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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列入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首都经济圈”战略项目，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的济世良方。从文化的视角看，这是理性的回归，即回到了京津冀三地共同的京畿文化根脉上。
京畿文化是京津冀三地无法割断的文化根脉
京畿文化有统一的地缘血脉。京津冀都市圈共属海河流域。海河为京津冀三地世世代代的人们提供了生存的资源基础，并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同一经济社会生态区域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下游对上游、首都对畿辅地区的资源依赖关系，即天气环境资源依赖、水资源依赖、物质资源依赖、劳动力资源依赖等，这些依赖反映了该文化系统的自然生成规律。尤其位于河北北部的张家口和承德两市，处于上风上水的命脉地带，是首都以及天津市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会永久地制约首都和天津的生存环境。如果该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得好，那么，处于下风下水的京津地区只要自己不再制造污染，就能够享受清风和甘露；反之就只能遭受风沙、污水或缺水的困扰。这是永久性的独特的资源和生态共生关系，是任何其他资源无法替代的。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该地区的干旱、缺水现象日益加重，而首都的人口膨胀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这种环境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在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信息条件下，首都的资源配置可以扩大到全球范围，但是上述特殊资源不具有可替代性。因此，“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战略，无疑是化解当下发展矛盾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选择。
京畿文化有统一的社会血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京津冀文化圈共生关系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其独特的社会性。畿辅之地为首都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京畿”、“直隶”重地，首都的“护城河”、“重要屏障”和连接辽宁、内蒙古、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区的枢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方面与首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各个自然区域如山区、草原、平原、沿海，以及城市、农村的生活习俗有些差别，但在思维方式、群体性格、交往方式上基本一致。形成了中央权威意识（维护以首都为核心的国家民族大局意识）、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服从服务意识等独特的社会文化意识。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繁荣，圈内的人流物流愈加频繁，流量越来越大，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日趋强化，并对上述传统的“命令—服从”意识有所冲击。但传统的意识仍然会是主流，这对维护京畿一体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京畿文化有近千年的历史传承。自金代设中都统治北方半壁江山以来，北京就有了都城意义，其畿辅地区都在今河北辖区内。元代设为燕京，后为大都路，所辖的12州31县中，属今北京市的仅为3州8县，其他均属今天的河北和天津。明代改为北平府、顺天府，并设立范围更广的京师，直隶中央六部，“北至宣府，东至辽海，南至东明，西至阜平”，除了今天京、津、冀范围外，还包括了今天河南、山东两省的部分地区。清代直隶再向北扩展至今天辽宁和内蒙古的许多地区，直隶总督府就设在保定。这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早已积淀为一种较为恒定的文化心理模式、制度模式和交往模式，并具有强大的历史文化惯性，影响和制约着京津冀三地的生存和发展。
京畿文化是首都创设的规律使然。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从来都不可能是孤城一座，必须有一个地域广阔的，能够满足其生存、安全、发展需要的后方和缓冲地带，与其形成一个完整的都城管理系统。在这一管理系统中，各种资源要素按照设置的规矩有序流动，并形成了种种比较牢固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社会交往等等需求与供给的依赖、合作关系。每一主体之间的配合与合作是体系稳定和繁荣的前提和基础，否则，一损俱损。这是经过千百年实践验证的一种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社会演化规律。
京津冀三地科学发展的需求使京畿文化彰显理性整合魅力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大政策推动下，各行政主体发展经济往往首先着眼于眼前利益，争取大项目、大政绩工程。在这种近乎残酷的博弈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京畿文化生态的主辅结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的一主（京师）一辅（畿辅）的关系，变成了一主（中央政府）三辅（京津冀）的关系，而这三辅之间又是一种利益上的竞争关系。加之中央政府和北京市的边界模糊，导致宏观指导和协调上的缺位，放任三辅的相互博弈，特别是北京一辅的盲目发展，最终造成了三地之间严重的产业同构，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更造成了北京市的急剧膨胀所带来的严重的城市病。
