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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政府如何举办一场资本与企业的大规模“跨国约会”？
激动人心的“玫瑰之约”
今年将成为32岁的范萍收获颇丰的一年，5月底记者采访她时，她正要出差去参加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北京）主办的“第四届财富女性魅力风尚盛典”并领奖。早些时候，出于参与该评选的需要，连“如何在博客里添加文字都不知道”的她第一次开了博客，她在博客里无保留地与人分享自己的创业体验，记录令她感动的生活片段，倾诉对爱人的深情，并很性情地宣布自己“爱上了博客”。
足够幸运的话，这位天津美女企业家和她心爱的企业今年还很可能迎来一次事业腾飞的契机，这缘起于两个月前她偶然参加的一次会议。今年4月，范萍的一个同学给了她一张门票，让她去参加天津市政府召开的一次动员会，同学告诉她，这是一次市领导亲自主持的与融资有关的会，“可能对中小企业有帮助，你去听听试试吧”。
范萍在美容行业干了10多年，2002年她28岁时开办了自己的公司——雷帝男士美容化妆品公司。尽管家人和朋友都认为她拿着全家老小的积蓄去做什么男士护肤产品，是一件“太过疯狂的事”，但范萍认定既然女士化妆品市场可以辉煌到现在这个地步，男性市场“只是一个时间和引导的问题”。
这两年雷帝的市场运作“很苦很苦”，到现在终于做到300家连锁店的规模。“我们是从小作坊开始做的，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发展到现在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滚’出来的。”范萍说。
因为自己的企业小，又是民营，范萍不敢奢望银行贷款，对于融资也几乎没想过。“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融资，对这一块几乎一无所知。”范萍回忆说，“那次会我什么都没拿，连支笔都没带，就说听着玩儿。”谁知听完这次“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的动员会之后，范萍觉得耳目一新，以前就知道没有抵押去银行根本没办法贷款，这才了解到还有私募股权、“资本对接”、“快速约会”这样一些适合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形式。
对于中国大量存在的民营企业来说，由于起步规模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外来资金的注入至关重要。雷帝所在的行业未来的市场前景非常可观，竞争对手又不多，但苦于资本金不多，流动资金得不到满足，公司还属于成长过程中营利性不太强的阶段。“我们缺的其实就是资金，如果我们能有大量资金投入广告，去培育市场，经销商网络建设就会更容易的多。”范萍说，“现在中国专业做男士养护产品的只有我们一家，如果融资成功，我们就有信心占领这个行业。”
然而在了解到此次大会规定了1000万元融资底线之后，范萍最大的顾虑是，自己这么小的公司肯定没希望融到这么一大笔钱。于是在动员会的自由提问时段里，她快人快语的把企业发展情况和自己的顾虑，以及大家对她企业前途的怀疑一股脑儿提了出来。
“我的踊跃提问是因为我的无知。”她笑着说。
动员会的两位主讲人，也分别是此次“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组委会副主席的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和组委会秘书长、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教授，在了解了雷帝的情况之后，告诉范萍等企业家，并不是非得有利润和多大规模才能融到资，私募基金关注的是它偏好的行业里的成长性企业；具体到行业，私募基金则更注重连锁经营的网络，而不是报表上的赢利。
崔津渡半开玩笑地说：“我都是你们的目标客户，你的企业怎么会没有前途呢？”陈宗胜也鼓励范萍说：“你这样的企业拥有的是未来，你完全可能吸引到他们的投资。”
两位市领导针对范萍的问题所作的回答令她“激动不已”，她立即热情满满地投入到准备之中。“这次去参加融洽会，吸引资金成功不成功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建立了一种信心，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再渺小，让我们开始认认真真地总结过去，并且有胆量去畅想未来。”范萍说。
范萍和同事们一直在准备中英文材料，参与天津市政府组织的如何撰写融资计划书等一类培训会。“每参加一次培训会，我们的信心就增加好多。”范萍介绍说，雷帝已经作为天津市重点推荐的40家企业之一，获得了融洽会的一个免费展位。她忘记了1000万元融资额的底线，而把融资额锁定在3000万元的量级。
“这么大一笔钱能够帮我们迅速把市场做起来。”她说。
即将于6月6—8日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的“2007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不仅令范萍一个人激动不已，这次会议上，数千名中国企业家将首次体验与150多家来自全球的私募基金像“15分钟速配”那样的约会经历。
天津争得机会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国际会议形式，连见多识广的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都激动不已。
2006年4月中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并购年会上，王巍与美国企业成长协会（ACG）时任轮值主席李智信（Patrick Hurley）在北京相识，初谈之后，李智信邀请王巍去美国参加即将举行的ACG年会。ACG成立于1954年，是致力于企业成长、发展和并购的组织，目前有1.2万家会员，其中包括700多家资金规模在2亿—10亿美元之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广义PE，包括风险投资VC）。
正巧王巍受邀于4月下旬到美国耶鲁大学参加中国专题论坛，便顺路飞到佛罗里达州首府奥兰多，参加了为期三天的ACG并购交易年会，并做了一场演讲。
此次年会给王巍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里，他见识了美国的“Speed Dating”（快速约会）: 3000多企业代表云集奥兰多，上百家中小私募基金 “现场摆摊”吸引各地的并购中介机构介绍项目。“现场像个大集市，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闹哄哄的，却充满激情”。王巍马上觉得这种高效实用的会议形式“有意思，值得借鉴”。另一大印象是，美国企业成长协会的会员基金都知道中国机会巨大，但没有谁有基本的了解。王巍关于中国并购市场的演讲吸引了大批ACG会员，当天晚上他回到酒店房间，发现从门缝里塞进来了40多张名片，都要求与他会面。
“一位来自丹佛的老头对我说，他的团队管理着一支7亿美元的家族基金，到目前是第四代了，基金的投资压力相当大，因为丹佛的互联网项目很少，大企业又瞧不上小基金。听到我说中国经济增长特别快，便急切的想来中国投资。”末了，这位老投资家问王巍，“到底是中国管印度，还是印度管中国？”
王巍当时想，国内市场引进了大批重量级的产业资本和私募基金，然而大量的中小企业其实需要的资金量并不大，往往就三四百万美元，中国缺的正是ACG下面那些中小规模的私募基金。“能不能把这批基金带到国内感受一下中国经济的活力？”于是他向ACG建议，把ACG年会搬到中国来办。李智信等当然对此提议很感兴趣，当即委托王巍在国内物色合适的举办城市。
