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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最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浸染于湘西北的乡情俚俗,10岁上下便赤着脚丫奔跑在凤凰县城的石板街上,阅尽街边奥妙无穷的苗人作坊和生于沅水边的鳜鱼、蟋蟀、黄鹂;随行伍在沅水支流的大小县城里行进,听那回荡河道谷间的船工号子和码头女人的箫声俚曲,以及数不清的苗人故事……湘西这本“大书”的山水人事,的确是沈从文精神血肉里极为重要的元素。
可沈从文的生命里还有着另外的“大书”。在他长达86年的生命旅程中,是什么力量让他走出蛮野的湘西北,勇敢追寻另一种文明的形式;是什么力量让他30年如一日,在冷清的历史博物馆中将生命耗费给先民服饰,做着极可能毫无结果的努力。“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这样的沈从文,同样是真实的。北京对于沈从文,更像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本营,它恰与湘西的热烈、荒蛮、自然形成对照,而与文明、道德和社会责任的人类理想关系。
1922年辗转来京,这座承载了上世纪历史风云的国都便与沈从文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沈从文也在不同的际遇与心境中,迎来了50个属于北京的春秋。时下习习秋风和飘落的杏叶送来京秋的讯息,让我们拮下一朵金菊,在花茶的茗香中,体味沈从文的北京年华里独有的秋色。
1924年·秋
1924年的秋天,银闸胡同口国槐的叶子开始转黄,枝叶筛下的日光,斑驳地照着这条四百余米的巷子,两侧的矮屋零落,偶尔的老鸦叫一声声显出凄冷,满怀心事的沈从文刚好走过。
银闸胡同位于故宫东侧,明朝时曾为御马监里草阑旧址,是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为他找到的新住处。因为胡同里有一座白银铸成的水闸,上镌有“银闸”二字而得名。一年多前,独自跑来北京的沈从文在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的幫助下,住在了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姐姐与姐夫回湘西之后,升学无望的沈从文终日往返于会馆与京师图书馆之间开启了自学生涯,苦无同僚友人的陪伴。黄村生来看望沈从文的时候,总觉这种会馆的独居生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为其在银闸胡同二十四院的北大大风公寓里,找了一个房间,并介绍了许多住在附近、同来北京求学的年轻人。
说是公寓,其实房间是由一个储煤间略加改造而成。房间极小,湿气很重,沈从文还需要自己来布置这新的住所。将墙面开出一扇窗户,窗口上钉上四根细木条并糊上纸。房间内搁上一张写字桌,并为这新的住所取个名字,叫“窄而霉小斋”,不难看出这名字背后的自嘲之意了。
在刚刚结束的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中,因为国文基础实在太差,沈从文得了个零分。深秋萧瑟的风也洗刷着沈从文的内心,在本就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放弃正式就读大学的想法,改为在北京大学做职业的旁听生了。时下的北京大学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给了沈从文旁听的机会。国文、哲学、历史、日语,过去只要是感兴趣的课程,沈从文都会去听,不放过这样好的吸收知识的机会。如今他一边与在公寓附近新结识的朋友们一起在北大听课,一边就在他窄而霉小斋的桌前写作,将他对于社会现象的诸种意见想法写成文章,投给那些在他身处保靖时,就在其心上点燃新文化火花的杂志。没有经济来源,每天巴望着能将文章转成稿费,沈从文常常要整天饿着肚子,在这又潮又冷的房间里,坚持着他的文学理想。
“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新开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尽管新寄出的稿件又石沉大海了,沈从文仍旧在秋风阵阵换凉中坚持着。他深知自己的根底差,也在文学圈内毫无熟识之人,想走上作家的路,唯有不断地写、不断坚持。今日无从发表,那就明日继续努力,明日依然不能发表,那就继续争取。只要还有成功的可能,那就无须停下。
“我要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1924年的深秋,沈从文艰难跋涉在自己选择的理想之路上,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黏附到‘文学革命’的努力上”,用一根笔来做社会的改造。
1953年·秋
又是一年深秋,然而时间已经轮换到了1953年。清晨的雾气浓重,天安门城楼前走过一个瑟缩的矮个子老头儿,很少有人能认出,这就是已经名震全国的作家沈从文。穿着一身灰色的棉袄,夹带纸笔和用手绢包好的烧饼——中午饭,沈从文早早就来到历史博物馆门前,躲在避风的角落里等待着值早班的警卫来开门。
