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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秋天，南京的天空阴沉着。秋风刮起来，卷了法国梧桐肥大的落叶，打着滚地向前。一辆三轮车从新街口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驶出，向鸡鸣寺方向奔去。天空中下起雨来。三轮车上的这位老人，看着蒙蒙烟雨，却无心品味“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这位心怀隐忧的老人，正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来鸡鸣寺，是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
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当时中国科学发展刚刚起步，在国际崭露头角的学者很少。选举院士是1948年的事。这年初，张元济收到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发来的《通知当选为本院院士》的公函，当选理由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礼堂开幕。至少有49位院士出席了开幕礼。蒋介石、何应钦等政府要员，张伯苓、吴贻芳等教育界名流也参加了开幕礼。为求节约，整个会场布置简朴，连鲜花都未摆设。虽然天气阴雨，亦不开灯。评议会委托梁思成设计了书有“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四方形院士徽章，另特邀书法家沈尹默书写了院士当选证书。
开幕礼仪式非常简单。首先，朱家骅宣布开会。然后，蒋介石致词。蒋介石简略分析了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才有院士选举与全国性的院士会的原因，表彰了蔡元培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他希望院士们在提高学术水准的同时，传播学术成绩、提倡科学合作、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并为国家建设出力。
随后，身兼行政院院长与中研院评议会秘书双重身份的翁文灏代表评议会致词。
接着，年龄最大的张元济和声望最著的胡适作为院士代表相继发言。
“元济因此有一种感想，要把这半个世纪的经历和当前的时事，向诸位贡献一些意见。”在回顾了清末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军阀混战等后，张元济接着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再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我想两方当事的人，一定有这样的目标，以为战事一了，黄金世界就在眼前。唉，我恐怕不过是一个梦想。等到精疲力尽，不得已放下手的时候，什么都破了产，那真是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胡适的讲话则是满怀鼓励：“我们对内可尽我们鼓励的职务，可以鼓励后一辈。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40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过去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20年，200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
散会后，胡适邀请张元济坐他的汽车回新街口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在车内，胡适对张元济说：“先生的发言似太煞风景。”张元济笑笑，没有回答。
全国许多报刊纷纷刊载张元济的致词。当日，美联社发出了以《内战破坏文化 张元济痛责陈词》为题的南京专电。
9月29日，王芸生写信给张元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之言，正是人间正气、人民心声……今日中国之舆论，真可怜极矣，我们报人实惭愧万分。”
10月6日，张元济写信给中央研究院秘书长萨本栋：“开会之日，同人推弟为代表致词，谬发狂言。归沪检阅各报，多与原意未符，因追忆所言，印成小册(《刍荛之言》)。今寄去60册，谨呈台阅，并恳于与诸院士通讯时各附与1份，是为至感。”
10月，费孝通在《中国建设》发表《读张菊生先生(刍荛之言)》的文章，高度赞赏张元济的讲话，认为“这是一篇大家应当读而不易读到的重要文献，因为张先生在这短短的致词里，说出了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民大家要想说的话；同时也以他学术先进、年高德劭的资格，对我们这些厕身文化界的后进发出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们：学术不能在战火遍地中存在象牙之塔里。警告我们：不应当做埋头在沙土里的鸵鸟，不看血淋淋的现实……”
1949年6月9日，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第21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张元济回忆到：“中研院去年在京开会，兄弟发出狂言，反对戡乱，争取和平，朋友们说有人要跟我戴红帽子，但我不在乎，我完全是本着良心说话。”道出了一位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的肺腑之言。
责编 王兵
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当时中国科学发展刚刚起步，在国际崭露头角的学者很少。选举院士是1948年的事。这年初，张元济收到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发来的《通知当选为本院院士》的公函，当选理由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礼堂开幕。至少有49位院士出席了开幕礼。蒋介石、何应钦等政府要员，张伯苓、吴贻芳等教育界名流也参加了开幕礼。为求节约，整个会场布置简朴，连鲜花都未摆设。虽然天气阴雨，亦不开灯。评议会委托梁思成设计了书有“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四方形院士徽章，另特邀书法家沈尹默书写了院士当选证书。
开幕礼仪式非常简单。首先，朱家骅宣布开会。然后，蒋介石致词。蒋介石简略分析了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才有院士选举与全国性的院士会的原因，表彰了蔡元培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他希望院士们在提高学术水准的同时，传播学术成绩、提倡科学合作、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并为国家建设出力。
随后，身兼行政院院长与中研院评议会秘书双重身份的翁文灏代表评议会致词。
接着，年龄最大的张元济和声望最著的胡适作为院士代表相继发言。
“元济因此有一种感想，要把这半个世纪的经历和当前的时事，向诸位贡献一些意见。”在回顾了清末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军阀混战等后，张元济接着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再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我想两方当事的人，一定有这样的目标，以为战事一了，黄金世界就在眼前。唉，我恐怕不过是一个梦想。等到精疲力尽，不得已放下手的时候，什么都破了产，那真是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胡适的讲话则是满怀鼓励：“我们对内可尽我们鼓励的职务，可以鼓励后一辈。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40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过去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20年，200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
散会后，胡适邀请张元济坐他的汽车回新街口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在车内，胡适对张元济说：“先生的发言似太煞风景。”张元济笑笑，没有回答。
全国许多报刊纷纷刊载张元济的致词。当日，美联社发出了以《内战破坏文化 张元济痛责陈词》为题的南京专电。
9月29日，王芸生写信给张元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之言，正是人间正气、人民心声……今日中国之舆论，真可怜极矣，我们报人实惭愧万分。”
10月6日，张元济写信给中央研究院秘书长萨本栋：“开会之日，同人推弟为代表致词，谬发狂言。归沪检阅各报，多与原意未符，因追忆所言，印成小册(《刍荛之言》)。今寄去60册，谨呈台阅，并恳于与诸院士通讯时各附与1份，是为至感。”
10月，费孝通在《中国建设》发表《读张菊生先生(刍荛之言)》的文章，高度赞赏张元济的讲话，认为“这是一篇大家应当读而不易读到的重要文献，因为张先生在这短短的致词里，说出了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民大家要想说的话；同时也以他学术先进、年高德劭的资格，对我们这些厕身文化界的后进发出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们：学术不能在战火遍地中存在象牙之塔里。警告我们：不应当做埋头在沙土里的鸵鸟，不看血淋淋的现实……”
1949年6月9日，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第21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张元济回忆到：“中研院去年在京开会，兄弟发出狂言，反对戡乱，争取和平，朋友们说有人要跟我戴红帽子，但我不在乎，我完全是本着良心说话。”道出了一位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的肺腑之言。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