一开始王巍想在他创办的万盟集团大本营苏州举办这个国际会议，并和苏州市达成共识，预计大约邀请30家基金和200家中国企业在苏州来一次“约会”。但在你来我往的商谈过程中，2006年10月，王巍有一次与并购公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一起吃饭，无意中谈及此事。与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熟识的夏斌是天津市政府顾问，夏斌一想，天津是国务院确定的“第三增长极”，中央的支持力度大，城市规模也更大，“天津的舞台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于是把相关材料送交给戴相龙。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一会议将给天津带来很大现实和潜在价值，马上让副市长崔津渡研究此事。
52岁的崔津渡是在财政部门干了20多年的财金专家，他迅速判断出此事对天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的重要意义，天津市决定全力争取此次大会的主办权。短短数天之内，崔津渡便带队前来北京晤见王巍，表明天津的诚意。
有着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并于2003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对《商务周刊》介绍了天津全力争办此次会议的背景。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发布第2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把天津滨海新区定义为继深圳第一增长极、上海浦东第二增长极后的国家第三个经济增长极。同时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四个方面允许天津先行先试，第一个方面就是金融领域。围绕国务院的文件，天津市委市政府研究了一套包括9个方面的整体改革方案，其中金融方案的第一条就是直接融资。陈宗胜说：“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基金是直接融资领域一条很重要的渠道，所以在得知全国工商联与美国企业成长协会在组织私募基金融资对接会后，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个很重要的契机，可以通过美国企业成长协会把国外的私募基金引进来。”
由于天津的全力争取，原本打算由并购公会主办此次会议的王巍只好把矛盾上交全国工商联，由全国工商联作为联合主办方决定会议主办地，并购公会也变为会议协办方。经过多方面的综合权衡，全国工商联最终选择了天津。“中央给天津先行先试的政策可能在其中起了决定因素。”一位大会组委会成员告诉记者。
之后的一个插曲是，对中国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的美国企业成长协会对变更举办城市表示要到天津“实地看看”。2006年11月中旬，协会主席李智信一行考察访问了天津，戴相龙亲自接见，表示天津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通过美国企业成长协会的经验和渠道，引入更多的国际投资银行、基金管理公司和中介机构，共同参与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
考察结束之后，美方对天津非常认可。李智信承诺，如果会议最终确定在天津举行，他将“打200个电话”向协会会员推介。2007年1月11日，戴相龙市长、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与李智信代表三方正式签订了在天津举办融资洽谈会的相关意向书，会议初步定名为“中国企业国际融资博览会”。
感受ACG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天津市领导都还只是听到王巍所描述的美国ACG年会上的“资本对接”、“快速约会”，谁也没真正见过，国内也没有先例。要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需要更细致的学习和考察ACG具体举办会议的方式、细节。另一方面，协会会员都是规模从2亿到10亿美金的中小基金，它们渴望到中国来，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并不了解，需要有人向他们推介。基于以上考虑，天津市决定组团前往美国，参加美国企业成长协会在美国各大城市即将举办的分会，向会员们推介天津。此外他们还要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与此时已经离任的李智信一起说服ACG董事会，促成ACG董事会通过相关决议，这样才能把与企业家进行资本对接和约会的“另一半”——私募基金从大洋彼岸请到天津来。
2007年2月，来自天津市、全国工商联的18人代表团由陈宗胜带队飞赴美国，先到洛杉矶拜访了北美华人证券公司亿泰证券，代表团通过亿泰初步了解了美国私募基金的相关情况，随后奔赴达拉斯，参加由ACG四个州分会联合举办的一次区域性会议，这次为期两天的区域会议就吸引了1000多人到会。
ACG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年会，此外在全美还有53个分会，在举办企业与资本的快速约会和对接方面很有经验。所谓“资本对接”，即是指分别有融资和投资意向的企业及私募股权基金在大会安排的环境中面对面接触，使投融资双方都能有多元选择的机会。而“快速约会”，则是会议组织机构在事先预约登记的基础上，将资本供求双方在封闭环境中安排约15分钟或45分钟的面谈，在保护企业商业机密的同时降低双方的信息成本。这两种会议形式在美国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被证明是一个高效的投融资平台。
陈宗胜对ACG简单高效的办会风格印象深刻。“没有标语、旗帜、口号、锣鼓，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招募义务志愿者），每个会场进门之前看不出正在召开大型的会议。”陈说，“总体上他们办会的风格和我们不一样，很简朴，注重实效，不大注重形式上的东西，有时午餐会所有人都吃盒饭；会议是完全市场化，参加会议者和会场上每一个摊位里的人互换名片，相互交谈，整个过程都在不停交谈，没有人逃会，大家情绪饱满；会议的组织还非常有效率，各部门各司其职，主持也都非常干练，没有废话。论坛上以回答问题为主，气氛活跃有趣。”
一位代表团成员对当时基金与企业“快速约会”的情形记忆犹新。“大约有100多个小隔间，每一个用蓝色布幔围起来，上面写着基金的名字，基金方坐在里面不动，企业方进去跟基金谈。每15分钟或45分钟一场，一场结束时主持人敲铃，原先正谈着的企业退场，再换进来一批新的企业。”他说，“大家说话不是像国内开会那么正式，但很正经，不像国内的会像‘作秀’一样，一旦涉及核心的东西就会下交流，会下人都走了还交流个啥。”
在会上，中方代表团也“自己摆了个台子”，小部分人留守之外，剩下的人分两组，每一组去拜访五六十家基金，推介天津融洽会，了解、感受会议的组织方式。偌大的会场中，十几个中国人的游走引起了轰动效应。天津市政府前任副秘书长刘红升已年过60，她的英语水平不高，只会说“Hello”，却“扎到”金发碧眼的人堆里交换名片。每当她身边围聚起一圈想要攀谈的老美时，代表团其他成员就会赶紧让翻译前去“解围”。
“参加完了这些会，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ACG的办会模式，商业化的气息，还有特定的文化氛围。”陈宗胜说。
语境问题
