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起，中国人与中国的“自然”便绑在了一起，绑得最紧的当数文人学士。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多以触“自然”而感发。有一句话叫做“文因楼成，楼借文传。”不但中国的名楼借“文”传名，中国的名山、古城也皆与“文人学士”、“诗词歌赋”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借用“自然”写诗作赋，是中国文人的思维习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成了点燃中国文人灵感的依赖点，没有“自然”点燃灵感，中国的文人像是无法入诗。正是这种互动作用，造就了中国浩浩荡荡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亭台楼阁和名山名城也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名人雅士。
　　欧阳修也诵“自然”、感“自然”，却不是靠“自然”留名的小家。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扭转文学史发展方向的大家。曾在安徽滁州建了一座醉翁亭，又留下几篇有关“醉翁亭”的文章，可见嗜酒的程度非同寻常。中国的文人只要嗜酒，非得喝出来成绩和功劳不可。李白嗜酒，常常视物不清，诗兴大起，难免夸大其辞，硬是醉出浪漫一派。杜甫喝酒，喝而不醉，静心沉思，把酒席遣兴的瞬间灵感记下，仔细揣磨打造，精挑细选人文，把唐诗推向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高度。苏轼嗜酒，一醉就忘了文人与“自然”的约定俗成，常常越“自然”作词，把宋词推向一个至高点。学生如此厉害，欧阳公作为苏轼的老师，更是能喝出不一般的水平，喝得文坛震荡。
　　欧阳公秉承着中国文人喝酒、感“自然”的习气，沿袭着“以诚为本”的文化人格，继续着中国“文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就是这样一位看似“规矩”的文人，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掀起了一场了不起的文化改革，把西昆体和骈文驱逐出主流文学，打着“复古”的旗号，暗中“变昆”，推进了文学的发展。说得洋气点，欧阳修并没有完全抛弃形式主义那一套，而是以“变通”之手法，把形式主义的文学技巧引人现实主义的创作之中，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空间。就以此功而论，欧阳公也是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家!更何况老先生涉及多行，行行出色，身上的光环重重，连他的学生苏轼都毫不避讳地为师惊叹：“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以我看来，欧阳公大道胜过韩愈，论事赛似陆贽，《新五代史》也丝毫不比司马迁的《史记》逊色，惟有词作不及李白的诗文。欧阳公之功不在词之高度，他在文学史上的功勋应该是弃“词”而论的。
　　玩赏风月，悲歌感慨是欧阳公词赋之风格，也是中国文人的集体风格，欧阳公没有迈出写“自然”感“个人”和游戏消遣娱乐的“小词”，没有在词作上突现个性，这是一种遗憾，是欧阳公的遗憾，也是文学史的遗憾!以欧阳公之才，远可以背离“自然”，另辟文学空间，把宋词由“陈技”转向艺术、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大气之作。可欧阳公的一生都在与“复古”、“变通”打交道，没有冲破个人和传统选材的惯性，这“革”改得不够彻底，只会变通，却缺失开拓“文学荒原”的勇气。否则，文学史上的欧阳公岂不是更了不得?
　　欧阳公提倡“文以载道”，却一直在借自然抒个人情思，缺失社会性的患考。从苏轼赞扬陈季常的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来看，他对欧阳公“词赋似李白”多少是有点恭维之意和师生之情。
　　欧阳公之功不在词，而在于对文学发展的贡献上。
　　欧阳公实属能人，反对时文写作，却在二十三岁进京赶考之时，一举拿下国子监试、国学解试和次年的礼部省试三个第一。这等才能非一般人能比。这也充分说明欧阳修不但是个改革复古派，同时也是“时文”写作的高手，“变昆”复古自然有据可寻。
　　欧阳公也写自然，由“自然”引发个人之情，虽然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但其间用词的精准、妙语的构建的确上升到了艺术审美的高度。不然怎会是大家，大家自然有大家的魅力所在，自然有可叹之处，自然有让其文留传千古的能耐。
　　欧阳公的创作灵感也靠“自然”点燃和引发，他的“自然”多与西湖有关。小时候，背颂欧阳公的《采桑子》，常常碰到“西湖”二字，总以为是指扬州的“瘦西湖”，就在前天提笔作文前，翻看注释，才知“西湖”是颍州的西湖。再大些，才知道欧阳公不但是文化泰斗，也是一代名臣，他实行的“宽简”之政，在民间曾与黑脸包公齐名对比。做官难，能得到此等荣誉，岂是一般人所为?欧阳公爱民如子，在颍州做过父母官，在扬州也做过父母官，两地百姓能与欧阳公结缘，真是福气不浅!可欧阳公为何只写颍州的西湖?干脆说为什么每一个注释《采桑子》的人都把“西湖”单单说成是颍州西湖?而没有说是双重所指呢?谁又能说欧阳公在面对颍州西湖感发时，其间没有对扬州瘦西湖的怀念之情?瘦西湖之名气远在颍州西湖之上，我一度为其注释的正确性质疑得无法作文。再细思，这大概就是欧阳公的聪明之处，名气大的隐在情感深处，名气小的实指出来，以文传湖，不偏不向，两个西湖、两地子民无形中都兼顾其中。
　　这大概才是欧阳公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