尽管三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一些合作机制，但实力悬殊的三种平行权力在没有一个着眼于全局的公正的游戏规则约束的博弈中，强势一方的局部利益、当下利益，始终约束着合作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最终导致这种合作的形式大于内容。北京市近水楼台先得月，搭着首都的便车，成了最大受益者。天津市也后来居上，终于将自己也打造成了京津冀经济区域“双核”特大城市之一。河北毗邻京津，承担了许多不堪负重的义务，从多方面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与两大直辖市形成巨大的落差”。比如在对待张家口和承德两地上，京津两市一方面提出水资源保护的要求，一方面又把该承担的义务全部推给中央考虑。
京畿文化区域共生发展的规律，任何时候都是京津冀地区生存和发展所应遵循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首都的建设和发展是关系国家、民族大局的重大战略，应该向世人展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特征的崭新的首都形象。“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纳入国家重大战略，是中央政府在实施科学发展战略关键时刻的理性出场，使区域的发展回归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理性轨道，也使京畿文化在科学发展观的语境下彰显了理性魅力。
实现好两大战略更加需要提升京畿文化的自觉精神
“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除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大局和利益的需求，畿辅各方现实的利益驱动外，也是京津冀三地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多年积极努力的结果。不论是设法搭建各种协作对话平台，还是深入研究共同和谐发展的科学对策和机制，抑或利用媒体呼吁本是“同根生”的文化基础和现实发展的困惑，无疑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作为弱者的河北一方，在其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充分说明了京畿文化自觉的价值和重大意义。可见，文化不仅能影响人们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能够形成人们组织开展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从而影响区域的进步。正如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所说：“文化是制度之母。”当然，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文化必定是自觉的文化。实施好这两大战略规划的任务非常艰巨，生活在京津冀文化区域的人们，更要有这种区域的文化自觉，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简而言之，就是要在深入挖掘京畿文化的时代精神中，不断提升文化自觉的意识。这是一种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主动超越行政区划的大局意识。
作者: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编/郭建民）
京畿文化是京津冀三地无法割断的文化根脉
京畿文化有统一的地缘血脉。京津冀都市圈共属海河流域。海河为京津冀三地世世代代的人们提供了生存的资源基础，并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同一经济社会生态区域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下游对上游、首都对畿辅地区的资源依赖关系，即天气环境资源依赖、水资源依赖、物质资源依赖、劳动力资源依赖等，这些依赖反映了该文化系统的自然生成规律。尤其位于河北北部的张家口和承德两市，处于上风上水的命脉地带，是首都以及天津市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会永久地制约首都和天津的生存环境。如果该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得好，那么，处于下风下水的京津地区只要自己不再制造污染，就能够享受清风和甘露；反之就只能遭受风沙、污水或缺水的困扰。这是永久性的独特的资源和生态共生关系，是任何其他资源无法替代的。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该地区的干旱、缺水现象日益加重，而首都的人口膨胀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这种环境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在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信息条件下，首都的资源配置可以扩大到全球范围，但是上述特殊资源不具有可替代性。因此，“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战略，无疑是化解当下发展矛盾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选择。
京畿文化有统一的社会血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京津冀文化圈共生关系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其独特的社会性。畿辅之地为首都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京畿”、“直隶”重地，首都的“护城河”、“重要屏障”和连接辽宁、内蒙古、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区的枢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方面与首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各个自然区域如山区、草原、平原、沿海，以及城市、农村的生活习俗有些差别，但在思维方式、群体性格、交往方式上基本一致。形成了中央权威意识（维护以首都为核心的国家民族大局意识）、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服从服务意识等独特的社会文化意识。