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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倏忽,人事苍黄,老友魏启明远行竟已十个年头。想起十年前的2000年11月,我正在上海,忽然听到电台播送他猝然病逝的哀音,惊愕得半天无语。两三年来正期盼着他主演的力作《左宗棠》能获得解禁献映的消息,不料等来的却是噩耗。11月13日那天上午,给他的夫人张文今女士打了多次电话都未通,想是去电话吊唁的人太多,只好发一封电报,其中有三句:“童年相识,青年相处,老年相知。”匆忙落笔的瞬间,想起我们两人六十多年的交往。
1934年秋,我家从故乡淮安迁居杭州,住在涌金门内红门局,斜对门就是启明家。他的双亲同我的父母是常来常往的好友,下一代儿女自然就结成童年伙伴。启明只比我小两岁,下边的弟妹们都比我俩相差四五岁。我自幼性格怯懦,聪明而顽皮的启明就充当嬉戏中的领头人,其实那时他不过八九岁。抗战军兴,杭州沦于敌手,我们两家先后避难到上海。他们家住在愚园路渔光村底,我们家在曹家渡五角场附近,两位父亲分别在中南银行和盐业银行供职,孩子们上学又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即使住处相距并不算太远,来往却不如杭州时频繁。只记得1940年春天有一次随父母去渔光村,遇到刚上中学的启明,谈起我们两个学校高班同学要罢课示威,抗议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两人说得慷慨激昂,很有点少年豪气,不再像杭州时代无忧无虑的小孩了。
转眼间到了抗战胜利,我的家迁离上海去扬州,父亲也在外地就业,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没有住处,就借住到渔光村魏老伯家,和启明同住在三楼上一间小屋。我每天早晨出门,晚上回到小楼来睡觉。那时他已考入圣约翰大学中文系,我则在之江大学念教育系,都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因此每天都在课余参加“上海联”(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的活动。那时上海刚刚结束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黯淡年月,进步的“上海学联”尚未成立,“上海联”利用基督教会的条件,在大中学生中开展活动。启明参加“少年服务团”,在一些学校里搞公益性的服务工作和歌咏,我被分配编辑会刊《联声》。白天并不常遇到,只有晚上联床夜话时,才互相交流。那时我已发现他的兴趣远不止大学里攻读的中国文学,也不限于“上海联”那些活动,而是对演戏情有独钟,只可惜当时没有条件举行戏剧演出。这棵年轻的戏剧苗芽还没有机会破土而出。
1945年12月,从遥远的昆明传来“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上海学生群情激奋,从来没有遇到公然开枪杀害学生和老师的事,也就第一次领略反动政府的残暴和无耻。地下党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党组织指派给我的任务是同我认识的昆明受难者之一于再先生在沪家属联系,协助他们在玉佛寺做佛事举行家祭,同时发动大中学生和各界人士前去吊唁,将家祭扩大为公祭,公祭以后举行示威游行。另一位地下党同志、圣约翰大学的周志毅(后改名朱良),负责同学生组织联系。志毅每晚骑自行车来到渔光村200号楼下,吹几声口哨,我推窗下望,看清是他,就下楼同他在冷清的弄堂里一边漫步一边交换情况,商量下一步行动。这些事属于党内布置的秘密任务,虽不便向启明讲明,对他却绝对信任,因为那几天晚上我们常常谈论昆明惨案。每天晚上只要窗下口哨声响起,他就向我眨眨眼睛,会心一笑,目送我轻轻下楼去。1月13日那天,我们各自早早出门,相互也不说明去何处,晚上在小屋相聚时,他突然用口哨吹出白天在玉佛寺集会时唱的一首歌曲《安息吧,死难的同学》,我听了两句,忍不住问:“你今天也去了?”他点点头,说了一句:“你这几天就在忙这件事吧?我早就猜到了。”两个人互相捶了一下肩膀,一起大笑起来。
以后不久,我进《世界晨报》当记者,住进虹口报馆宿舍,就此离开渔光村,也同启明小别,以后几乎没有机会见面。冬天,报纸停刊,我去广肇女中任教,住在四川路底横浜桥畔。1948年春天,有一天在四川路上偶然相遇,执手相看,分外高兴,才知道他已进了上海市实验戏剧专科学校(当时简称“剧专”),校址就在横浜桥北,校长是老戏剧家熊佛西先生。那年他二十二岁,正是青春焕发的年华。我们站在嘈杂的马路上聊了好一会,那天南京正上演“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闹剧,广播中直播公开计票情况,商店收音机里不停地叫嚷“李宗仁、李宗仁、孙科……”。我们自然地谈起前年上海剧艺社演的话剧《升官图》,他还说:“蓝马的演技真是一绝。”聊起那两年话剧不景气,许多话剧演员都去拍电影,启明说他决不相信话剧会就此衰落下去,以后一定有大发展的时候。果然,仅仅一年以后,我们两人所盼望的新时代就来临了。
