说一声“我爱你”;而和在黎巴嫩的父母通话时，他依然保持着乖巧的孩子气。
奥地利政府提供的安置房位于埃费丁，不到两公里外，蓝色的多瑙河静静流淌。天蓝水碧，物产丰饶，对于从战火中浴血逃离出来的阿卜杜勒而言，这里如同人间天堂。
但每当黑夜降临，他都希望结婚才三年的妻子能陪在他身旁。在不到10平方米的卧室里，他时常能听到妻子在外头喊他的名字。但很快，他会从幻觉中清醒过来。
子弹射进来，鲜血涌出去
在2011年之前，大马士革和埃费丁一样美丽。夏天，他经常与妻子依偎在城郊的萨利希亚小山上，听鸟语闻花香，俯瞰山下的绿洲与远处茫茫无际的沙漠。他曾在山上随手拍过一张大马士革的全景，并把它设置成了在社交网站“脸书”上的个人主页的背景，沿用至今。
“以前‘真主宠爱谁，就让谁生活在大马士革’，而现在，时过境迁。”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2012年开始，每个月总有两三次，他在大马士革的家门前总会布满迫击炮弹爆炸后的碎片。有两次，他的汽车也被炸坏，所幸自己和家人没有受伤。
“我特别害怕。我们没有多少钱，但是我最怕的是妻子和父母受伤。”阿卜杜勒说，只要战争一天不停止，危险就随时会降临到自己和家人头上。“子弹射进来，鲜血涌出去，只需要1分钟，生命就结束了。”
2013年，在叙利亚海湾银行工作两年以后，因为目睹了一次恐怖“直播”，他变得特别厌恶战争，并极度恐惧死亡，开始有了逃离叙利亚的想法。那一次，三辆汽车在银行附近爆炸，20人当场毙命，多人伤势严重。爆炸点紧邻一座军事检查站，他原本以为这里安全无虞。
回到家后，阿卜杜勒感觉“冷透了”，“你见过大街上同一国家的人拿着刀枪刺向对方吗”，阿卜杜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你返回家中，看见你珍爱的东西碎成一地，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不再想这样下去了。我决定挑战自己的命运，至少要反抗一下。”
收入的日益萎缩加速了他逃离的脚步。2011年，他每月能从就职的银行拿到35000叙利亚镑（当时相当于700美金）。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货币快速贬值。内战刚爆发前后，叙利亚镑兑美元的汇率是50：1上下，约两年后，变成约140：1。而他的工资，并没有上涨。
一家人的体面生活越来越难以维系， 2013年11月，阿卜杜勒辞去了大马士革的工作，在黎巴嫩谋了份会计师的职位，月薪为80000叙利亚镑。
2014年底，随着叙利亚危机外溢，黎巴嫩安全局势跟着恶化。黎巴嫩的房屋租金和交通费用也快速上涨，阿卜杜勒的生活再次捉襟见肘。而家人所在的大马士革，2013年初面粉短缺时期，过去只卖25叙利亚镑的面包一度涨到了500叙利亚镑。如果一家人仅靠他每月的80000镑收入生活，恐怕只能并日而食。
阿卜杜勒不得不先回到故乡，以图另谋出路。
“我想在叙利亚重新找一份能养活家人的工作，但是根本找不到。要想活下去，就得离开叙利亚。”阿卜杜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荷兰很远，却离天堂很近
2015年1月，阿卜杜勒的一位堂兄偷渡到了荷兰。堂兄告诉他，如果能在荷兰申请到难民身份，政府将每月补贴难民家庭1500欧元作为生活费用。堂兄的话，让阿卜杜勒如同听到了福音。他想，如果自己也像堂兄一样抵达荷兰，家人就能有更好的生活。而且，按照荷兰当地的政策，在获得难民身份的3个月后，他就可以把家人接过去。他甚至向家人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
除了获得生活补贴，他甚至还可以申请贷款，读一个银行和保险专业的硕士。“堂兄说，如果申请下来难民身份，我读书的贷款是无需还给政府的。”彼时，在阿卜杜勒的心里，荷兰很远，却离天堂很近。
1月底，阿卜杜勒开始了逃往荷兰的准备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一路上他将通过徒步、骑自行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至少五种方式，穿越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最终抵达荷兰。
