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的历史，可以从众多角度进行研究，但以自由观念发展的视角，更可洞见这个国家的本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之所以成为经典名著，除了作者的天赋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主”这个词也有异曲同工的作用。“自由”与“民主”这两个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了美国价值的基础。如果说，托克维尔通过民主观念展示的是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生活的横断面，方纳教授则以自由观念从纵向演绎了美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本书译者王希教授不久前送书与我时说，你们刚翻译了一套保守作家的美国通史（威廉·J.本内特：《美国通史》，《美国的希望与恐惧》，刘军译，江西人民出版社），对照着看这本书会很有意思。我用一周时间看完了这套一千四百多页的巨著，感触颇多。
　　这本书里说，欧洲人有许多种关于自由的观念，有的与希腊城邦国家一样古老，有的产生于近代欧洲。最初的自由（liberties）是一些具体的特权，为少数人所享有。如中世纪的自由所代表的特权有：自治、免除服役、免税或王室赐予某些团体或个人专营某行业的特权，这是普通人没有的权益。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就是当时那些英国贵族的权利，或说王室不能干预的自由。所有人都享有自由或某些权利的思想起源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此后，随着自由人的增多，享有自由权利的人的范围也在扩大，由贵族或社会上层到白人平民、非白人移民、黑人和妇女；同时，自由的内容范围也在扩大，从免受王权迫害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到市场自由、经济自由、消费自由、堕胎自由。自由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用爱默生的话说，自由不是一堆事先存在的权利和特权，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开放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可以重新塑造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这就是“美国思想”（421页）。
　　在《独立宣言》发出“给我自由”的呐喊之后，美国人自由的历史趋势已不可阻挡，尽管自由的实际过程仍极为艰难，自由的代价也极其昂贵。几年前，我在做一个“美国公民权利发展”的课题时就注意到，几乎所有弱势群体（印第安人有些例外）争取自由的思想武器均来自《独立宣言》和宪法，这也是构成美国人认同的思想基础。但我没有明确地写出来，觉得那样会低估美国民众的首创性和其他思想的历史作用。方纳则明确指出，“《独立宣言》一劳永逸地改变了美国自由的内容”，“自由不再是一套具体的权利，也不再是为某一特定群体和人民在某种社会环境下所享有的特权，而成为一种凡人皆应享有的权利了”。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自由并没有为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所认可，因此，美国历史罕见地成为各种自由观念不断碰撞、竞争的历史。“每一次社会危机背后都有对自由的不同见解，每一次重大事件都改写了自由的定义，扩大了自由的范围。”这也可以看做对美国历史中有激烈改革、变革甚至内战，却没有革命的一种解释，因为这种自由共识为美国人社会改革留有很大的空间。
　　美国有三大类弱势群体，以工人、黑人和妇女为代表，分别（或共同）遭受了阶级剥削、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但他们的诉求却和美国价值惊人的一致。一九一八年，工运领袖和美共主席德布斯因反战宣传被捕后，面对陪审团说：“我对联邦宪法持有信心。在当今只有我们社会主义者继续监守和捍卫美国的宪法，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革命时期的建国之父们??懂得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是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产联的一个口号是：“工会主义就是崇美主义。”一位工人认为，低工资和敌视工会都是“还没有美国化”。
　　黑人运动领袖道格拉斯认为，美国革命留下了一笔关于“正义、自由、繁荣和独立的内容丰富的遗产”，但后来人却偏离了方向，只有将《独立宣言》从狭隘的种族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美国才能重新驾驭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奴隶们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向往比白人更为真诚”。马丁·路德·金说得更明确：“我们做的事情没有错。如果我们错了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也就错了。如果我们错了的话，美国宪法也就错了。”
　　一八四八年，作为美国妇女权利运动标志的《情感宣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独立宣言》的模本，妇女们说：“要么我们政府的理论是一种谬误，要么妇女就应该有投票权。”连建国之父们自己也不会料到，他们的文献在此后两个多世纪，成为无数代美国人和世界范围内寻求独立和自治的殖民地人民的一种鼓舞力量。尽管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普遍的自由与具体的受压迫群体联系起来。如方纳指出，美国人民的构成不应受到种族界限的限制，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不是或多或少与奴隶制达成某种交易的建国者们，而是废奴主义者。
　　对自由的分歧，也是对美国精神和美国化的分歧。王希教授将“百分之百美国主义”（100 percent Americanism）译为“百分之百崇美主义”，尽管从英文字面看，并没有“崇拜”之类的意思，但实际上，那些号称代表美国精神，要推行美国化的观点，并不是真正的美国价值所在。那些三K党、一无所知党、本土主义、排华法案、红色恐怖、关押日本侨民、麦卡锡主义、种族主义等现象，无论在保守的或激进的美国通史著作中，都是丑陋和黑暗的象征。如本内特所言：“我们可以感谢如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和马丁·路德·金博士唤起了我们的道德心，促使我们观察自己的灵魂，尽管这有些姗姗来迟。”
　　在方纳看来，真正的美国化、爱美国是与那些推进美国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进步运动相联系的。芝加哥一家报纸写道，“真正的美国精神是自由的精神”，而“美国化”运动没有一点这样的成分。黑人劳工领导人A.P.伦道夫说，种族歧视是“非民主的、非美国化的和亲希特勒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认为，工会代表了自由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管理自己的权利。政治自由与产业奴隶制的矛盾，是美国最大的问题。杜鲁门总统也意识到，如果美国要世界其他民族在“自由与遭受奴役之间做出抉择”的话，它必须“改正我们民主实践中的不完美之处”。
　　一九四七年，美国著名史学家康马杰在《谁是忠诚的美国人？》一文中，斥责了崇美主义强制爱国思想，这种思想将忠诚等同于对美国社会和体制的盲从。“什么是这个新的忠诚呢？它不过是一种一统性。它是将美国不加批判、不加质疑的全盘接受。”“它想要的不是思想上的信念，也不是精神上的征服，而仅仅是过时的一统性。就忠诚而言，它以言辞代替行动，以姿态代替原则。向国旗致敬就能使它心满意足??它的目的既不是发现真正的不忠诚，也不是培育真正的忠诚。”因此把忠诚当成一统的概念是虚伪的、狭隘的和局限的，否定了思想和良心的自由。
　　在美国成立之初就存在一个悖论：美国价值要想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即被世界人民所认可，就必须在国内率先实行自由与平等。因为只要还有人受剥削、压迫和歧视，美国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没有了自由，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人理想中的美国。综观美国历史，美国人的自由确实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仅仅半个多世纪前，黑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可以被私刑当众处死，谁能想到今天的黑人能成为国务卿、总统呢！美国人以不断地改革和进步延续着那个美国梦，美国人还能走多远，首先取决于他们能否战胜自己的那些“百分之百崇美主义”。这些观念在当代美国依然存在，尤其在对外事务上。
　　方纳教授认为，“二战”后多元化社会的观点开始成为官方话语的一部分，因为种族主义是敌人的哲学，美国价值观的基础是多元化的宽容和追求所有人之间的平等。这样的美国价值观如果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它自然就有普世价值，只是目前美国的言行距此还有很大距离。实际上，任何国家的价值观都有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并被世界人民接纳的机会和可能。
　　王希教授说，这本书“代表了美国史学界整体上在认知美国历史方面的一种深刻而真实的转向”。这一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上、下卷〕，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商务印书馆二○一○年版，15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