来到历史博物馆担任馆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沈从文为自己做下的又一次选择。30年代就蜚声文坛的沈从文,解放之后却一度被作为反动派来对待,自觉衷心被污的沈从文,为此甚至还自杀过一次。供奉人性小庙的《边城》,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过时了”,这是沈从文得到最多的评价。那么,还继续写下去吗?自己已经是50岁的人了,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对于美的感受,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小说语言的偏废都已经定型,是否还有转换文风的可能?如果不继续写下去,又做什么呢?这些问题无数次叩击过沈从文的心灵,时代的浪潮再次将沈从文推到选择的档口,直到和其他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们一起被下放调去历史博物馆清理整顿北京的古董店。
走过琉璃厂、天桥与二三条琳琅的文物,古旧的字画和无数的瓷器、漆器隐隐地在沈从文心中增加着分量,自己刚到北京时就被这些古王朝的残影吸引过,大半辈子中从手中流过太多的旧东西,如今研究界还能做些整理旧文物的工作,这或许就是自己后半生继续书写生命传奇的契机。
暗自定下的新路就默默放在心里,等到清理文物结束,沈从文是这批教授中唯一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人。这天,他与往常一样来到博物馆的库房里。黑沉沉的库房里不能生火,也不能开灯,光线中跳跃的灰尘显出阴森的气息,但沈从文却全不在意,他聚精会神地逐个观察、识记这些坛罐。馆里给他的工作是让他给文物贴标签,可沈从文远不限于此。无数的珍宝在他心中留下知识的印迹,朝代、特征、设色、花纹,素来学习能力极强的沈从文在莫大的兴奋与沉醉中观察着,感受着,一同入脑的,还有无数的文物研究问题。
时间不多了,一份完全崭新的事业摆在年过半百的沈从文面前,必须要心无旁骛地学习。他在后来给侄子黄永玉的信中写着自己的工作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
如果20年代沈从文来到北京,是在地方的权力斗争与新时代理想社会的召唤中毅然选择了后者,是在一片混沌中猛然的人生价值苏醒,那么50年代的选择,则昭示出他燃不尽的生命热力。曾经凝注了无数心血的文学事业不再被接受了,但决不抱着已有的名气颐养天年,沈从文还要为着他深爱的国家工作,他还能去全新的领域,谱写新的生命传奇。
80年代,分量极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沈从文也以文化研究者的身份重回大众视野。访者蜂拥而至,出版商踏破门栏。走到了生命晚秋的沈从文,总以宁静祥和的微笑接待这些到访者。“智者明白‘现象’,不为束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沈从文曾在《烛虚》中这样写生命。30年耕耘于文学园地,30年栽种文物研究的青苗,沈从文的确使手中的笔,也生出金色的麦穗。
北京为沈从文留下了生命的行迹,关于知识视野、理想社会、生命美感,也关于人生“大书”所能达到的厚度。
温暖明亮的秋光还在照耀,我们都还耕耘着自己的那片园地,沈从文的人生风景,大约能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可沈从文的生命里还有着另外的“大书”。在他长达86年的生命旅程中,是什么力量让他走出蛮野的湘西北,勇敢追寻另一种文明的形式;是什么力量让他30年如一日,在冷清的历史博物馆中将生命耗费给先民服饰,做着极可能毫无结果的努力。“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这样的沈从文,同样是真实的。北京对于沈从文,更像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本营,它恰与湘西的热烈、荒蛮、自然形成对照,而与文明、道德和社会责任的人类理想关系。
1922年辗转来京,这座承载了上世纪历史风云的国都便与沈从文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沈从文也在不同的际遇与心境中,迎来了50个属于北京的春秋。时下习习秋风和飘落的杏叶送来京秋的讯息,让我们拮下一朵金菊,在花茶的茗香中,体味沈从文的北京年华里独有的秋色。
1924年·秋
1924年的秋天,银闸胡同口国槐的叶子开始转黄,枝叶筛下的日光,斑驳地照着这条四百余米的巷子,两侧的矮屋零落,偶尔的老鸦叫一声声显出凄冷,满怀心事的沈从文刚好走过。
银闸胡同位于故宫东侧,明朝时曾为御马监里草阑旧址,是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为他找到的新住处。因为胡同里有一座白银铸成的水闸,上镌有“银闸”二字而得名。一年多前,独自跑来北京的沈从文在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的幫助下,住在了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姐姐与姐夫回湘西之后,升学无望的沈从文终日往返于会馆与京师图书馆之间开启了自学生涯,苦无同僚友人的陪伴。黄村生来看望沈从文的时候,总觉这种会馆的独居生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为其在银闸胡同二十四院的北大大风公寓里,找了一个房间,并介绍了许多住在附近、同来北京求学的年轻人。
说是公寓,其实房间是由一个储煤间略加改造而成。房间极小,湿气很重,沈从文还需要自己来布置这新的住所。将墙面开出一扇窗户,窗口上钉上四根细木条并糊上纸。房间内搁上一张写字桌,并为这新的住所取个名字,叫“窄而霉小斋”,不难看出这名字背后的自嘲之意了。