上海解放不久,我曾去“剧专”看他们自编自演反映解放前学生运动的话剧《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启明并没有参加演出。后来听说他参了军,进入苏南军区文工团,其后又入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终于实现从事话剧事业的夙愿。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风雨年年,“运动”不断,彼此联系不多,情况不明,只在《东进序曲》中看到他演汪伪政权派到江州去劝说“二刘”的特使,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戏也不多,如果不因为演员是老友,我也不会留意的。
十年大动乱结束,启明从南京回到上海,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历史新时期中,过了半百之年的他得到施展才华、驰骋舞台的广阔天地,从此戏路大开。《陈毅市长》成为他演技艺术的一个高峰。1980年夏天,这部由沙叶新编剧、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魏启明主演的好戏来北京上演,让首都观众看到一位好市长。那几天,首都观众都在称道一位好市长——陈毅,都在谈论一出好戏——《陈毅市长》。
作为解放初期曾经在上海工作过的人,我一直期待陈毅同志建国后的光辉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出现,这种心情,恐怕决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看了《陈毅市长》的演出,感到这个戏的思想道德力量和艺术魅力,远远超过上述心情。对许多人来说,过去只知道的陈毅是一位南征北战、战功彪炳的元帅,是一位有胆有识、誉满五洲的外交部长,是一位高瞻远瞩、谈笑风生的政治家,是一位才华横溢、文如其人的诗人。但是,对他作为一个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政策、时刻将群众疾苦放在心头的市长,一位鞠躬尽瘁、勤勤恳恳的人民公仆,恐怕上海以外的大多数同志是知之不多的。话剧舞台上的陈毅市长,是在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杰出榜样来到我们生活中的。他是在我们努力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清除封建主义等等旧思想旧意识的时候,来敲一下警钟、送一帖良药的。他是在人民群众的困难还没有完全克服、生活条件还需要大大改善,而不少官僚主义习气严重的人对老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时候,来告诉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怎样当好人民公仆的。无怪在散场之后,我听到这样的议论:“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市长!”“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省长、市长、书记,大小头头,都像陈毅这样,四化还有什么问题!”
启明在这部戏里,真是将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陈毅同志演活了。他准确地、细致入微地让观众看到一位活生生的共产党人形象。人们评论“真像!”决不只是演员那一口四川话和那些惟妙惟肖的形体动作,最主要是演出了这个伟大的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引人振奋,使人鼓舞,发人深思,催人泪落。
1998年秋天,启明又给我们送来一部杰作,电视剧《马寅初》。
那一年是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第二年1999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又值世纪之交,自然会引起人们对百年来历史的兴亡成败、人物浮沉作冷静的审视和沉思。那些年,大家都大谈“科技兴国”这个头等大事,都在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重视知识、尊重人才。5月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后,又大大弘扬北大崇尚民主科学、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电视剧《马寅初》恰恰在这个时刻来到观众面前,自然就平添一层历史沧桑感。
