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阿母”是故乡对老年妇女的称呼,相当于北方人称“奶奶”。
我第一声啼叫“阿母”的,就是我的祖母彭淑贞老人,以后就一直这样叫着,直到老人家去世。
阿母是我们彭家岭彭家大户的女儿,小时候缠过足,不过,没缠多久,孙中山倡导妇女解放了,所以,虽不是“三寸金莲”,却比常人的脚还是小些。阿母大约十八九岁时嫁给了我的祖父,成亲没多久,就遇上了抓壮丁。当时阿母还披着新婚的服饰,清早正要出门,迎面碰上保长带着几个抓壮丁的找上门来,阿母便一边大声叫嚷,我家男人昨天出门的,我正要去找他。一边从容张罗着给客人让座、倒茶,把家里最好的瓜子果子摆到桌上。其实,祖父就在房里,大气也不敢出,寻思着怎样逃出去。一会儿,阿母提了一桶水,假装进房洗澡,反闩上门,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让祖父打开后窗,轻轻地跳出去,逃进后面山里去了。抓丁的人等了一会,又到房前屋后搜索一阵,找不到人,便又抓别的人去了。就这样,祖父逃过了一劫。
大约是1943年前后,日本鬼子打到湖南新宁,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听老一辈人说,当时日本鬼子特别残暴,见男人就杀,见妇女就奸淫。老百姓只要听到日本鬼子几个字,只晓得逃跑。往往一群扛枪的日本鬼子,像赶鸭子一样,赶着一个村的人到处跑。
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祖父便带着阿母,11岁的姑妈、9岁的我父亲和尚在襁褓中的叔叔,一路向后山逃奔,翻山越岭十多里,逃到高山源村一个叫狮子脑的山坡上。这里居高临下,便于应对。刚好一个大石头底下,有一块十几平方米的空地,可以遮风挡雨。于是和另外一家子安顿下来。另一家子觉得地方太窄,便又在石头下挖进去一两米。
白天,男人壮着胆子下山挑粮食去了,石头下就剩下两家女主人和几个孩子。当时叔叔才出生几个月,每天要晒尿布。有一天,乌鸦盘旋着,叫声凄厉。紧接着,天一下子阴沉下来,随后又飘起雨来。阿母叫喊着,快收尿片,姑妈和父亲便跑出来收尿片,阿母不放心,也抱着叔叔走出来。谁知他们一出来,石头顿时塌下来,把另一家的主妇和两个孩子压住,初时还听得见几声叫唤,渐渐地便没有了声息。外面的几个一惊非同小可,阿母赶忙叫姑妈和父亲下山喊人。父亲当时只有九岁,一边走一边高喊“压死三个人了,快来帮忙”,不料,躲在山上的人没听清楚,听成“来了日本人了,赶快躲藏”。吓得山上的人又四处逃窜。
后来祖父和另一家男主人上山来了,那家男主人呼天抢地,号啕大哭,祖父也唏嘘不已。阿母见死者可怜,用一床上好的棉絮把死者外露的遗体包住,然后烧了些纸,几个人一齐动手,就地取土把死者掩埋掉。原来那块石头是斜竖在那里的,底下一掏空,便失去了支撑,因而塌下来。于是,那块石头便成了一块天然的墓碑,也成了日本侵略者荼毒中国人民的见证。
听父亲说,祖父因病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当时阿母才三十九岁,拖着三个孩子,叔叔当时只九岁。为了儿女,阿母便没有改嫁,一直把儿女们拖大,成家立业,其间的辛劳,可想而知。
我小的时候,经常生病、发烧,一吃药便呕吐。按故乡的迷信说法,不受药的病大多是受惊吓所致,称“吓脱魂”。吓掉魂的人不采取措施的话,过一段时间便会死去的,于是就需要“捞魂”。记得每次捞魂,总是阿母带着我去。一只手提一个筲箕,一只手牵着我,摸黑走到附近的小河边。然后手持筲箕向河里撮三下,一边口里念念有词,请河神公公、河母娘娘,让受惊的孩子元神归位,魂魄归身。然后伸手从河里摸起三颗小石子拿着,最后便喊我的乳名:“小四儿,跟阿母回去啊!回来了吗?”我站在身后赶紧作答:“回来了!”要回答得坚决果断。就这样,一边喊一边走,回到我睡的房里,阿母把三颗石子放在我枕头底下用枕头压住,又用一根黑线戴项链一样套在我脖子上,叫捆住魂魄不要再走散。如此三天,病已基本好了,魂魄自然也“归位”了。