“这条路线是既定的，大多数成功偷渡到欧洲的人都是那么过去的。”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1月底到5月初这小半年里，阿卜杜勒东挪西借凑了5000欧元，同时，通过堂兄拿到了各国“蛇头”的联系方式。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也备齐了合法的和伪造的两套证件。
天气太过寒冷时，不适合逃离。直到气温回暖的5月，阿卜杜勒终于开始生死逃亡。
仿佛被扔进了茫茫无边的大海
5月8日，阿卜杜勒吻别妻子，带上自己的父母，乘坐计程车首先前往黎巴嫩。
“我没办法带着妻子，偷渡太过艰辛，女人几乎很难撑下来。”阿卜杜勒说。他将体弱的父母留在了邻国黎巴嫩的赛达，请生活在当地的姨母照料。随后，他以合法的证件先从黎巴嫩贝鲁特乘班机飞抵土耳其，在该国停留了10天之后，他在爱琴海畔的博德鲁姆码头等来了前往希腊的偷渡船。
阿卜杜勒至今清楚地记得，5月18日的晚上，乌云压顶，码头的柴油味混在空气里让他不安。根据“蛇头”的安排，凌晨左右，包括他在内，40名逃亡欧洲的难民挤在一艘9米长的小艇上。海上的气温很低，由于过度紧张，他在船上不断打颤，身体几乎失去知觉。 当时，他已经感觉不到长时间等船后的饥渴和疲惫，就仿佛自己被扔进了茫茫无边的大海。“蛇头”告诉他，对岸矗立着上百栋房屋，但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从博德鲁姆到希腊科斯岛的这段航程只有半个小时，虽然小艇的行驶速度很快，但阿卜杜勒却感觉自己“像过了半个世纪”。
终于，船靠岸了，阿卜杜勒和同伴们一起慢慢挪动登陆。在安全踏上陆地后，阿卜杜勒庆幸自己还活着，但又悲上心头，他离自己熟悉的国和家都更远了。
抵达希腊当天，“蛇头”安排他去雅典国际机场乘机离开。当他正准备用伪造的证件登上飞往马其顿的航班时，警察发现了他证件存在问题。在短暂扣押盘问之后，警察令他迅速离境。
没有因为使用伪造证件入狱，这让阿卜杜勒感到庆幸。“我们这些难民在欧洲只能用伪造的证件通关，因为欧洲国家几乎不发放给我们申根签证。”他还补充道，自己的朋友逃亡到马其顿时被警察发现，当时他的朋友正在“蛇头”家中。警察将他们全部逮捕，并关押了一个月。
灌木丛中醒来时已冻得麻木
乘坐飞机偷渡失败后，阿卜杜勒临时在希腊与同行的其他几个难民租了房子，等待出逃机会。6月13日晚8点，根据“蛇头”的安排，他们花了6个小时徒步越过希腊边境的无人区，抵达马其顿——这虽是一个小国，但它南临希腊，北傍塞尔维亚，是陆路穿越之西欧的必经之地。
6月14日，为躲开边防警察的巡逻，阿卜杜勒不得不在边境的森林里藏了一整天。6月的马其顿，天气炎热干燥，锈色的烟雾从灌木里升起。阿卜杜勒口渴难耐，但他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啜饮着自己携带的水，偶尔吃一口压缩饼干充饥。
从叙利亚到希腊的路途中他可以买到食物，但是从穿越马其顿开始，阿卜杜勒就靠从希腊带来的食物支撑，因为在接下来的逃亡中，他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
走出森林之后，他又徒步了一天，到达马其顿的德米尔卡皮亚。依据“蛇头”所说，阿卜杜勒花了150欧元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汽车、火车甚至飞机等交通在东南欧国家间偷渡并不像当下这么困难。但由于非法移民大量涌入，马其顿警方加强了对边境口岸的管控。根据马其顿官方的统计，从今年2月到6月，穿越该国边境的难民同比增长了四倍。而仅仅今年，从地中海东岸途经土耳其抵达欧洲的中东难民就超过了48000名。
管控的加强就使得新涌入的难民不得不采取新的方式规避警察视线，自行车大概是目前难民可以选择的性价比最高的交通工具。
“马其顿人很会捞快钱，他们把上一批难民使用过的自行车收集起来，再运到希腊与马其顿的边境去卖。”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然，这也让像阿卜杜勒这样新来的难民方便很多。
现在，在马其顿的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难民结伴骑行。警察对这种“骑行大军”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目前主要把警力投入在打击走私人口的犯罪网络上。
“我们一般在路边草地、桥底休息。运气好的话，途中会出现没人住的空房子，我们就进去睡一觉。”阿卜杜勒说。他们甚至不敢进入低档的汽车旅馆，因为只要是旅馆都需要合法证件，如果他们使用伪造证件的话，很可能会被举报。
