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因为“业术有专攻”，科学家和诗，似乎联系不大。其实不然，如苏步青先生等，当年浙江大学曾有过一群喜欢写诗吟诗的科学家教授，他们还和文科的教授们组织了诗社，互相吟咏，那是真正的学者之间的“互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而如今，除了听说现在的浙江大学有一个数学家的诗人（蔡天新先生），别的，似乎再没有听说过。
　　至于竺可桢，作为一个中国长老级的自然科学家，有人曾武断地说：“竺可桢没有写过诗。”不对。现在有了《竺可桢全集》，也就不难发现了。
　　以下是竺可桢不同历史时期写的诗，根据主题，笔者分成几类，其中，有的可以看作是浙江大学校史的珍贵资料；有的则是他不同历史时期的心声，可以看作是他人生经历的自白。

一、悼亡诗

　　1938年8月，竺可桢夫人张侠魂和幼子竺衡突患痢疾，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太差，先后病逝于浙大西迁途中的江西泰和。不久，正在广西桂林考察的竺可楨接到急电，星夜奔驰，其时幼子竺衡已离世，张侠魂尚在弥留之际，竺可桢肝胆欲碎，所谓阴阳两隔，痛彻肺腑。
　　9月20日，竺可桢依陆游《沈园》诗原韵，写下《续成步放翁原韵悼侠魂绝句两首》：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此外，竺可桢还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以悼念亡妻，并追怀其夫妻近“二十年”的美满婚姻。《吴宓自编年谱》记载：“1919年春，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邵元冲妻。笔者注）来波城（即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
　　更不幸的是竺可桢的长子竺希文后来竟在特殊年代罹难，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彼时竺可桢可谓哀痛欲绝，他哽咽难言，于1961年2月20日写下《哭希文》：
　　忆汝十六气峥嵘，投笔从戎辞母行。
　　杀敌未成违壮志，读书不遂负生平。
　　失言自知咎应得，却毒无方腹疾婴。
　　痛尔中年竟早逝，使我垂老泪盈盈。
　　中年丧子，是人生几个最大的不幸之一，《哭希文》曲折道来，让人黯然神伤。
　　原来，竺可桢有三子三女，其中，他与张侠魂生有竺津（即竺希文，娶孙祥清）、竺梅（先后嫁于胡鸿慈、陶煦，后病故）、竺衡（即早夭的竺希平）、竺安（小名彬彬，娶傅婉芳）、竺宁（嫁于郭应章）；又与陈汲（即陈允敏。张侠魂死后一年，经人介绍，竺可桢与陈源的妹妹陈汲结婚）生有竺松（嫁于黄峰）。竺希文是他的长子，对这个儿子，竺可桢格外器重并爱护，然而正是这个儿子，所谓生不逢时，先是战争年代中从军，历经苦难，后在政治运动中得咎，在社会最底层中喘息度日。据竺可桢日记1958年5月25日：“前天接宁宁函，报告希文在他校里（南京十四中）被判定为右派分子，已停职，做临时工作，而且有反革命的嫌疑。今日彬彬带来的十四中的《锄毒草》四期，其中载竺津的话说，据[说]有一个老同学刚从东北回，说在1951年他被抓判刑八年，到今年才释放，说‘判刑轻者错误少，多者差误大’（在数学小组漫谈）。说负责干部有特权思想，说董校长儿子考学校得照顾，不及国民党时代。说现在特殊化，出现了新贵族（这是去年五月中谈的话）。有人揭发他说‘过去农民养地主，现农民养干部’，‘拍马屁、喊口号就算进步’。