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苏州与徽州民居建筑体系中，庭院与天井既是重要的建筑节点，又是产生建筑空间虚实转换的关键环节。建筑群院落的布局、天井的设置，皆承载着传统礼制的空间序列关系。前厅后堂，尊卑有序，厅堂与庭院、天井构成一进进的室内外空间虚实转换的贯穿式组合，这种虚实之间的亲和有序，反映出明清时期两地社会等级秩序在民居空间意象、建筑空间上的表达。
[关键词]苏州民居；徽州民居；庭院；天井
[Abstract]In Suzhou and Huizhou residential housing system， the courtyard or small yard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node construction， and a key link in the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space the actual conversion. The layout of the compound courtyard and the setting of the patio are the spatial sequence relations of traditional ritual. Front desk patios and the pecking order， hall and the courtyard， patio constitute a nakedness in indoor and out- door space conversio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ffinity between the actual and orderly， reflects the order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residential space image， the expression of architectural space.
[Key words] Suzhou residential house； Huizhou residential house； The courtyard； Patio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民居文化比较研究（项目编号：KYZZ_0348）阶段性成果。
苏州与徽州所处地域为中国南方汉人民系重要分支，即越海系的聚居区，此区域内汉人同操谓之“吴语”的方言[1]，其地域文化与民俗衍射到建筑风格与建筑文化上呈现出一定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等级秩序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礼制观念，从唐代直到清代皆颁布明典文书，对各式官式、民居建筑的规制规格、装饰细则有严格要求，各阶层的人员要依律不得僭越，苏州与徽州的民居建筑的基本形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步生成的。在两地民居建筑体系中，厅堂与天井既是最为重要的建筑节点，又是产生建筑空间虚实转换的关键环节（图1、2、3）。
一、庭院与天井空间分析
无论是苏州民居的庭院亦或徽州民居的天井，兩者在空间要素的构成上，本质上都属于厅堂空间的延伸，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的空间使用功能方面，徽州民居的天井与厅堂空间连接的紧密度远高于苏州民居。这种紧密性不仅体现在天井围合的檐口较为狭小，故而显得在视觉形态上两者距离更为接近，而且在于建筑与耕地面积紧张而闷热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徽州民居的天井更类似于一种“室内化”的室外空间，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厅堂空间的一种外延与拓展，也是由人工环境到自然环境的一种有序过渡；而苏州民居对于处理由室内到室外的空间手法，通常直接由室内连接到一个面积相对开阔的庭院，如一些等级较高的厅堂，其过渡空间通常由“前轩”或“后廊”完成，尽管在视觉形态上似乎庭院空间与厅堂空间有着痕迹深刻的割裂，但是这种大面积空间庭院也提供给使用者更为多样化的功能选择。