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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已经播完了,从开始的一副扑街相,到40集后的渐入佳境,一路低开高走,这是一部良心剧。
《白鹿原》中的女子命运大都比较曲折,冷秋月就是其中一个。相较于百灵的飞扬勇决、田小娥的风情万种,冷秋月实在太暗淡了,她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三从四德”的乖乖女——老实有余,个性不足。自打小时候父亲为她定下和鹿兆鹏的娃娃亲起,她的不幸就已命中注定。
鹿兆鹏是一个革命者,接受的是新文化、新道德,而冷秋月和她身后的白鹿原,恪守的是旧文化、旧道德。鹿子霖软硬兼施把冷秋月这个媳妇强塞给鹿兆鹏,这在鹿兆鹏看来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接受的不仅仅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还是一种旧的文化、旧的生活范式,接受就等于就范。于是,鹿兆鹏虽然被骗回白鹿原成婚,但对新婚妻子毫无感情,冷秋月一嫁到鹿家就守活寡。
在原著中,由于一次酒后失态,险些导致鹿子霖与儿媳妇冷秋月乱伦。不久后,冷秋月陷入癫狂,最终身死名裂。在电视剧中,编剧的改编也非常到位。鹿兆鵬想把冷秋月接到城中不再受原上风言风语的折磨,但冷秋月表示接受她就得接受全部,和她住在一起,于是两人不欢而散,冷秋月随后上吊自杀。不一样的结局,一样的凄惨。
二
民國是一个革新旧式风俗的时代,有人追求恋爱自由,有人依然相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旧交替时,包办婚姻酿成的悲剧比比皆是,鹿兆鹏冷秋月也只不过是一个缩影。“小脚与西服”的冲突,也曾在许多名人身上发生。
1915年,大才子徐志摩由家庭包办,与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对自己的妻子,徐志摩第一次看到照片就评价她为“乡下土包子”。为了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他与妻子履行完婚姻义务后就离家求学了。在国外留学时偶遇“人间最美四月天”的林徽因,即便是全民情人的大才子,面对女神也疯狂迷恋,心甘情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以为“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坚持要求与张幼仪离婚,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离婚第一人。
鲁迅的遭遇跟鹿兆鹏更为相像。周母谎言称病,将尚在日本留学的鲁迅骗回家中,一手安排了他与朱安的婚事。婚礼上,鲁迅面色阴沉,听从摆布,周母以为儿子认可了这门婚事。晚上入洞房后,鲁迅见到揭开盖头的朱安,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洞房里静静坐了一夜。这真是跟《白鹿原》中鹿兆鹏的婚礼如出一辙。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朱安在鲁迅去世后,仍然一直跟随周母。1947年,形影相吊的朱安孤独地去世。
三
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新旧道德变迁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赞同新道德,同时谨慎地恪守旧道德。”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胡适在婚姻问题上称得上“模范”。1917年由其母包办,胡适与江冬秀结婚。自由恋爱的风气在当时已颇为盛行,但这并不妨碍他选择维持这段婚姻。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虽然之后的岁月里,胡适也遇到过自己的红颜知己,有过“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但最终还是与江冬秀相濡以沫、厮守一生。
有人说,胡适一生倡导自由,但自己的婚姻并不自由,挺可悲的。但我觉得,胡适起码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被绑在命运的车轮上毫无还手之力。
民国时期,三媒六证,婚姻包办,女人未必幸福;婚姻解放,恋爱自由,幸福的也未必是女人。朱安也好,张幼仪也罢,能依附的只有男人,能托付的只有命运。命运步步紧逼,自己步步退让;时代大潮奔涌,自己随波逐流。
(摘自《河北法制报》2017年7月4日)
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已经播完了,从开始的一副扑街相,到40集后的渐入佳境,一路低开高走,这是一部良心剧。
《白鹿原》中的女子命运大都比较曲折,冷秋月就是其中一个。相较于百灵的飞扬勇决、田小娥的风情万种,冷秋月实在太暗淡了,她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三从四德”的乖乖女——老实有余,个性不足。自打小时候父亲为她定下和鹿兆鹏的娃娃亲起,她的不幸就已命中注定。
鹿兆鹏是一个革命者,接受的是新文化、新道德,而冷秋月和她身后的白鹿原,恪守的是旧文化、旧道德。鹿子霖软硬兼施把冷秋月这个媳妇强塞给鹿兆鹏,这在鹿兆鹏看来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接受的不仅仅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还是一种旧的文化、旧的生活范式,接受就等于就范。于是,鹿兆鹏虽然被骗回白鹿原成婚,但对新婚妻子毫无感情,冷秋月一嫁到鹿家就守活寡。
在原著中,由于一次酒后失态,险些导致鹿子霖与儿媳妇冷秋月乱伦。不久后,冷秋月陷入癫狂,最终身死名裂。在电视剧中,编剧的改编也非常到位。鹿兆鵬想把冷秋月接到城中不再受原上风言风语的折磨,但冷秋月表示接受她就得接受全部,和她住在一起,于是两人不欢而散,冷秋月随后上吊自杀。不一样的结局,一样的凄惨。
二
民國是一个革新旧式风俗的时代,有人追求恋爱自由,有人依然相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旧交替时,包办婚姻酿成的悲剧比比皆是,鹿兆鹏冷秋月也只不过是一个缩影。“小脚与西服”的冲突,也曾在许多名人身上发生。
1915年,大才子徐志摩由家庭包办,与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对自己的妻子,徐志摩第一次看到照片就评价她为“乡下土包子”。为了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他与妻子履行完婚姻义务后就离家求学了。在国外留学时偶遇“人间最美四月天”的林徽因,即便是全民情人的大才子,面对女神也疯狂迷恋,心甘情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以为“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坚持要求与张幼仪离婚,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离婚第一人。
鲁迅的遭遇跟鹿兆鹏更为相像。周母谎言称病,将尚在日本留学的鲁迅骗回家中,一手安排了他与朱安的婚事。婚礼上,鲁迅面色阴沉,听从摆布,周母以为儿子认可了这门婚事。晚上入洞房后,鲁迅见到揭开盖头的朱安,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洞房里静静坐了一夜。这真是跟《白鹿原》中鹿兆鹏的婚礼如出一辙。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朱安在鲁迅去世后,仍然一直跟随周母。1947年,形影相吊的朱安孤独地去世。
三
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新旧道德变迁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赞同新道德,同时谨慎地恪守旧道德。”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胡适在婚姻问题上称得上“模范”。1917年由其母包办,胡适与江冬秀结婚。自由恋爱的风气在当时已颇为盛行,但这并不妨碍他选择维持这段婚姻。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虽然之后的岁月里,胡适也遇到过自己的红颜知己,有过“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但最终还是与江冬秀相濡以沫、厮守一生。
有人说,胡适一生倡导自由,但自己的婚姻并不自由,挺可悲的。但我觉得,胡适起码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被绑在命运的车轮上毫无还手之力。
民国时期,三媒六证,婚姻包办,女人未必幸福;婚姻解放,恋爱自由,幸福的也未必是女人。朱安也好,张幼仪也罢,能依附的只有男人,能托付的只有命运。命运步步紧逼,自己步步退让;时代大潮奔涌,自己随波逐流。
(摘自《河北法制报》2017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