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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省涿州市人。
他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浅草”社和“沉钟”社成员，在30年代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散文和小说也有独特的成就。
他是我国久负盛名的德语文学专家，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专攻，是资深的杜甫专家。他对新中国的外语教学，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文艺创作，都作出了贡献，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但是，“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到他身边，有的就化成了他的“静默”。
“何曾一语创新声”
冯至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破土萌生的诗人。1920年， 15岁的冯至就与同学办起了《青年》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边缘摇旗呐喊，开始了70年的文学生涯。翌年，创作了《绿衣人》，反映了他16岁少年过早的成熟和对社会人生的忧虑。不久，他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学习，同时以极大的兴趣写诗（还写散文、小说、翻译和评论），反映内心的苦闷和彷徨，抒写对爱情的憧憬与渴望，富有情韵，自领风骚，受到了文学史家王瑶等的好评。鲁迅更是独具慧眼，称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40年代初，冯至创作了别具一格的《十四行集》，被朱自清称为“新诗的中年”（《新诗杂话》）。如今，它已被譯成英、德、意、日、荷兰、瑞典等多种文字。
50年代开始，冯至以满腔的热情赞美建国后的新气象和忘我劳动的人民。从1985年起，他继续进行那一贯的对人生和宇宙的探索，而且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腐败和封建，内容题材更有开拓和创新。
冯至还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散文家。比起他的诗，冯至的散文更能反映他的心灵和风格。真诚、纯洁、有情韵、有意境，是诗化的散文，代表作是早期的书信和40年代的《山水》。《乌鸦——给M弟》情真意浓，催人泪下;《山水》是另一种形式的《十四行集》，是诗人当时人生境界和文艺思想的反映，在文化史的意义上极有价值。
作为一个小说家，冯至的作品太少，但手法和技巧却领一代之先——以情绪的流动为中心，注意情境的渲染。从《仲尼之将丧》《伯牛之有疾》到40年代的《伍子胥》等，你会感到80年代的现代派热，其实在他的小说、诗歌里早已“热”过。
但是，他自己却说：“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
“我不是学者”
经过“五四”洗礼的作家们，大都“学者化”，冯至亦不例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青年时期他在北京大学度过6年的美好时光，虽然专业为德文，却选修了国文系的很多课程，认真地听鲁迅、沈尹默、黄节等名师的课。1930年又去德国留学5年，1935年获取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抗战以后，他即开始了对杜甫的研究，80年代初，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杜甫传》——新文学史上较早的文学家传记。60年代初，他以北大西语系主任身份负责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主持的高校文科教材中文组的工作。
与杜甫研究差不多同时，他又攻研歌德，1948年出版了《歌德论述》一书。此后，在此基础上，在恩格斯观点的影响下，经过近40年的努力，又写下了一系列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辉和学识光芒的论文，后结集为《论歌德》出版。
还在北大学习时，冯至就开始了翻译生涯。曾翻译过歌德、里尔克、海涅、尼采、席勒等著名的德语文学家、思想家的作品近百万字，写下了精深的论文。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委会主任。
但他却说：“我不是学者，没有写过一定水平的学术著作”，更否认自己是个翻译家。
“当时只道是寻常”
冯至集诗人、散文家、杜甫专家、德语文学专家和翻译家于一身，在国内国际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但是他却说：“自念生平，没有参与过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写过传诵一时的文章”。他喜欢用清人纳兰性德词中的一句来概括自己的平凡：“当时只道是寻常”。凡是熟识他的人都会发觉他诚挚宽厚的人品和虚怀若谷、严谨严肃的学风。
《歌德论述》在当时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但他在序中却说：“不是研究，没有创见，只求没有曲解和误解”。他对鲁迅无限景仰，但从不提起鲁迅对他的评价，而当别人提起时，他总是诚恳地说：“我不是杰出的抒情诗人，更不是最杰出的。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对研究他的人，他先是劝你“不要花时间，不值得”，而当你继续坚持时，又反复提醒你要客观，不要溢美，不要影响到别人。当你按响门铃后，他总是及时地开门，和善地说：“请进”，把你引到客厅，让座，还亲自为你斟上一杯茶。然后，他平等平静地与你说话，接受你的提问和采访。你始终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与一个名人谈话，倒象与自己的父辈、祖父辈，在夕阳西下时，坐在院子里，随便地对话。
