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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的五十年代末，不满三十岁的伊曼努尔·康德正沉迷在以科学名义为不可知领域架构想象图景的宏大计划中，这个行为被他自己诗意化地描述成“展开形而上学的蝶翼，在虚空的空间里漫游，在那与神灵谈天说地”。那个时代的欧洲正逐步在科学理想与宗教情怀的激烈碰撞中，为后来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揭开序幕。职业嗅觉敏感的书商从中发现了商机，于是有关描绘彼岸世界玄之又玄的多卷本著作在书店汗牛充栋，以至于令大多数读者无法分辨这类充斥着迷幻色彩的大部头究竟是无稽妄言还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但有一点很清晰：对仍然保持着高文盲率的普通大众而言，这些书的内容最终都会在道听途说的过程中，逐渐添油加醋地愈发怪力乱神，最终成为周流于小酒馆的高谈阔论。
时间大概就这样过去了十多年，在1761年到1763年之间，哲学硕士康德在这类品种繁多、极尽想象力杂耍的读物中发现了一个集大成者。与康德同名的伊曼努尔·斯威登伯格早年曾是坚定的新兴科学青年，这个北欧人的研究范围从采矿、力学到天体结构、宇宙起源、再到动物行为，甚至包括当时比较前沿的大脑活动，无所不包——也正是因为着力于研究大脑用力过猛，令他陷入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与其他深信上帝的科学家们不同，对宇宙和物理的探索并没有对斯威登伯格展示出某种神迹，但是大脑活动的精妙却彻底让他产生怀疑，从此痛改前非与过去的自己割袍断义。
从1747年开始，斯威登伯格发表了鸿篇巨制、洋洋洒洒八卷本的《天堂的奥秘》。从一定角度上说，这部书对德意志柯尼斯堡和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两个伊曼努尔，都是重要的转折点。历史的吊诡或许正在于先令人失望，然后再让他顿悟。康德硕士满心激动和敬意翻开了《天堂的奥秘》第一页，但在啃完这部书以后，他却将另一个伊曼努尔归进了妄人的行列。在后来大纲式的文章《一位视灵者的梦》中，康德这样评价：八卷本中全是幻觉。这部书里几乎都是前科学青年斯威登伯格对自己得到上帝启示的记述，比如吃饭时看到天使在自己身边喝汤、走路摔一跤抬头看到云彩里有个人影在冲自己摆手等等，他将这种自己的内在体验上升成为普遍经验，并以此反复强调神的真实存在。对此，标榜理性主义者的康德真的看不下去了，但他并没有否定斯威登伯格各种有鼻子有眼的所见所闻，而是把这类纯属于个人的经验定义成“伪经验”，即在一个封闭空间中自我生成的同时自我证明，既不能让人相信它的真，也无法断言它的假。康德干脆大刀阔斧地把这类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排除在他先验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外。
说实话，我很难相信康德真的会耐着性子把这八卷本最终幻想式的奇文全都看完。在康德所生活的十八世纪，由于社会普遍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从诗人学者到贩夫走卒，都仍习惯于高举宗教的牌子向自我内在无限挖掘，并以此证明世界的深度——而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沉迷于自己的妄想。笃信宗教的科学家一般分成两类，一类终其一生在用科学的方法论从事研究，只为证明上帝确确实实存在，如牛顿；另一类则于第一类正好相反，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发现超出自己认知现象，然后在实在找不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心悦诚服地皈依了上帝，从此就走向漫长的自我催眠的不归路，其中的极端者即如斯威登伯格。正如康德所说：“如果在不同的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那么就可以猜测说，他们是在做梦。”康德用强大的理性分析，一方面为自己去掉了“形而上学蝶翼”上的主观臆断，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纪阻断了依靠个人观念从内在肆无忌惮拓展世界深度的无谓尝试。而世界扁平化的开始，正是人类的认知从内在猜测向外在求证的转移中开始的，形而上学对自身的反证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启动了。
在《纯粹理性批判》首次发表一百三十年以后，德国犹太人、忧郁的富家子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用一本小册子以学霸式的气魄向康德隔着时空致敬，维特根斯坦用逻辑对认知进一步设限，凡是超越了认知彼岸的东西，全都在他的数学化逻辑公式的推理中成为纯粹的胡说八道。这本横空出世小册子就是《逻辑哲学论》。维学霸在这本书中将“认知底线”这种“至低无下”荣誉证书颁发给了几乎谁都掌握却一直没拿着当回事的“语言”。正所谓“我们认知的边界，就是我们语言的边界“。这里面的“认知”一般是指狭义上的具体并且普遍“认知”——至于那种只属于个人的想象观念，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康德用三大批判给软禁了起来。
当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概念具体化为“语文”时，就能发现其实世界扁平化的程度恰恰与文盲率成反比，因为只有边界实体的缺失，才会造成有意无意的越界的发生。如果一个中世纪学者来到当下，肯定会对一个普通中学生的阅读能力叹为观止，将眼动嘴不动、快速地刷刷翻动书页的行为视为魔术。知识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越来越实体化，世界才会一点点地从深渊中浮现出来，认识的视野就会相应地越来越宽广。
