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艾略特曾经指出：“艺术是离生活最近的东西，由此我们增强了体验，和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建立起联系。”类似的话语，其他作家口中也曾道出。这番话语实际上指向了文学的基本功用问题，尤其是在体验和经验的聚合层面，文学帮助每一个个体不断地外扩，这也是为何哈姆雷特的内心独白，或者《安娜·卡列尼娜》扉页上的话语广为流布的原因。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之中，但可以通过对他者踏入河流的再体验，逐渐从个人的视域中超越出来，进而趋近某种共相，由此加以反观自我与生活的关系。
　　就拿城市化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历程，所展开的是不断加速的波线。早期的《陈奂生进城记》如今读来，若与当下的城市化语境展开比较的话，似乎并非同一棵树上结出的果实，实际上它们长在同一棵树上，可见这一历程对个体命运、对社会生活修改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攀升的城市化率是一个问题，而不同时期的进城主体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考学与参军乃两条进城之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打工潮的兴起使得主体构成产生了变化，而到了新世纪，农民工及其家人的集體化进城及扩招的考试政策，使得城乡之间的流动性达到一个天文数字的比例。而作家作为记录者和见证者，在忠实于生活和忠实于内心的审美原则下，纷纷举起笔触，投入到城乡变动的书写过程中，无论是乡土—城市的视角，还是城市—乡土的视角，触及的皆是当代社会结构性变化的现实。
　　本期散文新观察所迎来的黎子的《姐妹们的城市》所书写的正是近亲姐妹们进城的历程。于作者而言，从西北的黄土高原深处来到一线城市广州工作、生活，在不同城市的辗转与飘零，这期间所激发出的内心风暴，可想而知。一代人的成长虽然有差异，但共同记忆总会让他者似曾相识。这篇八千余字的散文采用了并列式的处理方式，在跨度叙述中，呈现了四姐妹人生命运的现实安放。大姐朝霞从繁华的都市退回到了小城，被摧毁和拔空的内心落定在一间杂乱的出租屋中;妹妹珊珊以某种韧劲安稳地进入西北城市，最终获得了立足;而玲玲的生活节奏悄然被城市改变，再也不是那个在塬上大声叫喊的小女孩;至于作者自己，则通过读书的方式进入城市，能够通过夜晚和白天的双重景象慢慢地理解和接纳安身立命之地。对于四姐妹而言，无所谓成功抑或失败，成功和失败的概念过于简单，怎么可能全部涵盖个体的进城之路！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性格与命运的关联，以及时代生活对所有个体的裹挟与淹没。我们生活的地方，既不是乐园，也不是地狱，必须终止怒火中烧或爱的忧伤，生活就是这样，但它值得去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