《锄毒草》第廿期‘恶毒的竺津’，说希文仍说‘我当时准备一本《宪法》，如有人要整我，我就和他斗到底，看谁斗过谁’，这是恶毒的竺津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又说‘葛佩琦的言论有百分之七十是正确的’。攻击两个党员校长薛位亚、董德良，要党的领导脱胎换骨。”“他教历史、生物、数学，没有一样教得好，学生意见很多。数学每班都有二三十人不及格，他的水平应该可以教好，但他说教得越坏越好，不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上面材料来看，希文的右派是肯定的，他自己认为二级处分强迫劳动改造是公正的。”又，1959年3月23日：“希文在浦口石佛寺农场教养劳动，身体不好而浮肿，且腿亦肿，已从小腿胀至大腿，但营中无人照管，本月初宁和祥清去见场长，不能见到，队长说不能保出，也不能自觅医，今日得宁来信，说希文来信，面又肿，过去吐血。我看情形不妙，所以要杨秘书和组织商量，杨要我和郁秘书长谈。”又，3月24日：“希文的病，我很担心。他在场中工作已编入五队（病人队），算是照顾，但究竟什么病，不知道。据来信，我想是心脏病。”又，6月10日：“希文已由浦口石佛寺农场因养病保出，回南京珞珈路，曾有函来。因从此赋闲，而身体弱不能做事，又失去伙食费，过去每月由我们寄三十元给济，从本月起寄六十元。”由此可见其被打成“右派”以及被下放劳改并身患重病的经由。
　　竺希文死后，竺可桢写下了那沉郁的诗篇——《哭希文》。据竺可桢日记1963年11月8日：在南京珞珈路四十八号的家里，竺可桢于“屋中见形如小型收音器，以为是无线电收音器，细视始知是希文骨灰，为之一惊。我为希文写的一首诗也贴在其上，右为希文照片，见之为之黯然”。
　　1972年2月，竺可桢的友人钱昌照写诗悼念陈毅，诗曰：
　　亚非访问千秋业，美蒋驱除百战身。
　　国正需才公忽逝，哀哉四海失此人。
　　毕生尽瘁为军民，磊落胸怀一字真。
　　才气纵横风格好，永将启发后来人。
　　竺可桢随之也于黎明在枕上吟成《七律》一首。原来，早在1949年鼎革之际，竺可桢曾在上海听了陈毅的一席之谈，于是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寄予了无限的期待，为此他不仅没有响应蒋氏父子的召唤赴台，反而欣然赴北京接受了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后来，他与快人快语的陈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他日记中不时有这样的记载，“我于1954年10月与陈外长同去东德报聘，回后又常在北京城北文津街养蜂夹道的俱乐部游泳池中遇到（他）”等等。 　　竺可桢悼念陈毅的诗云：
　　少壮从戎反帝蒋，指挥若定率偏师。
　　出奇制胜类安石，排难解纷胜范蠡。
　　曾随使节访东德，几度并肩泳北池。
　　忽报大星陨燕地，五洲哀惋电飞驰。
　　诗成之后，竺可桢辗转反侧，反复吟咏。1972年2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间我把2月3日悼陈毅七言诗重新阅读，发现我诗平仄方面确有不妥之处，因前四句与后四句不协调。再仔细看毛主席七律和唐诗，没有前四句与后四句不协调者，因此，改前四句如下：‘少年立志誓抗日，若定指挥游击师。高举红旗取沪渎，大声铁面斥魑魅。’前一句，指陈毅率领中央革命根据地残军坚持游击战争一事，后一句，指陈毅曾洞烛林彪阴谋并当面指责之一事。”
　　这一首诗，也是当年对“林彪事件”最早有所反应的诗篇。