1919年，维特根斯坦将誊写在笔记本上的《逻辑哲学论》交给了自己的导师罗素。他告诉罗素：你可能看不懂这本书，但是它终结了所有哲学问题。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命题是“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事实上，《逻辑哲学论》只终结了形而上学，世界的扁平化进程依然在继续。此时，作为哲学体系中小弟弟的“现象学”才刚刚起步。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有可能真正终结了哲学的那个人，此时才刚刚成为现象学开山祖师胡塞尔的助教。
这个人也是德国人，比维特根斯坦晚五个月出生，他叫马丁·海德格尔。
纯真的一般等价物
尽管把少年派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拍成电影也仍然会很精彩，但很可能不会像第一个故事拍成既叫好又叫座。大多数人都爱看诗意的童话故事，那样的世界即使险象丛生也可以如同过家家一样令人轻松接受，最后逢凶化吉皆大欢喜一定是必然的结局。从索隐情节与角色背后暗含的象征意义的乐趣中，真实的残酷被切实有效地避重就轻，于是那段被不断修订而逐渐逻辑完美的纯真旅程连中年派都常忆常新隽永深蕴。然而，从另一面来说，与老虎理查德·帕克的纯真旅程仅仅存在于少年派、中年派，乃至老年派的想象中，这样的虚妄与魔幻在现实中永远无法找到测算和衡量的标准。所带来的启示是，纯真的现实对象很可能并不存在。 所有纯真的典范都在很久很久以前或者触不可及的遥远地方，且不说《老子》中淳朴自然且无欲不争的人类社会形态和孔孟对尧舜及三代的歌颂都经不起最起码的逻辑推敲，以至于后人杜撰出一本《竹书纪年》一副扑克脸地来进行严肃讽刺，庄子也只能假托寓言虚构出所谓吸风饮露的藐姑射山人来作为得道者的终极代表，他们隔着厚厚的古籍向现代人们昭示出人类蒙昧时代险恶生存环境中的原始乌托邦理想。写过《焚舟纪》的安吉拉·卡特搜集过全世界各个大洲上多个民族的民间故事，结集成一本叫《精怪故事记》的书。这是一本充满争议的儿童书，在这些不同肤色的原汁原味的民间故事里，几乎没有矫情的公主王子们，反而多是村夫的野蛮、女仆的狡黠，胜利经常属于巫师，充斥着弑父弑兄、密谋乱伦，以及睚眦必报。于是在一个似乎应该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时空中，一代代的孩子们就听着这样的晚间故事入睡。
“纯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塑的，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纯洁而真诚”，而《辞海》中则根本就没有收录。在现代汉语中，“纯真”是个基础词汇，难以被解释，只存在概念的拆解与替换，却无法进行直观描述，所以其所指的内容无限庞大，词意的无限则意味着表意并不明确，可以被随意定义。于是，不忘初心可以是纯真，自然而然可以是纯真，简单幼稚可以是纯真，装嫩发嗲也可以是纯真。大众传媒重新提出了“纯真”概念，又被商业消费意识打上了仿佛是所有人共同记忆的错觉，影视剧及广告片里的纯真总是来源于真实又片面于真实，无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是少男少女携手绿荫下谈人生和理想都不免带有一种看得见摸不着的现代传奇色彩。人类思维的复杂使任何一个成长阶段都不能简单到仅仅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纯真”往往与“童年”和“青春”相关联，但问题是在童年和青春期我们真的有那么纯洁而真挚么？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和北野武的《大逃杀》都为人类动物本能所对应的道德范畴中的恶提供了推想式实验，于是我们都看到了格子衫、大头皮鞋与棍棒之间，学生校服与花样弄死同学之间的某种默契。以死相逼固然艺术表现出来极端，但军舰开走之后，谁又能想到纯真乃是一颗呆萌的猪头，上面爬满了苍蝇？
尼尔-波兹曼——没错，就是写过《娱乐至死》的那位——在另一本书《童年的消逝》中认为童年的时间跨度随着历史的推进在不断缩短，而他将这种缩短的原因归结为社会整体识字率的提升。识字率引起阅读量增加，导致知识来源的主渠道从直接经验转为间接经验，儿童和成人之间知识量的差距就随之相应减少，那个在臆想中本该享受纯真的年龄段就逐渐被消解。伴随着儿童们逐渐的“去纯真化”，成人们开始在想象世界中构造起来属于自己的纯真。当被精心选取的小概率事件被大量复制进大众传媒中，现代传播技术的选择性就自动开启了滤镜功能，那些芜杂的节外之枝就如同少年派的真实旅程经历一样被精妙的设计遮蔽掉了。于是，人性当中的偶然间展现出来的缺陷乃至就很可能会被胶片拼接成普适的善良和纯真，甚至异质特征也会根据观众们不明就里的期许而被诠释成闪光点。
从2001年的《美丽心灵》到2014年的《万物理论》，经由戏说演绎出来约翰·纳什和斯蒂芬·霍金都成为科学界的励志明星，代表了纯真改造个人命运在心理和生理上的两种胜利。他们早已超出了相对封闭的学术领域，而成为社会符号和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心灵鸡汤式的程式化剧本中，天才人格但是精神分裂与横空出世而命运多舛，不改初心与情真意切，混合着镜头语言而被诠释，“万物理论”最后被圆满地归结成“美丽心灵”。纯真令一种气息怪怪的特质无限放大，人性的复杂反倒被抹杀成了身份和遭际的副产品，于是纳什和霍金自身的某种真实历程最终只能是人格分裂和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附属。感动于美丽心灵的观众所流连的爱情与意志，却根本无暇了解纳什在确诊之后被妻子单方面要求离婚的事实：夫妻二人同住一屋但形同陌路。反倒是2001年电影上映之后，因为社会关注度的提高，二人关系才逐渐正常化。错综的现实要远比心灵鸡汤更有料，也更有滋味。对比之下，励志故事本身就变成了反讽，正如一位普林斯特的学生曾撰文评论的一样：治好他精神病的其实并非家庭与妻子，而是诺贝尔奖所带来的荣誉。
人类的思维缜密而且芜杂，纯真究竟是一种臆想的产物还是一段具体的DNA至少在目前还都难以判断。在尼尔·波兹曼半假设半论证出来的那个因全民文盲而崇尚纯真的古典主义时代，人在经济学上被定义成不受感情左右的自然人，不但可衡量也可预测。拥有赤子之心的约翰·纳什本人对亚当-斯密古典理论的颠覆，正在于将不可衡量的情感和心理因素隐藏性地引入对预期结果的研究中，以数学模型来测算心理预期。而所谓“纳什均衡”一直为人所诟病的也恰恰正是这一点：他只给出了可能性的结果，但无法给出算式来推演均衡出现的固定变量。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个大众印象中美丽心灵代表人的历史功绩，正是用一种强调心机复杂的方式揭示了世界的其实并不纯一本真。
