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杨绛不幸去世，作为她的一名近亲我深感痛惜。但是，她早年的愿望“我只求比他（锺书）多活一年”，如今已超期17年余，可以认为上天对她宽容有加，容她有富裕的时间“留在人间打扫现场，尽应尽的责任”，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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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城，不少市民在室外搭起“抗震棚”。钱、杨二老当时正住在学部大院内7号楼西尽头的一间临时职工宿舍里。这间房间历来不住人，因为南北墙上各有一道挺长的裂缝，从而一直就用作储藏室。直至“文革”期间，二老从四居室单元被“革命男女”步步驱赶，不得已到此处避难。面对地震的来临，学部的年轻人对于二老的住所不放心，先是准备让他俩随众人搬入大食堂住，后又建议一起迁住日坛公园内的抗震棚。
　　钱瑗和我获悉此信息后深感不安。如住进大食堂的话，其大跨度混凝土屋顶并非按地震条件设计，安全性不高。如住进公园里的露天抗震棚，安全问题固然解决了，但是二老都已六十五六岁了，经过十年的“文革”，健康情况都恶化了，经不起室外的风寒、温度变化及蚊虫骚扰。因此钱瑗和我商议后，建议二老搬到我家四合院平房来住。二老很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次日就由所里的汽车送到我家。
　　接着，钱瑗和我为二老作了细致的安排，一方面请他们住在室内，避免风寒与蚊虫的骚扰，另一方面为确保他们的安全，钱瑗机智地充分利用家里现有的钢管双层床的特点与优势，让老人睡下铺，而上铺的钢丝床垫上先铺上一层棕毛垫子，再压上一块木头床板，这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避震所。床的位置则放在远离砖墙的窗边。我们分析：无论是砖墙或者屋顶坍塌，二老的避震所都会十分保险。就这样，二老在我家度过了大地震后的凶险日子。
　　1978年和1990年，钱瑗两度被北师大派往英国进修，回国后除了担任外语系的教授、研究生导师外，还被国家教委聘为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的编审委员，还负责审查外校研究生论文。她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为了抓紧时间备课，她多次逃避了年度体检。我十分后悔在她咳嗽长时间未愈时没有怀疑其严重性，直到1995年春被确诊为肺癌。她的病情急转直下，至1997年3月去世时还不到60岁。我为失去了心爱的人感到非常痛心，深为自责没有保护好她的身体。她虽遗愿不留骨灰，但因心爱老师的学生不舍，悄悄地将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师大图书馆附近的一棵松树下，化为她钟爱事业的养分。
　　钱、杨二老在“文革”期间身体饱受摧残，岳父身体一直不太好。1994年7月，84岁高龄的钱老因高烧住院，被确诊为膀胱癌，经多方治疗未能好转。岳母每日亲自为他煮制适合鼻饲的食品泥，但也未能挽回这位文学天才的生命。1997年，可谓父女连心，岳父在病床上感觉到了此生将不能再见到女儿时，心情坏到了极点，从此再不说一句话，直至1998年末郁郁而终，堪称人间悲剧。
　　岳母在两年之中接连送走两位亲人，欲哭无泪。但意志坚强的她强忍悲痛，开始了“打扫现场”的行动。她给自己制订了极为严格紧迫的工作计划，让自己无暇于哀伤。她将全部精力投入艰辛的翻译和著述中，硕果累累。其中最令我佩服的是：完成怀念钱瑗和岳父的著作《我们仨》，完成整理出版岳父的大量中外笔记与心得这个巨大工程，以及完成“讨论哲学，探索人生价值（生）与灵魂的去向（死）”的奇书《走到人生边上》。她“打扫现场”的任务完成了。
　　2015年和2016年岳母多次因病住院，再三吩咐我们“三个不”：“不抢救、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2016年5月25日凌晨，她安详地走了，走完了她灿烂的一生，终于可以与丈夫和爱女在天堂团聚，永不分离，给“我们仨”画上完美的句号。
　　（选自微信公众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删节）
　　【鉴赏】
　　认识大师 许多年前，在乡村中学任教时，一次偶称杨绛为“先生”，学生愕然。我讲解——“为世界为民族为时代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伟大女性，约定成俗，一般不称女士而称先生，这恰是祖国语言文字精妙之所在。”杨绛，中国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钱锺书生前曾称其“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仅仅是她的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就足以流芳百世。
　　荐读佳作 《我们仨》是杨绛先生晚年妙品。读时，杨先生把往事写得越温馨，我们却越觉辛酸。在“我们仨”相失相离之后，“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先生要以怎样的深情来梳理过去的点点滴滴，又要以怎样的觉悟来减少痛失爱人、爱女对衰老的她的伤害，还要以怎样的智慧把纷繁的琐碎串成收藏的珍珠啊！
　　陶冶情怀 读杨先生的作品，不论是《我们仨》还是《干校六记》，我们总会心酸眼热、感伤情悲，你的情怀会深受感染——先生至情至性而又大智大慧，对缠绵悱恻的爱情也欣赏，但不沉缅；對风云浩荡的事件也关注，但不过于激烈；对苍生世事也悲悯，但不去哀伤……只平平淡淡脚踏实地客观沉静地缓抒胸臆。她不肆言真，不表白情，绝对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荐评 / 郭瑞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