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观点
区分微型企业,有利解决融资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厉以宁
根据2003年颁布实施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中小型企业须符合以下条件: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为4亿元以下。
目前,企业雇员在10人以上、3000人以下的全部属于中小企业。很多小企业毫不避讳地透露企业以高利贷解决融资难题。真正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都是中等偏上企业,中等企业贷到的不多,中等偏下的小企业根本得不到贷款。
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大多数中小企业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融资。虽然有关资料表明,新增贷款中的52.5%贷给了中小企业,但实际上小企业只获得了8.5%的贷款。
可以说,金融创新还远远不够,小企业拿不到支持发展的钱。中小企业的范围太大了,只有一小部分得到贷款。我国现有经济结构中的99%是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要学会为多数的中小企业服务。
针对这种信贷结构造成的问题,国家有必要调整思路,把微型企业从中小企业中单独区分出来,形成大、中、小、微等新的企业规模区分标准。
不论是相关政策还是金融机构,都应该转变陈旧的思路,慎重对待微、小型企业融资问题。我们要知道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还是让小企业不差钱。
警惕中国经济二次探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近一段时间,中国股市的大幅度向下波动,体现了市场对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强烈的担忧。
对于金融监管的问题,虽然目前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各种措施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市场效果,但是关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还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
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机构获得授权对系统性风险监控和负责。对于哪些金融机构应该重点监管,如何来监管,对于各种投融资机构的杠杆力应该如何分别限制,还没有专业的机构做出相应的约束。
当前间接融资比例高于直接融资,尤其是国有银行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里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在操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融资结构和资产布局上具有非常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中国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地方的投融资平台。
目前,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全国已经超过3000家,从去年到今年,它的负债从1万亿元迅速地飙升到5万亿元。
同时,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也需要全球化金融监管的规则和合作,因为全球化衍生出来的众多的跨国金融机构,涉及到众多的监管部门,不同的国家和市场,如果只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监管,这些对市场影响力巨大的机构,可能会转移到另外一个市场。所以必须给它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进行监管的力量。
看得见的收益,看不见的损失
英国剑桥大学讲师 刘 瑜
国企在经历了1990年代的发展低谷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身”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问题是,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
当然有。首先自然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效率的损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位移,而且是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失;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还有就是环境的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个人;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和很长链条才能展现。
关税院外游说的几种力量
财经观察员 陈海登
长达半年游说,美国最终还是宣布将对从中国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院外游说,这个几乎成为当下美国国内企业、行业与政府间寻求解决争端的利器法宝,到我们手中为什么没能发挥作用?原因在于我们孤军奋战,有几支力量没能拉拢。
第一,经销商。在此次轮胎特保案中,国内轮胎巨头组织的游说团只顾生产与销售,却没有与遍布全美各处的零售商、贸易商,乃至美国汽车产业结成紧密利益共同体。西班牙“烧温州鞋”事件、阿尔及利亚打烧抢华商事件等,我们就败在这一点上。
第二,美国消费者联合会。没有中国提供的廉价轮胎,美国人不得不多掏腰包,想必在经济危机下,阔绰大方的美国人也不乐意。
第三,美国对华出口与投资的跨国公司、美国工商界联盟以及从事中美转口贸易的商会联盟。这些利益集团从中美贸易中获取收益,自然最不乐意看到轮胎特保案可能引发的贸易战。
第四,专业说客。游说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受法律的限制和文化、习惯等差异的影响,外国政府和国外公司一般也难以对美国政府开展有效游说活动,他们代表的游说经验也无法同当地的说客相比。