尽管在会场大受欢迎，但代表团深知，第二天在芝加哥举行的ACG董事会是更为关键的时刻。因为天津市政府主办此次会议须要通过国务院批准，而在这之前首先要与ACG董事会签约，1月11日签订的意向书只意味着李智信和ACG现任主席表示同意，如果ACG董事会不批准，天津就不能把此事上报国务院批准。
达拉斯之后，代表团兵分两路，陈宗胜和王巍等一行人立即前往芝加哥，2月28日下午，ACG董事会在此商讨到中国举行年会的议题，中方代表与ACG30多个州分会的会长和28个董事会成员参会。李智信首先报告到中国办会的缘起、缘由、中国机会、可能遇到的困难等。他讲完后，即有协会成员提问中国的市场环境是否健全，去中国会不会上当受骗。“提什么问题的都有。”陈宗胜回忆说。陈代表天津市政府发言，按照事先的准备，他讲了天津的金融改革试验田地位和滨海开发区新貌，并播放了短片“魅力天津”。
轮到王巍发言时，这位自称“一向不按规则出牌”的并购专家接下来干了一件令陈宗胜始料不及的事，他一上台便说：“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很重要，今天来到这里才发现我们的确很重要。”陈宗胜暗自吃惊，“这个王会长又忽悠美国人啦，怎么说自己很重要？”但王巍接着说：“因为我们一走，中国股市大跌（时逢2月27日股市大跌），真是对不起你们了。但别担心，我们回去就补救（fix up）！”
这一席玩笑话既活跃了整个会场的气氛，又强调了中美经济之间的紧密程度。王巍随即半开玩笑地回应此前美方会员的质疑：“你们怕去中国上当，我们还怕你们是骗子呢。你们真有钱吗？”
王巍深知美国人的顾虑是源于对天津的不了解，因此他在介绍天津时只说：“你们看中国，20年前要看深圳，10年前要看上海浦东，现在就要看天津。天津不是天津的天津，是全中国的天津。”
在美国生活5年并拿到福特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王巍，切中美国人要害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随后的投票中，到会的28名ACG董事全票同意到天津办会，并形成三点决议，一是高度评价李智信的此项工作; 二是ACG董事会批准与天津合作的协议; 三是请现任会长具体负责制定计划，推进此事。
会后陈宗胜对王巍说：“你还真能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啊。”王巍向陈坦言：“在咱们看来激动人心的东西，可能美国人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开发区’，什么是‘金融改革试验田’，很多老美都还不知道天津，咱们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另外老美希望的其实是心灵的碰撞，是坦率和直来直去。”
这之后，崔津渡和陈宗胜等天津市的官员在向外国人介绍天津时都会打两个“不太贴切但很有效”的比喻：天津和北京就像美国的纽约和华盛顿，日本的横滨与东京。他们不再长篇强调天津的政治位势，而是在“与国际私募股权基金相约天津”的宣传资料中列举了蒙牛、无锡尚德这些老美熟悉的故事，并总结出让美国基金经理们颤抖的语句：“到天津去，你们会发现更多的它们。”
“天津速度”
ACG董事会一通过决议，代表团立即打电话向国内报喜，陈宗胜、王巍几天后也从纽约提前回国组织向国务院的申报。考虑到“博览会”给人规模庞大的感觉，天津一开始希望把规模控制在1000人左右，于是会议名改成更通俗的“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
离开达拉斯，代表团的另一队人马又赶赴旧金山参加了ACG的另一站分会，随后前往纽约与陈宗胜、王巍等会合。在芝加哥和纽约两站，代表团都遇到了一件趣事，尽管日程很紧，中国旅行社的当地向导不约而同给代表团各安排了一场音乐和歌剧的重头节目。后来王巍看到一块接站牌上赫然写着“天津市器乐融资代表团”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地导游是广东人，把“企业”读成了“器乐”，于是口口相传，都颇费心思地给代表团安排了跟音乐相关的节目。显然，由政府出面为企业融资在美国巡回路演，即使对那些接待过无数国内考察团的旅行社导游们来说，也是一件新生事物。
在纽约拜访了一些当地基金之后，刘红升继续率领代表团前往天津友好城市，也是李智信的办公室所在地费城，接受李智信本人关于私募基金和ACG运作模式的专门培训。代表团一位成员对李智信的敬业精神赞叹不已：“他也年过50了，做这些事都是纯无偿的，还是当自己的事业一样去做。”
随后，代表团又赴华盛顿参加了当地ACG的一次分会。短短15天时间内参加了3场ACG分会后，代表团回国。3月下旬，刘红升带领一个3人团队，前往日本东京和香港拜访东京证交所、大和证券和野村证券及其香港办事处，举办了几场小型说明会。4月底至5月初，崔津渡市长又率队参加了在美国凤凰城举办的ACG年会和董事会，并做大会演讲。
组委会原计划还要去欧洲路演，但由于时间来不及而未能成行。为举办一次融资洽谈会议，政府组建代表团在国外近10个城市马不停蹄地展开路演推介，这在全国尚属首次。“中国结、剪纸、双面绣、泥人张等小礼物就送出去几大箱。”一位代表团成员说。
开创性的国外路演终于不辱使命。不仅为后来的招商奇迹打下了基础，参与路演的代表团成员回国后都成为推动会议的中坚力量，也为组委会接下来在全国几十个城市的巡回推介活动积累了经验。
3月2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举办“融洽会”，22日，组委会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发布天津融洽会的信息。22日，天津市政府与全国工商联联合成立国际融资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意味着本次大会将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政府不干涉会议的具体运作，但全力提供支持与配合。
融洽会一度担心筹备时间太短，招商工作完不成任务。但从3月22日正式招商到现在，参会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初定的1000人。截至5月20日，已有国内外企业1000多家、中介机构200多家报名，更有全世界150多家私募基金机构参会，远超出原先预期的70家，其中还有来自利比里亚的基金。组委会被迫两次增加展位，并额外增设了小型的推介会论坛。“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大会项目部负责人、国际融资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阳对记者说。
记者在采访王巍时，看到他不断接到托他想办法帮助参会的电话，连法国大使和美国大使都亲自出面向他索要参会的入场券。
“这种影响和轰动效应在国内还没有。”王巍说，“这都是路演的效果。”
政府的角色
在市长戴相龙的领导下，天津市对金融工作高度重视，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谈起天津市政府在此次筹办融洽会过程中表现出的学习能力、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王巍伸出大拇指评价说：“前前后后，天津市政府一直在虚心学习，包括放下架子两次去美国路演、取经，国内路演更一共去了42个城市，向当地企业介绍私募股权基金，推介这次融洽会。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说明天津市政府能够迎合市场，在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
政府以市场方式运作国际会议在天津是第一次，记者在采访中所了解的天津市政府学习市场化运作的故事比比皆是。比如去年底李智信访问天津时，天津曾提出此次融洽会的总融资意向要达到多少亿元——提出这类象征性目标数字在中国国情下很常见，但在李智信介绍了这类会议应该本着投融资双方的自愿，不应由主办方规定成交量之后，天津市立即放弃了沿袭已久的习惯。
