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是中宣部指定的七大研究基地之一，作为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心自成立以来，利用自身优势，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取得诸多学术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方法，其研究成果也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对学科建设具有战略性的推动作用。尹韵公教授作为中心主任，更是兢兢业业，潜心研究，深入挖掘，以史为鉴，纵横对比，在传承历史的同时，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建设乃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贯彻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之际，我刊记者特别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教授。
　　尹韵公，男，现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全国记协常务理事、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新闻学科组评审委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大量的重要文件、领导人讲话和专题调研报告。代表作《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西北采访万里行》、《孙权》、《急选报：明代雕版印刷报纸》等，其中专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对明代新闻传播活动进行了深入地卓有成效地探索；曾发表多篇对党报的性质和功能、舆论监督及新闻自由等问题有创见的论文。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尹主任您好！很荣幸能采访到您。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概况及主要工作。
　　尹韵公：我也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成立于1993年10月，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党的十五大以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2004年1月1日起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2009年5月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由中宣部指定的全国研究基地共有七处。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则是有国防大学、中央党校、社科院以及教育部四大基地，地方则是以北京、广东、上海等省直辖市为三个基地。这些研究基地的所有工作均由中宣部统一指挥，通过研讨会和座谈会的形式，直接发布工作任务，对党的各种政策和理论进行实时报道，并为大众解疑答惑，进而更好地贯彻实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中宣部指定的全国研究基地之一，我中心主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齐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的特点和优势，通过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组织学者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为推动党的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政治思想建设、社会道德建设和党的建设服务。
　　记者：在新闻史研究中，您曾出版过不少相关新闻史和新闻理论方面的专著，为我国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理论支持，请您讲讲有代表性的几部。
　　尹韵公：那就以《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为例吧。《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是我的博士论文，当时方汉奇老师让我选择清明史作为研究课题，但是由于清明时期的历史考证时间较长，关系复杂。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其研究清楚是绝对不现实的事情。二选一，我便选择了明代的新闻史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明朝的新闻传播相较于同时代的哲学、文学、科学等方面，似乎并不耀眼。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也较少，因而论文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旁人都少有提及。论文先是从宏观角度对明代的新闻传播进行了整体概述，然后又分别从微观角度对这一时代的各种新闻传播介质和形式做了描摹，其中邸报是我着墨较多的方面。邸报和朝报在目前来说，其界定区别还很是模糊。我当时便是根据自己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描述。希望这篇文章能为众多的后来研究者提供一点帮助和参考。
　　记者：您的学术专长是新闻传播史论研究，曾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官员遍访各国，对各国的新闻事业有较深了解和研究。您认为中西新闻史论有哪些异同？原因何在呢？
　　尹韵公：各国家民族的新闻史形态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起点所决定的。由于历史起点不同，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文化风俗，从而造就了不同民族的文明形态和历史进程，也就理所当然经历不同的文明历程。以古希腊、罗马为例，从其各种文字形态和发明创造以及社会制度上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与中国文明的不同，这也是造成中西方新闻传播史各异的原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在某个特定时段也存在着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也是有其原因的。首先，这就要得益于交通方式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这必然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互通有无。这是形成各国新闻传播史相似的根本条件之一。
　　另外，在新闻传播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就是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到信息传输技术的巨大进步。追溯我国古代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为沟通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它们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可谓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近代，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为范本，透视出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新闻传播带来的重大机遇。这些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仅促进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富裕，同时也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为民族间相互沟通和文化交流开辟了重要的渠道。