相比徽州民居的天井，苏州民居的庭院的使用功能主要体现在采光、通风与排水防火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既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活动场所，也不是主要的交通线路的节点，亦不会在此种植植被等；形制、功能与空间使用较为固定，然而苏州民居的庭院除了具备徽州民居天井空间的功能外，还更为广泛地承担着使用功能，是宅邸主人与家眷客人等重要的生产、生活空间，同时会在庭院大量种植花草树木，甚至修缮亭榭摆放盆景等，并且在建筑群递进的空间序列中，扮演着重要的交通节点功能；在实际生活中，徽州民众日间的生活活动，更多的是在厅堂与天井间的灰色过渡地带，即廊檐下渡过，同样类似于苏州，资本雄厚的人家还会将这种廊檐的顶部做成精致的轩顶。[2]但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典型代表意义层面，苏州民居的庭院是无法与徽州民居的天井相提并论的，徽州民居的典型物化形态一者为马头墙，二者即为天井，反观苏州民居的庭院空间，似乎远未上升到可以代表其民居建筑典型元素的高度。
两地民居对于建筑空间的拓展组合方面，有着类似的逻辑关系，这也是两者形成“进”这种建筑群体单位的本质原因。进，即是指代围合空间的庭院，以轴线的方向指性串联各庭院空间，形成建筑空间秩序，这种空间感悟是建立在人的经验之上，以一种室内到室外空间交替往复的方式而存在的。在单独一个单位的庭院或天井住宅中，仅够开展最基本的家庭生活，当家族举办大型祭祀或婚丧嫁娶等活动时，就无法进行会客言商，而女眷、仆人等更是无法回避，这在讲究封建等级秩序与伦理纲常的明清汉人社会是无法被接受的，唯有拓展出各司其职的专用建筑空间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于是会在厅的后方延伸出一个堂，专门用于家眷的生活起居，外人议事到厅止步，后堂为内宅不得擅入。由此成为典型的“前厅后堂式”江南建筑群。由于厅担负着最为广泛的“涉外活动”，是一个家庭物质与精神面貌的窗口，所以宅主会尽可能地在这里注入心血，使得厅内梁架用料考究，廊柱绘施精美、尽显华丽，炫耀主人强大的财富。[3] 除了主要建筑组成了建筑群的“进”概念，两地民居在日常生活中必然要配属一些辅助性功能的次要建筑，如厨房、厕所、仓储或牲畜窝棚等等。苏州民居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在主要建筑群的两侧，组织起两条次要的“进”并予以串联，在地形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空间上的对称与协调。徽州民居则受限于地形条件，通常不会有方正的、规则的基地用于杂屋的建设，基本是围绕着主体建筑群的后边，见缝插针式的灵活设置，总体原则是不拘泥于固定平面形式，只需与主体建筑群配合得当即可。正是由于两地民居对于庭院空间与天井空间认知与使用、排列与组合的方面的差异，造就了富有各自地方特色的元素。总之苏州与徽州民居，以庭院与天井为围合单元，通过虚实相生、亲和有序、互相交融的空间排列手法，将室内外空间交替出现、巧妙穿插，从而使得两地民居建筑群一步步发展成熟，成为建筑空间排列有序、节奏适宜、韵律奇妙、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有机协调的宜居性建筑（图4、5）。
二、厅堂空间分析
苏州与徽州民居皆是以天井（庭院）合院组合形态的住宅，两者的主体建筑部分同为厅堂，建筑级别较高，结构也较为复杂，两地常见的有鸳鸯厅、扁作厅圆堂、满轩、花园厅等架构形式，根据室内四大界主体梁架用料的不同，将扁方料称之为“厅”，圆料称之为“堂”，又为“圆堂”，其前方必有轩，方可称之为“厅堂”。厅堂空间被分割的较为规整，中轴线明确且方向性强，每一进的厅堂与天井沿着轴线进深方向紧密贯穿，构建出一个虚实相合且有一定规律的空间意象。两地民居在对于次要建筑与偏落的空间规制方面，都显得较为放松，可随着具体的功能需求与地势地貌进行多重形态的灵活处理，苏州民居在这方面显得更为自由，尤其是在园林建筑空间规划方面，甚至刻意打破对称、方正与规则。
建筑的中轴线是布置厅堂之要冲，有关中轴线的设定，苏州地区并未见明确文献专门谈如何选址的问题，只是在《营造法原》“地面总论”章节谈及开挖基槽，依照地面房屋的负荷与地基的耐力而确定深浅[4]；而徽州民居则要考究很多，尤其是对风水堪舆术的使用，指导着寻找中轴线（图6）。安徽风水重“理形说”，首先根据基地的山川河脉走势与周边现有建筑情势，大致圈定一个有利的中轴线走势，然后“以罗盘格入首细脉，取消纯之气，一线牵到正盘作堂房……”，罗盘上绘刻有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的爻符，以子午为南北、卯酉为东西，结合户主的生辰八字，计算出一个最佳气脉的方位，依照罗盘所测角度划线而筑（图7）。从两地对于风水堪舆术的热衷程度分析，也可以区分出苏州与徽州对于阴阳轴向的测定，风水、生气观念的理解。总之处于自然环境更为不利的徽州民众，对于选址的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慎重。