1969年，就在纳什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第九年，远在法国的米歇尔·福柯出版了一本他所有著作中显得另类的《知识考古学》。他在这本书中摒弃了早先《词语物》、《古典时代疯狂史》等作品中那种文采飞扬的生动笔法，而用一种生涩的理论语言梳理了人类知识形成，在对大众认知追本溯源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操纵单纯与复杂之间相互转化的两个因素：权力和话语。话语的普遍性培植了，而权力的倾向性又推广了某个具体的话语系统。中年派乐于向来访者讲述少年派的那个被津津乐道的纯真故事，而把残酷的真实默默埋藏在心中，原因之一就是他自己也知道，即使是被迫的原罪也仍然是原罪，也仍然要被黑压压的道德标准所审判。
福柯一生都致力于在公众领域与权力话语斗争，但死后也没能逃开恶趣味的清算，在有关他的介绍中总有一行微妙的文字指向他的同性恋身份。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死于上世纪80年一种时髦的疾病一艾滋病，生前他早已在同性恋的小圈子中以肆无忌惮而闻名。他说自己追求知识只为追到漂亮的男人。
或许这种不羁，才是纯真的一个亚种。 马尔克斯——被珍藏的
盗版与善变的气节
1967年，三十九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经历了十四个月的闭关以后，疲惫地从书房里捧出了一千三百页稿纸，同时接过了儿子递上来的十二万比索的账单。那时，这个中年人的内心中一定满怀了一种欲哭无泪的悲壮——许多年以后，中国人借用了一种同样来自拉美的动物具象化了这种心境。被心中的羊驼们“呼啸而过”的马尔克斯当掉了几件家具，换来一点钱为家里小小地改善了一下伙食。但是，不久以后他便收到了《百年孤独》的第一笔版税。
事实上，直到马尔克斯辞世的那一刻为止，《百年孤独》的版税一直都是维持他一家中产阶级生活的方式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笔源源不断的收入支撑着他全家的上流生活方式，令他移居墨西哥，也支付了他晚年的医药费。
1982年，《百年孤独》为马尔克斯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这部小说的各种中文版本陆续面世。这一年，二十七岁的文学青年管谟业花了一块八毛钱，买到了生平第一本《百年孤独》，里面刻意营造的时空交错感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也开始学着用“许多年以后”的句式来写小说。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事业狂飙突进，也因为某种原因完全与各种国际规则绝缘。顶着国字头的各家出版社还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现代版权制度的概念。所以，当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共和国出版人们用自己的勤勉浇灌出百花齐放的同时，也夯实了自己所从事的这一行业的原罪。80年代的文学青年们如饥似渴般饱读着的经典，实际大多数都有着一个矛盾且不情愿为人所承认的名字：官方盗版书。
1986年，马尔克斯另一部著名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刚刚发表一年，已熟读手头那本盗版《百年孤独》的管谟业以“莫言”的笔名创作完成了一系列带有“寻根”情节的小说，他为这些小说拟订了一个总名：红高粱家族。正是这部被评论家们认为带有明显马尔克斯风格的小说为莫言奠定了当代文坛先锋作家的地位。二十七年后的2013年，从盗版书中汲取营养的莫言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年，莫言五十八岁，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十六岁，距马尔克斯获诺奖已过去了三十一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文学热开始在中国内地退潮，版权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出版业发展的瓶颈，80年代铺天盖地正规出版的盗版名著也已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减少，同时至今仍然为人所不齿的非法盗版出版物此时也正在肆无忌惮。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刚刚开始的1990年，马尔克斯曾对中国有一次短暂的访问，正好亲历了这次盗版书的改朝换代，于是怒不可遏的他发表了那段在此后十几年都让中国出版人和书商们诚惶诚恐的言论：“中国是一个海盗国家，我死后一百五十年都不会授权中国出版我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
这段话是否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版权意识的觉醒不得而知，但从此之后，带有国家行为性质且正规出版的经典外国文学作品确实逐渐下架，这一批翻译精良的名著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代标志，这种“盗版经典”本身也成为了经典，时至今日它们还都是一种足以证明欣赏品味的收藏品，见证着收藏者和一代文学青年的飞扬青春。
拉丁美洲的历史有着善变的传统，综合了新旧大陆的共同特点，正如评论界的定论：《百年孤独》展现了拉美风云莫测和游移的身份认同。2011年，在马尔克斯做了“海盗国家”声明后仅仅二十一年，《百年孤独》的授权中文版正式出版，授权费一百二十万美元，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百年孤独》从中国获取了一千一百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2012年，《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正式授予了中文版权。马尔克斯在三十年以后赚到了他早就该赚的那份钱。在这三十年里，马尔克斯早已须发皆白，就在中国的文艺老中青们手捧他的小说奔走相告时，他本人却在遥远的墨西哥城的家中卧床不起。