二、游历诗、风光诗

　　1961年2月，竺可桢在赴贵州遵义期间写了《重游遵义》：“一别遵义十五年，重游旧地如登仙。红花岗上千株雪，湘水桥边万斛田。厂矿商场既满谷，园亭黉舍亦连绵。播州自古称穷僻，黔北于今鞭着先。”
　　抗战期间，竺可桢率浙大西迁至贵州，辛苦办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战争年代崛起了“东方剑桥”之谓的一所高校，而自1946年浙大复员返杭，时间又过去了十五年，竺可桢领略旧地风物，一时感慨万端，遂有“登仙”之感。
　　1963年3月，竺可桢赴西双版纳小勐仑植物园考察，写下《南国风光无限好》：“南国风光无限好，百花正待雾中看。披荆斩棘开山苦，拾豆收瓜得果甜。装入葫芦岂止药，刀耕山谷皆为田。杜鹃夜夜啼归去，满不思乡坦腹眠。”
　　1964年5月，竺可桢在无锡，写了《四到太湖》：“弹指声中三十年，荏苒四到太湖边。蠡园一部衰兴史，漫听园丁口里传。”
　　1964年10月，竺可桢在庐山游览，欣然写下《登庐山含鄱岭》：“平畴万顷庆丰收，踏到含鄱岭上头。云雾拨开见五老，月明湖水照中秋。久仰匡庐愿一面，远来革履自三洲。友朋情谊遍天下，雨落滋深念前游。”
　　1965年4月，竺可桢于“四清”运动中在太原考察，其间曾赴卧虎山工人牛奶场参观，事后他题诗曰：“鲜奶初上口，人人笑颜开。农工兼艺术，盛世出奇才。”
　　随即，他赴汾阳县贾家庄生产大队参观，又写诗曰：“文水出烈女（指刘胡兰。笔者注），汾阳古干城。善恶两条路，自古有斗争。农业为基础，努力生产增。种瓜抑种棉，阶级泾渭分。搞半机械化，事半功倍成。养猪亦有道，春生不冬生。事事找规律，工作有遵循。改良盐碱土，公社万年青。美兮贾家庄，年年庆丰登。”
　　此之山西一行，竺可桢还到昔阳县大寨参观，并有诗《颂大寨》一阙：“愚公虽有移山志，成事还须待子孙。大寨沟梁尽石砾，十年辛苦变田园。咬牙酣战狼窝掌，赤手填平虎首墩。不怕天时有水旱，只凭人力转乾坤。”

三、庆贺诗和历史抒怀诗

　　1962年5月，竺可桢撰《贺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东南学府，为国之光。男女同校，唯此始创。外御强敌，内抑豺狼。天下有道，黉舍乃昌。”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它也是竺可桢当年留学归国后先后执教的所在，且其两度担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他对该校的感情可想而知。
　　1971年1月，正值辛亥革命花甲之年，竺可桢撰成《辛亥元旦抒怀》：“光阴似沉水，逝者不停留。新旧交替速，一日如三秋。电弧代油烛，塑料顶棉绸。腾云不足道，广寒可漫游。昔称病夫国，今反帝与修。工农秉国政，士子牧羊牛。物富仓廪足，人勇大江泅。我生仅八十，胜于古千周。”
　　上述一些诗皆作于特殊的年代，也都带有一些特殊的历史痕迹，当然这也毫不奇怪的了。

四、科学诗

　　竺可桢是科学家，他的一些诗围绕科学和技术的主题而展开，也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了。
　　1964年5月，竺可桢写了《冷门地理显才能》：“农业分区声势大，冷门地理显才能。学科自古随任务，好比河高船自升。”
　　1965年8月，竺可桢撰《颂西安光机分析》（“西安光机分析”，即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分所成立，才及三冬。探索真理，宛若神通。傳光转角，使冥显容。明察微妙，洞烛海空。敬礼同人，既专且红。熟习毛选，以共登科学之高峰。”
　　1970年5月，竺可桢听闻中国人造卫星升天成功，欣喜而作《歌颂我国人造卫星上天》，并“和钱昌照（乙藜）颂卫星诗并步原韵”：“神州创业本天成，火箭腾空宋代惊（宋人发明火药。笔者注）。今日歌音绕寥廓，夺人事迹有先声。”
　　钱昌照的原诗是：“精神物质互相成，奇迹频仍魑魅惊。绕地红星天上过，人间到处是歌声。”竺可桢和诗后，又仿钱昌照诗创作了一首《七绝》：“一从赤县色染红，随处人歌毛泽东。此曲也应天上有，故教飞鼓（卫星外形如圆筒状，犹如腰鼓。笔者注）绕长空。”
　　以上竺可桢两首歌颂卫星的诗，竺可桢在抄寄浙江大学郑晓沧先生时有部分改动，即：
　　神州创造胜天成，火箭腾空宋代惊。
　　今日歌音绕寥廓，夺人奇迹有先声。
　　不论白发与儿童，遍地人歌毛泽东。
　　此曲也应天上有，故教飞鼓绕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