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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的说法已持续七十余年，现在突然被“十四年抗战”所取代，一夜之间成为中小学教材所尊奉的标准话语。据称促成此改变的契机，是抗联老战士、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敏辗转提交给全国两会的建议。由此可推测，李敏的初衷首先是将抗联历史计入中国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但由八年向十四年转变，可能超出李敏意料外的一个后果是，它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抗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入侵中国的两个关键性节点。所不同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层面并未与日军做总体性直接对抗，零星的反抗只在民间存在;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则是举国被拖上战车。“八年抗战”的说法，坚持的是政府本位的历史观，“十四年抗战”则是社会史的思路。彼时训政的国民党提出“八年抗战”的说法，并不令人意外;而就当时“在野”的共产党而言，“十四年抗战”的叙述更符合实情。
即便如此，1931年至1937年的抗战，仍不能简单理解为“在野党”奋起而“执政党”隐匿的一次保家卫国行动。
让我们回到1931年，“九一八”之后，东北军一枪未发，张学良率部下退回关内……
中国创刊最早的报纸上海《申报》9月20日始大篇幅报道此事，标题为《日军大举侵略东省：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沈阳辽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开头的总括性综述称：
“十八日下午十一时，驻南满线日军四十名，突将皇姑屯北宁铁路拆毁，开始军事行动。十九日晨二時，日军第二师团进占商埠地及沈阳城。恣意搜索，省府及兵工厂粮秣厂均被焚毁。同时日军炮击北大营，因边署严令各军镇静，故军民死伤甚众，警察伤亡尤多。北大营驻军沿沈海线东退，途中被日兵截击，伤亡甚众。北大营及东北大学全被日军占领，交通完全断绝。荣臻（边署参谋长——作者注）及荣家属均被日军逮捕，第一旅长王以哲殉难。营口十九日晨八时亦被日军占领，站长、警务长被俘。日海军在营登岸，距营八里埋设地雷，防止客车前进。长春十九晨十时陷落。日军到处寻衅，焚掠极惨。”
在下面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中国军民虽为枪炮轰毙甚多，但华兵并未回击，亦未与抗”“我军民始终不与抗拒”……
从这个角度而言，东北军未放一枪的“九一八”是日本入侵之始，却并非中国抗日之始。
一般认为，一直到1931年11月初，由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才打响了抗战第一枪——这第一枪并非东北抗联所引发。
马占山是什么人？当时张学良在北平挽留万福麟赞襄军政，暂不返黑，所有一切军政统交马占山代理。马占山成了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他是东北军的人，不过既然东北军的老大张学良已经是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马占山当然无疑义是国军将领。
所以这抗战第一枪，是国军打的。
事实上在江桥战役之前，马占山部就和日军扶持的伪军张海鹏部发生激战。和日军的直接交火，则发生在11月4日的江桥镇。
据路透社11月7日发自东京的报道：“江桥战事现已停止，至少暂时停止，因马占山部下之军队已完全溃退，向昂昂溪而去也。战事颇为激烈，日兵死伤一百五十人。据陆军省消息，日兵已奉命不得越过汤溪……此间接到之满洲报告，谓嫩江战地华兵死尸中发现俄军官尸身一具，众信此乃苏俄人民。日兵死三十六人，伤一百四十四人，内有军官七、航空军官二，尚有飞机三架为机关枪所毁。华兵死者逾二百人。据哈尔滨消息，华兵阵亡一团长，又其他军官二、下级士官四十六人。”
虽然马占山部最终溃败，但以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看，这仗能打成这样，已是相当不赖。
江桥战役后，紧接着发生的是上海“一·二八”事變。抵抗日军的是国军第十九路军。也是执政党的武装力量。
东北抗联是什么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呢？东北抗联是1936年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改组而成。而按照官方说法，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是1933年9月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第二年11月，独立师扩建成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日军有游击战。《申报》在1934年8月9日还专有报道：
“辽宁东边发现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人数三千余，师长为杨靖宇，器械为新，并有轻重机关枪十余挺，炮四门，专择日军照领不及处攻击。日方调查该军系受苏联训练，内有俄军官二、政治工作人员二，指导一切，为纯粹红军，故畏惧殊甚。”
由上可知，在全面抗战之前，国军、抗联等各方武装力量均曾抵抗日军，因规模所限，只能称为局部抗战。
卢沟桥事变之前，1937年5月，日本关东军发表“最近满洲国治安”日文小册，其中讲述了东北义勇军等散布状况。他们称“匪贼”（义勇军）大体以吉东、滨江及黑龙江、三江等省为多，其中势派最大者为滨绥公路线附近出没之谢文东（五千人）、常有狥（三千人）、关宪仁（三千人）等三支，通常进出于依兰、方正两县。在五常、苇河、珠河各县一带出没最大势派者，为秦凤林、五龙两支，每支人数四千余，苇河县内有其根据地。在虎林、饶河、勃力、密山等县出没之义军，以李学万所率领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势派为大，人数五千余。另有李延禄所率之义军，人数千余，与李学万军互相呼应，游击于沿江等处。在松花江左岸之汤原、木兰、绥稜、凤山等县出没者，以赵尚志军势派最大，人数五千余，附近各地小支义军及小股抗日民团，均为其指挥。
这里面大家最熟悉的名字应是赵尚志，他和李学万（李学福）、李延禄也均为东北抗联将领。而报告中所说势派最大的谢文东，最初投奔东北军将领李杜，后来也成为东北抗联第八军军长。
