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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玛是法国作家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用大量的篇幅和同情的泪水着意刻画的女主人公，潘金莲是我国作家施耐庵在《水浒传》中仅用区区两万字的笔墨匆匆带过，并且用否定的眼光加以鄙视的“淫妇”。两人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对美有着不同的追求，但两者都是因为婚外恋情而最终导致悲剧的命运。本文将通过对人物存在境遇的分析，来探究福楼拜和施耐庵在对待女性态度上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关键词】福楼拜 施耐庵 女性 价值观
拿《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与我国四大名著《水浒传》里的女性形象潘金莲进行比较，绝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两人所处的国度、时代不同，但都拥有美貌和不凡的气质，有着相似的命运定数：都处在婚配不当的境遇之中；都通过婚外恋来寻找感情的寄托，都和三个男人有过来往——爱玛的周围是包法利、罗道尔夫和莱昂。潘金莲有武大郎、情人西门庆和小叔子武松；都因砒霜而结束生命。尽管表面上看来两者有如此多的共性，但是由于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作者个人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从而导致了两位作家对其笔下的主人公的态度和价值观背道而驰，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一、《包法利夫人》：温柔地抚摸女性的创伤
包法利夫人是追求美好爱情、幸福生活的牺牲品。她善良美丽，敢于追求自己的欲望，嫁给了乡村医生查理；然而循规蹈矩平庸的生活让爱玛并不满足，她先后与两个情人交往，她追求爱情，却最终对爱情的憧憬幻灭。
1、关于婚外恋的题材，法国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和普来沃的《曼侬·勒斯戈》。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何会超越前人，并成为举世名作？原因在于福楼拜塑造女性形象具有真实性，作者满含热情的去塑造爱玛的形象，完全忠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去表现她的人生，“作者的创造是和生活一样的真实，和生活一样的符合；这种真实是永在的，普遍的，艺术的最高成就便在追求小我以外的永在普遍的事实。”；“他的人物的经验，在他想象的真实上，就成了他自己的经验……他的人物成了他的真我。”①所以福楼拜向别人讲：“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根据我来的。”甚至他借用罗道尔夫的话“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来暗示自己的观点。包法利夫人，这个浪漫的偷情女，既不是妖女，更不是圣女，而是一个“现实活中的女人”（福楼拜语），一个充满复杂的不朽的文学形象。以至于在读过《包法利夫人》后，反观静照，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不就是包法利夫人的化身吗？对纯真世界的遐想，对爱情的幻想，浪漫的情怀，不满足现实的蠢蠢欲动和焦躁的心灵，虚荣的物质财富观念，肉体欲望的无止境，难道不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真实的写照？正因如此真实，这一人物形象才会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
尽管作品批判了庸俗的浪漫主义，但作者对爱玛的悲剧命运仍然保有深刻的同情。他批判社会，险恶的布店老板勒内放高利贷逼爱玛于死地，龌龊的公证人趁爱玛走投无路趁火打劫要占有她的身体，肤浅的药剂师郝麦挤兑包法利医生而抬高自己，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十字勋章。爱玛死后被世人指责，但是那些无耻之徒，却冷眼旁观，没有任何的廉耻之心，这个结局作者不动声色，却饱含着作者对现实社会尔虞我诈，卑鄙无耻行径愤怒的斥责。福楼拜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20个村庄中，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在那里忍受苦难，伤心饮泣。”显然福楼拜把爱玛看做受侮辱伤害的女性，对她的创伤深切的体恤，他冷静的剖析爱玛这个悲剧女子的心理，他又满怀着对爱玛的同情，批判地画出一幅浮世绘。
2、福楼拜不仅对女性有着同情和理解，而且对女性身上所具有的某些品质持欣赏的态度，在他的笔下，还可以感受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追求男女平等的價值观念。