ACG是一个以义务为基础的行业组织，没有常设的工作班子，没有领取工资的工作人员，没有行政手段。在组委会三方（天津市、工商联、ACG）合作的初期，由于中方不大了解美国中小基金的情况，也不了解 ACG 的运作模式，再加上远隔重洋的时空距离和相异的背景文化，甚至是在同一目标之下却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模式，都曾给合作共事带来问题。崔津渡形容说：“刚开始的工作中，因为几乎所有事情都要共同商议，也不断产生着矛盾，不断发生问题，又像是在提醒着大家，是不是需要停顿下来想明白再做？有时甚至有相互猜疑和不信任。随着时间推移和工作深入，大家逐渐磨合，找到了宽容和理解，可能也包括谅解。最后逐渐在相互学习中发现对方的价值，找到自我平衡的节点，进而找到三方的平衡点。”
就这样，原来头绪繁杂带来的焦急和焦虑，逐渐被几方齐头并进所取得的成果驱散：全国工商联动员会员参会，组织专业力量为会议服务，通过知名企业家扩大会议的影响；并购公会动员理事和常务理事各展所长，组织各方面资源帮助筹划和运作；ACG则利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继续在国外做着苦口婆心的内部动员工作。
副市长崔津渡是本次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记者在天津采访他时，他正赶往会场查看现场布置。数位组委会成员都表示：“崔市长懂经济，懂金融，工作非常细。”《中国金融》杂志一位报道此次大会的记者给崔发去一份采访提纲后，崔津渡亲自回复了一封6000多字的Email阐述自己对私募基金的理解。
作为会议从筹备开始就一起配合的合作伙伴，王巍对这位官方“同仁”的勤勉和开放态度更是赞不绝口。“崔市长关于大会事宜的30多封Email，绝大多数都是在晚上12点到凌晨4点发给我的。他最常对组委会人员说的一句话是，‘这件事由你们来定，你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王巍向崔提议说网络媒体对大会宣传很重要时，崔当即表示前去参加新浪网的直播视频聊天。新浪网的编辑事后说: “真没想到能有政府官员这么有魄力，敢于直面网友千奇百怪的问题，来参加直播的视频网聊。”
如今在天津，融洽会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情，普通百姓对投资银行界的专用词汇“路演”也并无陌生。崔津渡等天津市领导带队在国内北京、上海、深圳、海口、南京、重庆、武汉等几十个城市以路演形式推介融洽会的过程中，路演团碰到了很多“奇遇”。比如当下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各地都面临的问题，就有南方某城市的官员带着情绪地问到：“你们天津是不是来我们这里抢投资来了？”天津方面赶紧解释：“我们是给你们的企业送资金来了。”还有一次，一位企业家当众就与会议主题无关的问题发问，崔津渡详细询问了后说：“你说的情况我的确不清楚，但我保证回去后我会调查，然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经过不断沟通之后，天津路演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很多地方的官员对天津市政府的做法感到震撼。崔津渡带队来北京路演时，北京市一位副市长说：“我们该向天津学习学习了。”据称，此次融洽会上，将有很多地方政府首脑率队前来学习跟国际资本对接的游戏规则。
天津国际融资服务公司董事长王阳向记者介绍，此次天津市政府在会议的后勤保障、卫生、治安等方面也提供了不遗余力的支持。“政府有很成熟的一套措施，没有天津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就没有现在的结果。”有意思的是，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最初美国企业成长协会对大会邀请很多官员并不理解，他们质疑说：“这是基金和企业的约会，政府官员来干什么？”王巍只得与他们沟通：中国有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对大会会有怎样的好处。在看到政府动员资源的巨大能力以及天津市政府充分尊重大会的市场化运作之后，美方不仅打消了疑虑，而且天津的效率令他们钦佩不已——要知道在美国组织同等规模的会议，通常需要一年的准备期，而本无经验的天津仅仅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
一站式永续服务
王阳任董事长的国际融资服务公司，同时也是本次融洽会的“心脏”部门——项目部，负责整个大会商业模式的设计、招商、培训、项目的跟进服务、网站建立等工作。全国工商联和天津市政府对大会的商业运作模式达成共识之后，项目部包下了天津市友谊之家酒店一整层的房间，王阳由并购公会调到项目部，带领30多名年轻人在这里“没日没夜的干活”，其中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在校学生。记者看到酒店房间里的柜子、椅子上堆着铺盖卷，晚上大伙都在地上和桌子上睡。见到王阳时，他两眼通红，“每天都是后半夜睡”。
与国内常见的临时组织、会后解散的会务组不同，天津市想把为融洽会而成立的国际融资服务公司办成一个永续的投融资服务平台。“我们希望创立一种模式。”王阳说。
他介绍，尽管借鉴了美国ACG的办会模式，但融洽会并不是完全照搬ACG，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了很多中国的特色和元素。比如ACG的会议是基金和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双方参会交流，投资银行代表企业。但国内企业对中介机构的认识还远不成熟，大部分企业老板愿意自己谈。但同时存在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家通常对私募融资更不了解。还有不少人打电话来问：“这次这么多基金过来，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中国股市现在火，老百姓都炒基金？”
王阳说：“企业把私募股权基金与股票基金混淆，我们不得不把最多的工作放在对企业普及私募基金的知识上。”
考虑到这些国情，在设计流程时，大会不仅邀请了企业家一方，还邀请了来自全球的法律、评估、财务、券商、证券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开发区和商会组织等1000多人参会。王阳说：“总之，凡是与私募融资中企业资本运营相关的所有主流机构，我们都请来，让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建立多方关系，了解更多私募融资的知识。”
最近，王阳刚刚把一批参会企业的中英文资料递交给基金方，目前已经有多家企业获得了基金方的约见要求。“我们现在最担心的问题，一是如何能保证参会企业与基金有更多的时间来交流，如果企业没有收获，没有学到东西，我们就很遗憾；第二，如何服务好这么多人，包括食宿、交通、翻译等问题。”5月24日下午，记者看到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和一些金融机构的志愿者数百人齐聚天津市大礼堂，在组委会的指导下学习一本厚厚的《金融英汉词汇详解》。上午，这里还刚刚举办了一场针对天津市企业的培训会，由并购专家讲授企业如何融资。
“我们不是从办会的角度来做这事，而是当作一个企业、一个事业来经营。这次会议是很有远见的，从经济账角度，这一次会议的花费远远超出收入，但我们看重的是会议的‘外部价值’，我们要把天津变为全国民营企业融资基地和中国最大的国际私募融资平台。”一位组委会成员说，“把人气聚集了才会有财气，这远不是花钱打广告能买得到的。”