《马寅初》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位爱国教授、民主教授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高贵品质。陈毅元帅早就作过评价:“据我看,像你马老一样能顶住风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在党内外没有几个。”不论党内党外,能发表正确主张、正确意见的人很多,但是像马寅初那样能敢于直言、坚持真理、不怕打击、义无反顾的猛士,确实没有几个。解放前,他不畏强暴,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解放后,他关心民生疾苦,渴望祖国富强,经垂老之身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孜孜不倦,殚精竭虑。特别是五十年代中那篇具有真知灼见的《新人口论》,针对中国国情,切中时弊,一反当时潮流,提出正确的理论和主张,竟受到“左”倾错误思潮下的无理批判。但他为了维护真理,不屈不挠,孤军作战,坚持到底。历史最后终于证明马老的正确和伟大,那些以力压人的“批判”又是多么专横和荒谬。
在《马寅初》前,启明以72岁高龄刚刚拍完一部大型电视剧《左宗棠》,之后接着又推出这么一个重头戏,着实令人感佩。时间跨度五十年。矛盾错综复杂,情节大起大落,但他表现人物精神状态细致准确,刻画心理活动丝丝入扣,不瘟不火而又个性鲜明。他对几种不同人物关系的处理,如对孔祥熙之流是嬉怒笑骂,不卑不亢;对老友黄炎培、邵力子是真诚相处,肝胆相照;对家乡亲友是质朴厚道,平易近人;对亲近喜爱的学生弟子是循循善诱,温和风趣;对一些装腔作势的“批判”者是正气凛然、寸步不让。这些他都把握得极有分寸,恰到好处。而自始至终,又都突出马寅初这个人物爱憎分明、无私无畏的一身正气。
且看一个镜头:“批判”会上,马寅初敢于面对康生坐镇的千钧压力,据理辩驳,甚至拂袖而去,表现了宁折不弯的崇高气节。但当周恩来总理约他饮茶面叙、劝他顾全大局适当地“自我检讨”时,他却陷于为难境地。一边是素来敬爱的总理,一边又是涉及国家民族前途的真理。何去何从,彻底难眠,终于做出痛苦的决定:没有按总理的劝告作违心的检查求得“过关”。这场戏里,演员将一位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崇高形象,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地显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长久地记住他。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敬仰马寅初,感谢<马寅初>》的小文,(发表在1998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上),文章最后写道:“我们现在多么需要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教授!我们现在多么需要《马寅初》这样的好电视剧,多么需要魏启明这样的好演员!若有机会评选最佳电视剧和最佳男主角,我一定投一票!”这只是表示作为老朋友和观众的一点心意,后来知道,那年评选最佳电视剧,启明果然众望所归,以最高票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我去电话祝贺,他爽朗地连声笑答:“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我明白他的心思,大约他更满意于《左宗棠》,认为可能是自己几十年表演艺术得意之作。
那些年他来北京次数较多,来了必到我家一次,我们把晤畅谈的机会也较多,或在附近的小饭馆痛饮几杯,或在家里以茶代酒天南地北闲聊。
有一次偶然说起彼此的名字,我说:“你的名字乍看之下也不算奇特,却很有深意。启明,启发人的智慧,启发人的觉悟。”他哈哈大笑,说“你这是小题大做,随意拔高。”
“我是有根据的。”我认真地说,“不讲别的,就说你这些年献给社会的两部戏:《陈毅市长》和《马寅初》。一是告诉人怎样当好人民公仆,为大小干部树立一个光辉榜样。二是告诉人怎样坚持维护真理、不向权势低头,做一个为国为民堂堂正正的人。这两点启发的意义还小吗?”我说:“天上有颗启明星,亮在黎明前的时候,人间有个魏启明……”他赶紧用笑声拦住:“打住打住,你这是折煞我也!”
拍摄《马寅初》的时候,启明已知道身罹恶疾,似乎也预感到老天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太多,何况又是刚拍完另一部电视片《左宗棠》之后,身心交瘁。但他处之泰然,一直保持恬静豁达的心境。近两三年他几次来北京,到我处相晤,几乎绝口不提自己的病情,问起时也只是简单地回答:“还行,没有什么。”倒详细叙述拍《左宗棠》过程中的辛苦劳累,炎炎夏日,要披铠甲,穿重裘,在西北荒原上驰驱奔走,说得兴起时照样嘻嘻哈哈,哪像是重病人。谈得更多的是为它遭遇重重难关,被一再拖延不能问世而焦急和苦恼。一位艺术家最大的苦恼,莫过于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不能奉献给社会,在人民群众中找到知音。《马寅初》的成功可以让他得到些精神的安慰和心灵的补偿,《左宗棠》却未能让他释然于怀。如果他临终时还有什么遗憾的话,这可能是最大的遗憾。