在我五岁时,有一次因为顶嘴触怒了父亲,父亲便追着要打我,我飞跑着逃了出去躲藏起来,到了晚上也不敢回家。已经很晚了,我躺在生产队牛栏上层的稻草丛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我。我睁开眼向外面一看,只见黑暗中阿母带着姐姐,手持火把在四处找我。我心头一热,赶忙跳下去,扑到阿母怀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呜呜地大哭起来。阿母一面安慰我,一面把我接回家里,责备了父亲几句,又教育我以后要听话,接着张罗着热饭热水去了。
大约在我七岁的时候,放学后给生产队放牛。因贪玩,把牛放在河边吃草,自己和同伴跳下河游泳去了。结果牛跑到邻队稻田里吃了禾苗,被邻队的跛子队长强行牵走了。因怕挨打,回到家里我不敢跟父母讲。第二天早上放牛时,才硬着头皮告诉阿母。阿母一边责怪我不该贪玩,一边放下手中的活计找跛子队长去了。好说歹说,对方非要赔两升谷子才肯放牛。于是,阿母又返回来,提了两升谷子送过去,才把牛牵回来。当我从阿母手里接过牛绳时,心里发誓再也不贪玩了。
在我十八岁那年,正是高考会考的最后冲刺阶段,因为学习紧张,端午节我也没有回家。第二天下午,我正在教室里埋头看书,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唤我的乳名。我抬起头一看,是阿母!拄着拐杖,佝偻着腰,站在教室门口。我赶紧出去,接过阿母手中的东西,哽咽着不能言语,眼泪忍不住一下便流下来。阿母给我带了一包粽子和一袋李子。轻声地嗔怪我,过节也不回家,莫把身体读坏了。
后来,听一个姓陈的女老师讲,阿母在找我时只讲得出我的乳名,也不晓得班级,搞得学校老师都无法查找,老人家硬是挨着教室一个一个找到的。那时阿母已经七十多岁,腿脚也不灵便,拄着拐杖,来回奔走了十多里路,真难为她了。
我大学毕业时,阿母带来口信要我回家乡工作,不要去远地方,不然会“像丢了一个崽”。在我们当地,当年确实有在外工作结婚后因为“妻管严”而很少回家的。我理解她的心情,但没有听她的吩咐,最后选择去了湘西。
回家探亲时,阿母又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要在外面找对象,硬张罗着要在家乡为我介绍女朋友。我敷衍着,几年后,却把女朋友带到她面前。我喊她时,她应了一声,接着便怪罪我,翅膀硬了,阿母的话也不听了。我无言以对。见我的女朋友在旁边,便立即又停下来,招呼着要倒茶。接着几天里,阿母似乎还在生我的气,不太搭理我,没有以前那种亲热。待我们返回时,阿母却坚持要送我们。
买的是第二天的早班车票。头天下午,我们便一起进城,住在城里大姐家。第二天早上约四点钟,阿母就起了床,到走廊淘米煮饭。大姐家才换的高压锅,阿母从没用过,淘好米后,盖子却怎么也盖不起来。搞了半天,又怕吵醒我们,就把锅子放在煤灶上,用块干净毛巾把锅盖住。后来大姐起来,看到锅子里一团热气,才盖好锅盖。吃早饭时,大姐说起这事,阿母直怪锅子不好用。
上车时,我考虑到人多拥挤,叫阿母不要送了,阿母卻一直把我们送进车站,送上汽车,目送我们离去。汽车开出很远了,我还看到阿母佝偻的身影。
过了两年,阿母摔了一跤,接着身体便大不如前。在她病重时,我赶回去看她。她睡在病床上,虽形容枯槁,但还很清醒。她紧紧抓住我的手,仍旧喊我的乳名,很吃力地对我说:“你能回来看我,我已心满意足了,你们工作忙,看过我之后就回去,莫耽误前途。”说着眼泪已涌出来,我也噙着泪,想安慰老人几句,却已泣不成声……
阿母活了八十三岁,在那时农村,已是高寿了。每想起阿母,就想起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在内心激动之余,把它们如实地记录下来,算是对阿母最好的怀念。