我最早知道“马尔克斯”这个名字是在初中历史课本里，那时他是一个符号，与他所创建的庞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世界观浑然一体，甚至代言着从墨西哥到巴塔哥尼全部拉美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所有照片并不与他本人对等，而只代表那个写过《百年孤独》的哥伦比亚作家。
十几年前的2001年，我在学校旁边的小书店买了一本货真价实的盗版《百年孤独》。封面是一部移花接木的好莱坞电影海报，浮夸的浅黄色内页，字号很小，并且有很多错别字。然后我用了两天的晚自习囫囵吞枣地读完了，合上书以后我直觉着头迷糊，因为这本书里仿佛有一百个叫雷奥连诺的人。
虚有旅行主义
1605年，西欧世界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第一步，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骑士阶层业已消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这一年，西班牙人塞万提斯出版了一本有意思的小说，叙述一个年逾五十的乡绅因迷恋骑士小说，于是倚仗一肚子的文艺情怀骑着一匹老马、穿上一身旧盔甲远行去复兴荣光但一路上灰头土脸的故事。是的，这部小说就是《堂·吉诃德》，全名《拉曼却的机敏堂·吉诃德传》，令人读起来古风盎然，文艺复兴的派头立竿见影。
堂老爷满怀浪漫主义理想地出发，却带着一肚子人心不古的忧伤回来。一脸无辜地将自己预想中的偶像剧错乱成了喜剧，虽然一路上不断变换着背景，但似乎始终都贯穿了剧中人物浑然不觉的罐头盒笑声。堂老爷苦心孤诣的伊比利亚版的古道西风瘦马注定只会空有热血，而绝不会跟侠义、沧桑等字眼沾上半毛钱关系，因为给他的旅程提供合理性的客观条件早就随雨打风吹去了。
“虚有”描述了一种有些矛盾还有些荒诞的状态：能标榜出来形状，但却没有明确的内涵，一如堂老爷所有假想的逻辑都在一路奔波遭逢中与现实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次元边界。现代性的两大特征一是强调了标准同质化，二是塑造出行为仪式化。另一方面，词义的变化永远不会只单单停留在文本层面，语言的内涵都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相对于“旅游”，“旅行”犹抱琵琶半遮面一般掩盖住了自己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客观经济条件的改善也偷换成了个人的主观情愫。因而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旅行”这种既是全民，又兼顾个体的行为就不免沾染一些“虚有主义”色彩，透过这种色彩便可以看到诸多一厢情愿的“有我之境”：或意气风发，或此地他乡，或清新自然、或羁旅天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堂·吉诃德至少可以算是“虚有旅行主义者”的一代宗师。 仿佛在一夜之间所有人热衷于旅行，热衷于在路上的畅快淋漓。每个人都眼神迷离，迫切地想去看看世界之大，把廉价的花裙子或者明信片当做实现诗意化愿望的小砝码。无论怎样，现代意义上的旅行都是奢侈的消费行为，即使把“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说一千遍，也无法掩饰这一过程中的仓促与从众。“虚有主义”的旅行召唤出来一种心理暗示和自我催眠，在崇高感的召唤下，旅行家们的所有行为都指向一个没有实际含义的成功学结果。“旅行”似乎已成为一种提升人格魅力还有助于仰观宇宙俯察品类的捷径，不但可以悟透人生，更似乎可以解决个人生活的一切疑难杂症，并且从此绚烂，是颜色不一样的焰火。空洞的意义遮蔽了形式，而形式又进一步遮蔽了行为。从修辞学意义上来考量，“虚有”是一种现代巫术，能给一切庸常赋予特殊的意义，任何司空见惯任何稀松平常任何本来无一物经过它的点化，都能带来一种仿佛里程碑式的错觉。如同罗兰·巴特所谓的“神话”：意义呈现形式，但是形式却疏远意义；形式呈现而空洞，意义隐匿但又似乎无处不在。它们就这样相互纠缠但又不相互追随，以一种分裂的样式逼迫人们正视一种已经被预先安排好的局面。
1641年是塞万提斯写成《堂·吉诃德》后的第三十六年。这一年，在距离西班牙千山万水的中国明朝，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增托马帮将一个因患腿疾已无法行走的病人送至江苏江阴，这个名叫徐宏祖的病人在归乡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一部字迹潦草的书稿，多年以后这本书以《徐霞客游记》之名刊行，并很快成为经久不衰的著作。“徐霞客”成为一个生动的偶像式符号，他一生的二十四次出游中的所有艰辛、痛苦与喜悦都浓缩进了游记中，又在几百年的流传中完全被这三个字所遮蔽。他一路上要躲避盗匪和毒虫猛兽，要一个人攀着岩石探寻山洞，要冒着雨踩着泥泞走夜路，一路风尘仆仆、跋山涉水也只不过是为了从一个县城赶往另一个县城。所以当援引古诗词赋来强调旅行的必要性时，但他们可能主动忽略了“旅途”在古诗文中绝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词。“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落第考生张继的满肚子穷酸；“轻舟已过万重山”全赖李白的归来心切，但该晕船一样会晕船；尽管语文老师们称道“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是如何宕开一笔气象开阔，却把杜甫从“闻”到“上”之间赶路赶成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的样子给省略了……且不说一路上要躲避盗匪路霸，随时都有可能被舵公询问“想吃下饺子还是刀削面”。
