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5日12时40分，新中国卓越的老一辈职业教育家严雪怡先生走完了他九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了。作为“新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先驱者”“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者”“职教研究与时俱进的思想者”“谦逊、宽厚、慈爱的长者”（见《沉痛悼念严雪怡同志》一文），严老的思想影响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职业教育学者，他们像仰望星空那样仰慕严老，关注严老的学术研究动态，赞叹他永不衰竭的学术热忱和澄澈如水的学术智慧，而在浑然不觉之间，严老已经溘然长逝。当时，不仅我们这些远在异地的晚辈学者，就连同在上海、自认为严老再传弟子的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郭扬研究员，也在《忆念职教研究的楷模严雪怡先生》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感慨：“今年新春伊始，我先是在《职教论坛》第1　期上拜读了严雪怡先生的《必须高度重视我国技术本科紧缺问题》一文，后又在人大复印资料《职业技术教育》第1　期上重温了他的《论技术本科》一文，真为年过九旬的严老还能经常发表学术研究新成果而高兴”，“没有想到，这两篇文章却成为严雪怡先生在职教研究领域的最后绝唱。”
　　追怀十余年来在严老深刻启迪和亲切关怀下从事职教学术研究的历程，我深深感受到他老人家思想之深邃、情操之高尚、学问之博大精深。尤其令我感佩不已的，是他老人家那种矢志不渝的坚持和守望精神。上海电机学院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2012年3月20日发布的《沉痛悼念严雪怡同志》一文指出：“严雪怡同志是上海电机学院的创造者、开拓者、建设者、守望者”。其中“守望者”一词，含意甚为深远。其实，严老不仅是上海电机学院的守望者，也是新中国整个职业教育事业，尤其是技术教育事业永恒的守望者。
　　一
　　寻访历史的足迹，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近六十年的沧桑历程中，不论如何困难，不论面临多大压力，严老都始终坚守着技术教育的理念和阵地，引领和凝聚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团结奋斗，使这种教育从中专到高专、从高专到技术本科、专业硕士，不断发展、跃升。这是严老对我国教育事业最为突出的贡献。
　　我是1997年开始接触严老思想的。我原来学的是中文专业，曾攻读中国古代文学汉魏六朝方向，重点研究司马迁。分配到黄河水利学校后，才接触到职业技术教育，但只从事基础课教学，对这种教育并无研究。1997年，学校酝酿成立高职研究组，筹备者私下与我谈话，希望我能够积极参与研究，我才开始接触这方面的学术信息。但学海茫茫，无从下手。彷徨之际，在《机械职业教育》上看到了严老等前辈学者译介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两篇文献，感到茅塞顿开。
　　通过研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英文版摘译），我了解到该标准把正规、成型的教育分为A、B、C三大类，A类比较完整（0-6级），B类最高到5B，C类最高到3C。而在《刍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一文中，严老结合我国国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　A类相当于普通教育，B类相当于中专和高职教育，C类相当于技工教育。这让我很受启发。
　　此前，严老等人的观点在《职业教育法》立法过程中已经受到否定。当年，围绕着教育名称问题，许多学者都主张修改“职业技术教育”的名称，以黄大能先生为代表的一派学者，主张继承黄炎培先生所开创现代职业教育的传统，用“职业教育”来取代“职业技术教育”，这样，技术教育就不复存在，而归并到职业教育的大概念之中了（见《职业教育正名问题商榷》）；而严老在《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和技术教育》一文中则主张采用国际通用的“技术和职业教育”来取代“职业技术教育”，这样，技术教育的独立性更为明显。双方的争论在《职业教育法》颁行后有了明确的结果，这就是《职业教育法》采用了黄老所主张的用“职业教育”来取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说法，技术教育被归并到职业教育之中了。
　　而与此同时，技术教育、技术人才的说法还受到另一种说法的挤压，这就是职业教育不论层次、类型如何，都要致力于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说法。这一说法主要来自教育行政部门，并且切实推行下去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行政部门为了明确区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知识和技能之间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否掉了中间的类型（知识—技能型、技能—知识型），认为普通教育就是培养知识型人才、职业教育就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这样，严老等老一辈职教专家所主张的“技术型人才”“技术教育”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一说法的直接驱动下，不仅中专学校，而且连高职院校都纷纷“易帜”，由声称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改口为培养“技能型人才”。