对爱玛而言，她的一生是追求理想爱情的一生，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追求令人激动的爱情，爱玛怀着对爱情美好的期望嫁给了包法利，在婚姻的不如意中，她不甘于平庸，而是勇敢追求自己所渴望的爱情。在对莱昂的爱情中，她表现出激情，大胆，狂热。哪怕罗道尔夫和莱昂只把她当做玩物，被他们抛弃，她对爱情的追求没有因此而放弃。从爱情的萌发到爱情的破灭，爱玛一直处在对爱情不懈追求的道路上，直到最终面临死亡时也表现出了这种一无畏惧的坦然。“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从来没有构成一个封闭而独立的社会；她们只是男人统治下的集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集团中，她们处于次要地位。”②福楼拜这位十九世纪的男性作家，犀利地洞察到了男女社会的不平等，通过描绘爱玛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示爱玛心理变化的全过程，揭示了女性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以爱情为基础的性爱观，反映了女性共同的心态，充分表现了女性自身的生命欲求。李健吾评价爱玛与《包法利夫人》时说“她的悲剧和全书的魅力在于她的反抗意识和对生命的无休止的追求。”③勇敢、进取、狂热、大胆和执着，具有现代女性的特征，表现为女性意识觉醒，追求两性平等的价值观，这为在当时的很多女性所缺乏。
福楼拜在塑造爱玛形象时，既不偏激，又饱含极大热情和怜悯之心，对女性的创伤细腻温柔的抚慰，刻画出了一个不断追求理想爱情，毫不压抑自己真实欲望，一个真诚，勇敢，而具有普遍性的“现实中的女人。”
二、《水浒传》：对女性形象的审美错位
潘金莲应该是施耐庵写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女人，虽然她在角色中死了，但却是戏剧舞台文学作品中不朽的形象，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见仁见智的对其争论不休，潘金莲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不过也深刻的反映着一个事实：“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实在太坏了，恶妇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到了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的时候，偏偏再度挑中潘金莲当一女主角，这无疑又强化了潘金莲千古第一淫妇，恶妇的臭名。”④潘金莲在人心目中恶的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这与施耐庵在塑造女性时的价值倾向有很大关联。评论界将《水浒传》视为“反女性”的文本，尤其是施耐庵描写女性时流露出的鄙视乃至仇恨的态度，相对于福楼拜的女性价值观而言则大相径庭，值得一番探究。 1、男性附庸，社会地位卑微
小说第二十四回潘金莲粉墨登场，首先《水浒传》对于潘金莲的态度主要是厌恶与痛恨的，对于武松却充满赞美。潘金莲，原本作为一个仕女，身份低下，因为不肯依从大户的纠缠，而惹恼于他，遂被卖给了人称“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面对外貌的悬殊，年龄的差距，“她仍选择了“宁做人贩妻子，不做主人妾”。其骨气和婚姻自主的追求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⑤日子得过且过，直到武松的出现，唤起了她心中蠢蠢的欲动，武松这般英雄人物自然在她心中产生巨大涟漪，美女爱英雄，“我嫁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对爱情和美的事物的追求本符合人之常情，但作者对潘金莲的态度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女人是祸水，是男权社会的威胁，她们虽美丽多情，但因为行为有违封建伦理道德，最终逃脱不了悲剧下场。施耐庵对这种女性最为痛恨。从封建伦理观念出发，在社会结构不平等的基础上，《水浒传》明显宣扬的是性别歧视的观念。女子终其只能是男人们的陪衬、附庸。
2、形象失真，走極端化