“虚有”是一种强行灌入的意义，无论方式粗暴还是软弱，但这种神话修辞的渲染却都会在现实的真切体验之后樯橹灰飞烟灭，被巫术点化的物件最终都会归附尘土。旅行只会丰富生活，但不一定能给生活增加意义，就好比可以说蹲家里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涂秘密花园能解压，但肯定不算艺术创作一样。任何一个旅行最后把自己旅成客栈老板的文艺青年几乎都会在日后面对每天抱怨房租水电费以及洗不完晒不完的床单被套。
最后这句话是我一个开客栈的朋友说的。
时间大概就这样过去了十多年，在1761年到1763年之间，哲学硕士康德在这类品种繁多、极尽想象力杂耍的读物中发现了一个集大成者。与康德同名的伊曼努尔·斯威登伯格早年曾是坚定的新兴科学青年，这个北欧人的研究范围从采矿、力学到天体结构、宇宙起源、再到动物行为，甚至包括当时比较前沿的大脑活动，无所不包——也正是因为着力于研究大脑用力过猛，令他陷入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与其他深信上帝的科学家们不同，对宇宙和物理的探索并没有对斯威登伯格展示出某种神迹，但是大脑活动的精妙却彻底让他产生怀疑，从此痛改前非与过去的自己割袍断义。
从1747年开始，斯威登伯格发表了鸿篇巨制、洋洋洒洒八卷本的《天堂的奥秘》。从一定角度上说，这部书对德意志柯尼斯堡和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两个伊曼努尔，都是重要的转折点。历史的吊诡或许正在于先令人失望，然后再让他顿悟。康德硕士满心激动和敬意翻开了《天堂的奥秘》第一页，但在啃完这部书以后，他却将另一个伊曼努尔归进了妄人的行列。在后来大纲式的文章《一位视灵者的梦》中，康德这样评价：八卷本中全是幻觉。这部书里几乎都是前科学青年斯威登伯格对自己得到上帝启示的记述，比如吃饭时看到天使在自己身边喝汤、走路摔一跤抬头看到云彩里有个人影在冲自己摆手等等，他将这种自己的内在体验上升成为普遍经验，并以此反复强调神的真实存在。对此，标榜理性主义者的康德真的看不下去了，但他并没有否定斯威登伯格各种有鼻子有眼的所见所闻，而是把这类纯属于个人的经验定义成“伪经验”，即在一个封闭空间中自我生成的同时自我证明，既不能让人相信它的真，也无法断言它的假。康德干脆大刀阔斧地把这类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排除在他先验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外。
说实话，我很难相信康德真的会耐着性子把这八卷本最终幻想式的奇文全都看完。在康德所生活的十八世纪，由于社会普遍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从诗人学者到贩夫走卒，都仍习惯于高举宗教的牌子向自我内在无限挖掘，并以此证明世界的深度——而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沉迷于自己的妄想。笃信宗教的科学家一般分成两类，一类终其一生在用科学的方法论从事研究，只为证明上帝确确实实存在，如牛顿；另一类则于第一类正好相反，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发现超出自己认知现象，然后在实在找不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心悦诚服地皈依了上帝，从此就走向漫长的自我催眠的不归路，其中的极端者即如斯威登伯格。正如康德所说：“如果在不同的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那么就可以猜测说，他们是在做梦。”康德用强大的理性分析，一方面为自己去掉了“形而上学蝶翼”上的主观臆断，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纪阻断了依靠个人观念从内在肆无忌惮拓展世界深度的无谓尝试。而世界扁平化的开始，正是人类的认知从内在猜测向外在求证的转移中开始的，形而上学对自身的反证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启动了。
在《纯粹理性批判》首次发表一百三十年以后，德国犹太人、忧郁的富家子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用一本小册子以学霸式的气魄向康德隔着时空致敬，维特根斯坦用逻辑对认知进一步设限，凡是超越了认知彼岸的东西，全都在他的数学化逻辑公式的推理中成为纯粹的胡说八道。这本横空出世小册子就是《逻辑哲学论》。维学霸在这本书中将“认知底线”这种“至低无下”荣誉证书颁发给了几乎谁都掌握却一直没拿着当回事的“语言”。正所谓“我们认知的边界，就是我们语言的边界“。这里面的“认知”一般是指狭义上的具体并且普遍“认知”——至于那种只属于个人的想象观念，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康德用三大批判给软禁了起来。
当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概念具体化为“语文”时，就能发现其实世界扁平化的程度恰恰与文盲率成反比，因为只有边界实体的缺失，才会造成有意无意的越界的发生。如果一个中世纪学者来到当下，肯定会对一个普通中学生的阅读能力叹为观止，将眼动嘴不动、快速地刷刷翻动书页的行为视为魔术。知识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越来越实体化，世界才会一点点地从深渊中浮现出来，认识的视野就会相应地越来越宽广。
1919年，维特根斯坦将誊写在笔记本上的《逻辑哲学论》交给了自己的导师罗素。他告诉罗素：你可能看不懂这本书，但是它终结了所有哲学问题。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命题是“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事实上，《逻辑哲学论》只终结了形而上学，世界的扁平化进程依然在继续。此时，作为哲学体系中小弟弟的“现象学”才刚刚起步。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有可能真正终结了哲学的那个人，此时才刚刚成为现象学开山祖师胡塞尔的助教。
这个人也是德国人，比维特根斯坦晚五个月出生，他叫马丁·海德格尔。