激动人心的“玫瑰之约”
今年将成为32岁的范萍收获颇丰的一年，5月底记者采访她时，她正要出差去参加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北京）主办的“第四届财富女性魅力风尚盛典”并领奖。早些时候，出于参与该评选的需要，连“如何在博客里添加文字都不知道”的她第一次开了博客，她在博客里无保留地与人分享自己的创业体验，记录令她感动的生活片段，倾诉对爱人的深情，并很性情地宣布自己“爱上了博客”。
足够幸运的话，这位天津美女企业家和她心爱的企业今年还很可能迎来一次事业腾飞的契机，这缘起于两个月前她偶然参加的一次会议。今年4月，范萍的一个同学给了她一张门票，让她去参加天津市政府召开的一次动员会，同学告诉她，这是一次市领导亲自主持的与融资有关的会，“可能对中小企业有帮助，你去听听试试吧”。
范萍在美容行业干了10多年，2002年她28岁时开办了自己的公司——雷帝男士美容化妆品公司。尽管家人和朋友都认为她拿着全家老小的积蓄去做什么男士护肤产品，是一件“太过疯狂的事”，但范萍认定既然女士化妆品市场可以辉煌到现在这个地步，男性市场“只是一个时间和引导的问题”。
这两年雷帝的市场运作“很苦很苦”，到现在终于做到300家连锁店的规模。“我们是从小作坊开始做的，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发展到现在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滚’出来的。”范萍说。
因为自己的企业小，又是民营，范萍不敢奢望银行贷款，对于融资也几乎没想过。“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融资，对这一块几乎一无所知。”范萍回忆说，“那次会我什么都没拿，连支笔都没带，就说听着玩儿。”谁知听完这次“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的动员会之后，范萍觉得耳目一新，以前就知道没有抵押去银行根本没办法贷款，这才了解到还有私募股权、“资本对接”、“快速约会”这样一些适合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形式。
对于中国大量存在的民营企业来说，由于起步规模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外来资金的注入至关重要。雷帝所在的行业未来的市场前景非常可观，竞争对手又不多，但苦于资本金不多，流动资金得不到满足，公司还属于成长过程中营利性不太强的阶段。“我们缺的其实就是资金，如果我们能有大量资金投入广告，去培育市场，经销商网络建设就会更容易的多。”范萍说，“现在中国专业做男士养护产品的只有我们一家，如果融资成功，我们就有信心占领这个行业。”
然而在了解到此次大会规定了1000万元融资底线之后，范萍最大的顾虑是，自己这么小的公司肯定没希望融到这么一大笔钱。于是在动员会的自由提问时段里，她快人快语的把企业发展情况和自己的顾虑，以及大家对她企业前途的怀疑一股脑儿提了出来。
“我的踊跃提问是因为我的无知。”她笑着说。
动员会的两位主讲人，也分别是此次“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组委会副主席的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和组委会秘书长、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教授，在了解了雷帝的情况之后，告诉范萍等企业家，并不是非得有利润和多大规模才能融到资，私募基金关注的是它偏好的行业里的成长性企业；具体到行业，私募基金则更注重连锁经营的网络，而不是报表上的赢利。
崔津渡半开玩笑地说：“我都是你们的目标客户，你的企业怎么会没有前途呢？”陈宗胜也鼓励范萍说：“你这样的企业拥有的是未来，你完全可能吸引到他们的投资。”
两位市领导针对范萍的问题所作的回答令她“激动不已”，她立即热情满满地投入到准备之中。“这次去参加融洽会，吸引资金成功不成功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建立了一种信心，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再渺小，让我们开始认认真真地总结过去，并且有胆量去畅想未来。”范萍说。
范萍和同事们一直在准备中英文材料，参与天津市政府组织的如何撰写融资计划书等一类培训会。“每参加一次培训会，我们的信心就增加好多。”范萍介绍说，雷帝已经作为天津市重点推荐的40家企业之一，获得了融洽会的一个免费展位。她忘记了1000万元融资额的底线，而把融资额锁定在3000万元的量级。
“这么大一笔钱能够帮我们迅速把市场做起来。”她说。
即将于6月6—8日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的“2007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不仅令范萍一个人激动不已，这次会议上，数千名中国企业家将首次体验与150多家来自全球的私募基金像“15分钟速配”那样的约会经历。
天津争得机会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国际会议形式，连见多识广的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都激动不已。
2006年4月中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并购年会上，王巍与美国企业成长协会（ACG）时任轮值主席李智信（Patrick Hurley）在北京相识，初谈之后，李智信邀请王巍去美国参加即将举行的ACG年会。ACG成立于1954年，是致力于企业成长、发展和并购的组织，目前有1.2万家会员，其中包括700多家资金规模在2亿—10亿美元之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广义PE，包括风险投资VC）。
正巧王巍受邀于4月下旬到美国耶鲁大学参加中国专题论坛，便顺路飞到佛罗里达州首府奥兰多，参加了为期三天的ACG并购交易年会，并做了一场演讲。
此次年会给王巍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里，他见识了美国的“Speed Dating”（快速约会）: 3000多企业代表云集奥兰多，上百家中小私募基金 “现场摆摊”吸引各地的并购中介机构介绍项目。“现场像个大集市，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闹哄哄的，却充满激情”。王巍马上觉得这种高效实用的会议形式“有意思，值得借鉴”。另一大印象是，美国企业成长协会的会员基金都知道中国机会巨大，但没有谁有基本的了解。王巍关于中国并购市场的演讲吸引了大批ACG会员，当天晚上他回到酒店房间，发现从门缝里塞进来了40多张名片，都要求与他会面。
“一位来自丹佛的老头对我说，他的团队管理着一支7亿美元的家族基金，到目前是第四代了，基金的投资压力相当大，因为丹佛的互联网项目很少，大企业又瞧不上小基金。听到我说中国经济增长特别快，便急切的想来中国投资。”末了，这位老投资家问王巍，“到底是中国管印度，还是印度管中国？”
王巍当时想，国内市场引进了大批重量级的产业资本和私募基金，然而大量的中小企业其实需要的资金量并不大，往往就三四百万美元，中国缺的正是ACG下面那些中小规模的私募基金。“能不能把这批基金带到国内感受一下中国经济的活力？”于是他向ACG建议，把ACG年会搬到中国来办。李智信等当然对此提议很感兴趣，当即委托王巍在国内物色合适的举办城市。