《论歌德》是他几十年歌德研究的结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他在书前却用1万多字的篇幅，叙述了自己歌德研究的历史，分析不同时期的局限，对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表示遗憾。学者的真知灼见，学者的人格和品格，都可见一斑。
对待文学和人本身，他崇尚的实际也是摆脱世俗浸染、能够反映本来面目的真实。他说，“诗人之可贵，不在于几首好诗，而在于用诗证明了他的真诚的为人的态度。”不难看出，在冯至眼中，立人高于作文，作文反映立人，于是，有了为人所称道的人品和学风。
“等待着新的眺望”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光明的向往，真理的追求，是比较执著的，但大都经过长期的跋涉甚至曲折。在上世纪20年代，冯至不满现实，却又目无光明，不知路在何方。但在鲁迅、杨晦等师友的帮助下，他又无时无刻不与自己的悲观作斗争，不甘被黑暗所吞没。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终于唤醒了冯至。从1942年起，他越来越关注现实和社会，开始用杂文来抨击时弊，后来，更冒着风险，夜间收留一个遭到通缉的学生。1945年，在著名的“一二·一”运动中，他与进步师生一道，同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行为作斗争。惨案发生后，他不顾生命危险，写出了著名的诗《招魂》—— ……
正义，快快地到来，
自由，快快地到来，
光明，快快地到来。
当时，这首诗就被镌刻在四烈士的墓碑上。
抗战以后，冯至又积极投入北平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争民主的运动中。1947年，他又写了一首盼望新中国的长诗《那时一个中年人述说“五四”以后的那几年》：
……
如今走了20多年，
却经过无数的歧途与分手;
如今走了20多年，
看见了无数的死亡与杀戮。
那时追求的在什么地方？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映照着5月的阳光;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等待着新的眺望。
他在回忆录中说，那时虽然说不清楚新中国是什么样子，但是总觉得将来比现在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正是基于这种心理，第二年他在有名的“四月风暴”中，站到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前列。
为镇压学生运动，1948年4月7日，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学生自治会理事柯在铄等12人，限校方于次日中午12时前交人，否则将派兵包围。这天，学生们齐集北大民主广场，圍成一层层保卫圈，以血肉之躯，以献身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无畏气概，把12人围护起来，高喊“一人被捕，全体坐牢;一人受审，全体投案！”的口号。在这紧急关头，冯至受全体教授的委托，来到了学生中间，说“我们全体教授誓死支持你们的要求！”这时，冯至已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眼昏昏，心里更光明”
歌德说过，老人永远是个李尔王，意思是说老人思想僵化，头脑糊涂。但冯至却说：
我不愿说老人是个李尔王，
也不愿看痴呆的老寿星，
我欣赏浮士德失明后的一句话：
眼昏昏，心里更光明。
这是他患白内障后所作，虽然有自我解嘲的味道，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年过古稀的冯至在新时期改革大潮中的表现。
粉碎“四人帮”后，冯至壮心不已，又热情地投入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恢复了《世界文学》，主持制订了新时期最早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修订了《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著名丛书的选目和计划，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著工作，还频频出席国内国际有关文学创作、研究、翻译的各种会议。即使在退下来以后，仍一如往日，积极工作，努力著述、翻译和创作，参加和主持有关的文艺活动。
他是一个老诗人，在中国传统的诗歌土壤里长大，受到“五四”新诗的洗礼，曾受到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他以热情又冷静的态度和成熟的眼光对待五光十色的新诗及其评论，不以势压人，不哗众取宠。
冯至是一个外国文学专家，也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成长的现代作家， 学识深邃，经验丰富，但从不乱发议论，特别是在各种文艺思潮不加选择地纷拥而来之时，他能冷静地对待这些思潮，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早在1983年，当各种“新名词”开始狂轰滥炸之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要慎重地使用西方的文学术语”，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他又反对极端和偏狭，说“1958年毛主席提出‘两结合’，是很有意义的。”他认为现实主义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乱贴标签;对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他不顾各种新理论的冲击，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证，无论是“反映”“阐释”还是“理想”“都离不开现实”，各种创作方法都是自然产生的，互有联系的，“文学上的任何主义强调到了极端，到了绝对化，就会走向反面”“象征本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提倡象征主义，把象征绝对化了，尽在联想、比喻上耍把戏，这样喧宾夺主，也就丢掉了现实”。