纯真的一般等价物
尽管把少年派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拍成电影也仍然会很精彩，但很可能不会像第一个故事拍成既叫好又叫座。大多数人都爱看诗意的童话故事，那样的世界即使险象丛生也可以如同过家家一样令人轻松接受，最后逢凶化吉皆大欢喜一定是必然的结局。从索隐情节与角色背后暗含的象征意义的乐趣中，真实的残酷被切实有效地避重就轻，于是那段被不断修订而逐渐逻辑完美的纯真旅程连中年派都常忆常新隽永深蕴。然而，从另一面来说，与老虎理查德·帕克的纯真旅程仅仅存在于少年派、中年派，乃至老年派的想象中，这样的虚妄与魔幻在现实中永远无法找到测算和衡量的标准。所带来的启示是，纯真的现实对象很可能并不存在。 所有纯真的典范都在很久很久以前或者触不可及的遥远地方，且不说《老子》中淳朴自然且无欲不争的人类社会形态和孔孟对尧舜及三代的歌颂都经不起最起码的逻辑推敲，以至于后人杜撰出一本《竹书纪年》一副扑克脸地来进行严肃讽刺，庄子也只能假托寓言虚构出所谓吸风饮露的藐姑射山人来作为得道者的终极代表，他们隔着厚厚的古籍向现代人们昭示出人类蒙昧时代险恶生存环境中的原始乌托邦理想。写过《焚舟纪》的安吉拉·卡特搜集过全世界各个大洲上多个民族的民间故事，结集成一本叫《精怪故事记》的书。这是一本充满争议的儿童书，在这些不同肤色的原汁原味的民间故事里，几乎没有矫情的公主王子们，反而多是村夫的野蛮、女仆的狡黠，胜利经常属于巫师，充斥着弑父弑兄、密谋乱伦，以及睚眦必报。于是在一个似乎应该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时空中，一代代的孩子们就听着这样的晚间故事入睡。
“纯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塑的，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纯洁而真诚”，而《辞海》中则根本就没有收录。在现代汉语中，“纯真”是个基础词汇，难以被解释，只存在概念的拆解与替换，却无法进行直观描述，所以其所指的内容无限庞大，词意的无限则意味着表意并不明确，可以被随意定义。于是，不忘初心可以是纯真，自然而然可以是纯真，简单幼稚可以是纯真，装嫩发嗲也可以是纯真。大众传媒重新提出了“纯真”概念，又被商业消费意识打上了仿佛是所有人共同记忆的错觉，影视剧及广告片里的纯真总是来源于真实又片面于真实，无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是少男少女携手绿荫下谈人生和理想都不免带有一种看得见摸不着的现代传奇色彩。人类思维的复杂使任何一个成长阶段都不能简单到仅仅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纯真”往往与“童年”和“青春”相关联，但问题是在童年和青春期我们真的有那么纯洁而真挚么？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和北野武的《大逃杀》都为人类动物本能所对应的道德范畴中的恶提供了推想式实验，于是我们都看到了格子衫、大头皮鞋与棍棒之间，学生校服与花样弄死同学之间的某种默契。以死相逼固然艺术表现出来极端，但军舰开走之后，谁又能想到纯真乃是一颗呆萌的猪头，上面爬满了苍蝇？
尼尔-波兹曼——没错，就是写过《娱乐至死》的那位——在另一本书《童年的消逝》中认为童年的时间跨度随着历史的推进在不断缩短，而他将这种缩短的原因归结为社会整体识字率的提升。识字率引起阅读量增加，导致知识来源的主渠道从直接经验转为间接经验，儿童和成人之间知识量的差距就随之相应减少，那个在臆想中本该享受纯真的年龄段就逐渐被消解。伴随着儿童们逐渐的“去纯真化”，成人们开始在想象世界中构造起来属于自己的纯真。当被精心选取的小概率事件被大量复制进大众传媒中，现代传播技术的选择性就自动开启了滤镜功能，那些芜杂的节外之枝就如同少年派的真实旅程经历一样被精妙的设计遮蔽掉了。于是，人性当中的偶然间展现出来的缺陷乃至就很可能会被胶片拼接成普适的善良和纯真，甚至异质特征也会根据观众们不明就里的期许而被诠释成闪光点。
从2001年的《美丽心灵》到2014年的《万物理论》，经由戏说演绎出来约翰·纳什和斯蒂芬·霍金都成为科学界的励志明星，代表了纯真改造个人命运在心理和生理上的两种胜利。他们早已超出了相对封闭的学术领域，而成为社会符号和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心灵鸡汤式的程式化剧本中，天才人格但是精神分裂与横空出世而命运多舛，不改初心与情真意切，混合着镜头语言而被诠释，“万物理论”最后被圆满地归结成“美丽心灵”。纯真令一种气息怪怪的特质无限放大，人性的复杂反倒被抹杀成了身份和遭际的副产品，于是纳什和霍金自身的某种真实历程最终只能是人格分裂和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附属。感动于美丽心灵的观众所流连的爱情与意志，却根本无暇了解纳什在确诊之后被妻子单方面要求离婚的事实：夫妻二人同住一屋但形同陌路。反倒是2001年电影上映之后，因为社会关注度的提高，二人关系才逐渐正常化。错综的现实要远比心灵鸡汤更有料，也更有滋味。对比之下，励志故事本身就变成了反讽，正如一位普林斯特的学生曾撰文评论的一样：治好他精神病的其实并非家庭与妻子，而是诺贝尔奖所带来的荣誉。
人类的思维缜密而且芜杂，纯真究竟是一种臆想的产物还是一段具体的DNA至少在目前还都难以判断。在尼尔·波兹曼半假设半论证出来的那个因全民文盲而崇尚纯真的古典主义时代，人在经济学上被定义成不受感情左右的自然人，不但可衡量也可预测。拥有赤子之心的约翰·纳什本人对亚当-斯密古典理论的颠覆，正在于将不可衡量的情感和心理因素隐藏性地引入对预期结果的研究中，以数学模型来测算心理预期。而所谓“纳什均衡”一直为人所诟病的也恰恰正是这一点：他只给出了可能性的结果，但无法给出算式来推演均衡出现的固定变量。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个大众印象中美丽心灵代表人的历史功绩，正是用一种强调心机复杂的方式揭示了世界的其实并不纯一本真。