九十年代中我有一次去上海,住在永福路“上影”文学部。启明来电话约我去他家小聚,我按时到了渔光村,距当年借住时已有半个世纪,不禁兴起一阵今昔之感。坐定下来,他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我是一定要你来聚一聚,喝几杯酒,让你回忆一下几十年前的旧梦,你下次再来上海,渔光村就没有了,这幢房子也保不住了,成了马路了。”我们聊起五十年前往事,我问起魏老伯的身体近况,他说老人家身体不如以前,但精神还好,现在住在嘉定他的小妹妹家,不愿意来上海,认为上海太闹了。说着,就站起身往嘉定去电话。我在电话中向五十多年未见的老人谨致问候。老人的声音还像当年那样清晰,南京口音也没有改。我回北京后告诉老父,老人也深深感到欣慰。
那天晚上握别时,启明不无感伤地说了一句:“你也就向渔光村告别了。”我不禁向那幢上了年纪的老楼房又凝视了一眼。
他迁入新居以后,听说又住过两次医院,仍在被病魔缠绕,我去电话慰问时,他总是照旧乐呵呵地说“没事”。还说起前不久去了一次南京拍《虎踞钟山》。我说:“那不是写刘伯承元帅的戏?”言下之意是你演陈老总的去干什么呢?他在电话中笑着说:“是啊,刘帅到南京,我这个华东军区司令员能不去奉陪吗?”其实只是一两个几秒钟的镜头,但是他还是认真对待,抱病去当了个配角。我再一次劝他在病情稳定之后,不必再接新戏,也尽量少参加些不太必要的社会活动,将息病体,在那郊区新居里安安静静地写点东西,回顾和总结从艺五十年的经历和心得。这回他不笑了,叹口气说:“不行啊,上海这地方你还不知道?哪能有多少安静的时候!”对着电话机,我仿佛看见他乐观而又有点无奈的神色。
他对生活、对事业、对生命从来都很乐观。对这样一个乐观而执著的人,是不该用眼泪送行的。他走得虽然有痛苦,却不会哀伤,也不会感到寂寞和孤独,因为他已经将那么多真、善、美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千千万万观众。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重遇许多他所尊敬、仰慕的前辈师长,许多共同走过几十年人生道路的战友、同行和知交,他们还会共同编导演出一出又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回报人间对他们的感激、关切和思念。
十年了,启明星没有陨落,依然在苍穹深处闪烁……
附:
临江仙
兴会陈毅市长
张爱萍
上海解放乾坤定,
砸开千年枷锁,
创业艰难奈我何,
冒险家乐园,改造大计多。
古来罕见新市长,
共喜笑语春和,
夜访百家解民渴,
“染红”铭教诲,风采万代歌。
七律
看话剧《陈毅市长》志感
陈昊苏
熏风吹遍乐何如,
初衷未改争民主,
共产党人众望孚,
本质仍红耻特殊。
英勇牺牲捐小志,
四化新征多险阻,
忠诚服务做公仆,
群情莫负忆当初。
1934年秋,我家从故乡淮安迁居杭州,住在涌金门内红门局,斜对门就是启明家。他的双亲同我的父母是常来常往的好友,下一代儿女自然就结成童年伙伴。启明只比我小两岁,下边的弟妹们都比我俩相差四五岁。我自幼性格怯懦,聪明而顽皮的启明就充当嬉戏中的领头人,其实那时他不过八九岁。抗战军兴,杭州沦于敌手,我们两家先后避难到上海。他们家住在愚园路渔光村底,我们家在曹家渡五角场附近,两位父亲分别在中南银行和盐业银行供职,孩子们上学又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即使住处相距并不算太远,来往却不如杭州时频繁。只记得1940年春天有一次随父母去渔光村,遇到刚上中学的启明,谈起我们两个学校高班同学要罢课示威,抗议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两人说得慷慨激昂,很有点少年豪气,不再像杭州时代无忧无虑的小孩了。
转眼间到了抗战胜利,我的家迁离上海去扬州,父亲也在外地就业,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没有住处,就借住到渔光村魏老伯家,和启明同住在三楼上一间小屋。我每天早晨出门,晚上回到小楼来睡觉。那时他已考入圣约翰大学中文系,我则在之江大学念教育系,都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因此每天都在课余参加“上海联”(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的活动。那时上海刚刚结束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黯淡年月,进步的“上海学联”尚未成立,“上海联”利用基督教会的条件,在大中学生中开展活动。启明参加“少年服务团”,在一些学校里搞公益性的服务工作和歌咏,我被分配编辑会刊《联声》。白天并不常遇到,只有晚上联床夜话时,才互相交流。那时我已发现他的兴趣远不止大学里攻读的中国文学,也不限于“上海联”那些活动,而是对演戏情有独钟,只可惜当时没有条件举行戏剧演出。这棵年轻的戏剧苗芽还没有机会破土而出。