我第一声啼叫“阿母”的,就是我的祖母彭淑贞老人,以后就一直这样叫着,直到老人家去世。
阿母是我们彭家岭彭家大户的女儿,小时候缠过足,不过,没缠多久,孙中山倡导妇女解放了,所以,虽不是“三寸金莲”,却比常人的脚还是小些。阿母大约十八九岁时嫁给了我的祖父,成亲没多久,就遇上了抓壮丁。当时阿母还披着新婚的服饰,清早正要出门,迎面碰上保长带着几个抓壮丁的找上门来,阿母便一边大声叫嚷,我家男人昨天出门的,我正要去找他。一边从容张罗着给客人让座、倒茶,把家里最好的瓜子果子摆到桌上。其实,祖父就在房里,大气也不敢出,寻思着怎样逃出去。一会儿,阿母提了一桶水,假装进房洗澡,反闩上门,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让祖父打开后窗,轻轻地跳出去,逃进后面山里去了。抓丁的人等了一会,又到房前屋后搜索一阵,找不到人,便又抓别的人去了。就这样,祖父逃过了一劫。
大约是1943年前后,日本鬼子打到湖南新宁,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听老一辈人说,当时日本鬼子特别残暴,见男人就杀,见妇女就奸淫。老百姓只要听到日本鬼子几个字,只晓得逃跑。往往一群扛枪的日本鬼子,像赶鸭子一样,赶着一个村的人到处跑。
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祖父便带着阿母,11岁的姑妈、9岁的我父亲和尚在襁褓中的叔叔,一路向后山逃奔,翻山越岭十多里,逃到高山源村一个叫狮子脑的山坡上。这里居高临下,便于应对。刚好一个大石头底下,有一块十几平方米的空地,可以遮风挡雨。于是和另外一家子安顿下来。另一家子觉得地方太窄,便又在石头下挖进去一两米。
白天,男人壮着胆子下山挑粮食去了,石头下就剩下两家女主人和几个孩子。当时叔叔才出生几个月,每天要晒尿布。有一天,乌鸦盘旋着,叫声凄厉。紧接着,天一下子阴沉下来,随后又飘起雨来。阿母叫喊着,快收尿片,姑妈和父亲便跑出来收尿片,阿母不放心,也抱着叔叔走出来。谁知他们一出来,石头顿时塌下来,把另一家的主妇和两个孩子压住,初时还听得见几声叫唤,渐渐地便没有了声息。外面的几个一惊非同小可,阿母赶忙叫姑妈和父亲下山喊人。父亲当时只有九岁,一边走一边高喊“压死三个人了,快来帮忙”,不料,躲在山上的人没听清楚,听成“来了日本人了,赶快躲藏”。吓得山上的人又四处逃窜。
后来祖父和另一家男主人上山来了,那家男主人呼天抢地,号啕大哭,祖父也唏嘘不已。阿母见死者可怜,用一床上好的棉絮把死者外露的遗体包住,然后烧了些纸,几个人一齐动手,就地取土把死者掩埋掉。原来那块石头是斜竖在那里的,底下一掏空,便失去了支撑,因而塌下来。于是,那块石头便成了一块天然的墓碑,也成了日本侵略者荼毒中国人民的见证。
听父亲说,祖父因病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当时阿母才三十九岁,拖着三个孩子,叔叔当时只九岁。为了儿女,阿母便没有改嫁,一直把儿女们拖大,成家立业,其间的辛劳,可想而知。
我小的时候,经常生病、发烧,一吃药便呕吐。按故乡的迷信说法,不受药的病大多是受惊吓所致,称“吓脱魂”。吓掉魂的人不采取措施的话,过一段时间便会死去的,于是就需要“捞魂”。记得每次捞魂,总是阿母带着我去。一只手提一个筲箕,一只手牵着我,摸黑走到附近的小河边。然后手持筲箕向河里撮三下,一边口里念念有词,请河神公公、河母娘娘,让受惊的孩子元神归位,魂魄归身。然后伸手从河里摸起三颗小石子拿着,最后便喊我的乳名:“小四儿,跟阿母回去啊!回来了吗?”我站在身后赶紧作答:“回来了!”要回答得坚决果断。就这样,一边喊一边走,回到我睡的房里,阿母把三颗石子放在我枕头底下用枕头压住,又用一根黑线戴项链一样套在我脖子上,叫捆住魂魄不要再走散。如此三天,病已基本好了,魂魄自然也“归位”了。