第五,当地侨民社团。华侨支持祖国自不待言,同时少数族裔相对来说居住都较集中,在美国选举政治中,他们的选票和竞选捐款对一些现任议员和公职竞选人已必不可少,因而对政府的决策,特别是议员能够施加一定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美国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策。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化解产能过剩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博士 苑基荣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提出,中国应该仿效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设计一项对外经济援助与合作的国家战略。结合中国制造业升级和产业升级背景来看,我认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有充分合理性。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经常发生产能过剩,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危机依然时有发生。不过,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为当时与今日中国面临同样产能过剩问题的美国找到了出路。马歇尔的主意也启发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经济状况与当前中国非常相似,它的做法是一方面对美国资产疯狂收购,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部门渐次向外转移,这样,不仅带动了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海外投资,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分散了外汇风险。
我们的经济素有诸多的结构性矛盾,今天我们面临的产能过剩,正是不尽合理的经济结构的结果。而当前为应付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又雪上加霜。
要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需要结构调整和制造业等产业的升级,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需要很长时间,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产能过剩将一直是中国经济伴生物。因此,完全可以考虑吸收国外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搞资本输出,把过剩的产能送出去。并且,结合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境况,化解外储风险,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走出去战略等都可以在马歇尔计划中找到出路。
公民社会与商人阶层不对立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国内民众常常抨击官商勾结,对此我非常理解,但却要提议他们不应该把怨气和愤怒一视同仁地引到“恨官仇商”的极端。无论是依据实际案例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凡是导致民怨民愤产生的官商勾结的严重事件,理智的公民都应该更多地反思当地政府的作用和官员的行为,因为他们才是最有力量和胆量扭曲游戏规则、诱商为“娼”的一方。
我们经常讲中国要发展公民社会,为什么要发展公民社会呢?因为一个长期良性循环的、比较好的社会状况,既不应该是完全由政府管一切,也不应该完全由资本管一切,在政府和资本这两个强大的力量之间,必须有那些既不拥有政府权力、也不拥有资本力量的个人和由他们自发组织的团体合法地运转。这是世界范围内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讨论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着眼点。
组成公民社会非常重要的群体,就是在非国有经济中活动的人,不管他是作为所有者、作为经理,还是作为一般的雇员。现在中国发展公民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商人的力量发育程度相对来说很弱。中国的民营经济虽然是整个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那纯粹是从经济活动来讲的;从社会活动这个层面看,中国的民营经济无论是地位还是影响,相对于自己的经济实力,要差很多很多。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既取决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因为政府官员并没有动机来主动和积极地推进一个公民社会。
提升“中国制造”并非走高端路线
迈克尔斯公司执行副总裁 朱为众
有人认为,要改变“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就应该多做高端产品。但我认为这种想法在国际市场上行不通。
我并不反对做高端产品,但是做高端产品本身与改造“中国品牌”形象无关。你连低档产品都没做好,让谁信任你去做高端产品?眼下的中国浮躁成风,急功近利,最缺打造品牌的气氛和环境。由于部分企业的不负责任,出现了一些质量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使“中国制造”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改造“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是个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和战略任务,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乃至几代人的努力,要有点忍辱负重和韬光养晦的功力。
就算真有一天,我们的产品既有了德国人的精密和日本人的完美,又有了意大利人的典雅,那样的高端产品你能卖出去几件?开这样的工厂能解决中国日益增多的工人的就业问题吗?这世界上还是穷人多,美国也不例外。所以这个世界对低端产品的需求将是长期的,套句时髦的用语,就是“可持续性”的需求。这恰恰是中国的一个机会,而且是得天独厚的长期机会。沃尔玛公司走低端路线却打造了一个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是赢在定位上。作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人力资源第一大国,我们应该扬国力之长,避国情之短,打造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中国制造”品牌。
其实制造低端产品和同时变为制造尖端产品的大国并不矛盾,没有任何排他性,有的只是互补性。大家都遵循一个先易后难、先低档后中档再高档的原则。中国出口企业往往是硬件硬、软件软;理念差。中国要成为世界高端产品的制造大国,在软件和理念上下工夫显得刻不容缓。
《白银帝国》是郭台铭的精神门
福来品牌营销顾问机构总经理 娄向鹏
正当台湾首富郭台铭深陷美国“偷税门”之际,由他投资1亿元人民币拍摄的电影《白银帝国》在内地公映了。郭台铭常常以晋商自荣,拍一部反映晋商的片子,拍一部反映中国人商德的作品,更直白地说,是为郭台铭找一座精神门,塑一件精神袈裟。这是他的内心所需。
郭台铭最近确实比较烦。一方面戴着世界电子代工之王、台湾科技首富、全球华人标杆企业家的荣誉桂冠,一方面饱受“血汗工厂”、“独裁、霸道的资本家”、“跳楼门”、“偷税门”、“官司门”、“八卦门”等诸多指责和批判,以及中年丧妻失弟的煎熬和痛苦。
在这冰火两重天的遭遇面前,在种种窄门面前,郭台铭需要开启更为宽广的三扇门:精神门、形象门和升级门。
其实,郭台铭在独裁、霸道、抠门的另一面,早已是隐形慈善家。不断有各种各样的“门”锁住他,这可能主要源于他对内太独裁,对外树敌太多交恶太多,不善于进行媒体公关和口碑、形象管理。
但在一个赤裸的年代,坚硬的心也会显得苍白,一个谣言或危机事件都可能会动摇商业帝国的根基。这次的“偷税门”事件,就在海外造成不小的震荡。事实上,郭台铭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多事之秋,郭台铭也在酝酿变化。
《白银帝国》只是郭台铭精神超越的一个符号和载体。如果一定要从剧中找到写照的话,那康老爷就是他的前半生,康三爷就是他的后半生。
[编辑 陈 力]
