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包公:白面,实干家,仕途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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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长得其实并不黑。
  1037年春天,安徽天长县官道上,出现了一个风尘仆仆的白面书生。他一袭长衫、几件行李,谁也想不到,这就是新上任的县令包拯。
  此时,包拯39岁。老大不小的年纪,却是第一次入仕。距离他本人即将获得的著名“青天”称号并不遥远,但距离他当上开封市长、名副其实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却还有20年。
  
  溅了皇帝一脸唾沫
  
  包拯有个幸福的童年——这一点又和传说不一样,父母双全,备受宠爱。在官宦世家长大的他,倒很有上进心,29岁中了进士。然而,为侍奉渐渐老迈的双亲,包拯拒绝出去做官,在家一呆10年,直至父母病逝、守孝完毕。
  所以,他在北宋官场上一露面已是中年,但举止全然是个“愤青”。
  在仕途第二站广东肇庆——彼时还叫端州,大名鼎鼎的端砚就是当地的创收项目。不过,在官僚盘剥下,打着“进贡”旗号的端砚,十有八九成了行贿受贿的拳头产品,真正送到皇帝手上的没有几方,更别说拿到市场上成交了。
  包拯一来,就下令端砚定额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带走一方端砚。“端砚事件”很让朝廷赏识,3年后包拯就调入开封。这是自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是一个士大夫意识高度觉醒的年代。汉唐时期的“贵族社会”已经完全转变为“文官社会”,不少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在朝堂上和皇帝正面交锋。更有甚者,觉得一个人单挑皇帝不过瘾,就约齐一帮同事,展开围攻皇帝的汹汹舌战。而包拯么,就算不是个中翘楚,起码也是让宋仁宗相当头疼的“牛皮糖”,其主攻方向还是最敏感的人事问题。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她的伯父张尧佐坐着“直升飞机”一路飙升。除了是财政部长,还身兼四大要职,在北宋的外戚任命史上创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
  一干大臣为此吵闹不休,集体开足马力,要求皇帝撤贵戚张尧佐的职。争论达到高潮时,包拯站在仁宗跟前,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横飞,溅了皇帝一头一脸。仁宗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回到后宫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只知道让他官升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现在的御史中丞是包拯!”
  在宋仁宗的偏袒下,弹劾工作并不顺利。围绕老张的人事任命,包拯等人和皇帝陷入了一场持久战,老张就在战争里上上下下地浮动——弹劾风头最盛时他地位稍低,风头过后又迅速攀升。直到老张不久后死了,整场战役才算正式结束。
  此后,二弹郭承佑、七弹王逵……“牛皮糖”包拯树立起了绝不放过一个贪官污吏的光辉形象。
  
  “庆历新政”的两份奏章
  
  范仲淹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掀起“庆历新政”的高潮时,包拯还是一个刚刚从地方调进中央的“小菜鸟”。
  对范仲淹改革,是支持还是反对?朝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党争”: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把包拯从端州拉到监察御史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王拱臣的举荐,很可能是为了给保守阵营充充数、壮壮胆,并不指望这个年纪一大把的“新秀”还能在挤垮改革派上有何贡献。
  然而,这场改革以吏治为第一目标,恰恰与包拯的政治关怀不谋而合。他盯上了“按察使”——这是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当时,范仲淹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按察使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是上中央、还是下监狱,正所谓大权在握、为所欲为。
  包拯的奏章,一针见血来势汹汹:《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
  立刻,关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败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宋仁宗开始意识到,改革派官员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样有人浑水摸鱼。
  “小菜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保守派大臣喜出望外,以为包拯可以为自己所用了。但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大跌眼镜。
  1045年新春,范仲淹罢相离京,新政失败,保守派弹冠相庆。谁料这当口上,包拯一篇《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洋洋洒洒,大谈范仲淹用考试选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如此堂而皇之地对已经否决的一项政策进行肯定,保守派们瞠目结舌:此人犯浑么?
  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理;没有党争,只有实情。
  6年后,官升知谏院的包拯,显然早把范仲淹改革的倒霉下场忘了个一干二净,他向宋仁宗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区别奸忠、不信朋党、信用贤能、治奸佞之人、用人不疑、访才用贤、启用贬逐之臣——赫然与“庆历新政”如出一辙。
  群臣这下明白了:包拯,就是个实话实说的官场异类。
  当包拯弹劾宋庠时,没人觉得惊诧了。宋庠文采风流,做宰相7年,一没贪赃枉法,二没苛政暴政,三没道德败坏,实在无错可挑。但是包拯说,无错,是因为你没干事;国之重臣,毫无建树,就是“尸位素餐”,当然应该弹劾。
  他的措辞或许激烈,但他的眼光实在透彻。
  
  从开封府到财政部
  
  1057年阳春三月,59岁的包拯终于来到了开封府。
  他第一个举措,是改革诉讼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状,得通过“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讹诈百姓。包拯二话没说,裁撤门牌司,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办案官员,顿时民心大悦,“开封有个包青天!”
  事实上,包拯在开封市长任上,只做了不到两年。61岁的他,接到仁宗又一项重任:出任三司使,打理国家财政。
  在这个位子上,包拯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变“利率”为“和市”。当时,朝廷向百姓征用过度。包拯说,进贡物品也是商品,朝廷要按照一定价格,在“和市”上向百姓购买;至于急需物资,那就跟富翁们要吧。
  事出凑巧,包拯主管财政这两年,江淮、两浙灾荒不断。北宋时期,朝廷收税,只要现金,不要实物。于是人们得把粮食卖给官府“折变”为现金,官吏们趁机压低粮价。平时还好,灾荒之年就民不聊生。包拯充分发挥“牛皮糖”特点,一口气上了四道奏章,“请免江淮、两浙折变”。
  经济改革的成效,让皇帝愈发信赖包拯。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但63岁的包拯已是风烛残年。欧阳修说,包拯一生“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样的至情至性,消耗了他的生命。尽管还有很多他看不惯、希望改的事情,但他已无能为力。
  宋仁宗亲自到了包拯家里,探视病情。这是君臣俩的最后一面。1062年五月,包拯病逝于开封,举国哀恸。
  千年以后,我们回首包拯的一生,会发现他的仕途其实很平淡。他没有砍过负心的驸马,身边没有英姿飒爽的七侠五义,更没发明过三口威风的铡刀,甚至没有一张黑脸和一个月牙胎记。也许你要问,他干过些什么?
  他带人挖过井,给人免过税;他关心开封的建设,也关心宋朝的外交出使辽国。不过,他干得最得心应手的,是就事论事给仁宗写报告。有时弹劾人,有时出主意,偶尔耍脾气。说他是“谏臣”并不完全,他更多的,是个埋头苦干的良臣。一点一滴,将他的改革进行到底。
  (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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