一开始王巍想在他创办的万盟集团大本营苏州举办这个国际会议，并和苏州市达成共识，预计大约邀请30家基金和200家中国企业在苏州来一次“约会”。但在你来我往的商谈过程中，2006年10月，王巍有一次与并购公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一起吃饭，无意中谈及此事。与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熟识的夏斌是天津市政府顾问，夏斌一想，天津是国务院确定的“第三增长极”，中央的支持力度大，城市规模也更大，“天津的舞台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于是把相关材料送交给戴相龙。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一会议将给天津带来很大现实和潜在价值，马上让副市长崔津渡研究此事。
52岁的崔津渡是在财政部门干了20多年的财金专家，他迅速判断出此事对天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的重要意义，天津市决定全力争取此次大会的主办权。短短数天之内，崔津渡便带队前来北京晤见王巍，表明天津的诚意。
有着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并于2003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对《商务周刊》介绍了天津全力争办此次会议的背景。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发布第2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把天津滨海新区定义为继深圳第一增长极、上海浦东第二增长极后的国家第三个经济增长极。同时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四个方面允许天津先行先试，第一个方面就是金融领域。围绕国务院的文件，天津市委市政府研究了一套包括9个方面的整体改革方案，其中金融方案的第一条就是直接融资。陈宗胜说：“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基金是直接融资领域一条很重要的渠道，所以在得知全国工商联与美国企业成长协会在组织私募基金融资对接会后，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个很重要的契机，可以通过美国企业成长协会把国外的私募基金引进来。”
由于天津的全力争取，原本打算由并购公会主办此次会议的王巍只好把矛盾上交全国工商联，由全国工商联作为联合主办方决定会议主办地，并购公会也变为会议协办方。经过多方面的综合权衡，全国工商联最终选择了天津。“中央给天津先行先试的政策可能在其中起了决定因素。”一位大会组委会成员告诉记者。
之后的一个插曲是，对中国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的美国企业成长协会对变更举办城市表示要到天津“实地看看”。2006年11月中旬，协会主席李智信一行考察访问了天津，戴相龙亲自接见，表示天津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通过美国企业成长协会的经验和渠道，引入更多的国际投资银行、基金管理公司和中介机构，共同参与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
考察结束之后，美方对天津非常认可。李智信承诺，如果会议最终确定在天津举行，他将“打200个电话”向协会会员推介。2007年1月11日，戴相龙市长、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与李智信代表三方正式签订了在天津举办融资洽谈会的相关意向书，会议初步定名为“中国企业国际融资博览会”。
感受ACG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天津市领导都还只是听到王巍所描述的美国ACG年会上的“资本对接”、“快速约会”，谁也没真正见过，国内也没有先例。要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需要更细致的学习和考察ACG具体举办会议的方式、细节。另一方面，协会会员都是规模从2亿到10亿美金的中小基金，它们渴望到中国来，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并不了解，需要有人向他们推介。基于以上考虑，天津市决定组团前往美国，参加美国企业成长协会在美国各大城市即将举办的分会，向会员们推介天津。此外他们还要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与此时已经离任的李智信一起说服ACG董事会，促成ACG董事会通过相关决议，这样才能把与企业家进行资本对接和约会的“另一半”——私募基金从大洋彼岸请到天津来。
2007年2月，来自天津市、全国工商联的18人代表团由陈宗胜带队飞赴美国，先到洛杉矶拜访了北美华人证券公司亿泰证券，代表团通过亿泰初步了解了美国私募基金的相关情况，随后奔赴达拉斯，参加由ACG四个州分会联合举办的一次区域性会议，这次为期两天的区域会议就吸引了1000多人到会。
ACG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年会，此外在全美还有53个分会，在举办企业与资本的快速约会和对接方面很有经验。所谓“资本对接”，即是指分别有融资和投资意向的企业及私募股权基金在大会安排的环境中面对面接触，使投融资双方都能有多元选择的机会。而“快速约会”，则是会议组织机构在事先预约登记的基础上，将资本供求双方在封闭环境中安排约15分钟或45分钟的面谈，在保护企业商业机密的同时降低双方的信息成本。这两种会议形式在美国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被证明是一个高效的投融资平台。
陈宗胜对ACG简单高效的办会风格印象深刻。“没有标语、旗帜、口号、锣鼓，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招募义务志愿者），每个会场进门之前看不出正在召开大型的会议。”陈说，“总体上他们办会的风格和我们不一样，很简朴，注重实效，不大注重形式上的东西，有时午餐会所有人都吃盒饭；会议是完全市场化，参加会议者和会场上每一个摊位里的人互换名片，相互交谈，整个过程都在不停交谈，没有人逃会，大家情绪饱满；会议的组织还非常有效率，各部门各司其职，主持也都非常干练，没有废话。论坛上以回答问题为主，气氛活跃有趣。”
一位代表团成员对当时基金与企业“快速约会”的情形记忆犹新。“大约有100多个小隔间，每一个用蓝色布幔围起来，上面写着基金的名字，基金方坐在里面不动，企业方进去跟基金谈。每15分钟或45分钟一场，一场结束时主持人敲铃，原先正谈着的企业退场，再换进来一批新的企业。”他说，“大家说话不是像国内开会那么正式，但很正经，不像国内的会像‘作秀’一样，一旦涉及核心的东西就会下交流，会下人都走了还交流个啥。”
在会上，中方代表团也“自己摆了个台子”，小部分人留守之外，剩下的人分两组，每一组去拜访五六十家基金，推介天津融洽会，了解、感受会议的组织方式。偌大的会场中，十几个中国人的游走引起了轰动效应。天津市政府前任副秘书长刘红升已年过60，她的英语水平不高，只会说“Hello”，却“扎到”金发碧眼的人堆里交换名片。每当她身边围聚起一圈想要攀谈的老美时，代表团其他成员就会赶紧让翻译前去“解围”。
“参加完了这些会，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ACG的办会模式，商业化的气息，还有特定的文化氛围。”陈宗胜说。
语境问题
尽管在会场大受欢迎，但代表团深知，第二天在芝加哥举行的ACG董事会是更为关键的时刻。因为天津市政府主办此次会议须要通过国务院批准，而在这之前首先要与ACG董事会签约，1月11日签订的意向书只意味着李智信和ACG现任主席表示同意，如果ACG董事会不批准，天津就不能把此事上报国务院批准。
