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3日,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法案经总统奥巴马签署正式成为法律。大洋彼岸的美国,围绕“医奴”的大讨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其实真正的有钱人并不在乎花最多的钱获得最好的服务。苹果公司CEO乔布斯做肝脏移植就是个典型例子。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孕妇、低收入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现役和退伍军人因为有资格享受政府的医疗救助,也没有那么多抱怨。
　　真正对“看病难”怨声载道的还是中产阶级。1970年1月,《时代周刊》把“美国中产阶级”评为1969年的年度人物。它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决定了美国选票的流向,于是美国政客们为中产阶级量身定做了一套“医疗保险”体系。这套体系设计的初衷是与欧洲“福利社会”和苏联的“公费医疗”相抗衡,以此表明美国“自由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美国“自由主义”医保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市场经济化。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和商业保险公司签订合同,每月缴纳保险费,有病时则获得医疗服务。这和美国主流价值观完全相符。
　　但进入21世纪,美国医保体系的问题越来越多。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医保价格并没有因为自由市场竞争而降低。2008年美国的国民卫生支出,即公共财政和居民个人的医疗保健开支总额为全球最高值,约为2.387万亿美元。根据美国凯塞家庭基金会的报告,仅2006年前九个月,美国工作者家庭的平均医疗保险费用同比上升7.7%。2000年到2006年间,美国工作者家庭的医疗保险费用上升了84%,翻了近一番。这就像已经交了一套房的首付,但每月的按揭费用却不断攀升。
　　比如有一个叫吴瑞卿的香港移民,她是美国国务院聘用的同声传译员,达到了中产阶级下层每月3000美元的生活水平。可是每个月仅医疗保险一项就要掏435美元。如果她还要供房的话,每月又得掏出800多美元,仅此两项,就要占去一个中产阶级税后(按税率25%计算)月净收入的50%以上,再加上养车和养小孩的庞大开销,中产阶级就成了“房奴 医奴 月光族”。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出现“医奴”现象呢?首先,美国正进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照顾,这样必然形成一个医疗保健的“卖方市场”,医疗服务永远供不应求,从而导致医疗费用不断攀升。其次,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提高,很多以前治不了的病都可以治好,使得以前早就被医生“宣判死刑”的病人“又活过来了”,这样无形间延长了治疗周期,也增加了医药费开销。第三,商业机构对利润的无尽追求导致医疗价格“被提升”。据美国纪录片《神经病人》介绍,一名患者在美国买一种药需要120美元,但在古巴只要5美元。第四,在美国经济泡沫最严重的时期,华尔街把医疗保险、房地产和银行结合起来,设计了很多“新玩儿法”。比如,老人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然后每月从保险公司获得贷款以支付医药费,老人去世后用房子归还贷款,但问题是一些保险公司在这一过程中间添加了很多“金融杠杆”。结果次贷危机一到,很多老人既丢了房子又失去了医疗保障。
　　而比“医奴”更惨的事情就是一辈子当“医奴”,等到真正用钱的时候却被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比如,以前你得了小病,自己买药吃了,但没有告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假如你患了癌症,要么切除肿瘤,要么等死,但保险公司也许会拒绝支付切除费用,理由是手术方法是实验性的,结果难以预料。
　　比“医奴”得不到钱还要惨的事情,就是自己想当“医奴”还当不成。美国社会最低收入者可以享受国家医疗救助,但刚刚超过贫困线而自己又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保险的那部分人则成了被医保遗忘的群体。于是他们只能减少日常保健支出,有病也扛着,直到小病拖成大病。
　　正因为美国的“医奴”现象极其复杂,所以这次奥巴马签署医改法案引起了极大争议。比如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抱怨说,美国医疗体制是年轻人存钱养活老年人,等到自己老了,这笔钱实际上已经被上一代人花光了,所以他们宁可不参加医疗保险。而已经购买了医疗保险的人,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又害怕企业因为被强迫支付员工保险而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