在我五岁时,有一次因为顶嘴触怒了父亲,父亲便追着要打我,我飞跑着逃了出去躲藏起来,到了晚上也不敢回家。已经很晚了,我躺在生产队牛栏上层的稻草丛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我。我睁开眼向外面一看,只见黑暗中阿母带着姐姐,手持火把在四处找我。我心头一热,赶忙跳下去,扑到阿母怀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呜呜地大哭起来。阿母一面安慰我,一面把我接回家里,责备了父亲几句,又教育我以后要听话,接着张罗着热饭热水去了。
大约在我七岁的时候,放学后给生产队放牛。因贪玩,把牛放在河边吃草,自己和同伴跳下河游泳去了。结果牛跑到邻队稻田里吃了禾苗,被邻队的跛子队长强行牵走了。因怕挨打,回到家里我不敢跟父母讲。第二天早上放牛时,才硬着头皮告诉阿母。阿母一边责怪我不该贪玩,一边放下手中的活计找跛子队长去了。好说歹说,对方非要赔两升谷子才肯放牛。于是,阿母又返回来,提了两升谷子送过去,才把牛牵回来。当我从阿母手里接过牛绳时,心里发誓再也不贪玩了。
在我十八岁那年,正是高考会考的最后冲刺阶段,因为学习紧张,端午节我也没有回家。第二天下午,我正在教室里埋头看书,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唤我的乳名。我抬起头一看,是阿母!拄着拐杖,佝偻着腰,站在教室门口。我赶紧出去,接过阿母手中的东西,哽咽着不能言语,眼泪忍不住一下便流下来。阿母给我带了一包粽子和一袋李子。轻声地嗔怪我,过节也不回家,莫把身体读坏了。
后来,听一个姓陈的女老师讲,阿母在找我时只讲得出我的乳名,也不晓得班级,搞得学校老师都无法查找,老人家硬是挨着教室一个一个找到的。那时阿母已经七十多岁,腿脚也不灵便,拄着拐杖,来回奔走了十多里路,真难为她了。
我大学毕业时,阿母带来口信要我回家乡工作,不要去远地方,不然会“像丢了一个崽”。在我们当地,当年确实有在外工作结婚后因为“妻管严”而很少回家的。我理解她的心情,但没有听她的吩咐,最后选择去了湘西。
回家探亲时,阿母又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要在外面找对象,硬张罗着要在家乡为我介绍女朋友。我敷衍着,几年后,却把女朋友带到她面前。我喊她时,她应了一声,接着便怪罪我,翅膀硬了,阿母的话也不听了。我无言以对。见我的女朋友在旁边,便立即又停下来,招呼着要倒茶。接着几天里,阿母似乎还在生我的气,不太搭理我,没有以前那种亲热。待我们返回时,阿母却坚持要送我们。
买的是第二天的早班车票。头天下午,我们便一起进城,住在城里大姐家。第二天早上约四点钟,阿母就起了床,到走廊淘米煮饭。大姐家才换的高压锅,阿母从没用过,淘好米后,盖子却怎么也盖不起来。搞了半天,又怕吵醒我们,就把锅子放在煤灶上,用块干净毛巾把锅盖住。后来大姐起来,看到锅子里一团热气,才盖好锅盖。吃早饭时,大姐说起这事,阿母直怪锅子不好用。
上车时,我考虑到人多拥挤,叫阿母不要送了,阿母卻一直把我们送进车站,送上汽车,目送我们离去。汽车开出很远了,我还看到阿母佝偻的身影。
过了两年,阿母摔了一跤,接着身体便大不如前。在她病重时,我赶回去看她。她睡在病床上,虽形容枯槁,但还很清醒。她紧紧抓住我的手,仍旧喊我的乳名,很吃力地对我说:“你能回来看我,我已心满意足了,你们工作忙,看过我之后就回去,莫耽误前途。”说着眼泪已涌出来,我也噙着泪,想安慰老人几句,却已泣不成声……
阿母活了八十三岁,在那时农村,已是高寿了。每想起阿母,就想起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在内心激动之余,把它们如实地记录下来,算是对阿母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