E-mail:[email protected]
区分微型企业,有利解决融资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厉以宁
根据2003年颁布实施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中小型企业须符合以下条件: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为4亿元以下。
目前,企业雇员在10人以上、3000人以下的全部属于中小企业。很多小企业毫不避讳地透露企业以高利贷解决融资难题。真正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都是中等偏上企业,中等企业贷到的不多,中等偏下的小企业根本得不到贷款。
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大多数中小企业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融资。虽然有关资料表明,新增贷款中的52.5%贷给了中小企业,但实际上小企业只获得了8.5%的贷款。
可以说,金融创新还远远不够,小企业拿不到支持发展的钱。中小企业的范围太大了,只有一小部分得到贷款。我国现有经济结构中的99%是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要学会为多数的中小企业服务。
针对这种信贷结构造成的问题,国家有必要调整思路,把微型企业从中小企业中单独区分出来,形成大、中、小、微等新的企业规模区分标准。
不论是相关政策还是金融机构,都应该转变陈旧的思路,慎重对待微、小型企业融资问题。我们要知道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还是让小企业不差钱。
警惕中国经济二次探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近一段时间,中国股市的大幅度向下波动,体现了市场对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强烈的担忧。
对于金融监管的问题,虽然目前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各种措施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市场效果,但是关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还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
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机构获得授权对系统性风险监控和负责。对于哪些金融机构应该重点监管,如何来监管,对于各种投融资机构的杠杆力应该如何分别限制,还没有专业的机构做出相应的约束。
当前间接融资比例高于直接融资,尤其是国有银行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里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在操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融资结构和资产布局上具有非常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中国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地方的投融资平台。
目前,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全国已经超过3000家,从去年到今年,它的负债从1万亿元迅速地飙升到5万亿元。
同时,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也需要全球化金融监管的规则和合作,因为全球化衍生出来的众多的跨国金融机构,涉及到众多的监管部门,不同的国家和市场,如果只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监管,这些对市场影响力巨大的机构,可能会转移到另外一个市场。所以必须给它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进行监管的力量。
看得见的收益,看不见的损失
英国剑桥大学讲师 刘 瑜
国企在经历了1990年代的发展低谷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身”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问题是,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
当然有。首先自然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效率的损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位移,而且是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失;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还有就是环境的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个人;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和很长链条才能展现。
关税院外游说的几种力量
财经观察员 陈海登
长达半年游说,美国最终还是宣布将对从中国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院外游说,这个几乎成为当下美国国内企业、行业与政府间寻求解决争端的利器法宝,到我们手中为什么没能发挥作用?原因在于我们孤军奋战,有几支力量没能拉拢。
第一,经销商。在此次轮胎特保案中,国内轮胎巨头组织的游说团只顾生产与销售,却没有与遍布全美各处的零售商、贸易商,乃至美国汽车产业结成紧密利益共同体。西班牙“烧温州鞋”事件、阿尔及利亚打烧抢华商事件等,我们就败在这一点上。
第二,美国消费者联合会。没有中国提供的廉价轮胎,美国人不得不多掏腰包,想必在经济危机下,阔绰大方的美国人也不乐意。
第三,美国对华出口与投资的跨国公司、美国工商界联盟以及从事中美转口贸易的商会联盟。这些利益集团从中美贸易中获取收益,自然最不乐意看到轮胎特保案可能引发的贸易战。
第四,专业说客。游说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受法律的限制和文化、习惯等差异的影响,外国政府和国外公司一般也难以对美国政府开展有效游说活动,他们代表的游说经验也无法同当地的说客相比。
第五,当地侨民社团。华侨支持祖国自不待言,同时少数族裔相对来说居住都较集中,在美国选举政治中,他们的选票和竞选捐款对一些现任议员和公职竞选人已必不可少,因而对政府的决策,特别是议员能够施加一定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美国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策。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化解产能过剩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博士 苑基荣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提出,中国应该仿效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设计一项对外经济援助与合作的国家战略。结合中国制造业升级和产业升级背景来看,我认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有充分合理性。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经常发生产能过剩,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危机依然时有发生。不过,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为当时与今日中国面临同样产能过剩问题的美国找到了出路。马歇尔的主意也启发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经济状况与当前中国非常相似,它的做法是一方面对美国资产疯狂收购,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部门渐次向外转移,这样,不仅带动了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海外投资,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分散了外汇风险。
