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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革。作为传统而古老的书法艺术,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焕发勃勃生机,呈现风格多样、流派纷呈、繁荣多元的新面貌。当前,有必要认真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书法的发展,并进行冷静的思考与检视,以便在新的历史节点正本清源、坚守传统、深入本体、弘扬原创,走向新的辉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风,以时间更迭为序,对改革开放40年的书风流变逐一梳理,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然而,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在以时间为序的基础上,应对40年来中国书法发展的内在理路具有清晰判断与明确认知。“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书法艺术的走向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一样,都反映时代的脉搏。诗人李亚伟的诗句,“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引起当时文学界的轩然大波。文学领域中“传统派”与“现代派”之间的角力与冲突,同样在书法领域有所体现。笔者以为可以这样归纳40年来中国书法的发展,即沿着“借古开今”与“中西融合”两种维度展开。
一、借古开今
所谓借古开今,最早出自石涛画论,“故君子惟借古开今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推陈出新的意思。对此有观点做出细化,提出恪守传统派与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派。笔者以为,在当代社会,无论怎样地恪守传统,必定融入时代审美精神与审美旨趣,因此,恪守传统派也好,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派也好,它们从本质上是相通的,区别在于“借古开今”的程度有所不同。
进入新世纪,中国书法走上稳定发展的理性道路,重温传统、再现经典成为书法创作的旨归。2002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设立,加快书风转向的速度,回归传统帖学经典成为风向标。基于此,加之现代印刷技术和文物考古的最新成果,力求在与时俱进的文化背景下对帖学体系变革与创新,从而建立以“行草”为主兼及隶楷的雅逸、古朴兼备的审美旨趣的“新帖学”。它虽以“行草手札”、“名家”、“墨迹”为基础,但取法对象、风格旨趣、形式表现,趋近于“碑帖结合”的美学取向。“新帖学”的余波一直影响到当前的书法创作。以回归经典为旨归,包含对帖学、碑学、碑帖结合的全面理解,这便意味着以开放、多元、包容的心态面对传统、吸收传统、反思传统。
新世纪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更加注重书内书外的积累与融合。正如沈鹏先生所言,“‘书外’的修养多于‘书内’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当然这两项基本功缺一不可,并且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一幅书法作品的得失成败,一位学书者能否成‘大器’,无不决定于这两项基本功力的厚薄深浅。”自首届“兰亭奖”中加入文化素质的考核,直到今年举办的第六届“兰亭奖”,着重强调将创作水平作为衡量书家书艺的重要评价标尺的同时,综合考量书法创作之外的成果以及个人的综合素养,倡导“学养、涵养、修养是书法家一生的功课”。长远来看,技道均衡、艺文兼备、德艺双馨的引导方向,会为书法界注入静心读书、用心创作的清流,会随着时间的积累、岁月的沉淀彰显出重要意义,从而更加有力地促进中国书法事业可持续发展。
二、中西融合
所谓中西融合,便是与古代书法传统拉开一定的距离,彰显个性与时代性,是一种“反传统”的尝试与探索。1985年10月15日,由现代书画学会举办的“现代书法首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拉开“现代书法”的序幕。此次展览受到85美术新潮的影响,创作主体以青年书画家为中坚,得到诸如张仃、黄苗子、李骆公等为代表的老画家的支持。虽然不是发生在书法界内部,但该展览引发对书法现代性问题的思索与争鸣,具有深远的意义。自此之后的十多年间,“现代书法”持续发酵,诸如,谷文达以水墨语言“解构”书法作品,徐冰的“天书系列”、洛齐的“抽象书写”等,或受到日本现代书法创变方式的刺激,或受到欧美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在对抗传统书法观念的同时,从“现代书法”走向“书法主义”,乃至“后现代书法”。由于边界的泛化,最终导致“书法”与“非书法”并存,以书法为名,实则版画、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杂糅。
那么,缘何中国书法不能走“中西融合”的道路?首先应从书法的本义入手。宗白华先生说:“中國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用毛笔来抒发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汉字、毛笔二者缺一不可。那些坚守汉字字形的“现代书法”可以归入“借古开今”的范围,而解构汉字、不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现代书法”,已走出中国书法的边界,尽管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书法艺术,因此不能为中国书法的未来指明方向。
其次,中国书法面对传统与创新的态度根植于中国哲学、中国美学的基本态度。《中庸》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唐代大儒孔颖达云:“天之为道,生生相续,新新不停”。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连续变易中求新、求变的追求。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书法艺术,继承传统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追求。然而,追求“新变”才是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书法艺术最可贵的素质是创造”,这种创造不是釜底抽薪式的彻底改造,而是充分做到对传统的“躬身致敬”,而又具有创造性地发挥。沈鹏先生指出:“书法创新的基础有两个:一是字体本身的变化,引起字形、笔法的变化;二是精神风貌、风气特征、审美习惯等观念的改变。第一种,在篆隶真草外现在还难以产生新的书体;第二种,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代在精神上的变化都来得迅速、强烈。有志于创新的书家,要勇于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自己的艺术语言。”
丰富的书法历史遗产,为我们的原创力提供深厚基础。而原创需要广搜博取、求精用宏,要有见地,善于融合、通会,为我所用。书法的可持续发展,以创作为至要,不断求新应当说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死法”、“奴书”不可取,求新不可没有独立品格。