他是1956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解放前不仅在德国留过学，还曾到过欧洲亚洲许多国家，解放后又曾十几次到欧洲、亚洲、北美访问，这使他有所比较和鉴别，认定祖国就是母亲，希望在于改革。1984年，他曾参观珠江三角洲，目睹了改革的巨大成就，情不自禁地写了《银湖夜思》一文，不仅歌颂改革，还以一个离国35年回到大陆的朋友的亲身感受，说明改革开放的正确。在文中还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要防止和反对海外及港澳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87年，经历了无数个寒暑和风雨的老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一次地把自己与祖国联系在一起：
我曾喝过海外的水，
总象是一条鱼陷入泥沙;
我曾踏过异国的土地，
总象是断线的风筝飘浮在空际。
好也罢，不好也罢，
只有一句话——离不开你。
倾诉了对祖国深沉的爱。就在这一年，他把联邦德国国际文化协会奖励的1万马克全部献出，作为德语文学奖基金，以奖掖后进，促进与德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而对于各种腐败现象，他更是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在晚年并不很多的诗中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露和抨击，如《神鬼和金钱》《我痛苦》《我不忍》《剪彩》等，都深刻地反映了他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表现了一个作家、学者和教授对民族前进中问题的关心和忧虑;表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改革事业的负责精神。
1989年8月至10月中旬，冯至因患胸膜炎，住北京协和医院治疗。1993年2月22日，于北京去世。
惟其静默，也才崇高。与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相比，冯至的名字并不被一般的中国人所熟知。但是，他的创作，他的学术造诣，他的人品，他的学风，他对祖国的感情，他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却很能代表“五四”以来渴望祖国走向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崇高，在静默中完成。
他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浅草”社和“沉钟”社成员，在30年代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散文和小说也有独特的成就。
他是我国久负盛名的德语文学专家，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专攻，是资深的杜甫专家。他对新中国的外语教学，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文艺创作，都作出了贡献，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但是，“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到他身边，有的就化成了他的“静默”。
“何曾一语创新声”
冯至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破土萌生的诗人。1920年， 15岁的冯至就与同学办起了《青年》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边缘摇旗呐喊，开始了70年的文学生涯。翌年，创作了《绿衣人》，反映了他16岁少年过早的成熟和对社会人生的忧虑。不久，他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学习，同时以极大的兴趣写诗（还写散文、小说、翻译和评论），反映内心的苦闷和彷徨，抒写对爱情的憧憬与渴望，富有情韵，自领风骚，受到了文学史家王瑶等的好评。鲁迅更是独具慧眼，称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40年代初，冯至创作了别具一格的《十四行集》，被朱自清称为“新诗的中年”（《新诗杂话》）。如今，它已被譯成英、德、意、日、荷兰、瑞典等多种文字。
50年代开始，冯至以满腔的热情赞美建国后的新气象和忘我劳动的人民。从1985年起，他继续进行那一贯的对人生和宇宙的探索，而且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腐败和封建，内容题材更有开拓和创新。
冯至还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散文家。比起他的诗，冯至的散文更能反映他的心灵和风格。真诚、纯洁、有情韵、有意境，是诗化的散文，代表作是早期的书信和40年代的《山水》。《乌鸦——给M弟》情真意浓，催人泪下;《山水》是另一种形式的《十四行集》，是诗人当时人生境界和文艺思想的反映，在文化史的意义上极有价值。
作为一个小说家，冯至的作品太少，但手法和技巧却领一代之先——以情绪的流动为中心，注意情境的渲染。从《仲尼之将丧》《伯牛之有疾》到40年代的《伍子胥》等，你会感到80年代的现代派热，其实在他的小说、诗歌里早已“热”过。
但是，他自己却说：“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
