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茶，总保持着一段距离。不是我怠慢了它，是胃对它感冒，肠遇它就雷鸣。但，就是这段距离，反倒帮我看清了茶客的众生相。虽然，也许这仅仅是自以为是。
　　我自以为是地把茶客大致分成了四类。
　　第一类茶客往往是被二三类人视作“下里巴”的。这类茶客多为生活所困、尘劳所累，无闲暇时光，也就少闲情逸致。他们只视茶为解渴醒脑提神之物，犹如米饭之于饥肠，板床之于困躯。渴了，就大口地喝，冬喝热，夏喝凉，完全是根据身体的需要和四时的变迁而定。喝完了就去忙乎，从不在意茶的产地、品位、制作工艺、烹饪方法，也从不在乎茶壶茶具、饮茶程序、周遭环境之类的繁文缛节。至于借个地方小聚聊天甚或打牌怡情之类的，本意不在于吃茶，这里就略过了。
　　第二类，则往往自诩为“阳春白雪”。多为有钱有闲阶层，特别讲究排场仪轨。从茶的产地、质地、采摘方式与时辰、制作工艺，到取水烹茶、品茶规矩，再到茶具质地、品茶环境，无不考究。间有略通文理之好事者，扯起陆羽的《茶经》作大旗，倒也让无生之茶生生地生出了文化。这就是当今风靡的茶艺吧。
　　其实，茶艺古已有之，萌于唐，扬于宋，改革于明，极盛于清，可谓有相当的历史，自成一体。最初，是僧侣以品茶来摄神，是禅定的一种。最著名的公案，是唐代赵州从谂禅师的“吃茶去”，以此来接引学人。后来，逐渐演绎成了分享茶的仪式。
　　唐代煮茶，喜用姜盐，谓之姜盐茶。有诗人薛能“茶诗”为证：“盐损添常戒，姜宜煮更黄。”宋初流行“点茶”法，即把茶叶碾成细粒，冲出的茶汤要白如炼乳。《观林诗话》载：北宋苏轼青睐凤翔玉女洞的泉水，每每去，必取两罐携回烹茶。明代起，始流行泡茶。可见从唐朝起就已有茶艺的味道了。
　　然而那时的人不太注重形式。不管是唐代的《茶经》、宋代的《大观论茶》或明代的《茶疏》，文中所议仅是通论。人们将饮茶只视作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什么仪式规矩，高兴怎么喝就怎么喝。所谓的茶艺，讲究的也只是情趣，注重的是情感的交流。如“夜深共语”“小桥画舫”“小院焚香”等，被认为是品茗的良辰美景。而“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境界，不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高雅了。
　　但如今，茶艺完全已退化成了一种秀，当经济的洪流注入了茶汤，茶艺俨然已蜕变成了经商谋财的工具了。而不少以喜好茶艺自诩的茶客，也只是附庸风雅而不自知罢了。
　　第三类人似乎要比第二类清高不少，也自以为“得了道”，于是自诩茶事为茶道。他们不很讲究排场，却很讲究气场，喜好物以类聚。肚里倒是存了不少墨水，也自以为了悟禅法。茶水一入肚，墨水就溢了出来，恣意横流。于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机锋相向。言语间，不乏金玉良言与警世箴言。在他们眼里，茶，汲天地之精华，沐春秋之雨露，俨然就成了具有灵性之物，却忘了自然万物皆是如此。你把茶和自然万物一区别，不就冒出你的分别心了？这还是禅道吗？这类人，只是取了相上的皮毛，而终不得禅之三昧。所以，在修为上，也只能是止于两唇之间，茶尽“禅”去而已。
　　第四类人，初看，与第一类无甚区别，随景而坐，随性而饮，冷热顺时，优劣随机。不挑茶，不挑人，不论细瓷粗碗，也不虑四时之景。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淡定，唇齿间少了几多言语。目中常有智光闪烁，举止总是举重若轻。若有识人者向其问道，慈眉皓齿间会吟出一首诗来：“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径。人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若是大乘根机者，闻之，便会顿然开悟，尽得禅中三昧。若有讨教何为人生？这类人往往是笑而不语，只是随手拿起桌上之杯，轻轻地呷上一口，又轻轻地放下，犹如佛陀的拈花一笑。你若与佛有缘，那么，在这拿起放下间，已然悟得人生的真谛。这类人许已步入禅的境界，凡人赞之为禅茶，可他们却从来不这么自诩。
　　这第一类人和第四类人倒是走得较近的，只因为他们都是率性而为，不做作，不矫情，随缘自在。区别在于，一个受本性驱使尚不自知，一个通透豁达已然了悟。而第二第三类，反倒与第四类相去甚遠。他们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自然就南辕北辙、背觉合尘。因为，真理是朴素的。
　　笔行于此，忽地又想到了赵州茶公案：“赵州曾问新到和尚：‘曾到此间？’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另一和尚，答曰：‘不曾到。’赵州说：‘吃茶去。’院主听到后问：‘为甚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呼院主，院主应诺。赵州说：‘吃茶去’。”赵州对不同的三个人，说了相同的三个字，为何？你若悟得其中之意，便是悟得禅之三昧，也便明了何谓禅茶了。
　　选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