达拉斯之后，代表团兵分两路，陈宗胜和王巍等一行人立即前往芝加哥，2月28日下午，ACG董事会在此商讨到中国举行年会的议题，中方代表与ACG30多个州分会的会长和28个董事会成员参会。李智信首先报告到中国办会的缘起、缘由、中国机会、可能遇到的困难等。他讲完后，即有协会成员提问中国的市场环境是否健全，去中国会不会上当受骗。“提什么问题的都有。”陈宗胜回忆说。陈代表天津市政府发言，按照事先的准备，他讲了天津的金融改革试验田地位和滨海开发区新貌，并播放了短片“魅力天津”。
轮到王巍发言时，这位自称“一向不按规则出牌”的并购专家接下来干了一件令陈宗胜始料不及的事，他一上台便说：“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很重要，今天来到这里才发现我们的确很重要。”陈宗胜暗自吃惊，“这个王会长又忽悠美国人啦，怎么说自己很重要？”但王巍接着说：“因为我们一走，中国股市大跌（时逢2月27日股市大跌），真是对不起你们了。但别担心，我们回去就补救（fix up）！”
这一席玩笑话既活跃了整个会场的气氛，又强调了中美经济之间的紧密程度。王巍随即半开玩笑地回应此前美方会员的质疑：“你们怕去中国上当，我们还怕你们是骗子呢。你们真有钱吗？”
王巍深知美国人的顾虑是源于对天津的不了解，因此他在介绍天津时只说：“你们看中国，20年前要看深圳，10年前要看上海浦东，现在就要看天津。天津不是天津的天津，是全中国的天津。”
在美国生活5年并拿到福特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王巍，切中美国人要害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随后的投票中，到会的28名ACG董事全票同意到天津办会，并形成三点决议，一是高度评价李智信的此项工作; 二是ACG董事会批准与天津合作的协议; 三是请现任会长具体负责制定计划，推进此事。
会后陈宗胜对王巍说：“你还真能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啊。”王巍向陈坦言：“在咱们看来激动人心的东西，可能美国人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开发区’，什么是‘金融改革试验田’，很多老美都还不知道天津，咱们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另外老美希望的其实是心灵的碰撞，是坦率和直来直去。”
这之后，崔津渡和陈宗胜等天津市的官员在向外国人介绍天津时都会打两个“不太贴切但很有效”的比喻：天津和北京就像美国的纽约和华盛顿，日本的横滨与东京。他们不再长篇强调天津的政治位势，而是在“与国际私募股权基金相约天津”的宣传资料中列举了蒙牛、无锡尚德这些老美熟悉的故事，并总结出让美国基金经理们颤抖的语句：“到天津去，你们会发现更多的它们。”
“天津速度”
ACG董事会一通过决议，代表团立即打电话向国内报喜，陈宗胜、王巍几天后也从纽约提前回国组织向国务院的申报。考虑到“博览会”给人规模庞大的感觉，天津一开始希望把规模控制在1000人左右，于是会议名改成更通俗的“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
离开达拉斯，代表团的另一队人马又赶赴旧金山参加了ACG的另一站分会，随后前往纽约与陈宗胜、王巍等会合。在芝加哥和纽约两站，代表团都遇到了一件趣事，尽管日程很紧，中国旅行社的当地向导不约而同给代表团各安排了一场音乐和歌剧的重头节目。后来王巍看到一块接站牌上赫然写着“天津市器乐融资代表团”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地导游是广东人，把“企业”读成了“器乐”，于是口口相传，都颇费心思地给代表团安排了跟音乐相关的节目。显然，由政府出面为企业融资在美国巡回路演，即使对那些接待过无数国内考察团的旅行社导游们来说，也是一件新生事物。
在纽约拜访了一些当地基金之后，刘红升继续率领代表团前往天津友好城市，也是李智信的办公室所在地费城，接受李智信本人关于私募基金和ACG运作模式的专门培训。代表团一位成员对李智信的敬业精神赞叹不已：“他也年过50了，做这些事都是纯无偿的，还是当自己的事业一样去做。”
随后，代表团又赴华盛顿参加了当地ACG的一次分会。短短15天时间内参加了3场ACG分会后，代表团回国。3月下旬，刘红升带领一个3人团队，前往日本东京和香港拜访东京证交所、大和证券和野村证券及其香港办事处，举办了几场小型说明会。4月底至5月初，崔津渡市长又率队参加了在美国凤凰城举办的ACG年会和董事会，并做大会演讲。
组委会原计划还要去欧洲路演，但由于时间来不及而未能成行。为举办一次融资洽谈会议，政府组建代表团在国外近10个城市马不停蹄地展开路演推介，这在全国尚属首次。“中国结、剪纸、双面绣、泥人张等小礼物就送出去几大箱。”一位代表团成员说。
开创性的国外路演终于不辱使命。不仅为后来的招商奇迹打下了基础，参与路演的代表团成员回国后都成为推动会议的中坚力量，也为组委会接下来在全国几十个城市的巡回推介活动积累了经验。
3月2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举办“融洽会”，22日，组委会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发布天津融洽会的信息。22日，天津市政府与全国工商联联合成立国际融资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意味着本次大会将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政府不干涉会议的具体运作，但全力提供支持与配合。
融洽会一度担心筹备时间太短，招商工作完不成任务。但从3月22日正式招商到现在，参会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初定的1000人。截至5月20日，已有国内外企业1000多家、中介机构200多家报名，更有全世界150多家私募基金机构参会，远超出原先预期的70家，其中还有来自利比里亚的基金。组委会被迫两次增加展位，并额外增设了小型的推介会论坛。“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大会项目部负责人、国际融资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阳对记者说。
记者在采访王巍时，看到他不断接到托他想办法帮助参会的电话，连法国大使和美国大使都亲自出面向他索要参会的入场券。
“这种影响和轰动效应在国内还没有。”王巍说，“这都是路演的效果。”
政府的角色
在市长戴相龙的领导下，天津市对金融工作高度重视，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谈起天津市政府在此次筹办融洽会过程中表现出的学习能力、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王巍伸出大拇指评价说：“前前后后，天津市政府一直在虚心学习，包括放下架子两次去美国路演、取经，国内路演更一共去了42个城市，向当地企业介绍私募股权基金，推介这次融洽会。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说明天津市政府能够迎合市场，在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
政府以市场方式运作国际会议在天津是第一次，记者在采访中所了解的天津市政府学习市场化运作的故事比比皆是。比如去年底李智信访问天津时，天津曾提出此次融洽会的总融资意向要达到多少亿元——提出这类象征性目标数字在中国国情下很常见，但在李智信介绍了这类会议应该本着投融资双方的自愿，不应由主办方规定成交量之后，天津市立即放弃了沿袭已久的习惯。
