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我到贵州插队落户，那里叫砂锅寨，是修文、开阳、息烽交界之处的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寨子。沿着沙砾公路，再往前走3里地，就是有名的开阳磷矿和716矿，那里有专为工人们建的宿舍楼，老乡们称为新寨。而沿着贵遵公路往前走上十几里地，便是息烽县界。闻名全国的息烽集中营，就在30多里地外。“文革”以后引起全国瞩目的张露萍烈士被杀害的阳朗坝松林，就在那一片山岭之间，从砂锅寨走小路过去，只不过10来里地。在我们插队落户的10年期间，阳朗坝火车站附近村寨，都还没通电。
　　叙述这些细节，只是想如实地告诉今天的读者，40多年前，砂锅寨十分偏远和闭塞。
　　倒春寒没持续多久，我们到达砂锅寨的第二天，4月5日，天就放晴了。生产队里也不出工，村寨上显得特别静。
　　我们铺好了床，架好了帐笼，找到了该干的事情，按照上海“文革”时兴的做法，在山寨上刷写大字标语。提着一桶石灰水，我在田埂上刷写了一条还有点意思的标语：重新安排修文河山！刷完了觉得字写小了，于是又爬上半坡去，书写了足有每个字一人大小的标语：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条标语把我给写累了，直写到天近黄昏才结束。
　　三天以后，劳动生活开始了。挑灰、担粪、耙田、铲田埂、敷田埂、在砖瓦窑上做小工、打煤巴、薅秧薅包谷、挞谷子、挖洋芋……农活繁多而琐细，生产队长派我们干啥子活路，我们就学着做。
　　记得，男知青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担猪粪、牛粪，从各家各户的猪圈、牛圈中，把粪草挑到生产队集体的大田里肥田。这农活没啥技术性，不过就是挑得多少而已。对于我们来说，干这活路简直是活受罪。不是粪草重，而是那一股难闻的恶臭味，让我们初进猪圈、牛圈的人都极为不习惯。那年头男知青都时兴穿白色网球鞋，只钻进圈里装了一担粪，鞋面上已经沾满了粪水，变得不堪入目了。我是直到两三个星期之后，才习惯了猪圈、牛圈里那股沤烂了的粪草散发出的臭味的。当然，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只有穿上半高筒的胶鞋走进猪圈、牛圈，才最为合适。把黑臭的粪草装进高挑粪筐，沉甸甸地压上肩头，跟着出工的男社员，把粪草倒进田头。沿田埂的田边倒满了，必须把粪草倒进田当中。打着光脚板的农民们挽起裤管，直接走进水田里去，我们穿着鞋的，必须蹬掉鞋袜，才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进田中央，把粪草倒掉。生产队的水田有远有近，队里规定，离寨子近的水田，半里地之内的，一天必须挑满30担粪草，才能算一个劳动日，计10分。半里到一里之间的，得挑满17担粪草。一里到二里之间的，得挑13担。三里地以上的，得挑满7担。
　　和挑粪草相比，铲田埂上的杂草、敷田埂费不了那么多脚力，但是得从早到晚光着脚，站在水田里。春暖花开时节，这活儿不算重。可遇到早春时节，或者是阴冷天，站在冰冷刺骨的水稻田里，那滋味儿更难以忍受。贵州农民从水田里干完活，回家洗净脚喜欢坐在火塘边烤火，很多人上了年纪，都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我每次洗净脚，坚持用凉水抹拭，如今上了年纪，没患上关节疼痛的病，还得感谢母亲来信对我的及时提醒。
　　除了农活，农闲时节，我们知青干得最多的，就是到砖瓦窑上干小工活，踩泥巴、打煤巴、装窑、出窑。其间最苦的，是烧窑期间挑窑田水，窑田在高处，水源在低处，挑满两大桶水，就得往上攀。三五桶水一挑，我就浑身乏力。从早挑到晚，收工后回到茅草屋里，筋疲力尽，躺倒在床，一动也不想动了。
　　最难忘怀的劳动，是我随着挖煤的汉子们钻进煤洞里去挖煤炭。煤洞里又深又长又潮湿，整整有四百多个脚窝。当我费尽力气，在煤洞深处装满一小船煤时，身上穿的衣裳已经里外全湿透了。套上拖煤的绳子，咬紧牙关，一步一个脚窝地死死踩住，把200来斤的一船煤往外拖时，只觉得浑身的骨头架子全抽紧了。我拼尽全身力气，花了足足一个小时，才把这一船煤拖出煤洞。里外三身衣裳沾满了泥巴、水和煤灰，我在地上坐了好几分钟，才回过神来，眼睛适应煤洞外强烈的光线。再次钻进煤洞，我也像所有的挖煤汉子一样，脱光了所有衣裳，打着光洞洞，挖煤、拖煤。当然，天近黄昏时，我浑身上下的煤灰、泥巴、脏水，跳进小河沟里洗了几乎一个小时，才洗干净。
　　在山乡里干农活，就得付出劳力。付出了劳力，才能评上工分。有了工分，秋后才能分到粮食、折算工分款。正是感叹从早到黑的生活，全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内容组成，我在劳动中听到了老农跟我说的“山坡是主人是客”的俗谚。也正因为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头，才会有我40年后写作的长篇小说《客过亭》的书名。
　　不过，这是后话了。
　　(摘自《今晚报》)
　　兰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