“我不是学者”
经过“五四”洗礼的作家们，大都“学者化”，冯至亦不例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青年时期他在北京大学度过6年的美好时光，虽然专业为德文，却选修了国文系的很多课程，认真地听鲁迅、沈尹默、黄节等名师的课。1930年又去德国留学5年，1935年获取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抗战以后，他即开始了对杜甫的研究，80年代初，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杜甫传》——新文学史上较早的文学家传记。60年代初，他以北大西语系主任身份负责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主持的高校文科教材中文组的工作。
与杜甫研究差不多同时，他又攻研歌德，1948年出版了《歌德论述》一书。此后，在此基础上，在恩格斯观点的影响下，经过近40年的努力，又写下了一系列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辉和学识光芒的论文，后结集为《论歌德》出版。
还在北大学习时，冯至就开始了翻译生涯。曾翻译过歌德、里尔克、海涅、尼采、席勒等著名的德语文学家、思想家的作品近百万字，写下了精深的论文。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委会主任。
但他却说：“我不是学者，没有写过一定水平的学术著作”，更否认自己是个翻译家。
“当时只道是寻常”
冯至集诗人、散文家、杜甫专家、德语文学专家和翻译家于一身，在国内国际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但是他却说：“自念生平，没有参与过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写过传诵一时的文章”。他喜欢用清人纳兰性德词中的一句来概括自己的平凡：“当时只道是寻常”。凡是熟识他的人都会发觉他诚挚宽厚的人品和虚怀若谷、严谨严肃的学风。
《歌德论述》在当时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但他在序中却说：“不是研究，没有创见，只求没有曲解和误解”。他对鲁迅无限景仰，但从不提起鲁迅对他的评价，而当别人提起时，他总是诚恳地说：“我不是杰出的抒情诗人，更不是最杰出的。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对研究他的人，他先是劝你“不要花时间，不值得”，而当你继续坚持时，又反复提醒你要客观，不要溢美，不要影响到别人。当你按响门铃后，他总是及时地开门，和善地说：“请进”，把你引到客厅，让座，还亲自为你斟上一杯茶。然后，他平等平静地与你说话，接受你的提问和采访。你始终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与一个名人谈话，倒象与自己的父辈、祖父辈，在夕阳西下时，坐在院子里，随便地对话。
《论歌德》是他几十年歌德研究的结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他在书前却用1万多字的篇幅，叙述了自己歌德研究的历史，分析不同时期的局限，对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表示遗憾。学者的真知灼见，学者的人格和品格，都可见一斑。
对待文学和人本身，他崇尚的实际也是摆脱世俗浸染、能够反映本来面目的真实。他说，“诗人之可贵，不在于几首好诗，而在于用诗证明了他的真诚的为人的态度。”不难看出，在冯至眼中，立人高于作文，作文反映立人，于是，有了为人所称道的人品和学风。
“等待着新的眺望”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光明的向往，真理的追求，是比较执著的，但大都经过长期的跋涉甚至曲折。在上世纪20年代，冯至不满现实，却又目无光明，不知路在何方。但在鲁迅、杨晦等师友的帮助下，他又无时无刻不与自己的悲观作斗争，不甘被黑暗所吞没。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终于唤醒了冯至。从1942年起，他越来越关注现实和社会，开始用杂文来抨击时弊，后来，更冒着风险，夜间收留一个遭到通缉的学生。1945年，在著名的“一二·一”运动中，他与进步师生一道，同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行为作斗争。惨案发生后，他不顾生命危险，写出了著名的诗《招魂》—— ……
正义，快快地到来，
自由，快快地到来，
光明，快快地到来。
当时，这首诗就被镌刻在四烈士的墓碑上。
抗战以后，冯至又积极投入北平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争民主的运动中。1947年，他又写了一首盼望新中国的长诗《那时一个中年人述说“五四”以后的那几年》：
……
如今走了20多年，
却经过无数的歧途与分手;
如今走了20多年，
看见了无数的死亡与杀戮。
那时追求的在什么地方？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映照着5月的阳光;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等待着新的眺望。
他在回忆录中说，那时虽然说不清楚新中国是什么样子，但是总觉得将来比现在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正是基于这种心理，第二年他在有名的“四月风暴”中，站到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前列。
为镇压学生运动，1948年4月7日，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学生自治会理事柯在铄等12人，限校方于次日中午12时前交人，否则将派兵包围。这天，学生们齐集北大民主广场，圍成一层层保卫圈，以血肉之躯，以献身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无畏气概，把12人围护起来，高喊“一人被捕，全体坐牢;一人受审，全体投案！”的口号。在这紧急关头，冯至受全体教授的委托，来到了学生中间，说“我们全体教授誓死支持你们的要求！”这时，冯至已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眼昏昏，心里更光明”