在刚刚结束的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中,因为国文基础实在太差,沈从文得了个零分。深秋萧瑟的风也洗刷着沈从文的内心,在本就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放弃正式就读大学的想法,改为在北京大学做职业的旁听生了。时下的北京大学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给了沈从文旁听的机会。国文、哲学、历史、日语,过去只要是感兴趣的课程,沈从文都会去听,不放过这样好的吸收知识的机会。如今他一边与在公寓附近新结识的朋友们一起在北大听课,一边就在他窄而霉小斋的桌前写作,将他对于社会现象的诸种意见想法写成文章,投给那些在他身处保靖时,就在其心上点燃新文化火花的杂志。没有经济来源,每天巴望着能将文章转成稿费,沈从文常常要整天饿着肚子,在这又潮又冷的房间里,坚持着他的文学理想。
“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新开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尽管新寄出的稿件又石沉大海了,沈从文仍旧在秋风阵阵换凉中坚持着。他深知自己的根底差,也在文学圈内毫无熟识之人,想走上作家的路,唯有不断地写、不断坚持。今日无从发表,那就明日继续努力,明日依然不能发表,那就继续争取。只要还有成功的可能,那就无须停下。
“我要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1924年的深秋,沈从文艰难跋涉在自己选择的理想之路上,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黏附到‘文学革命’的努力上”,用一根笔来做社会的改造。
1953年·秋
又是一年深秋,然而时间已经轮换到了1953年。清晨的雾气浓重,天安门城楼前走过一个瑟缩的矮个子老头儿,很少有人能认出,这就是已经名震全国的作家沈从文。穿着一身灰色的棉袄,夹带纸笔和用手绢包好的烧饼——中午饭,沈从文早早就来到历史博物馆门前,躲在避风的角落里等待着值早班的警卫来开门。
来到历史博物馆担任馆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沈从文为自己做下的又一次选择。30年代就蜚声文坛的沈从文,解放之后却一度被作为反动派来对待,自觉衷心被污的沈从文,为此甚至还自杀过一次。供奉人性小庙的《边城》,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过时了”,这是沈从文得到最多的评价。那么,还继续写下去吗?自己已经是50岁的人了,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对于美的感受,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小说语言的偏废都已经定型,是否还有转换文风的可能?如果不继续写下去,又做什么呢?这些问题无数次叩击过沈从文的心灵,时代的浪潮再次将沈从文推到选择的档口,直到和其他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们一起被下放调去历史博物馆清理整顿北京的古董店。
走过琉璃厂、天桥与二三条琳琅的文物,古旧的字画和无数的瓷器、漆器隐隐地在沈从文心中增加着分量,自己刚到北京时就被这些古王朝的残影吸引过,大半辈子中从手中流过太多的旧东西,如今研究界还能做些整理旧文物的工作,这或许就是自己后半生继续书写生命传奇的契机。
暗自定下的新路就默默放在心里,等到清理文物结束,沈从文是这批教授中唯一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人。这天,他与往常一样来到博物馆的库房里。黑沉沉的库房里不能生火,也不能开灯,光线中跳跃的灰尘显出阴森的气息,但沈从文却全不在意,他聚精会神地逐个观察、识记这些坛罐。馆里给他的工作是让他给文物贴标签,可沈从文远不限于此。无数的珍宝在他心中留下知识的印迹,朝代、特征、设色、花纹,素来学习能力极强的沈从文在莫大的兴奋与沉醉中观察着,感受着,一同入脑的,还有无数的文物研究问题。
时间不多了,一份完全崭新的事业摆在年过半百的沈从文面前,必须要心无旁骛地学习。他在后来给侄子黄永玉的信中写着自己的工作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
如果20年代沈从文来到北京,是在地方的权力斗争与新时代理想社会的召唤中毅然选择了后者,是在一片混沌中猛然的人生价值苏醒,那么50年代的选择,则昭示出他燃不尽的生命热力。曾经凝注了无数心血的文学事业不再被接受了,但决不抱着已有的名气颐养天年,沈从文还要为着他深爱的国家工作,他还能去全新的领域,谱写新的生命传奇。
80年代,分量极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沈从文也以文化研究者的身份重回大众视野。访者蜂拥而至,出版商踏破门栏。走到了生命晚秋的沈从文,总以宁静祥和的微笑接待这些到访者。“智者明白‘现象’,不为束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沈从文曾在《烛虚》中这样写生命。30年耕耘于文学园地,30年栽种文物研究的青苗,沈从文的确使手中的笔,也生出金色的麦穗。
北京为沈从文留下了生命的行迹,关于知识视野、理想社会、生命美感,也关于人生“大书”所能达到的厚度。
温暖明亮的秋光还在照耀,我们都还耕耘着自己的那片园地,沈从文的人生风景,大约能给我们丰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