《水浒传》中，在交代潘金莲出身之后，写道：“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一开始就定了仇视和贬低她的基调。从诗句来看，这种反讽意味更是明显：“金莲容貌更堪题，笑蹙春山八字眉。若遇风流清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眉似初春柳叶，常含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风情月意。……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跌乱。”⑥从这可以看出作者明褒暗贬的口气，带有贬义的色彩，影射她的躁动不安，风流本性。尽管施耐庵刻画她风姿绰约，容貌姣好，但却不是从正面加以刻画，愈是描画她的美，愈是视她为红颜祸水，以至于最后走了极端，饱含愤恨，使之成为一个谋杀亲夫的狠毒女人。这种设定的“恶”一直贯穿作者的笔下。“在中国的封建观念中，‘万恶淫为首’，女子只要沾上‘淫’字就会堕人万劫不复的深渊，遭人唾骂，可人们从不去辨别何为情，何为淫，更不会去追问女人们为何去‘淫’？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情爱与温存，她们所遭的冷遇，所受的压抑，所怀的孤独，所感的苦闷，施耐庵则毫不关心，只顾挥舞着‘戒淫’的大棒把她们一棒打杀了事。”（魏崇新〈《水浒传》：一个反女性的文本〉）
施耐庵塑造的反面人物都因带刻意性而使人物走向极端化，以至于使女性的形象塑造过于偏激，要坏就坏到了极点。其实看看整个故事，不难发现，潘金莲始终是被动的。她遇到的所有人都在用一种威逼利诱的方式来对待她，从西门庆的引诱，王婆的恐吓，再到武大郎的威胁，一步步把她逼上绝路。她要么屈服，要么反抗。她追求幸福，但是无法挣脱社会奴役和束缚着的枷锁，封建社会强加给潘金莲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命运：她要争取幸福和自由只能选择走极端化。作者在尝试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片面的夸大了她的“淫”，把创痛简单归结于潘金莲自身，他对女性的贬低和仇视从属他那个时代局限的价值观，在塑造人物时不免走向极端，可以说施耐庵对女性形象有一种错误的审美定位。
综上所述，在《包法利夫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现代性的女性意识的萌发，一种肯定自我价值，反对男权世界的坚定呼声，追求两性平等的愿望充溢于字里行间；福楼拜在创作中超越了自己的性别身份，站在女性的立场去体察女性，对女性表现出同情、理解、欣赏和批评的态度；然而施耐庵由于身处的时代和作者封建男权思想的局限，在塑造潘金莲时并没有体现出女性形象的色彩，使女性失去了真实的性格，造成女性地位的遽然下降，可以说施耐庵对塑造女性形象的尝试是不成功的。
参考文献
①③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66、82、100
②波伏瓦 著，王友琴 等译：《女人是什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393-394
④潘知常：《说〈水浒〉人物》[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9）
⑤胡丽，《〈水浒传〉中女性地位的下降》[J].《理论观察》，2006（6）
⑥施耐庵：《水浒传》[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202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福楼拜 施耐庵 女性 价值观
拿《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与我国四大名著《水浒传》里的女性形象潘金莲进行比较，绝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两人所处的国度、时代不同，但都拥有美貌和不凡的气质，有着相似的命运定数：都处在婚配不当的境遇之中；都通过婚外恋来寻找感情的寄托，都和三个男人有过来往——爱玛的周围是包法利、罗道尔夫和莱昂。潘金莲有武大郎、情人西门庆和小叔子武松；都因砒霜而结束生命。尽管表面上看来两者有如此多的共性，但是由于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作者个人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从而导致了两位作家对其笔下的主人公的态度和价值观背道而驰，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一、《包法利夫人》：温柔地抚摸女性的创伤
包法利夫人是追求美好爱情、幸福生活的牺牲品。她善良美丽，敢于追求自己的欲望，嫁给了乡村医生查理；然而循规蹈矩平庸的生活让爱玛并不满足，她先后与两个情人交往，她追求爱情，却最终对爱情的憧憬幻灭。
1、关于婚外恋的题材，法国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和普来沃的《曼侬·勒斯戈》。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何会超越前人，并成为举世名作？原因在于福楼拜塑造女性形象具有真实性，作者满含热情的去塑造爱玛的形象，完全忠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去表现她的人生，“作者的创造是和生活一样的真实，和生活一样的符合；这种真实是永在的，普遍的，艺术的最高成就便在追求小我以外的永在普遍的事实。”；“他的人物的经验，在他想象的真实上，就成了他自己的经验……他的人物成了他的真我。”