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
　　——洛克

背景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日军攻陷南京，屠杀残害三十万中 国民众，惨绝人寰地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 日，德国偷袭苏联，盖世太保深入苏联乡村腹地开始有计划的屠杀， 累计约四百至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同样惨绝人寰地制造了大屠杀， 史称“Holocaust”或“Shoah”。“二战”结束后，东京审判和纽伦堡 审判，似乎道出了那些在刺刀、枪炮和毒气中死去的无辜者的困惑： 作为人，为什么要这样彼此相待？
　　摆脱这些困惑跟明确人的“理性”边际和人的“权利”底线有关。
　　人类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开始有足够的勇气和理由运用自 己的理性。从马基雅维里歌颂为了民族统一强盛可以也必须学会做 坏事的君主开始，也从霍布斯力主建立人类的无所不能的利维坦开 始，人类逐渐不再通过上帝来审视和规训自身，而是开始动用似乎 没有边际的理性去追求自由。在思想史家看来，这是放纵理性而导 致的传统、宗教和权威本该三位一体的存在形式整体崩溃后的必然。
　　及至二十世纪，此种放纵使得人对自身的伤害达到顶峰，两次 世界大战可为明证。人在同类的攻讦与杀戮中丧生、伤残、疯狂， 留下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远远超过忍耐底线的物伤其类感。就此而 言，造成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类浩劫的一个原因，是人在运用其理性时超越了边际。超越理性边际的结果，是人生之为人的尊严的丧 失，是包含了平等、自由、正义、和平等基础权利的丧失。就此而言， 造成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浩劫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跨越或降低了 自身的底线。
　　痛定思痛与憧憬未来不谋而合，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类有必要明确人类相处的理性边际在哪儿，底线在哪儿。《世界人 权宣言》由此而生。对《世界人权宣言》来说，我们或许还有许多 细节需要提及。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攻陷南京当天，日军还在长江上击 沉了停泊在南京附近江面上的美国炮艇“帕奈号”和美孚石油公司 的三艘油轮，这天天气晴朗，“帕奈号”上悬挂的美国国旗清晰可辨。 尽管此时距离一九四一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还有四年，但当日发生的 所有事情使得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罗 斯福— 改变了对法西斯的态度，从绥靖转为遏制。事实上，这种 转变导致了一连串的挑战和转机，从此时开始，在他脑海中酝酿已 久的有关康德意义上“世界永久和平”的一些想法，开始浮现。直 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国会的咨文中，罗斯福宣布的四项“人类 的基本自由”— 表达意见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 免除恐惧的自由— 成为他的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在出任负 责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人权委员会主席时最直接和最信赖的思 想资源。《世界人权宣言》在此后的岁月中能够不断为人权的发展提 供基础、动力和指引，不唯在其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亦在其从一 开始就切中肯綮，开宗明义。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从康德的“永 久和平”到罗斯福总统的四项人类自由，再到罗斯福夫人领衔的《世 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世界人权宣言》之所以能够继往开来， 同样不唯在其聚沙成塔般凝结出对世间美好永存不疑信念的坚持， 亦在其劳力劳心地融合了以多元化姿态存在的人权共识。
　　其中，《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张彭春，以儒家 的知识和智慧，为成功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自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权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 至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宣言》在第三屆联大表决通过 ， 张彭春全 程参与了《宣言》的订立过程。从张彭春和他所秉持的中国儒家视 角审视《世界人权宣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源自古希腊传统的西方 本底元素，也有源自同属人类轴心文明时代的以儒家精神为精髓的 中国之贡献。

其人

　　张彭春一八九二年生于天津的富裕之家，其父张久庵精通音律， 其兄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建者，从少小时起，受惠于父兄，张彭 春慧根早启，对音乐、戏剧和教育情有独钟。后世对张彭春的定位， 也多冠以教育家和戏曲理论家，而其真正功业却是从此种慧根早启 和情有独钟中提升出的见识和从容。
　　一九一○年十八岁的张彭春参加了游美预备学务处（清华学堂 的前身）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考试，名列第十。赴美后初入克 拉克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并入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门下。 一九一六年回国，历任南开学校专门部主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南 开大学教授等职衔。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应南京国民政府聘任 赴英美等国宣传中国抗战，其后历任驻土耳其公使、驻智利公使。 一九四六年赴伦敦任联合国创办会议中国代表，会后担任中国驻联 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常任代表兼人权委员会副主席 ， 参与起草联合 国《世界人权宣言 》。至此，张彭春有机会用儒家的思想观察和处 理有关人权的诸多事项。
　　张彭春参与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始终秉持清晰的自我定位， 坚持明确的起草原则，并游刃有余地运用滋养他多年的中国儒家智识在起草工作中斡旋纷争。张彭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不仅代表有 着数千年儒家传统的中国，同时代表着繁育出东方文明的亚洲，因 而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体系基础上谈论人 权，必须坚持中国和亚洲的特质。
　　在起草过程中，他时刻以人权的多元主义抵制西方人权的中心 主义，以道德共识消解宗教争论，以仁爱辅助理性，使得《世界人 权宣言》实现了他的预期 ：《世界人权宣言》既反映出托马斯·阿奎 那的思想，也反映出孔子的思想。
　　张彭春以其人格魅力使其同事兼对手折服。罗斯福夫人称赞“他 总是用中国谚语举重若轻地从哲学层面化解争议”。起草中主要的论 辩对手马立克称赞他“经常引用东方智慧和东方哲学，每次都成功 地开阔我们的视野，而且他借助其特殊的起草天才，能够愉快地调 整我们的许多条款”。联合国人权司司长汉弗莱的评价是 ：“在理事 会所有代表中，我感到他是我在精神上和学识上交流最多的一位，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他是一位学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又 是一位艺术大师。尽管他有这些出众的天赋，他的外交职责也行使 得很好。与那些随波逐流者相比，他堪称一位巨人。”张彭春从儒家 智识系统中提炼出来的“仁爱”“善政”和“大同”，连同他理性的 据理力争、巧妙的协调斡旋和感性的微言大义，永为《世界人权宣言》 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