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传诵千古，其情真挚感人。该诗可以看作诗人和琵琶声、琵琶女、客的多重共鸣，这三种『共鸣』 ，你听出来了吗？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传诵千古，其情真挚感人。该诗可以看作诗人和琵琶声、琵琶女、客的多重共鸣，这三种“共鸣”，你听出来了吗？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作《吊白居易》诗以示悼念：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首联尊白居易为“诗仙”，颈联“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成为后世评论白居易诗歌成就的名言。“长恨曲”“琵琶篇”分别指白居易的两首七言歌行《长恨歌》《琵琶行》，这两首诗以其真挚的情感、高超的艺术成就而家喻户晓，被千古传诵。如果说《长恨歌》借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赞颂忠贞爱情，那么《琵琶行》则“写同病相怜之意，恻恻动人”（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曲折婉转，情文兼美，引发无数读者的共鸣。全诗以“共鸣”为线索，一唱三叹，层层递进，成就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首绝妙好诗。
　　作者和琵琶声的共鸣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琵琶行·序》）这段话交代了作者令琵琶女弹曲的缘起。
　　琵琶女的弹奏，缘于远远传来的琵琶声，诗人“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心灵为之触动，迫不及待“使快弹数曲”，而琵琶女随后的演奏更激起了作者强烈的共鸣。
　　琵琶女的演奏音调衔接自然、对比鲜明，产生了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其所传递的是琵琶女内心复杂的情感。精通音律的诗人，内心受到优美旋律的震撼，产生强烈的共鸣，遂将内心感受化为一连串生动的比喻表达出来。写深沉繁密曰“大弦嘈嘈如急雨”;写轻柔幽细曰“小弦切切如私语”;写清脆悦耳曰“大珠小珠落玉盘”;写婉转流滑曰“间关莺语花底滑”;写低沉悲抑曰“幽咽泉流冰下难”;写余韵无穷曰“凝绝不通声暂歇”;写高亢激越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写强烈干脆曰“四弦一声如裂帛”……这些比喻非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不能道出，十分形象地再现了乐曲中激扬幽抑、喜乐哀怨的情感变化。
　　音乐可以倾诉衷肠，亦可以感发人心。《礼记·乐记》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音乐演奏者“感于物”而成音乐，音乐欣赏者则感于“情”而生共鸣。
　　《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美妙动人的音乐可以使欣赏者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
　　作者和琵琶女的共鸣
　　“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琵琶行·序》）这段话道出作者与琵琶女的共鸣及《琵琶行》一诗的由来。
　　作者和琵琶女的共鸣，早在作者“忽闻水上琵琶声”时就已产生，在“转轴拨弦三两声”后，诗人听出了“未成曲调先有情”，听出了琵琶女的“平生不得志”和“心中无限事”。当然，这些共鸣都是以琵琶声为媒介的。此为第一次共鸣。
　　在琵琶女一番弹奏结束之后，她自述身世的话语引起了作者更为强烈的共鸣。琵琶女悲惨的遭际令作者发出“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的感叹，不由得也自白心迹：“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诗人天涯沦落的孤独寂寞之情跃然纸上，与琵琶女的遭际何其相似！“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喟叹，将作者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此为第二次共鸣。
　　在自述心迹之后，诗人意犹未尽，话锋一转，进而说道：“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如此美妙的乐曲难得一闻，于是请求琵琶女再弹一曲，此时的琵琶女也深受感动，“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琵琶女的重奏在二人互表心迹之后，转为急促凄美，可以视为诗人和琵琶女的心灵共振。
　　關于作者和琵琶女的共鸣，历代诗论中言及者甚多。清人田雯《古欢堂杂著》：“余尝谓白香山《琵琶行》一篇，从杜子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得来。‘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杜以四语，白成数行，所谓演法也。”清人徐增《而庵说唐诗》云：“‘未成曲调先有情’，司马迁谪，复当别离，此乐天之情也;嫁与商人，不得遂意，此妇人之情也。大家暗暗相关。此诗是乐天听过琵琶曲从亮处做的。”诚然，杜子美与公孙大娘的“问答”，使其“感时抚事增惋伤”，成就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乐天之情”与“妇人之情”的“暗暗相关”，成就了《琵琶行》。
　　作者和客的共鸣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这段话道出主人和客都被优美的琵琶声吸引，于是“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如果说作者和琵琶声、琵琶女的共鸣是《琵琶行》写作的明线，那么作者与客的共鸣则是本诗的暗线。整首诗首尾呼应，卒章显志，说明琵琶女演奏似乎意在送别。
　　之后，主、客欣赏琵琶曲、倾听琵琶女倾诉，主人又自述身世，琵琶女“更坐弹一曲”，“满座重闻皆掩泣”，主客皆被感动，将全诗的情感推向高潮，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此为第三次共鸣。 　　古人早已对琵琶女这一形象的虚实产生过怀疑，宋人洪迈《容斋五笔》云：“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纲虽于此为宽，然乐天曾居禁密，且谪居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抒写天涯沦落之恨尔。”
　　洪迈认为琵琶女是作者虚构的人物，历史上并不存在。琵琶女是否真正存在，洪迈也仅是猜测，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如果琵琶女真是虚构人物，那么本诗的主题名为赠“琵琶女”，实际上应该是为“客”所作，是诗人向“客”倾述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只不过是借琵琶女之事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清人徐增《而庵说唐诗》云：“‘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要知乐天不是单对妇人自叙，还有所送之客在此，正是眼光向客处。此二句妙甚。”联系前文“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两句，可知作者与客的依依惜别之意。
　　诗歌虽以大量篇幅交代了琵琶女优美的琴声和悲惨的身世遭际，然而，主客双方的情感共鸣贯穿始终，琵琶声和琵琶女的自述，更强化了主客双方的情感共鸣，于是“满座重闻皆掩泣”。这眼泪不仅是为琵琶女和琵琶声而流，更是为主客双方天涯沦落之恨、依依惜别之情而洒。
　　《唐宋诗醇》卷二十二云：“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其意微以显，其音哀以思，其辞丽以则。《十九首》云：‘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琵琶行》“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其意微以显”，作者的这份情感正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婉转含蓄，耐人寻味。明乎此，则知本诗的焦点自不在琵琶女了。
　　诗中的三个共鸣有着明晰的逻辑关系，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深化主题。至于本诗的主题是送客还是赠琵琶女，是实写还是虚构，孰轻孰重，都无关紧要，关键是《琵琶行》情文兼美，“感商妇之飘流，叹谪居之沦落，凄婉激昂，声能引泣”（清·史承豫《唐贤小三昧集》），引起无数读者的共鸣。本诗之所以能“千载有余情”，主要在于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香山《琵琶行》婉折周详，有意到筆随之妙，篇中旬亦警拔。”（清·黄子云《野鸿诗的》）“结以两相叹感收之，此行似江潮涌雪，余波荡漾，有悠然不尽之妙。凡作长题，步步映衬，处处点缀，组织处，悠扬处，层出不穷，笔意鲜艳无过白香山者。”（清·邹弢《精选评注五朝诗学津梁》）
　　“诗缘情”，《琵琶行》以作者与琵琶声、琵琶女及客的三个共鸣，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是其成为经典的关键。明代书画家、诗人陈洪绶评之曰：“十分情十分说出，能令有情者皆为之死。”“《诗》可以兴”，《琵琶行》深具感发作用，令读者千载之下为之动容，着实难能可贵！
　　张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