在穿越马其顿的过程中，阿卜杜勒平均每天要骑行14个小时。6月17日，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附近的库玛沃诺，他以70欧元的价钱将这辆自行车卖给了当地的车贩子，接着继续徒步走向塞尔维亚国境。
6月18日晚7点多，在穿越马其顿与塞尔维亚边界时，走在前面的一组偷渡者被边防警察发现后，遭到鸣枪示警，一名难民死于警方的枪口下。因为走得比较慢，距离前一组难民还有些远，阿卜杜勒这一组人躲到了灌木丛中。
树叶缝隙下的长夜，像一条黑色的隧道，没有星光，陌生又古怪。阿卜杜勒和几个伙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响，远处能听见直升机螺旋桨转动的声音。7个小时过去了，阿卜杜勒和他的伙伴们中途由于紧张和虚弱沉沉睡去，他们醒来时身上已经冻得麻木。
阿卜杜勒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在躲避警察的藏身过程中，他内心始终坚定地告诉自己，只要自己命够硬，他就一定能抵达荷兰。已然沦落至此，他就得背负着责任继续前进。他想象着到了荷兰并有了自己的新家后，“一定有花园、谷仓和鸽子，在那里，他和妻子还要生养孩子。生命中重要的东西都不会轻易遭到破坏和失去”。
待至天微亮，大概判断警察已离开，阿卜杜勒等一行终于穿过边境线，进入塞尔维亚。
难民的幸福与不安
阿卜杜勒随后又陆续穿越了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边境线。6月26日，在到达奥地利时，他身上只剩不到两百欧元。
“当我们打算从奥地利搭乘火车去往德国的时候，警察走过来盘问我们的身份，当然，我们没有合法的申根签证。于是，我们被捕了。”阿卜杜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有了先前偷渡和躲藏时的种种经历，在被捕那一刻，阿卜杜勒已经不感到意外，反而有种终得解脱的感觉。“我心里早就做好了随时被逮捕的准备了。”阿卜杜勒说，“其实西欧这些国家的生活条件都很好，能留在奥地利的话，我也算某种程度上成功了。”
他们先被送到了警察局，拍了照片留档，然后被送往了难民营。“我记不清那个边境小镇的名字了，但是警察对我们很有礼貌，难民营的条件也不错，是只给外国人和新移民短暂歇息的住所。”阿卜杜勒说。
随后，警察把申请难民身份的他送到了埃费丁市的一处公寓，公寓里还有一名和他经历相似的叙利亚难民。通常当地政府会把同一个国家来的难民安排在一起居住，这样大家比较好沟通。现在，阿卜杜勒和室友共用的公寓约有50平方米，里面包括一个大客厅和公共厨房、卫生间，政府为他们配备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并每天给他们每人5欧元的生活费。与留在叙利亚战乱中的亲人相比，阿卜杜勒觉得自己现在非常幸福。
下一步，阿卜杜勒打算通过法律途径先获得难民身份，再把家人接过来。“如果是在荷兰，再过5到6个月，我就能把家里人接来，在这里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阿卜杜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家里人能来到奥地利，政府会帮他租一间新的公寓，他还能从福利机构每个月获得900欧元的生活补贴。虽然这笔钱低于奥地利人的平均月薪，但阿卜杜勒认为，他在学好德语之后，可以找一份正式工作，拿到和当地人一样的薪水。
如果换作以前，阿卜杜勒不会建议任何同胞非法越过边境线。但在奥地利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每天都会和自己已经在做逃往欧洲准备的叔叔艾哈迈德沟通，提醒他在逃亡过程中带足食物和药品、注意警察，在和“蛇头”打交道的过程中要多加小心，因为他们既狡猾又唯利是图。“一路下来，我见过有的‘蛇头’收了难民的钱之后就不见踪影了，还有的甚至在边境线上打劫难民。而我能抵达这里，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在奥地利的生活也让阿卜杜勒感到有些不安。安置房所在的米黄色小楼里，他刚开始谁也不认识，只能通过每周社区安排的语言课等活动去接触当地人，了解当地生活。他的情绪也还没有从逃亡的恐惧经历中彻底走出来，现在每天都过得有些精神恍惚。“但我每天会告诉远方的妻子和父母，自己会努力，并一定会把他们接到身边来。” 阿卜杜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