①所以福楼拜向别人讲：“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根据我来的。”甚至他借用罗道尔夫的话“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来暗示自己的观点。包法利夫人，这个浪漫的偷情女，既不是妖女，更不是圣女，而是一个“现实活中的女人”（福楼拜语），一个充满复杂的不朽的文学形象。以至于在读过《包法利夫人》后，反观静照，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不就是包法利夫人的化身吗？对纯真世界的遐想，对爱情的幻想，浪漫的情怀，不满足现实的蠢蠢欲动和焦躁的心灵，虚荣的物质财富观念，肉体欲望的无止境，难道不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真实的写照？正因如此真实，这一人物形象才会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
尽管作品批判了庸俗的浪漫主义，但作者对爱玛的悲剧命运仍然保有深刻的同情。他批判社会，险恶的布店老板勒内放高利贷逼爱玛于死地，龌龊的公证人趁爱玛走投无路趁火打劫要占有她的身体，肤浅的药剂师郝麦挤兑包法利医生而抬高自己，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十字勋章。爱玛死后被世人指责，但是那些无耻之徒，却冷眼旁观，没有任何的廉耻之心，这个结局作者不动声色，却饱含着作者对现实社会尔虞我诈，卑鄙无耻行径愤怒的斥责。福楼拜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20个村庄中，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在那里忍受苦难，伤心饮泣。”显然福楼拜把爱玛看做受侮辱伤害的女性，对她的创伤深切的体恤，他冷静的剖析爱玛这个悲剧女子的心理，他又满怀着对爱玛的同情，批判地画出一幅浮世绘。
2、福楼拜不仅对女性有着同情和理解，而且对女性身上所具有的某些品质持欣赏的态度，在他的笔下，还可以感受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追求男女平等的價值观念。
对爱玛而言，她的一生是追求理想爱情的一生，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追求令人激动的爱情，爱玛怀着对爱情美好的期望嫁给了包法利，在婚姻的不如意中，她不甘于平庸，而是勇敢追求自己所渴望的爱情。在对莱昂的爱情中，她表现出激情，大胆，狂热。哪怕罗道尔夫和莱昂只把她当做玩物，被他们抛弃，她对爱情的追求没有因此而放弃。从爱情的萌发到爱情的破灭，爱玛一直处在对爱情不懈追求的道路上，直到最终面临死亡时也表现出了这种一无畏惧的坦然。“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从来没有构成一个封闭而独立的社会；她们只是男人统治下的集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集团中，她们处于次要地位。”②福楼拜这位十九世纪的男性作家，犀利地洞察到了男女社会的不平等，通过描绘爱玛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示爱玛心理变化的全过程，揭示了女性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以爱情为基础的性爱观，反映了女性共同的心态，充分表现了女性自身的生命欲求。李健吾评价爱玛与《包法利夫人》时说“她的悲剧和全书的魅力在于她的反抗意识和对生命的无休止的追求。”③勇敢、进取、狂热、大胆和执着，具有现代女性的特征，表现为女性意识觉醒，追求两性平等的价值观，这为在当时的很多女性所缺乏。
福楼拜在塑造爱玛形象时，既不偏激，又饱含极大热情和怜悯之心，对女性的创伤细腻温柔的抚慰，刻画出了一个不断追求理想爱情，毫不压抑自己真实欲望，一个真诚，勇敢，而具有普遍性的“现实中的女人。”
二、《水浒传》：对女性形象的审美错位
潘金莲应该是施耐庵写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女人，虽然她在角色中死了，但却是戏剧舞台文学作品中不朽的形象，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见仁见智的对其争论不休，潘金莲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不过也深刻的反映着一个事实：“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实在太坏了，恶妇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到了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的时候，偏偏再度挑中潘金莲当一女主角，这无疑又强化了潘金莲千古第一淫妇，恶妇的臭名。”④潘金莲在人心目中恶的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这与施耐庵在塑造女性时的价值倾向有很大关联。评论界将《水浒传》视为“反女性”的文本，尤其是施耐庵描写女性时流露出的鄙视乃至仇恨的态度，相对于福楼拜的女性价值观而言则大相径庭，值得一番探究。 1、男性附庸，社会地位卑微