两地民居的厅堂都是位于建筑群体的中轴线之上，具有指向明确的轴向。苏州民居的厅堂分类较徽州民居为复杂，根据不同的功能用途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差别，在空间排列上也有对应的次序安排。通常对着正门，立于墙后第一进的厅，为轿厅，进深可做到六界，结构有扁作亦有圆作，徽州地区的第一进中的厅堂结构多为圆作，进深不及苏州，甚至在多个院落组合的情况下，第一进是不设厅堂的，往往设置在第二进。而苏州民居在第二进通常会设置正厅，此为整个建筑群最为高大与富丽堂皇的重要建筑，以扁作最为彰显富足，是用于款待亲朋好友与婚丧嫁娶的重要场所。苏州民居的在正厅后的第三进厅堂，又称之为“堂楼”，或曰“女厅”，多为两层阁楼建筑，一层为家庭女眷应酬会客场所，二层为起居场所，然徽州民居的每一进之厅堂，几乎都是两层建筑，下层会客与公共事务，上层起居休息，这似乎是应对山区平地空间狭小的有效举措。[5]这样的厅堂空间通常是半通透与开场空间的，苏州民居通过三开间的落地槅扇窗与庭院衔接，而徽州民居则在面向天井的一面不设门窗完全开放。在厅堂的后部，两地民居处理其与后院或天井的手法类似，都是以半敞式为主，只在厅堂后部金柱处设置木质隔断，令厅堂前后隔而不断。两地民居厅堂与天井的兩侧均有柱廊衔接，与天井、庭院共同组成一个内外空间相互渗透、衬托的一体化空间（图8、9）。
厅堂无论在两地民居所处的平面位置还是空间位置，都传递出了“家天下”的意味。在这里通过对称与平衡、主次有别、层次分明的空间排列方式，阐释了中国传统观念中重伦理道德、文治教化与动静相宜的理念。两地民居建筑无论占地面积的多寡，厅堂永远是最为重要的建筑单体。宋《事物纪原》载：堂，当也，当正阳之屋；堂，明也，言明就义之所。关乎厅堂的精神功能，苏州民居与徽州民居同样会在堂屋前檐或太师壁之上悬挂一块匾额，上曰堂号，其名即为此宅的正式名称，取名的缘由通常是宅主人对自己及子孙所持有的崇高道德理想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家族式的自我精神文化修养的敦促，此外苏州地区的堂号还有很多托物言志的成分。总之厅堂是苏州与徽州两地民居最为关键的建筑，其空间意义不单在于家族议事、婚丧嫁娶与祭祀祖宗等，更重要的是承载着对当时社会条件下道德约束、精神修为、基层权力与宗族关系的融汇交织。
三、形制与空间位序的意象
苏州与徽州民居的建筑形制下，传统的合院民居形态呈水平轴线发展，有明确的扩展方向。受制于地形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苏州民居向平面方向发展，而徽州民居则向上即纵向拔高发展，另一方面，苏州与徽州民居的组合形式都是由北方汉民族庭院式与南方百越干栏式相结合构成，苏州无论在人文还是地理条件方面，更接近中原文化，故平面发展的巷弄庭院形式明显，而徽州民居受山越干栏式建筑的影响更多，故拔高建筑空间呈天井式形态明显。两者无论平面亦或纵向发展，都会有统领作用的轴线，围绕着轴线即可划定主次、正偏、内外、上下，并以空间位序强烈的形式布置厅堂、住房、书房、花厅、厨房等杂屋，通过建筑形制反映出我国传统礼教文化中等级秩序的位序意向与空间表现层次。
两地民居的形制皆传承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尊卑制度，故两者在空间位序的排列方面呈现高度相似与自觉的特点。[6]其基本原则表现为以厅堂为轴线的中心，前外后内、上私下公，主次分明、内外有别。正厅是整个民居院落中位序最高，地位最重要的地方，其统领着其他厅堂、住屋等空间的位序布置。苏州民居的正厅一般在主落的第三进，是家庭举行重要仪式与访客商议要事的场所，其等级最高、开间最大。向前两进的厅堂通常为门厅和轿厅，向后的一进为内厅。如此位序串联布设的系类厅堂，组成苏州民居的核心空间，加强中轴线的统领地位。徽州民居的正厅也设置在建筑群的中轴线之上，且在天井空间的正北方，即正厅的开间一定是面向天井庭院的，据以形制的不同，呈现出“凹形”、“回形” 、“H形”、“日形”的天井围合形式，这种围合形态相比北方四合院更加密闭，除烘托主厅的轴心作用外，寓意为“四水归堂”（图10）。
两地民居建筑形制下的住房位序与分配使用原则，则反映着家族的辈分、尊卑、亲疏的等级关系。苏州民居正厅之上堂楼的东侧房为上房，寓意为紫气东来的贵气方位，住着整个家族最尊贵的长辈，西侧房间次之，为父母居住。内厅的二层堂楼之上通常为女眷活动场所。徽州民居的正厅东西侧的配房用途与苏州类似，但儿孙辈的住房在门厅左右的住房。除了厅堂左右外，围合着正厅天井空间的配房，通常是分配给辈分较低或者仆人杂役居住的场所。总之两地民居住房位序方式以厅堂为中心，以中轴线为统领，尊卑亲属关系按照由远及近、由东向西的位序排列。
参考文献：
[1]钱乃荣.当代吴語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3-5.
[2]徐民苏等.苏州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95.
[3]张仲一.徽州明代住宅[M].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11-12.