　　面对上述种种压力和挑战，坚持技术教育的理念之难可想而知。我认为，严老等老一辈职教专家已经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种贡献已经汇入职业教育体系和更为宏大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对技术教育无需再作坚持。我甚至在一封信中如此真诚告白：“新中国职业教育事业正是由于有了您和杨金土、孟广平等前辈贤哲的杰出奉献和精神滋养，才产生了如此令人神往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由衷的崇敬和仰慕之情。这是一种对崇高事业、对可贵精神、对伟大人格的尊敬，它远远超出了学术观点乃至学术研究的范围。虽然我对您老人家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观点还是有所保留，而比较倾向于“职业教育”的观点，但是我仍然愿意在您面前称我们所共同热爱的这种教育为‘职业技术教育’，在世人面前称您老人家为我国卓越的‘职业技术教育专家’。”而严老尽管始终未能说服我，也未能从全局上改变对技术教育不利的形势，却仍然顽强地坚持这种理念，并且以“不信东风唤不回”的精神持续不断地发表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他所创建的上海电机学院，在技术教育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实现新的突破，成为我国大陆技术本科教育的开拓者、先导者，并成功地举办了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创造了技术教育的“上海奇观”。
　　二
　　严老不仅是技术教育的守望者，而且是新中国整个职业教育事业的守望者。他不仅高度关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技术教育，而且也密切关注着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技工教育、复合人才培养，乃至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的职业教育。 　　在与我的通信中，严老多次谈及技工教育，谈及操作技能的培养，认为这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教育，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人才培养应当由初级到中级、由中级到高级逐次推进，不可超越规律、急功近利行事，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很惨痛。严老强调指出：“必须克服重读书、轻实践，重理论、轻经验的陈腐旧观念。这种旧观念已经统治我国几千年，解放前的幼儿读物公然宣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公然宣扬读书做官论。解放后旧观念一度得到抑制，但最近由于纠正‘文革’中兴起的‘读书无用论’，技术工人的待遇相对降低，强调提拔干部与学历挂钩，以致社会上不愿当工人的思想重新抬头，十分痛心。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呼吁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按照您的说法，技术工人所学的是‘术科’，不是学科，那么，技术工人应该有自己的‘术历’。要求全社会像重视学历那样，也重视‘术历’。”
　　技术教育与技工教育关系密切，相应的人才类型也呈某种融合状态。针对生产一线创新人才的这些特质，严老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剖析，鞭辟入里地指出：“当前社会需要一些既掌握知识理论又具有一定动作技能的技术创新人才。例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要求既掌握高新科学技术知识理论，又掌握一定传统技能的人才，李斌和包起帆就是这种复合人才。他们二人都是既接受职业教育，又接受高等技术教育，并不是一类教育。”
　　而在严老积极进行创造性探索的同时，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观念和口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2012年7月12日发表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中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民族传统工艺振兴需要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其中显然浸润着严老所坚持的学术观点，这是历史对严老技术教育、技工教育和复合人才培养思想的庄重肯定。
　　由于我将艺术、体育等技能（我称之为“特殊技能”）引入职业教育体系之中，而传统的职业教育基本上不涉及这类技能和教育，严老在研读了《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之后，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与我的通信中，严老多次谈及相关问题，如：“建议长期开展‘技能论’的研究，至今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不多。这个技能不仅指技能型人才所掌握的操作技能，而是泛指各种人才（书画家，艺术家，运动员，医生，经验丰富的专家等等）所掌握的技能。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包括：技能的多种分类方法；技能与知识的关系；技能与感觉的关系等等。有些是科学研究的前沿。例如技能与感觉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音乐家能凭听觉判断歌唱或演奏的质量、艺术品鉴别专家能凭视觉鉴别质量高低和作品真伪……”“当一个钳工所使用的工具和雕刻家使用的工具类似时，他可以凭借朴素的审美观念制作一些艺术品；这是由于钳工的操作技能和雕刻家的艺术技能，有某些共同的普通技能。”