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的高龄，花白的头发，深邃的双眸，龚全珍老人坐在沙发上平静地望着访客，她背后的墙壁上挂着甘祖昌将军的戎装照。龚全珍老人一生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一心为民的博大情怀，赢得了人们深深的敬意。
　　龚家兄弟姊妹11个，龚全珍最崇拜三哥。1938年，日军入侵山东烟台，三哥跟着共产党去抗日，临走前说：“你好好学习，过3年我回来领你参加革命。”
　　1942年，龚全珍决心不再等，借口妈妈生病而退学，剪短头发，动身前往安徽、河南，一边找三哥，一边读书。
　　“流亡的生活很苦，每餐只有点蔬菜，根本没油，但吃着很香。”龚全珍在路上丢了梳子，她怕头上生虱子，索性理了个平头。
　　学校的老师听说女生寝室住了个男生，夜里紧急查寝室，原来是个“假小子”。
　　龚全珍一天最多能走100多里路，这是流亡路上练出来的一大本领。1944年，日军进攻河南，龚全珍和流亡的师生一起，走了20多天抵达陕西。
　　1945年，龚全珍考入西北大学，那里有很多进步学生，他们发起学生运动，这让龚全珍对共产党有了近距离的了解。
　　“进步学生组织成立自助会遭禁，进步书籍被没收。”逃亡路上的所见所闻，加上大学校园里的遭遇，让最初只为找三哥的龚全珍逐步觉醒。
　　1949年，新中国成立，龚全珍大学毕业，由于受三哥和进步学生的影响，她报名参军，要求到边疆工作。随后，龚全珍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子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很多参加过革命的老党员都成为她的同事。
　　龚全珍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工作出色，1949年底，经组织批准，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腔热血建设边疆的女教师，和战功赫赫、扎根边疆的老红军甘祖昌在建设边疆中相遇。
　　有同事担心，一个是连“龚”字都写不出的军人，一个是钟爱《简·爱》的大学生，两者能有共同话语吗？文化水平不高的甘祖昌给妻子解释了什么叫主观主义，教她读懂革命这本无字书。龚全珍则给丈夫讲解某个字词的读法、词义、用法。
　　崇拜三哥，走上探寻革命真理之路。在丈夫身上，龚全珍则读懂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57年，丈夫甘祖昌因伤病主动请辞，回家乡江西莲花县务农。龚全珍也跟随丈夫来到莲花县。
　　回乡后，夫妇俩严格按照党的生活准则办事，尊重乡村干部，从不摆老干部的架子；对待子女、亲属，也是非常严格，不搞特殊化。
　　甘祖昌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珍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将军挑起粪筐满村捡粪积肥。而完全听不懂当地方言的龚全珍一个人步行40多里路，向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
　　甘祖昌一回家就变成“赤脚大仙”，光着脚下田插秧。生平第一回见到水稻秧田的龚全珍下田后左支右绌，小心翼翼迈着步子。
　　甘祖昌带领乡亲们开荒种田、架桥、修水库，除了自己的工资，还打起妻子工资的主意。
　　“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1986年，将军辞世，一句嘱咐，龚全珍默默铭记，并延续着将军的高尚德行。
　　“他虽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温情，但爱得炽热。他承认我为他付出的一切。我们也有共同之處，对生活要求不高，为理想可以贡献出一切。” 龚全珍老人感慨，共同生活33年，这样的生活让自己感到充实幸福。
　　70岁高龄时，龚全珍老人开始着手做社会调查，关心基层老人问题；到各乡镇调查青少年失学情况，参与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写作小组，弘扬井冈山精神，鞭挞腐败现象……少先队开展活动少，她便主动到小学讲课做报告。她还成立了“龚全珍工作室”服务社区、群众；她设立的“龚全珍爱心救助基金”，已经筹集资金近40万元，资助了140多名困难学生。
　　即便如此，龚全珍仍然时时审视自己，做得是否符合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龚全珍看来，自己所做的一切，正是在践行她当年的入党誓言。
　　“我不能庸庸碌碌过日子，应以战斗的姿态向死神挑战；我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沉沦，要抽出主要时间来工作。”这是老人1997年4月10日在日记中的一句话。2013年，老人在日记中写道：“91岁了，能干点什么呢？为社区的建设尽点力，不能等死。”
　　年岁已高，老人时常会想起对孩子的亏欠，自己关爱学生胜于自己的儿女。“过去以此为荣，现在感到惭愧。在有生之年要尽量弥补一点。”
　　“残荷，虽失去春夏时的风采，却坚持挺住，不怕秋风的袭击，它要把最美好的东西留给人们，在挖出一担担洁白的莲藕时才倒下，它奉献了一生，人也该有这种精神。”这是龚全珍老人在日记里写的，也是她最喜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