我们的经济素有诸多的结构性矛盾,今天我们面临的产能过剩,正是不尽合理的经济结构的结果。而当前为应付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又雪上加霜。
要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需要结构调整和制造业等产业的升级,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需要很长时间,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产能过剩将一直是中国经济伴生物。因此,完全可以考虑吸收国外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搞资本输出,把过剩的产能送出去。并且,结合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境况,化解外储风险,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走出去战略等都可以在马歇尔计划中找到出路。
公民社会与商人阶层不对立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国内民众常常抨击官商勾结,对此我非常理解,但却要提议他们不应该把怨气和愤怒一视同仁地引到“恨官仇商”的极端。无论是依据实际案例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凡是导致民怨民愤产生的官商勾结的严重事件,理智的公民都应该更多地反思当地政府的作用和官员的行为,因为他们才是最有力量和胆量扭曲游戏规则、诱商为“娼”的一方。
我们经常讲中国要发展公民社会,为什么要发展公民社会呢?因为一个长期良性循环的、比较好的社会状况,既不应该是完全由政府管一切,也不应该完全由资本管一切,在政府和资本这两个强大的力量之间,必须有那些既不拥有政府权力、也不拥有资本力量的个人和由他们自发组织的团体合法地运转。这是世界范围内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讨论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着眼点。
组成公民社会非常重要的群体,就是在非国有经济中活动的人,不管他是作为所有者、作为经理,还是作为一般的雇员。现在中国发展公民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商人的力量发育程度相对来说很弱。中国的民营经济虽然是整个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那纯粹是从经济活动来讲的;从社会活动这个层面看,中国的民营经济无论是地位还是影响,相对于自己的经济实力,要差很多很多。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既取决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因为政府官员并没有动机来主动和积极地推进一个公民社会。
提升“中国制造”并非走高端路线
迈克尔斯公司执行副总裁 朱为众
有人认为,要改变“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就应该多做高端产品。但我认为这种想法在国际市场上行不通。
我并不反对做高端产品,但是做高端产品本身与改造“中国品牌”形象无关。你连低档产品都没做好,让谁信任你去做高端产品?眼下的中国浮躁成风,急功近利,最缺打造品牌的气氛和环境。由于部分企业的不负责任,出现了一些质量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使“中国制造”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改造“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是个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和战略任务,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乃至几代人的努力,要有点忍辱负重和韬光养晦的功力。
就算真有一天,我们的产品既有了德国人的精密和日本人的完美,又有了意大利人的典雅,那样的高端产品你能卖出去几件?开这样的工厂能解决中国日益增多的工人的就业问题吗?这世界上还是穷人多,美国也不例外。所以这个世界对低端产品的需求将是长期的,套句时髦的用语,就是“可持续性”的需求。这恰恰是中国的一个机会,而且是得天独厚的长期机会。沃尔玛公司走低端路线却打造了一个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是赢在定位上。作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人力资源第一大国,我们应该扬国力之长,避国情之短,打造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中国制造”品牌。
其实制造低端产品和同时变为制造尖端产品的大国并不矛盾,没有任何排他性,有的只是互补性。大家都遵循一个先易后难、先低档后中档再高档的原则。中国出口企业往往是硬件硬、软件软;理念差。中国要成为世界高端产品的制造大国,在软件和理念上下工夫显得刻不容缓。
《白银帝国》是郭台铭的精神门
福来品牌营销顾问机构总经理 娄向鹏
正当台湾首富郭台铭深陷美国“偷税门”之际,由他投资1亿元人民币拍摄的电影《白银帝国》在内地公映了。郭台铭常常以晋商自荣,拍一部反映晋商的片子,拍一部反映中国人商德的作品,更直白地说,是为郭台铭找一座精神门,塑一件精神袈裟。这是他的内心所需。
郭台铭最近确实比较烦。一方面戴着世界电子代工之王、台湾科技首富、全球华人标杆企业家的荣誉桂冠,一方面饱受“血汗工厂”、“独裁、霸道的资本家”、“跳楼门”、“偷税门”、“官司门”、“八卦门”等诸多指责和批判,以及中年丧妻失弟的煎熬和痛苦。
在这冰火两重天的遭遇面前,在种种窄门面前,郭台铭需要开启更为宽广的三扇门:精神门、形象门和升级门。
其实,郭台铭在独裁、霸道、抠门的另一面,早已是隐形慈善家。不断有各种各样的“门”锁住他,这可能主要源于他对内太独裁,对外树敌太多交恶太多,不善于进行媒体公关和口碑、形象管理。
但在一个赤裸的年代,坚硬的心也会显得苍白,一个谣言或危机事件都可能会动摇商业帝国的根基。这次的“偷税门”事件,就在海外造成不小的震荡。事实上,郭台铭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多事之秋,郭台铭也在酝酿变化。
《白银帝国》只是郭台铭精神超越的一个符号和载体。如果一定要从剧中找到写照的话,那康老爷就是他的前半生,康三爷就是他的后半生。
[编辑 陈 力]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