1945年12月,从遥远的昆明传来“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上海学生群情激奋,从来没有遇到公然开枪杀害学生和老师的事,也就第一次领略反动政府的残暴和无耻。地下党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党组织指派给我的任务是同我认识的昆明受难者之一于再先生在沪家属联系,协助他们在玉佛寺做佛事举行家祭,同时发动大中学生和各界人士前去吊唁,将家祭扩大为公祭,公祭以后举行示威游行。另一位地下党同志、圣约翰大学的周志毅(后改名朱良),负责同学生组织联系。志毅每晚骑自行车来到渔光村200号楼下,吹几声口哨,我推窗下望,看清是他,就下楼同他在冷清的弄堂里一边漫步一边交换情况,商量下一步行动。这些事属于党内布置的秘密任务,虽不便向启明讲明,对他却绝对信任,因为那几天晚上我们常常谈论昆明惨案。每天晚上只要窗下口哨声响起,他就向我眨眨眼睛,会心一笑,目送我轻轻下楼去。1月13日那天,我们各自早早出门,相互也不说明去何处,晚上在小屋相聚时,他突然用口哨吹出白天在玉佛寺集会时唱的一首歌曲《安息吧,死难的同学》,我听了两句,忍不住问:“你今天也去了?”他点点头,说了一句:“你这几天就在忙这件事吧?我早就猜到了。”两个人互相捶了一下肩膀,一起大笑起来。
以后不久,我进《世界晨报》当记者,住进虹口报馆宿舍,就此离开渔光村,也同启明小别,以后几乎没有机会见面。冬天,报纸停刊,我去广肇女中任教,住在四川路底横浜桥畔。1948年春天,有一天在四川路上偶然相遇,执手相看,分外高兴,才知道他已进了上海市实验戏剧专科学校(当时简称“剧专”),校址就在横浜桥北,校长是老戏剧家熊佛西先生。那年他二十二岁,正是青春焕发的年华。我们站在嘈杂的马路上聊了好一会,那天南京正上演“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闹剧,广播中直播公开计票情况,商店收音机里不停地叫嚷“李宗仁、李宗仁、孙科……”。我们自然地谈起前年上海剧艺社演的话剧《升官图》,他还说:“蓝马的演技真是一绝。”聊起那两年话剧不景气,许多话剧演员都去拍电影,启明说他决不相信话剧会就此衰落下去,以后一定有大发展的时候。果然,仅仅一年以后,我们两人所盼望的新时代就来临了。
上海解放不久,我曾去“剧专”看他们自编自演反映解放前学生运动的话剧《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启明并没有参加演出。后来听说他参了军,进入苏南军区文工团,其后又入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终于实现从事话剧事业的夙愿。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风雨年年,“运动”不断,彼此联系不多,情况不明,只在《东进序曲》中看到他演汪伪政权派到江州去劝说“二刘”的特使,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戏也不多,如果不因为演员是老友,我也不会留意的。
十年大动乱结束,启明从南京回到上海,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历史新时期中,过了半百之年的他得到施展才华、驰骋舞台的广阔天地,从此戏路大开。《陈毅市长》成为他演技艺术的一个高峰。1980年夏天,这部由沙叶新编剧、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魏启明主演的好戏来北京上演,让首都观众看到一位好市长。那几天,首都观众都在称道一位好市长——陈毅,都在谈论一出好戏——《陈毅市长》。
作为解放初期曾经在上海工作过的人,我一直期待陈毅同志建国后的光辉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出现,这种心情,恐怕决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看了《陈毅市长》的演出,感到这个戏的思想道德力量和艺术魅力,远远超过上述心情。对许多人来说,过去只知道的陈毅是一位南征北战、战功彪炳的元帅,是一位有胆有识、誉满五洲的外交部长,是一位高瞻远瞩、谈笑风生的政治家,是一位才华横溢、文如其人的诗人。但是,对他作为一个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政策、时刻将群众疾苦放在心头的市长,一位鞠躬尽瘁、勤勤恳恳的人民公仆,恐怕上海以外的大多数同志是知之不多的。话剧舞台上的陈毅市长,是在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杰出榜样来到我们生活中的。他是在我们努力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清除封建主义等等旧思想旧意识的时候,来敲一下警钟、送一帖良药的。他是在人民群众的困难还没有完全克服、生活条件还需要大大改善,而不少官僚主义习气严重的人对老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时候,来告诉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怎样当好人民公仆的。无怪在散场之后,我听到这样的议论:“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市长!”“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省长、市长、书记,大小头头,都像陈毅这样,四化还有什么问题!”