歌德说过，老人永远是个李尔王，意思是说老人思想僵化，头脑糊涂。但冯至却说：
我不愿说老人是个李尔王，
也不愿看痴呆的老寿星，
我欣赏浮士德失明后的一句话：
眼昏昏，心里更光明。
这是他患白内障后所作，虽然有自我解嘲的味道，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年过古稀的冯至在新时期改革大潮中的表现。
粉碎“四人帮”后，冯至壮心不已，又热情地投入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恢复了《世界文学》，主持制订了新时期最早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修订了《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著名丛书的选目和计划，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著工作，还频频出席国内国际有关文学创作、研究、翻译的各种会议。即使在退下来以后，仍一如往日，积极工作，努力著述、翻译和创作，参加和主持有关的文艺活动。
他是一个老诗人，在中国传统的诗歌土壤里长大，受到“五四”新诗的洗礼，曾受到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他以热情又冷静的态度和成熟的眼光对待五光十色的新诗及其评论，不以势压人，不哗众取宠。
冯至是一个外国文学专家，也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成长的现代作家， 学识深邃，经验丰富，但从不乱发议论，特别是在各种文艺思潮不加选择地纷拥而来之时，他能冷静地对待这些思潮，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早在1983年，当各种“新名词”开始狂轰滥炸之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要慎重地使用西方的文学术语”，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他又反对极端和偏狭，说“1958年毛主席提出‘两结合’，是很有意义的。”他认为现实主义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乱贴标签;对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他不顾各种新理论的冲击，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证，无论是“反映”“阐释”还是“理想”“都离不开现实”，各种创作方法都是自然产生的，互有联系的，“文学上的任何主义强调到了极端，到了绝对化，就会走向反面”“象征本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提倡象征主义，把象征绝对化了，尽在联想、比喻上耍把戏，这样喧宾夺主，也就丢掉了现实”。
他是1956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解放前不仅在德国留过学，还曾到过欧洲亚洲许多国家，解放后又曾十几次到欧洲、亚洲、北美访问，这使他有所比较和鉴别，认定祖国就是母亲，希望在于改革。1984年，他曾参观珠江三角洲，目睹了改革的巨大成就，情不自禁地写了《银湖夜思》一文，不仅歌颂改革，还以一个离国35年回到大陆的朋友的亲身感受，说明改革开放的正确。在文中还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要防止和反对海外及港澳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87年，经历了无数个寒暑和风雨的老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一次地把自己与祖国联系在一起：
我曾喝过海外的水，
总象是一条鱼陷入泥沙;
我曾踏过异国的土地，
总象是断线的风筝飘浮在空际。
好也罢，不好也罢，
只有一句话——离不开你。
倾诉了对祖国深沉的爱。就在这一年，他把联邦德国国际文化协会奖励的1万马克全部献出，作为德语文学奖基金，以奖掖后进，促进与德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而对于各种腐败现象，他更是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在晚年并不很多的诗中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露和抨击，如《神鬼和金钱》《我痛苦》《我不忍》《剪彩》等，都深刻地反映了他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表现了一个作家、学者和教授对民族前进中问题的关心和忧虑;表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改革事业的负责精神。
1989年8月至10月中旬，冯至因患胸膜炎，住北京协和医院治疗。1993年2月22日，于北京去世。
惟其静默，也才崇高。与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相比，冯至的名字并不被一般的中国人所熟知。但是，他的创作，他的学术造诣，他的人品，他的学风，他对祖国的感情，他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却很能代表“五四”以来渴望祖国走向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崇高，在静默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