《申报》在引述关东军“最近满洲国治安”时说，查1936年一年内，日军与义军交战共1891次，义军阵殁者13384人，而日军阵亡者为1970人，其负伤者犹不计。两相对照，可知义军抗战之激烈与杀敌之勇敢。
巧合的是，《申报》整理好关于关东军“最近满洲国治安”报告的报道那一天，恰好是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自此启动。
（摘自腾讯《大家》）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入侵中国的两个关键性节点。所不同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层面并未与日军做总体性直接对抗，零星的反抗只在民间存在;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则是举国被拖上战车。“八年抗战”的说法，坚持的是政府本位的历史观，“十四年抗战”则是社会史的思路。彼时训政的国民党提出“八年抗战”的说法，并不令人意外;而就当时“在野”的共产党而言，“十四年抗战”的叙述更符合实情。
即便如此，1931年至1937年的抗战，仍不能简单理解为“在野党”奋起而“执政党”隐匿的一次保家卫国行动。
让我们回到1931年，“九一八”之后，东北军一枪未发，张学良率部下退回关内……
中国创刊最早的报纸上海《申报》9月20日始大篇幅报道此事，标题为《日军大举侵略东省：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沈阳辽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开头的总括性综述称：
“十八日下午十一时，驻南满线日军四十名，突将皇姑屯北宁铁路拆毁，开始军事行动。十九日晨二時，日军第二师团进占商埠地及沈阳城。恣意搜索，省府及兵工厂粮秣厂均被焚毁。同时日军炮击北大营，因边署严令各军镇静，故军民死伤甚众，警察伤亡尤多。北大营驻军沿沈海线东退，途中被日兵截击，伤亡甚众。北大营及东北大学全被日军占领，交通完全断绝。荣臻（边署参谋长——作者注）及荣家属均被日军逮捕，第一旅长王以哲殉难。营口十九日晨八时亦被日军占领，站长、警务长被俘。日海军在营登岸，距营八里埋设地雷，防止客车前进。长春十九晨十时陷落。日军到处寻衅，焚掠极惨。”
在下面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中国军民虽为枪炮轰毙甚多，但华兵并未回击，亦未与抗”“我军民始终不与抗拒”……
从这个角度而言，东北军未放一枪的“九一八”是日本入侵之始，却并非中国抗日之始。
一般认为，一直到1931年11月初，由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才打响了抗战第一枪——这第一枪并非东北抗联所引发。
马占山是什么人？当时张学良在北平挽留万福麟赞襄军政，暂不返黑，所有一切军政统交马占山代理。马占山成了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他是东北军的人，不过既然东北军的老大张学良已经是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马占山当然无疑义是国军将领。
所以这抗战第一枪，是国军打的。
事实上在江桥战役之前，马占山部就和日军扶持的伪军张海鹏部发生激战。和日军的直接交火，则发生在11月4日的江桥镇。
据路透社11月7日发自东京的报道：“江桥战事现已停止，至少暂时停止，因马占山部下之军队已完全溃退，向昂昂溪而去也。战事颇为激烈，日兵死伤一百五十人。据陆军省消息，日兵已奉命不得越过汤溪……此间接到之满洲报告，谓嫩江战地华兵死尸中发现俄军官尸身一具，众信此乃苏俄人民。日兵死三十六人，伤一百四十四人，内有军官七、航空军官二，尚有飞机三架为机关枪所毁。华兵死者逾二百人。据哈尔滨消息，华兵阵亡一团长，又其他军官二、下级士官四十六人。”
虽然马占山部最终溃败，但以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看，这仗能打成这样，已是相当不赖。
江桥战役后，紧接着发生的是上海“一·二八”事變。抵抗日军的是国军第十九路军。也是执政党的武装力量。
东北抗联是什么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呢？东北抗联是1936年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改组而成。而按照官方说法，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是1933年9月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第二年11月，独立师扩建成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日军有游击战。《申报》在1934年8月9日还专有报道：
“辽宁东边发现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人数三千余，师长为杨靖宇，器械为新，并有轻重机关枪十余挺，炮四门，专择日军照领不及处攻击。日方调查该军系受苏联训练，内有俄军官二、政治工作人员二，指导一切，为纯粹红军，故畏惧殊甚。”
由上可知，在全面抗战之前，国军、抗联等各方武装力量均曾抵抗日军，因规模所限，只能称为局部抗战。
卢沟桥事变之前，1937年5月，日本关东军发表“最近满洲国治安”日文小册，其中讲述了东北义勇军等散布状况。他们称“匪贼”（义勇军）大体以吉东、滨江及黑龙江、三江等省为多，其中势派最大者为滨绥公路线附近出没之谢文东（五千人）、常有狥（三千人）、关宪仁（三千人）等三支，通常进出于依兰、方正两县。在五常、苇河、珠河各县一带出没最大势派者，为秦凤林、五龙两支，每支人数四千余，苇河县内有其根据地。在虎林、饶河、勃力、密山等县出没之义军，以李学万所率领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势派为大，人数五千余。另有李延禄所率之义军，人数千余，与李学万军互相呼应，游击于沿江等处。在松花江左岸之汤原、木兰、绥稜、凤山等县出没者，以赵尚志军势派最大，人数五千余，附近各地小支义军及小股抗日民团，均为其指挥。
这里面大家最熟悉的名字应是赵尚志，他和李学万（李学福）、李延禄也均为东北抗联将领。而报告中所说势派最大的谢文东，最初投奔东北军将领李杜，后来也成为东北抗联第八军军长。
《申报》在引述关东军“最近满洲国治安”时说，查1936年一年内，日军与义军交战共1891次，义军阵殁者13384人，而日军阵亡者为1970人，其负伤者犹不计。两相对照，可知义军抗战之激烈与杀敌之勇敢。
巧合的是，《申报》整理好关于关东军“最近满洲国治安”报告的报道那一天，恰好是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自此启动。
（摘自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