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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这个消息带给中国的震撼不亚于8年前的戊戌变法。23岁的宋教仁却不相信清廷真有诚意，当年10月8日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写下大段日记，议论此事，认定清廷不可能走上开明专制和立宪之路。在他眼中，满清皇族连普通知识也不具备，有的甚至不通汉文，游荡淫乱，依靠他们，中国永世无刷新之一日。到1911年春天，他在《民立报》执笔，更是直接喊出了“宪政梦可醒矣”、“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不是他反对立宪，而是不相信在满清皇族治下会有真立宪。所以，他笃信中国必须经过一场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他那一代年轻的留日学生推动的。鲁迅的一句“上野的樱花开了”，让我们想起新兴的邻邦日本对中国的影响，1880年代出生的鲁迅、蔡锷、范旭东、张季鸾、胡政之、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们那时候都在日本，或习军事、法政、经济，或学医学、化工，救国之志则是一致的。在投身革命的一群人中，更多的人思考的重心只在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上，像宋教仁这样留意政体问题，并有深入研究，旨不仅在破坏，更在于谋永固之建设的人并不多。所以，当革命的大潮一起来，满清之局崩解，他便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今日看他当年政体之主张、政策之主张，条分缕析，清晰有序，与只会拿炸弹、喊口号的志士不一样，难怪他在日记中藐视满清皇族子弟，说他们不识外交如何下手，内政如何下手，实业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备如何下手，理财如何下手，“皆长安之轻薄儿而已”！
自1904年亡命日本，他没有放松自我建造，他的努力从他翻译过的这些著述或可窥见一二，《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 澳匈国 俄国财政制度》、《日本宪法》、《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这些知识的装备，而今看来或许算不得什么，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只知子曰诗云、资治通鉴和三国水浒的民族而言，他领略了崭新的近代文明常识，一扇朝着人类公共生活的窗口向他打开了，他看见了完全不同于旧书、旧小说中的一个世界。他也曾想做一个小说家，《红楼夢》激发他的这一心愿，要写一部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最终他以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将来之希望”。这希望就是1913年3月18日，他被暗杀前两天在上海演讲时指出的：“今者吾党对于民国，欲排除原有之恶习惯，吸引文明之新空气，求达真正共和之目的，仍非奋健全之精神一致进行不可。……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这些思想就与我们熟悉的千年不变的“恶习惯”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宋教仁是超前的，也是孤独的，他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仅他追求的理想和他的生命一起被折断，真正理解他的政见，能切实体会他对政体问题灼见的人，当时也并不多，即使在他所处的革命党阵营内。百年之后，他依然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感他当年在日本就深刻地感受到了。1906年10月5日，一个万籁俱寂的雨夜，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辗转难眠，窗外雨声时滴他想到孤身一人在异国患病，百感交集，“又思考吾一身究竟结果如何？吾一身结果与吾祖国时势之关系如何？”他又想到自己孤身漂泊海外，所谓朋友虽甚多，而真正志同道合的甚少，“自顾此身，仍是孤怀独行，俯仰天地，恐终侧身无所耳！”想到这里，他一时泪下如雨，几至失声。他当然没想到自己将来的结果，更不知道这一结果与时势、国运的关系。但他对这种孤独感已有深深的领悟。
相隔仅仅5年，他就亲历了清廷解体、民国诞生，不到30岁的他成了举国瞩目的民国元勋。这一切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却也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对政体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其主张或尚可以商榷，但他“吸引文明之新空气”的努力则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容否定。他的横遭暗杀给中国留下的伤害至深至痛，国运之转移有时竟系于一人之身，这是我们常常无法明白的。中国史上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建设性人物，古老民族总是陷于“原有之恶习惯”中，难以自拔，而“吸引文明之新空气”则难之又难。历史让我们看见的是深深的无奈，即使宋教仁这样的新人物出现了，也是昙花一现，迅速凋谢。以鲁迅的冷峻，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国事的难办，“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因此，尤其要珍视不流血的思想资源，宋教仁寻求的就是一条不流血的路，尽管他本人为此而流血。