但是严老毕竟年事已高，这一未知领域又很广阔、陌生，所以这位职业教育领域中的思想巨匠在一番向往之后又不能不感慨岁月之无情，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道：“我最近想到，有一批培养动作技能的高等院校，例如体育学院、戏剧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等，是否能向他们学习以下一些问题：如何既办成高等教育又突出培养动作技能？理论教学和动作技能实践如何结合？如何进行动作技能实践教学？有没有建立培养动作技能的学科？他们有哪些做法和经验能够引用到培养技术工人的教育实践中来？为了答复以上问题，必须广泛收集他们的教学计划和其他教学文件，必须深入访问，并向他们有经验的领导和教师学习。工程十分浩大。如果在二三十年前，我可能会进行这一工作，但按照当前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只能望而却步了。”反复回味，我觉得，严老在耄耋之年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职业教育界的人来说，如同“天问”一样深邃而高远，值得我们长期深入地去探索。
　　三
　　严老不仅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守望者，而且也是我国职业教育队伍的守望者。我国职业教育的队伍很庞大，有传统的中专、技校的教职工，有1985年以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职业高中”的教职工，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出现、九十年代后期蓬勃发展起来的高等职业院校的教职工，也包括社会各界热爱、支持、关注职业教育的人们，其中有领导者，也有一线教师；有实践者，也有研究者。向大师求教，是许多人的一种向往。而我觉得，作为一代宗师，严老总是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向他求教、与他探讨问题的职业教育界人士，平等、友好地与之交流，竭诚尽智为他们解疑、释惑，尽心尽力帮助他们成长、发展。对此，我有着深切的体会。
　　世纪之交，当我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职教研究者，怯生生地给严老寄出第一封信时，很快就得到了严老的回信，长达千余言，令我十分惊讶、喜出望外，读后受益匪浅。以后，严老每信必复，十分及时。偶尔因学校放假等原因迟复，严老还要说明缘由，其谦逊、认真的态度令人感动。在数年的学术交流中，每当看到我学术上有所进展，严老总是热情鼓励，然后指明方向；而当我遇到困惑止步不前时，严老又总是想方设法为我排忧解难，甚至寄来谜语、视频为我排忧。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关于技能问题的讨论。2007年，当我经过多年酝酿终于写出《技能分类若干问题新探》一文，并发表在《职业技术教育》当年第28期上时，严老立即予以肯定，指出：“文章第一部分很精彩，指出了当前问题所在。”同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关于技能的分类，我赞成分成普通技能和特殊技能两类；但这两类如何区分，个人认为最好再进一步作些研究，需要考虑以下一些问题：1．我赞成动作技能不仅指生产技能，也包括艺术体育等非生产性技能；不仅指动手的技能，也包括身体技能、器官技能。但这样也带来一些问题，是否人体任何器官在反复实践中所获得的素养都可称为动作技能？……2．如果这些人（指文物、艺术品鉴定家，音乐家、歌唱家，品酒师、品茶师等——作者注）所掌握的都属于特殊技能的范畴，可能有些人不一定要以动手为主的操作技能为基础，这又如何解释？……3．生产工人以动手技能为主，但也有一些器官技能，例如，维修工人以听觉判断机器运转是否正常，炼钢工人凭视觉判断钢水的温度等，存在一些交叉。”最后指出：“技能分类是一个新问题，出现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必然的。”“要使技能分类的新观点得到社会承认，恐怕要经过多次反复，甚至和某些观点作必要的交锋，完全有可能。因此，我个人认为，您文章的发表只是一个开端（但是良好的开端，很大的突破）；开花结果还要奋斗几年。这些意见仅供参考。”后来，关于“技能”，严老又提出了许多问题，逐步汇融成为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体系，希望我能够致力于其建构；而对于我来说，技能研究积累不够，写出《技能分类若干问题新探》已倾尽全力，致使在这方面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新进展，十分困惑、苦闷。严老觉察后，在一个中秋节的晚上，特意给我寄来一个精心制作的ppt，里面有优美的画面、精彩的诗词和动听的音乐，他老人家对学术晚辈深厚的关爱之情洋溢其中，令我深为感动。严老在世的日子，我时时感觉到自己在职教学术探索的漫漫征程中何等有福气，因为无论自己的研究成败利钝，远方都有一双充满慈爱的深邃眼睛在关注着自己、指引着自己——那是一位年高德劭的学界长者正在默默守望着我所从属的这个职教学术群体。
　　2012年12月5日，在严老去世后8个多月，我有幸来到他终身工作的地方——上海电机学院闽行老校区，瞻仰了严老的铜像，进一步了解严老的生活和精神风范。徜徉在校园中，充满科技色彩的路名（如张衡路、詹天佑路、华罗庚路，居里路、爱因斯坦路、爱迪生路等），令人感奋的学校精神（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独具匠心的标牌、标语、口号（如“技术立校，应用为本”“创新高等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成为现场工程师成长的摇篮”　“明确定位，办出特色；强化内涵，服务行业”等），让人随处可以体察到严老的思想印记和心血结晶，使人真切地感觉到“他的心血浸润了每一棵草木，滋育了每一名莘莘学子”（见《沉痛悼念严雪怡同志》一文）的崇高境界，心灵受到洗礼。
　　逝者已矣，但精神永存。
　　在圣洁的精神世界中，严老永远守望着新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
　　作者为河南省政协委员，《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