启明在这部戏里,真是将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陈毅同志演活了。他准确地、细致入微地让观众看到一位活生生的共产党人形象。人们评论“真像!”决不只是演员那一口四川话和那些惟妙惟肖的形体动作,最主要是演出了这个伟大的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引人振奋,使人鼓舞,发人深思,催人泪落。
1998年秋天,启明又给我们送来一部杰作,电视剧《马寅初》。
那一年是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第二年1999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又值世纪之交,自然会引起人们对百年来历史的兴亡成败、人物浮沉作冷静的审视和沉思。那些年,大家都大谈“科技兴国”这个头等大事,都在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重视知识、尊重人才。5月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后,又大大弘扬北大崇尚民主科学、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电视剧《马寅初》恰恰在这个时刻来到观众面前,自然就平添一层历史沧桑感。
《马寅初》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位爱国教授、民主教授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高贵品质。陈毅元帅早就作过评价:“据我看,像你马老一样能顶住风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在党内外没有几个。”不论党内党外,能发表正确主张、正确意见的人很多,但是像马寅初那样能敢于直言、坚持真理、不怕打击、义无反顾的猛士,确实没有几个。解放前,他不畏强暴,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解放后,他关心民生疾苦,渴望祖国富强,经垂老之身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孜孜不倦,殚精竭虑。特别是五十年代中那篇具有真知灼见的《新人口论》,针对中国国情,切中时弊,一反当时潮流,提出正确的理论和主张,竟受到“左”倾错误思潮下的无理批判。但他为了维护真理,不屈不挠,孤军作战,坚持到底。历史最后终于证明马老的正确和伟大,那些以力压人的“批判”又是多么专横和荒谬。
在《马寅初》前,启明以72岁高龄刚刚拍完一部大型电视剧《左宗棠》,之后接着又推出这么一个重头戏,着实令人感佩。时间跨度五十年。矛盾错综复杂,情节大起大落,但他表现人物精神状态细致准确,刻画心理活动丝丝入扣,不瘟不火而又个性鲜明。他对几种不同人物关系的处理,如对孔祥熙之流是嬉怒笑骂,不卑不亢;对老友黄炎培、邵力子是真诚相处,肝胆相照;对家乡亲友是质朴厚道,平易近人;对亲近喜爱的学生弟子是循循善诱,温和风趣;对一些装腔作势的“批判”者是正气凛然、寸步不让。这些他都把握得极有分寸,恰到好处。而自始至终,又都突出马寅初这个人物爱憎分明、无私无畏的一身正气。
且看一个镜头:“批判”会上,马寅初敢于面对康生坐镇的千钧压力,据理辩驳,甚至拂袖而去,表现了宁折不弯的崇高气节。但当周恩来总理约他饮茶面叙、劝他顾全大局适当地“自我检讨”时,他却陷于为难境地。一边是素来敬爱的总理,一边又是涉及国家民族前途的真理。何去何从,彻底难眠,终于做出痛苦的决定:没有按总理的劝告作违心的检查求得“过关”。这场戏里,演员将一位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崇高形象,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地显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长久地记住他。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敬仰马寅初,感谢<马寅初>》的小文,(发表在1998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上),文章最后写道:“我们现在多么需要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教授!我们现在多么需要《马寅初》这样的好电视剧,多么需要魏启明这样的好演员!若有机会评选最佳电视剧和最佳男主角,我一定投一票!”这只是表示作为老朋友和观众的一点心意,后来知道,那年评选最佳电视剧,启明果然众望所归,以最高票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我去电话祝贺,他爽朗地连声笑答:“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我明白他的心思,大约他更满意于《左宗棠》,认为可能是自己几十年表演艺术得意之作。
那些年他来北京次数较多,来了必到我家一次,我们把晤畅谈的机会也较多,或在附近的小饭馆痛饮几杯,或在家里以茶代酒天南地北闲聊。
有一次偶然说起彼此的名字,我说:“你的名字乍看之下也不算奇特,却很有深意。启明,启发人的智慧,启发人的觉悟。”他哈哈大笑,说“你这是小题大做,随意拔高。”
“我是有根据的。”我认真地说,“不讲别的,就说你这些年献给社会的两部戏:《陈毅市长》和《马寅初》。一是告诉人怎样当好人民公仆,为大小干部树立一个光辉榜样。二是告诉人怎样坚持维护真理、不向权势低头,做一个为国为民堂堂正正的人。这两点启发的意义还小吗?”我说:“天上有颗启明星,亮在黎明前的时候,人间有个魏启明……”他赶紧用笑声拦住:“打住打住,你这是折煞我也!”