回溯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书法的发展,可谓百花争妍、生机盎然。展望未来,“借古开今”依旧是中国书法革新的主要方向。它警醒我们,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书法艺术本体,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研究现代生活,不断从时代的旋涡中寻求灵感,激发原创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传统艺术语言的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风,以时间更迭为序,对改革开放40年的书风流变逐一梳理,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然而,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在以时间为序的基础上,应对40年来中国书法发展的内在理路具有清晰判断与明确认知。“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书法艺术的走向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一样,都反映时代的脉搏。诗人李亚伟的诗句,“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引起当时文学界的轩然大波。文学领域中“传统派”与“现代派”之间的角力与冲突,同样在书法领域有所体现。笔者以为可以这样归纳40年来中国书法的发展,即沿着“借古开今”与“中西融合”两种维度展开。
一、借古开今
所谓借古开今,最早出自石涛画论,“故君子惟借古开今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推陈出新的意思。对此有观点做出细化,提出恪守传统派与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派。笔者以为,在当代社会,无论怎样地恪守传统,必定融入时代审美精神与审美旨趣,因此,恪守传统派也好,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派也好,它们从本质上是相通的,区别在于“借古开今”的程度有所不同。
进入新世纪,中国书法走上稳定发展的理性道路,重温传统、再现经典成为书法创作的旨归。2002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设立,加快书风转向的速度,回归传统帖学经典成为风向标。基于此,加之现代印刷技术和文物考古的最新成果,力求在与时俱进的文化背景下对帖学体系变革与创新,从而建立以“行草”为主兼及隶楷的雅逸、古朴兼备的审美旨趣的“新帖学”。它虽以“行草手札”、“名家”、“墨迹”为基础,但取法对象、风格旨趣、形式表现,趋近于“碑帖结合”的美学取向。“新帖学”的余波一直影响到当前的书法创作。以回归经典为旨归,包含对帖学、碑学、碑帖结合的全面理解,这便意味着以开放、多元、包容的心态面对传统、吸收传统、反思传统。
新世纪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更加注重书内书外的积累与融合。正如沈鹏先生所言,“‘书外’的修养多于‘书内’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当然这两项基本功缺一不可,并且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一幅书法作品的得失成败,一位学书者能否成‘大器’,无不决定于这两项基本功力的厚薄深浅。”自首届“兰亭奖”中加入文化素质的考核,直到今年举办的第六届“兰亭奖”,着重强调将创作水平作为衡量书家书艺的重要评价标尺的同时,综合考量书法创作之外的成果以及个人的综合素养,倡导“学养、涵养、修养是书法家一生的功课”。长远来看,技道均衡、艺文兼备、德艺双馨的引导方向,会为书法界注入静心读书、用心创作的清流,会随着时间的积累、岁月的沉淀彰显出重要意义,从而更加有力地促进中国书法事业可持续发展。
二、中西融合
所谓中西融合,便是与古代书法传统拉开一定的距离,彰显个性与时代性,是一种“反传统”的尝试与探索。1985年10月15日,由现代书画学会举办的“现代书法首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拉开“现代书法”的序幕。此次展览受到85美术新潮的影响,创作主体以青年书画家为中坚,得到诸如张仃、黄苗子、李骆公等为代表的老画家的支持。虽然不是发生在书法界内部,但该展览引发对书法现代性问题的思索与争鸣,具有深远的意义。自此之后的十多年间,“现代书法”持续发酵,诸如,谷文达以水墨语言“解构”书法作品,徐冰的“天书系列”、洛齐的“抽象书写”等,或受到日本现代书法创变方式的刺激,或受到欧美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在对抗传统书法观念的同时,从“现代书法”走向“书法主义”,乃至“后现代书法”。由于边界的泛化,最终导致“书法”与“非书法”并存,以书法为名,实则版画、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杂糅。
那么,缘何中国书法不能走“中西融合”的道路?首先应从书法的本义入手。宗白华先生说:“中國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用毛笔来抒发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汉字、毛笔二者缺一不可。那些坚守汉字字形的“现代书法”可以归入“借古开今”的范围,而解构汉字、不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现代书法”,已走出中国书法的边界,尽管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书法艺术,因此不能为中国书法的未来指明方向。
其次,中国书法面对传统与创新的态度根植于中国哲学、中国美学的基本态度。《中庸》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唐代大儒孔颖达云:“天之为道,生生相续,新新不停”。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连续变易中求新、求变的追求。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书法艺术,继承传统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追求。然而,追求“新变”才是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书法艺术最可贵的素质是创造”,这种创造不是釜底抽薪式的彻底改造,而是充分做到对传统的“躬身致敬”,而又具有创造性地发挥。沈鹏先生指出:“书法创新的基础有两个:一是字体本身的变化,引起字形、笔法的变化;二是精神风貌、风气特征、审美习惯等观念的改变。第一种,在篆隶真草外现在还难以产生新的书体;第二种,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代在精神上的变化都来得迅速、强烈。有志于创新的书家,要勇于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自己的艺术语言。”
丰富的书法历史遗产,为我们的原创力提供深厚基础。而原创需要广搜博取、求精用宏,要有见地,善于融合、通会,为我所用。书法的可持续发展,以创作为至要,不断求新应当说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死法”、“奴书”不可取,求新不可没有独立品格。
回溯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书法的发展,可谓百花争妍、生机盎然。展望未来,“借古开今”依旧是中国书法革新的主要方向。它警醒我们,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书法艺术本体,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研究现代生活,不断从时代的旋涡中寻求灵感,激发原创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传统艺术语言的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