　　我国虽然在古代是一个新闻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但是由于清朝时期的闭关锁国，再加上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对我国新闻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得我国的新闻业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信息传播手段的兴起还有一个方法的问题，那就是西方国家信息传播能将自身的新闻业发展与历史发展相结合，进而创造出灿烂的西方文明。在此，我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互通有无的方法问题。虽然各国都在借鉴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果经验，但是决不能照抄照搬，要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独特的一面，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各方面的长远发展。 　　记者：您认为从事新闻研究人员应具备哪些素养和品质？您能否为年轻新闻学子提几点研究新闻的方法？
　　尹韵公：就目前而言，当代社会对新闻记者的要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述。首先，就是要具备国情眼光。对于一名记者来说，其天生就被赋予国别属性。不同于普通大众的泛泛而谈，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新闻记者，首先便要对自身所处的国别地域的国情有一个详尽的了解。只有立足于国情，才能对事件的原委以及事件发生的根本有一个透彻的、正确的认识。这是要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的首要品质。其次，就是要具备世界眼光。所谓世界眼光，是说对于一名新闻记者而言，要对天下大势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在经济、文化与传播技术发展迅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不能以全局的角度去观察了解，孤立的看待某些事物，则会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导致新闻报道的片面、失实。再次，就是要具备历史眼光。具体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历史，采用历史的眼光，对其纵横比较，获得自己对世界新的认知和客观的认识。认识历史，认识到历史发展车轮的转动，具备一个新闻记者应有的历史穿透力，进而真正地做好新闻报道。
　　对于广大初涉新闻行业的工作者而言，要具备以上专业素养和品质的同时，还要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就目前社会所需而言，则是要打破传统的新闻采访撰写模式，并在具备其基本品格的基础上成为专家型记者。所谓专家型记者，是区别于一般的只局限于从事大众记者都能从事的记者而言的。其工作的内容不仅仅是撰写一篇通俗的消息、新闻稿，而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专家学者信息，能够找到自己的见解，真正实现报道的价值。
　　以经济记者为例，就需要对国内外的经济和国情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做到胸有成竹。辩证地对待各个专家学者的观点，并从其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信息，而不能人云亦云。因为在撰写新闻稿时，记者的笔触都隐含着自己的立场，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美国新闻记者相对来说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他们能从繁复的信息中提炼自己的观点立场。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专业精神，即不仅仅要会对新闻稿进行撰写，还需要不断积累自身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判断能力和专业眼光，从繁复多变的事件中提取到自己需要的信息，让共性为个性服务。
　　记者：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从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网络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建设起到什么作用？
　　尹韵公：网络如今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造成信息传输技术发生了颠覆性变革。仍以四大发明为例，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诞生不仅改变了中国的信息传输方式，同时也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互联网的诞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传输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建设而言，网络平台的诞生不仅为学术建设提供了一个学习分享的平台。但由于互联网信息五花八门，且很多受众缺乏分辨眼光，因此，新闻的专业性便受到一定的挑战。尤其是在大众传播时代，无论是对于广大的新闻工作者还是学术研究者，在利用好网络的同时，又要防范网络的负面因素对我国新闻事业带来的冲击。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谱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篇章，我国在近几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中，有哪些理论创新？
　　尹韵公：谈到理论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便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大的创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任务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而为实现这个总任务，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又开创了两个重大的举措，那就是走群众办报路线和中国内参机制。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与摸索中总结出来的密切联系群众、实现群众监督、表达人民的情绪、愿望与呼声的重要形式，对我国各项事业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走转改”活动，便是号召新闻工作者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转变以往的新闻写作采访模式，大胆深入基层，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报道群众所需、所想，从根本上了解群众，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从而使国人乃至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为我国的民生工作做好服务。这也是我国群众办报路线的一种制度体现。
　　记者：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全面阐述，既是实践的总结，又是理论的升华，那么我国的新闻出版单位，应该如何很好地贯彻这一精神呢？
　　尹韵公：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伟大的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达，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要求新闻出版业以及工作者为这宏伟目标的实现做好服务工作。一切有利于我们建设目标的，新闻工作者都要予以积极报道，激发全民建设的斗志和热情，有效推动社会的发展。当然也不避讳对一些消极问题的报道。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尤其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影响因素纷繁复杂，只有直面这些问题，做好报道工作，才能唤醒民众，集中全民智慧，积极面对消除并化解这些矛盾，才能真正推动和实现我国各民族的发展。
　　但是，新闻工作者在对消极问题进行报道时，应该时刻掌握新闻的“度”。客观准确的对事件本身进行报道，不能掺杂个人情绪，不能夸大其词。否则在互联网各种信息呈裂变式增长传播的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不客观报道便可能会通过转发评论，引得各种人群的围观，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而从较大的空间来说，还可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谣言传播的源头。因此，对于广大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要将自己的工作重心都围绕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来，并将其作为自己采访报道以及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