[4]祝纪楠.《营造法原》诠释.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2012：1-5.
[5]单德启.安徽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25-26.
[6]李明.从生态民俗角度比较明清苏州与徽州的区域民俗文化[J].民俗研究，2006（1）：137-159.
[关键词]苏州民居；徽州民居；庭院；天井
[Abstract]In Suzhou and Huizhou residential housing system， the courtyard or small yard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node construction， and a key link in the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space the actual conversion. The layout of the compound courtyard and the setting of the patio are the spatial sequence relations of traditional ritual. Front desk patios and the pecking order， hall and the courtyard， patio constitute a nakedness in indoor and out- door space conversio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ffinity between the actual and orderly， reflects the order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residential space image， the expression of architectural space.
[Key words] Suzhou residential house； Huizhou residential house； The courtyard； Patio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民居文化比较研究（项目编号：KYZZ_0348）阶段性成果。
苏州与徽州所处地域为中国南方汉人民系重要分支，即越海系的聚居区，此区域内汉人同操谓之“吴语”的方言[1]，其地域文化与民俗衍射到建筑风格与建筑文化上呈现出一定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等级秩序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礼制观念，从唐代直到清代皆颁布明典文书，对各式官式、民居建筑的规制规格、装饰细则有严格要求，各阶层的人员要依律不得僭越，苏州与徽州的民居建筑的基本形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步生成的。在两地民居建筑体系中，厅堂与天井既是最为重要的建筑节点，又是产生建筑空间虚实转换的关键环节（图1、2、3）。
一、庭院与天井空间分析
无论是苏州民居的庭院亦或徽州民居的天井，兩者在空间要素的构成上，本质上都属于厅堂空间的延伸，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的空间使用功能方面，徽州民居的天井与厅堂空间连接的紧密度远高于苏州民居。这种紧密性不仅体现在天井围合的檐口较为狭小，故而显得在视觉形态上两者距离更为接近，而且在于建筑与耕地面积紧张而闷热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徽州民居的天井更类似于一种“室内化”的室外空间，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厅堂空间的一种外延与拓展，也是由人工环境到自然环境的一种有序过渡；而苏州民居对于处理由室内到室外的空间手法，通常直接由室内连接到一个面积相对开阔的庭院，如一些等级较高的厅堂，其过渡空间通常由“前轩”或“后廊”完成，尽管在视觉形态上似乎庭院空间与厅堂空间有着痕迹深刻的割裂，但是这种大面积空间庭院也提供给使用者更为多样化的功能选择。相比徽州民居的天井，苏州民居的庭院的使用功能主要体现在采光、通风与排水防火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既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活动场所，也不是主要的交通线路的节点，亦不会在此种植植被等；形制、功能与空间使用较为固定，然而苏州民居的庭院除了具备徽州民居天井空间的功能外，还更为广泛地承担着使用功能，是宅邸主人与家眷客人等重要的生产、生活空间，同时会在庭院大量种植花草树木，甚至修缮亭榭摆放盆景等，并且在建筑群递进的空间序列中，扮演着重要的交通节点功能；在实际生活中，徽州民众日间的生活活动，更多的是在厅堂与天井间的灰色过渡地带，即廊檐下渡过，同样类似于苏州，资本雄厚的人家还会将这种廊檐的顶部做成精致的轩顶。[2]但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典型代表意义层面，苏州民居的庭院是无法与徽州民居的天井相提并论的，徽州民居的典型物化形态一者为马头墙，二者即为天井，反观苏州民居的庭院空间，似乎远未上升到可以代表其民居建筑典型元素的高度。