1969年，就在纳什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第九年，远在法国的米歇尔·福柯出版了一本他所有著作中显得另类的《知识考古学》。他在这本书中摒弃了早先《词语物》、《古典时代疯狂史》等作品中那种文采飞扬的生动笔法，而用一种生涩的理论语言梳理了人类知识形成，在对大众认知追本溯源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操纵单纯与复杂之间相互转化的两个因素：权力和话语。话语的普遍性培植了，而权力的倾向性又推广了某个具体的话语系统。中年派乐于向来访者讲述少年派的那个被津津乐道的纯真故事，而把残酷的真实默默埋藏在心中，原因之一就是他自己也知道，即使是被迫的原罪也仍然是原罪，也仍然要被黑压压的道德标准所审判。
福柯一生都致力于在公众领域与权力话语斗争，但死后也没能逃开恶趣味的清算，在有关他的介绍中总有一行微妙的文字指向他的同性恋身份。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死于上世纪80年一种时髦的疾病一艾滋病，生前他早已在同性恋的小圈子中以肆无忌惮而闻名。他说自己追求知识只为追到漂亮的男人。
或许这种不羁，才是纯真的一个亚种。 马尔克斯——被珍藏的
盗版与善变的气节
1967年，三十九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经历了十四个月的闭关以后，疲惫地从书房里捧出了一千三百页稿纸，同时接过了儿子递上来的十二万比索的账单。那时，这个中年人的内心中一定满怀了一种欲哭无泪的悲壮——许多年以后，中国人借用了一种同样来自拉美的动物具象化了这种心境。被心中的羊驼们“呼啸而过”的马尔克斯当掉了几件家具，换来一点钱为家里小小地改善了一下伙食。但是，不久以后他便收到了《百年孤独》的第一笔版税。
事实上，直到马尔克斯辞世的那一刻为止，《百年孤独》的版税一直都是维持他一家中产阶级生活的方式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笔源源不断的收入支撑着他全家的上流生活方式，令他移居墨西哥，也支付了他晚年的医药费。
1982年，《百年孤独》为马尔克斯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这部小说的各种中文版本陆续面世。这一年，二十七岁的文学青年管谟业花了一块八毛钱，买到了生平第一本《百年孤独》，里面刻意营造的时空交错感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也开始学着用“许多年以后”的句式来写小说。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事业狂飙突进，也因为某种原因完全与各种国际规则绝缘。顶着国字头的各家出版社还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现代版权制度的概念。所以，当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共和国出版人们用自己的勤勉浇灌出百花齐放的同时，也夯实了自己所从事的这一行业的原罪。80年代的文学青年们如饥似渴般饱读着的经典，实际大多数都有着一个矛盾且不情愿为人所承认的名字：官方盗版书。
1986年，马尔克斯另一部著名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刚刚发表一年，已熟读手头那本盗版《百年孤独》的管谟业以“莫言”的笔名创作完成了一系列带有“寻根”情节的小说，他为这些小说拟订了一个总名：红高粱家族。正是这部被评论家们认为带有明显马尔克斯风格的小说为莫言奠定了当代文坛先锋作家的地位。二十七年后的2013年，从盗版书中汲取营养的莫言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年，莫言五十八岁，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十六岁，距马尔克斯获诺奖已过去了三十一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文学热开始在中国内地退潮，版权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出版业发展的瓶颈，80年代铺天盖地正规出版的盗版名著也已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减少，同时至今仍然为人所不齿的非法盗版出版物此时也正在肆无忌惮。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刚刚开始的1990年，马尔克斯曾对中国有一次短暂的访问，正好亲历了这次盗版书的改朝换代，于是怒不可遏的他发表了那段在此后十几年都让中国出版人和书商们诚惶诚恐的言论：“中国是一个海盗国家，我死后一百五十年都不会授权中国出版我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
这段话是否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版权意识的觉醒不得而知，但从此之后，带有国家行为性质且正规出版的经典外国文学作品确实逐渐下架，这一批翻译精良的名著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代标志，这种“盗版经典”本身也成为了经典，时至今日它们还都是一种足以证明欣赏品味的收藏品，见证着收藏者和一代文学青年的飞扬青春。
拉丁美洲的历史有着善变的传统，综合了新旧大陆的共同特点，正如评论界的定论：《百年孤独》展现了拉美风云莫测和游移的身份认同。2011年，在马尔克斯做了“海盗国家”声明后仅仅二十一年，《百年孤独》的授权中文版正式出版，授权费一百二十万美元，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百年孤独》从中国获取了一千一百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2012年，《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正式授予了中文版权。马尔克斯在三十年以后赚到了他早就该赚的那份钱。在这三十年里，马尔克斯早已须发皆白，就在中国的文艺老中青们手捧他的小说奔走相告时，他本人却在遥远的墨西哥城的家中卧床不起。
我最早知道“马尔克斯”这个名字是在初中历史课本里，那时他是一个符号，与他所创建的庞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世界观浑然一体，甚至代言着从墨西哥到巴塔哥尼全部拉美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所有照片并不与他本人对等，而只代表那个写过《百年孤独》的哥伦比亚作家。