每一代人都只能在时代给定的条件下尽力，思想、发声、行动、挣扎乃至牺牲……在无情的时间河流中，我们渐渐看见进化论史观的不可靠，历史总是千回百转、无比曲折的。1890年代出生的胡适之、竺可桢、傅斯年等人有幸到美英留学，学哲学，学科学，学史学，他们大半生致力的也不过是要“吸引文明之新空气”，将这个国家带上一条自我更新的道路。无奈“原有之恶习惯”太深太重了，有时候，往前迈出一步，却要以往后退几步为代价。
江山无语，唯活在其间的人物代代更新。历史已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中国变了，中国没有变，历史就在变与不变之间，我看见的是刻骨铭心的无奈，孤独前行的无奈。
自1904年亡命日本，他没有放松自我建造，他的努力从他翻译过的这些著述或可窥见一二，《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 澳匈国 俄国财政制度》、《日本宪法》、《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这些知识的装备，而今看来或许算不得什么，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只知子曰诗云、资治通鉴和三国水浒的民族而言，他领略了崭新的近代文明常识，一扇朝着人类公共生活的窗口向他打开了，他看见了完全不同于旧书、旧小说中的一个世界。他也曾想做一个小说家，《红楼夢》激发他的这一心愿，要写一部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最终他以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将来之希望”。这希望就是1913年3月18日，他被暗杀前两天在上海演讲时指出的：“今者吾党对于民国，欲排除原有之恶习惯，吸引文明之新空气，求达真正共和之目的，仍非奋健全之精神一致进行不可。……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这些思想就与我们熟悉的千年不变的“恶习惯”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宋教仁是超前的，也是孤独的，他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仅他追求的理想和他的生命一起被折断，真正理解他的政见，能切实体会他对政体问题灼见的人，当时也并不多，即使在他所处的革命党阵营内。百年之后，他依然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感他当年在日本就深刻地感受到了。1906年10月5日，一个万籁俱寂的雨夜，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辗转难眠，窗外雨声时滴他想到孤身一人在异国患病，百感交集，“又思考吾一身究竟结果如何？吾一身结果与吾祖国时势之关系如何？”他又想到自己孤身漂泊海外，所谓朋友虽甚多，而真正志同道合的甚少，“自顾此身，仍是孤怀独行，俯仰天地，恐终侧身无所耳！”想到这里，他一时泪下如雨，几至失声。他当然没想到自己将来的结果，更不知道这一结果与时势、国运的关系。但他对这种孤独感已有深深的领悟。
相隔仅仅5年，他就亲历了清廷解体、民国诞生，不到30岁的他成了举国瞩目的民国元勋。这一切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却也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对政体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其主张或尚可以商榷，但他“吸引文明之新空气”的努力则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容否定。他的横遭暗杀给中国留下的伤害至深至痛，国运之转移有时竟系于一人之身，这是我们常常无法明白的。中国史上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建设性人物，古老民族总是陷于“原有之恶习惯”中，难以自拔，而“吸引文明之新空气”则难之又难。历史让我们看见的是深深的无奈，即使宋教仁这样的新人物出现了，也是昙花一现，迅速凋谢。以鲁迅的冷峻，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国事的难办，“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因此，尤其要珍视不流血的思想资源，宋教仁寻求的就是一条不流血的路，尽管他本人为此而流血。
每一代人都只能在时代给定的条件下尽力，思想、发声、行动、挣扎乃至牺牲……在无情的时间河流中，我们渐渐看见进化论史观的不可靠，历史总是千回百转、无比曲折的。1890年代出生的胡适之、竺可桢、傅斯年等人有幸到美英留学，学哲学，学科学，学史学，他们大半生致力的也不过是要“吸引文明之新空气”，将这个国家带上一条自我更新的道路。无奈“原有之恶习惯”太深太重了，有时候，往前迈出一步，却要以往后退几步为代价。
江山无语，唯活在其间的人物代代更新。历史已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中国变了，中国没有变，历史就在变与不变之间，我看见的是刻骨铭心的无奈，孤独前行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