两地民居对于建筑空间的拓展组合方面，有着类似的逻辑关系，这也是两者形成“进”这种建筑群体单位的本质原因。进，即是指代围合空间的庭院，以轴线的方向指性串联各庭院空间，形成建筑空间秩序，这种空间感悟是建立在人的经验之上，以一种室内到室外空间交替往复的方式而存在的。在单独一个单位的庭院或天井住宅中，仅够开展最基本的家庭生活，当家族举办大型祭祀或婚丧嫁娶等活动时，就无法进行会客言商，而女眷、仆人等更是无法回避，这在讲究封建等级秩序与伦理纲常的明清汉人社会是无法被接受的，唯有拓展出各司其职的专用建筑空间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于是会在厅的后方延伸出一个堂，专门用于家眷的生活起居，外人议事到厅止步，后堂为内宅不得擅入。由此成为典型的“前厅后堂式”江南建筑群。由于厅担负着最为广泛的“涉外活动”，是一个家庭物质与精神面貌的窗口，所以宅主会尽可能地在这里注入心血，使得厅内梁架用料考究，廊柱绘施精美、尽显华丽，炫耀主人强大的财富。[3] 除了主要建筑组成了建筑群的“进”概念，两地民居在日常生活中必然要配属一些辅助性功能的次要建筑，如厨房、厕所、仓储或牲畜窝棚等等。苏州民居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在主要建筑群的两侧，组织起两条次要的“进”并予以串联，在地形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空间上的对称与协调。徽州民居则受限于地形条件，通常不会有方正的、规则的基地用于杂屋的建设，基本是围绕着主体建筑群的后边，见缝插针式的灵活设置，总体原则是不拘泥于固定平面形式，只需与主体建筑群配合得当即可。正是由于两地民居对于庭院空间与天井空间认知与使用、排列与组合的方面的差异，造就了富有各自地方特色的元素。总之苏州与徽州民居，以庭院与天井为围合单元，通过虚实相生、亲和有序、互相交融的空间排列手法，将室内外空间交替出现、巧妙穿插，从而使得两地民居建筑群一步步发展成熟，成为建筑空间排列有序、节奏适宜、韵律奇妙、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有机协调的宜居性建筑（图4、5）。
二、厅堂空间分析
苏州与徽州民居皆是以天井（庭院）合院组合形态的住宅，两者的主体建筑部分同为厅堂，建筑级别较高，结构也较为复杂，两地常见的有鸳鸯厅、扁作厅圆堂、满轩、花园厅等架构形式，根据室内四大界主体梁架用料的不同，将扁方料称之为“厅”，圆料称之为“堂”，又为“圆堂”，其前方必有轩，方可称之为“厅堂”。厅堂空间被分割的较为规整，中轴线明确且方向性强，每一进的厅堂与天井沿着轴线进深方向紧密贯穿，构建出一个虚实相合且有一定规律的空间意象。两地民居在对于次要建筑与偏落的空间规制方面，都显得较为放松，可随着具体的功能需求与地势地貌进行多重形态的灵活处理，苏州民居在这方面显得更为自由，尤其是在园林建筑空间规划方面，甚至刻意打破对称、方正与规则。
建筑的中轴线是布置厅堂之要冲，有关中轴线的设定，苏州地区并未见明确文献专门谈如何选址的问题，只是在《营造法原》“地面总论”章节谈及开挖基槽，依照地面房屋的负荷与地基的耐力而确定深浅[4]；而徽州民居则要考究很多，尤其是对风水堪舆术的使用，指导着寻找中轴线（图6）。安徽风水重“理形说”，首先根据基地的山川河脉走势与周边现有建筑情势，大致圈定一个有利的中轴线走势，然后“以罗盘格入首细脉，取消纯之气，一线牵到正盘作堂房……”，罗盘上绘刻有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的爻符，以子午为南北、卯酉为东西，结合户主的生辰八字，计算出一个最佳气脉的方位，依照罗盘所测角度划线而筑（图7）。从两地对于风水堪舆术的热衷程度分析，也可以区分出苏州与徽州对于阴阳轴向的测定，风水、生气观念的理解。总之处于自然环境更为不利的徽州民众，对于选址的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慎重。