ACG是一个以义务为基础的行业组织，没有常设的工作班子，没有领取工资的工作人员，没有行政手段。在组委会三方（天津市、工商联、ACG）合作的初期，由于中方不大了解美国中小基金的情况，也不了解 ACG 的运作模式，再加上远隔重洋的时空距离和相异的背景文化，甚至是在同一目标之下却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模式，都曾给合作共事带来问题。崔津渡形容说：“刚开始的工作中，因为几乎所有事情都要共同商议，也不断产生着矛盾，不断发生问题，又像是在提醒着大家，是不是需要停顿下来想明白再做？有时甚至有相互猜疑和不信任。随着时间推移和工作深入，大家逐渐磨合，找到了宽容和理解，可能也包括谅解。最后逐渐在相互学习中发现对方的价值，找到自我平衡的节点，进而找到三方的平衡点。”
就这样，原来头绪繁杂带来的焦急和焦虑，逐渐被几方齐头并进所取得的成果驱散：全国工商联动员会员参会，组织专业力量为会议服务，通过知名企业家扩大会议的影响；并购公会动员理事和常务理事各展所长，组织各方面资源帮助筹划和运作；ACG则利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继续在国外做着苦口婆心的内部动员工作。
副市长崔津渡是本次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记者在天津采访他时，他正赶往会场查看现场布置。数位组委会成员都表示：“崔市长懂经济，懂金融，工作非常细。”《中国金融》杂志一位报道此次大会的记者给崔发去一份采访提纲后，崔津渡亲自回复了一封6000多字的Email阐述自己对私募基金的理解。
作为会议从筹备开始就一起配合的合作伙伴，王巍对这位官方“同仁”的勤勉和开放态度更是赞不绝口。“崔市长关于大会事宜的30多封Email，绝大多数都是在晚上12点到凌晨4点发给我的。他最常对组委会人员说的一句话是，‘这件事由你们来定，你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王巍向崔提议说网络媒体对大会宣传很重要时，崔当即表示前去参加新浪网的直播视频聊天。新浪网的编辑事后说: “真没想到能有政府官员这么有魄力，敢于直面网友千奇百怪的问题，来参加直播的视频网聊。”
如今在天津，融洽会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情，普通百姓对投资银行界的专用词汇“路演”也并无陌生。崔津渡等天津市领导带队在国内北京、上海、深圳、海口、南京、重庆、武汉等几十个城市以路演形式推介融洽会的过程中，路演团碰到了很多“奇遇”。比如当下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各地都面临的问题，就有南方某城市的官员带着情绪地问到：“你们天津是不是来我们这里抢投资来了？”天津方面赶紧解释：“我们是给你们的企业送资金来了。”还有一次，一位企业家当众就与会议主题无关的问题发问，崔津渡详细询问了后说：“你说的情况我的确不清楚，但我保证回去后我会调查，然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经过不断沟通之后，天津路演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很多地方的官员对天津市政府的做法感到震撼。崔津渡带队来北京路演时，北京市一位副市长说：“我们该向天津学习学习了。”据称，此次融洽会上，将有很多地方政府首脑率队前来学习跟国际资本对接的游戏规则。
天津国际融资服务公司董事长王阳向记者介绍，此次天津市政府在会议的后勤保障、卫生、治安等方面也提供了不遗余力的支持。“政府有很成熟的一套措施，没有天津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就没有现在的结果。”有意思的是，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最初美国企业成长协会对大会邀请很多官员并不理解，他们质疑说：“这是基金和企业的约会，政府官员来干什么？”王巍只得与他们沟通：中国有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对大会会有怎样的好处。在看到政府动员资源的巨大能力以及天津市政府充分尊重大会的市场化运作之后，美方不仅打消了疑虑，而且天津的效率令他们钦佩不已——要知道在美国组织同等规模的会议，通常需要一年的准备期，而本无经验的天津仅仅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
一站式永续服务
王阳任董事长的国际融资服务公司，同时也是本次融洽会的“心脏”部门——项目部，负责整个大会商业模式的设计、招商、培训、项目的跟进服务、网站建立等工作。全国工商联和天津市政府对大会的商业运作模式达成共识之后，项目部包下了天津市友谊之家酒店一整层的房间，王阳由并购公会调到项目部，带领30多名年轻人在这里“没日没夜的干活”，其中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在校学生。记者看到酒店房间里的柜子、椅子上堆着铺盖卷，晚上大伙都在地上和桌子上睡。见到王阳时，他两眼通红，“每天都是后半夜睡”。
与国内常见的临时组织、会后解散的会务组不同，天津市想把为融洽会而成立的国际融资服务公司办成一个永续的投融资服务平台。“我们希望创立一种模式。”王阳说。
他介绍，尽管借鉴了美国ACG的办会模式，但融洽会并不是完全照搬ACG，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了很多中国的特色和元素。比如ACG的会议是基金和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双方参会交流，投资银行代表企业。但国内企业对中介机构的认识还远不成熟，大部分企业老板愿意自己谈。但同时存在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家通常对私募融资更不了解。还有不少人打电话来问：“这次这么多基金过来，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中国股市现在火，老百姓都炒基金？”
王阳说：“企业把私募股权基金与股票基金混淆，我们不得不把最多的工作放在对企业普及私募基金的知识上。”
考虑到这些国情，在设计流程时，大会不仅邀请了企业家一方，还邀请了来自全球的法律、评估、财务、券商、证券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开发区和商会组织等1000多人参会。王阳说：“总之，凡是与私募融资中企业资本运营相关的所有主流机构，我们都请来，让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建立多方关系，了解更多私募融资的知识。”
最近，王阳刚刚把一批参会企业的中英文资料递交给基金方，目前已经有多家企业获得了基金方的约见要求。“我们现在最担心的问题，一是如何能保证参会企业与基金有更多的时间来交流，如果企业没有收获，没有学到东西，我们就很遗憾；第二，如何服务好这么多人，包括食宿、交通、翻译等问题。”5月24日下午，记者看到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和一些金融机构的志愿者数百人齐聚天津市大礼堂，在组委会的指导下学习一本厚厚的《金融英汉词汇详解》。上午，这里还刚刚举办了一场针对天津市企业的培训会，由并购专家讲授企业如何融资。
“我们不是从办会的角度来做这事，而是当作一个企业、一个事业来经营。这次会议是很有远见的，从经济账角度，这一次会议的花费远远超出收入，但我们看重的是会议的‘外部价值’，我们要把天津变为全国民营企业融资基地和中国最大的国际私募融资平台。”一位组委会成员说，“把人气聚集了才会有财气，这远不是花钱打广告能买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