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繁荣，圈内的人流物流愈加频繁，流量越来越大，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日趋强化，并对上述传统的“命令—服从”意识有所冲击。但传统的意识仍然会是主流，这对维护京畿一体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京畿文化有近千年的历史传承。自金代设中都统治北方半壁江山以来，北京就有了都城意义，其畿辅地区都在今河北辖区内。元代设为燕京，后为大都路，所辖的12州31县中，属今北京市的仅为3州8县，其他均属今天的河北和天津。明代改为北平府、顺天府，并设立范围更广的京师，直隶中央六部，“北至宣府，东至辽海，南至东明，西至阜平”，除了今天京、津、冀范围外，还包括了今天河南、山东两省的部分地区。清代直隶再向北扩展至今天辽宁和内蒙古的许多地区，直隶总督府就设在保定。这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早已积淀为一种较为恒定的文化心理模式、制度模式和交往模式，并具有强大的历史文化惯性，影响和制约着京津冀三地的生存和发展。
京畿文化是首都创设的规律使然。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从来都不可能是孤城一座，必须有一个地域广阔的，能够满足其生存、安全、发展需要的后方和缓冲地带，与其形成一个完整的都城管理系统。在这一管理系统中，各种资源要素按照设置的规矩有序流动，并形成了种种比较牢固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社会交往等等需求与供给的依赖、合作关系。每一主体之间的配合与合作是体系稳定和繁荣的前提和基础，否则，一损俱损。这是经过千百年实践验证的一种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社会演化规律。
京津冀三地科学发展的需求使京畿文化彰显理性整合魅力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大政策推动下，各行政主体发展经济往往首先着眼于眼前利益，争取大项目、大政绩工程。在这种近乎残酷的博弈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京畿文化生态的主辅结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的一主（京师）一辅（畿辅）的关系，变成了一主（中央政府）三辅（京津冀）的关系，而这三辅之间又是一种利益上的竞争关系。加之中央政府和北京市的边界模糊，导致宏观指导和协调上的缺位，放任三辅的相互博弈，特别是北京一辅的盲目发展，最终造成了三地之间严重的产业同构，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更造成了北京市的急剧膨胀所带来的严重的城市病。
尽管三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一些合作机制，但实力悬殊的三种平行权力在没有一个着眼于全局的公正的游戏规则约束的博弈中，强势一方的局部利益、当下利益，始终约束着合作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最终导致这种合作的形式大于内容。北京市近水楼台先得月，搭着首都的便车，成了最大受益者。天津市也后来居上，终于将自己也打造成了京津冀经济区域“双核”特大城市之一。河北毗邻京津，承担了许多不堪负重的义务，从多方面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与两大直辖市形成巨大的落差”。比如在对待张家口和承德两地上，京津两市一方面提出水资源保护的要求，一方面又把该承担的义务全部推给中央考虑。
京畿文化区域共生发展的规律，任何时候都是京津冀地区生存和发展所应遵循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首都的建设和发展是关系国家、民族大局的重大战略，应该向世人展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特征的崭新的首都形象。“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纳入国家重大战略，是中央政府在实施科学发展战略关键时刻的理性出场，使区域的发展回归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理性轨道，也使京畿文化在科学发展观的语境下彰显了理性魅力。
实现好两大战略更加需要提升京畿文化的自觉精神
“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除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大局和利益的需求，畿辅各方现实的利益驱动外，也是京津冀三地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多年积极努力的结果。不论是设法搭建各种协作对话平台，还是深入研究共同和谐发展的科学对策和机制，抑或利用媒体呼吁本是“同根生”的文化基础和现实发展的困惑，无疑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作为弱者的河北一方，在其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充分说明了京畿文化自觉的价值和重大意义。可见，文化不仅能影响人们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能够形成人们组织开展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从而影响区域的进步。正如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所说：“文化是制度之母。”当然，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文化必定是自觉的文化。实施好这两大战略规划的任务非常艰巨，生活在京津冀文化区域的人们，更要有这种区域的文化自觉，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简而言之，就是要在深入挖掘京畿文化的时代精神中，不断提升文化自觉的意识。这是一种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主动超越行政区划的大局意识。
作者: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编/郭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