拍摄《马寅初》的时候,启明已知道身罹恶疾,似乎也预感到老天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太多,何况又是刚拍完另一部电视片《左宗棠》之后,身心交瘁。但他处之泰然,一直保持恬静豁达的心境。近两三年他几次来北京,到我处相晤,几乎绝口不提自己的病情,问起时也只是简单地回答:“还行,没有什么。”倒详细叙述拍《左宗棠》过程中的辛苦劳累,炎炎夏日,要披铠甲,穿重裘,在西北荒原上驰驱奔走,说得兴起时照样嘻嘻哈哈,哪像是重病人。谈得更多的是为它遭遇重重难关,被一再拖延不能问世而焦急和苦恼。一位艺术家最大的苦恼,莫过于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不能奉献给社会,在人民群众中找到知音。《马寅初》的成功可以让他得到些精神的安慰和心灵的补偿,《左宗棠》却未能让他释然于怀。如果他临终时还有什么遗憾的话,这可能是最大的遗憾。
九十年代中我有一次去上海,住在永福路“上影”文学部。启明来电话约我去他家小聚,我按时到了渔光村,距当年借住时已有半个世纪,不禁兴起一阵今昔之感。坐定下来,他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我是一定要你来聚一聚,喝几杯酒,让你回忆一下几十年前的旧梦,你下次再来上海,渔光村就没有了,这幢房子也保不住了,成了马路了。”我们聊起五十年前往事,我问起魏老伯的身体近况,他说老人家身体不如以前,但精神还好,现在住在嘉定他的小妹妹家,不愿意来上海,认为上海太闹了。说着,就站起身往嘉定去电话。我在电话中向五十多年未见的老人谨致问候。老人的声音还像当年那样清晰,南京口音也没有改。我回北京后告诉老父,老人也深深感到欣慰。
那天晚上握别时,启明不无感伤地说了一句:“你也就向渔光村告别了。”我不禁向那幢上了年纪的老楼房又凝视了一眼。
他迁入新居以后,听说又住过两次医院,仍在被病魔缠绕,我去电话慰问时,他总是照旧乐呵呵地说“没事”。还说起前不久去了一次南京拍《虎踞钟山》。我说:“那不是写刘伯承元帅的戏?”言下之意是你演陈老总的去干什么呢?他在电话中笑着说:“是啊,刘帅到南京,我这个华东军区司令员能不去奉陪吗?”其实只是一两个几秒钟的镜头,但是他还是认真对待,抱病去当了个配角。我再一次劝他在病情稳定之后,不必再接新戏,也尽量少参加些不太必要的社会活动,将息病体,在那郊区新居里安安静静地写点东西,回顾和总结从艺五十年的经历和心得。这回他不笑了,叹口气说:“不行啊,上海这地方你还不知道?哪能有多少安静的时候!”对着电话机,我仿佛看见他乐观而又有点无奈的神色。
他对生活、对事业、对生命从来都很乐观。对这样一个乐观而执著的人,是不该用眼泪送行的。他走得虽然有痛苦,却不会哀伤,也不会感到寂寞和孤独,因为他已经将那么多真、善、美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千千万万观众。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重遇许多他所尊敬、仰慕的前辈师长,许多共同走过几十年人生道路的战友、同行和知交,他们还会共同编导演出一出又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回报人间对他们的感激、关切和思念。
十年了,启明星没有陨落,依然在苍穹深处闪烁……
附:
临江仙
兴会陈毅市长
张爱萍
上海解放乾坤定,
砸开千年枷锁,
创业艰难奈我何,
冒险家乐园,改造大计多。
古来罕见新市长,
共喜笑语春和,
夜访百家解民渴,
“染红”铭教诲,风采万代歌。
七律
看话剧《陈毅市长》志感
陈昊苏
熏风吹遍乐何如,
初衷未改争民主,
共产党人众望孚,
本质仍红耻特殊。
英勇牺牲捐小志,
四化新征多险阻,
忠诚服务做公仆,
群情莫负忆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