两地民居的厅堂都是位于建筑群体的中轴线之上，具有指向明确的轴向。苏州民居的厅堂分类较徽州民居为复杂，根据不同的功能用途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差别，在空间排列上也有对应的次序安排。通常对着正门，立于墙后第一进的厅，为轿厅，进深可做到六界，结构有扁作亦有圆作，徽州地区的第一进中的厅堂结构多为圆作，进深不及苏州，甚至在多个院落组合的情况下，第一进是不设厅堂的，往往设置在第二进。而苏州民居在第二进通常会设置正厅，此为整个建筑群最为高大与富丽堂皇的重要建筑，以扁作最为彰显富足，是用于款待亲朋好友与婚丧嫁娶的重要场所。苏州民居的在正厅后的第三进厅堂，又称之为“堂楼”，或曰“女厅”，多为两层阁楼建筑，一层为家庭女眷应酬会客场所，二层为起居场所，然徽州民居的每一进之厅堂，几乎都是两层建筑，下层会客与公共事务，上层起居休息，这似乎是应对山区平地空间狭小的有效举措。[5]这样的厅堂空间通常是半通透与开场空间的，苏州民居通过三开间的落地槅扇窗与庭院衔接，而徽州民居则在面向天井的一面不设门窗完全开放。在厅堂的后部，两地民居处理其与后院或天井的手法类似，都是以半敞式为主，只在厅堂后部金柱处设置木质隔断，令厅堂前后隔而不断。两地民居厅堂与天井的兩侧均有柱廊衔接，与天井、庭院共同组成一个内外空间相互渗透、衬托的一体化空间（图8、9）。
厅堂无论在两地民居所处的平面位置还是空间位置，都传递出了“家天下”的意味。在这里通过对称与平衡、主次有别、层次分明的空间排列方式，阐释了中国传统观念中重伦理道德、文治教化与动静相宜的理念。两地民居建筑无论占地面积的多寡，厅堂永远是最为重要的建筑单体。宋《事物纪原》载：堂，当也，当正阳之屋；堂，明也，言明就义之所。关乎厅堂的精神功能，苏州民居与徽州民居同样会在堂屋前檐或太师壁之上悬挂一块匾额，上曰堂号，其名即为此宅的正式名称，取名的缘由通常是宅主人对自己及子孙所持有的崇高道德理想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家族式的自我精神文化修养的敦促，此外苏州地区的堂号还有很多托物言志的成分。总之厅堂是苏州与徽州两地民居最为关键的建筑，其空间意义不单在于家族议事、婚丧嫁娶与祭祀祖宗等，更重要的是承载着对当时社会条件下道德约束、精神修为、基层权力与宗族关系的融汇交织。
三、形制与空间位序的意象
苏州与徽州民居的建筑形制下，传统的合院民居形态呈水平轴线发展，有明确的扩展方向。受制于地形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苏州民居向平面方向发展，而徽州民居则向上即纵向拔高发展，另一方面，苏州与徽州民居的组合形式都是由北方汉民族庭院式与南方百越干栏式相结合构成，苏州无论在人文还是地理条件方面，更接近中原文化，故平面发展的巷弄庭院形式明显，而徽州民居受山越干栏式建筑的影响更多，故拔高建筑空间呈天井式形态明显。两者无论平面亦或纵向发展，都会有统领作用的轴线，围绕着轴线即可划定主次、正偏、内外、上下，并以空间位序强烈的形式布置厅堂、住房、书房、花厅、厨房等杂屋，通过建筑形制反映出我国传统礼教文化中等级秩序的位序意向与空间表现层次。
两地民居的形制皆传承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尊卑制度，故两者在空间位序的排列方面呈现高度相似与自觉的特点。[6]其基本原则表现为以厅堂为轴线的中心，前外后内、上私下公，主次分明、内外有别。正厅是整个民居院落中位序最高，地位最重要的地方，其统领着其他厅堂、住屋等空间的位序布置。苏州民居的正厅一般在主落的第三进，是家庭举行重要仪式与访客商议要事的场所，其等级最高、开间最大。向前两进的厅堂通常为门厅和轿厅，向后的一进为内厅。如此位序串联布设的系类厅堂，组成苏州民居的核心空间，加强中轴线的统领地位。徽州民居的正厅也设置在建筑群的中轴线之上，且在天井空间的正北方，即正厅的开间一定是面向天井庭院的，据以形制的不同，呈现出“凹形”、“回形” 、“H形”、“日形”的天井围合形式，这种围合形态相比北方四合院更加密闭，除烘托主厅的轴心作用外，寓意为“四水归堂”（图10）。
两地民居建筑形制下的住房位序与分配使用原则，则反映着家族的辈分、尊卑、亲疏的等级关系。苏州民居正厅之上堂楼的东侧房为上房，寓意为紫气东来的贵气方位，住着整个家族最尊贵的长辈，西侧房间次之，为父母居住。内厅的二层堂楼之上通常为女眷活动场所。徽州民居的正厅东西侧的配房用途与苏州类似，但儿孙辈的住房在门厅左右的住房。除了厅堂左右外，围合着正厅天井空间的配房，通常是分配给辈分较低或者仆人杂役居住的场所。总之两地民居住房位序方式以厅堂为中心，以中轴线为统领，尊卑亲属关系按照由远及近、由东向西的位序排列。
参考文献：
[1]钱乃荣.当代吴語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3-5.
[2]徐民苏等.苏州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95.
[3]张仲一.徽州明代住宅[M].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11-12.
[4]祝纪楠.《营造法原》诠释.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2012：1-5.
[5]单德启.安徽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25-26.
[6]李明.从生态民俗角度比较明清苏州与徽州的区域民俗文化[J].民俗研究，2006（1）：137-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