十几年前的2001年，我在学校旁边的小书店买了一本货真价实的盗版《百年孤独》。封面是一部移花接木的好莱坞电影海报，浮夸的浅黄色内页，字号很小，并且有很多错别字。然后我用了两天的晚自习囫囵吞枣地读完了，合上书以后我直觉着头迷糊，因为这本书里仿佛有一百个叫雷奥连诺的人。
虚有旅行主义
1605年，西欧世界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第一步，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骑士阶层业已消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这一年，西班牙人塞万提斯出版了一本有意思的小说，叙述一个年逾五十的乡绅因迷恋骑士小说，于是倚仗一肚子的文艺情怀骑着一匹老马、穿上一身旧盔甲远行去复兴荣光但一路上灰头土脸的故事。是的，这部小说就是《堂·吉诃德》，全名《拉曼却的机敏堂·吉诃德传》，令人读起来古风盎然，文艺复兴的派头立竿见影。
堂老爷满怀浪漫主义理想地出发，却带着一肚子人心不古的忧伤回来。一脸无辜地将自己预想中的偶像剧错乱成了喜剧，虽然一路上不断变换着背景，但似乎始终都贯穿了剧中人物浑然不觉的罐头盒笑声。堂老爷苦心孤诣的伊比利亚版的古道西风瘦马注定只会空有热血，而绝不会跟侠义、沧桑等字眼沾上半毛钱关系，因为给他的旅程提供合理性的客观条件早就随雨打风吹去了。
“虚有”描述了一种有些矛盾还有些荒诞的状态：能标榜出来形状，但却没有明确的内涵，一如堂老爷所有假想的逻辑都在一路奔波遭逢中与现实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次元边界。现代性的两大特征一是强调了标准同质化，二是塑造出行为仪式化。另一方面，词义的变化永远不会只单单停留在文本层面，语言的内涵都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相对于“旅游”，“旅行”犹抱琵琶半遮面一般掩盖住了自己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客观经济条件的改善也偷换成了个人的主观情愫。因而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旅行”这种既是全民，又兼顾个体的行为就不免沾染一些“虚有主义”色彩，透过这种色彩便可以看到诸多一厢情愿的“有我之境”：或意气风发，或此地他乡，或清新自然、或羁旅天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堂·吉诃德至少可以算是“虚有旅行主义者”的一代宗师。 仿佛在一夜之间所有人热衷于旅行，热衷于在路上的畅快淋漓。每个人都眼神迷离，迫切地想去看看世界之大，把廉价的花裙子或者明信片当做实现诗意化愿望的小砝码。无论怎样，现代意义上的旅行都是奢侈的消费行为，即使把“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说一千遍，也无法掩饰这一过程中的仓促与从众。“虚有主义”的旅行召唤出来一种心理暗示和自我催眠，在崇高感的召唤下，旅行家们的所有行为都指向一个没有实际含义的成功学结果。“旅行”似乎已成为一种提升人格魅力还有助于仰观宇宙俯察品类的捷径，不但可以悟透人生，更似乎可以解决个人生活的一切疑难杂症，并且从此绚烂，是颜色不一样的焰火。空洞的意义遮蔽了形式，而形式又进一步遮蔽了行为。从修辞学意义上来考量，“虚有”是一种现代巫术，能给一切庸常赋予特殊的意义，任何司空见惯任何稀松平常任何本来无一物经过它的点化，都能带来一种仿佛里程碑式的错觉。如同罗兰·巴特所谓的“神话”：意义呈现形式，但是形式却疏远意义；形式呈现而空洞，意义隐匿但又似乎无处不在。它们就这样相互纠缠但又不相互追随，以一种分裂的样式逼迫人们正视一种已经被预先安排好的局面。
1641年是塞万提斯写成《堂·吉诃德》后的第三十六年。这一年，在距离西班牙千山万水的中国明朝，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增托马帮将一个因患腿疾已无法行走的病人送至江苏江阴，这个名叫徐宏祖的病人在归乡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一部字迹潦草的书稿，多年以后这本书以《徐霞客游记》之名刊行，并很快成为经久不衰的著作。“徐霞客”成为一个生动的偶像式符号，他一生的二十四次出游中的所有艰辛、痛苦与喜悦都浓缩进了游记中，又在几百年的流传中完全被这三个字所遮蔽。他一路上要躲避盗匪和毒虫猛兽，要一个人攀着岩石探寻山洞，要冒着雨踩着泥泞走夜路，一路风尘仆仆、跋山涉水也只不过是为了从一个县城赶往另一个县城。所以当援引古诗词赋来强调旅行的必要性时，但他们可能主动忽略了“旅途”在古诗文中绝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词。“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落第考生张继的满肚子穷酸；“轻舟已过万重山”全赖李白的归来心切，但该晕船一样会晕船；尽管语文老师们称道“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是如何宕开一笔气象开阔，却把杜甫从“闻”到“上”之间赶路赶成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的样子给省略了……且不说一路上要躲避盗匪路霸，随时都有可能被舵公询问“想吃下饺子还是刀削面”。
“虚有”是一种强行灌入的意义，无论方式粗暴还是软弱，但这种神话修辞的渲染却都会在现实的真切体验之后樯橹灰飞烟灭，被巫术点化的物件最终都会归附尘土。旅行只会丰富生活，但不一定能给生活增加意义，就好比可以说蹲家里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涂秘密花园能解压，但肯定不算艺术创作一样。任何一个旅行最后把自己旅成客栈老板的文艺青年几乎都会在日后面对每天抱怨房租水电费以及洗不完晒不完的床单被套。
最后这句话是我一个开客栈的朋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