小说第二十四回潘金莲粉墨登场，首先《水浒传》对于潘金莲的态度主要是厌恶与痛恨的，对于武松却充满赞美。潘金莲，原本作为一个仕女，身份低下，因为不肯依从大户的纠缠，而惹恼于他，遂被卖给了人称“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面对外貌的悬殊，年龄的差距，“她仍选择了“宁做人贩妻子，不做主人妾”。其骨气和婚姻自主的追求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⑤日子得过且过，直到武松的出现，唤起了她心中蠢蠢的欲动，武松这般英雄人物自然在她心中产生巨大涟漪，美女爱英雄，“我嫁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对爱情和美的事物的追求本符合人之常情，但作者对潘金莲的态度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女人是祸水，是男权社会的威胁，她们虽美丽多情，但因为行为有违封建伦理道德，最终逃脱不了悲剧下场。施耐庵对这种女性最为痛恨。从封建伦理观念出发，在社会结构不平等的基础上，《水浒传》明显宣扬的是性别歧视的观念。女子终其只能是男人们的陪衬、附庸。
2、形象失真，走極端化
《水浒传》中，在交代潘金莲出身之后，写道：“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一开始就定了仇视和贬低她的基调。从诗句来看，这种反讽意味更是明显：“金莲容貌更堪题，笑蹙春山八字眉。若遇风流清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眉似初春柳叶，常含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风情月意。……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跌乱。”⑥从这可以看出作者明褒暗贬的口气，带有贬义的色彩，影射她的躁动不安，风流本性。尽管施耐庵刻画她风姿绰约，容貌姣好，但却不是从正面加以刻画，愈是描画她的美，愈是视她为红颜祸水，以至于最后走了极端，饱含愤恨，使之成为一个谋杀亲夫的狠毒女人。这种设定的“恶”一直贯穿作者的笔下。“在中国的封建观念中，‘万恶淫为首’，女子只要沾上‘淫’字就会堕人万劫不复的深渊，遭人唾骂，可人们从不去辨别何为情，何为淫，更不会去追问女人们为何去‘淫’？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情爱与温存，她们所遭的冷遇，所受的压抑，所怀的孤独，所感的苦闷，施耐庵则毫不关心，只顾挥舞着‘戒淫’的大棒把她们一棒打杀了事。”（魏崇新〈《水浒传》：一个反女性的文本〉）
施耐庵塑造的反面人物都因带刻意性而使人物走向极端化，以至于使女性的形象塑造过于偏激，要坏就坏到了极点。其实看看整个故事，不难发现，潘金莲始终是被动的。她遇到的所有人都在用一种威逼利诱的方式来对待她，从西门庆的引诱，王婆的恐吓，再到武大郎的威胁，一步步把她逼上绝路。她要么屈服，要么反抗。她追求幸福，但是无法挣脱社会奴役和束缚着的枷锁，封建社会强加给潘金莲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命运：她要争取幸福和自由只能选择走极端化。作者在尝试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片面的夸大了她的“淫”，把创痛简单归结于潘金莲自身，他对女性的贬低和仇视从属他那个时代局限的价值观，在塑造人物时不免走向极端，可以说施耐庵对女性形象有一种错误的审美定位。
综上所述，在《包法利夫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现代性的女性意识的萌发，一种肯定自我价值，反对男权世界的坚定呼声，追求两性平等的愿望充溢于字里行间；福楼拜在创作中超越了自己的性别身份，站在女性的立场去体察女性，对女性表现出同情、理解、欣赏和批评的态度；然而施耐庵由于身处的时代和作者封建男权思想的局限，在塑造潘金莲时并没有体现出女性形象的色彩，使女性失去了真实的性格，造成女性地位的遽然下降，可以说施耐庵对塑造女性形象的尝试是不成功的。
参考文献
①③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66、82、100
②波伏瓦 著，王友琴 等译：《女人是什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393-394
④潘知常：《说〈水浒〉人物》[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9）
⑤胡丽，《〈水浒传〉中女性地位的下降》[J].《理论观察》，2006（6）
⑥施耐庵：《水浒传》[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202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