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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比人强。美国当前的对外战略调整，首先基于一个基本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美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代表美国官方认识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不久前发表《2030大趋势》报告指出，当前权力扩散的发展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美国将不再拥有对国际事务的主宰地位，更多的参与者（Player）将扮演更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这两大看似矛盾的趋势并行发展，全球战略大格局和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重新确立轻重缓急
冷战结束后成为单极世界独一无二领袖的美国，开始从顶峰地位向下滑落，对国际事务的掌控力已大大削弱。小布什政府曾立志要打造21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而对今天的奥巴马政府，这已成为昨日的梦想。“力不从心”是美国当前对外战略困难的基本写照。要适应变化的形势，大调整是不得不为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一发展态势非常明显。
毫无疑问，维持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是美国全球战略始终不渝的大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就是要根据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美国现有的资源和能力，重新确立轻重缓急，进行力量配置，采用能适应新形势特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战略态势来看，随着前述变化，美国的全球外交从冷战后的大扩张转入一定程度的收缩，退出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它的收缩会有不同的重点，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收缩，但总体的态势是收缩。
其次，美国全球战略一般都会维持外交和内政的平衡，目前内政因素更加突出，国内议程占据了美国领导人更多的精力，而且内政对外交的牵制加强，国内政治的极化对外交形成很大影响。
再次，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影响有所变化。在前述大形势下，经济是美国需要应对的最主要问题。当然这离不开外交的配合。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未来最大的市场，其中中国又是美国要面对的最主要的变量。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将中国看作是“亚太的中国”，其对华政策是其亚太政策中的对华政策。中美经济竞争加剧了，所以合作或者争取合作是其政策的重要方面。当然，另外几个方面它也不会放手，比如安全问题始终是美国的一个基础，它从来都不放弃。美国不会改变以实力为后盾的方针，但是它对动武保持相对的谨慎，软实力变得更加重要。为此，它的目标方针、态势也产生变化。
主要战略对手就是中国
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非常明确：就是中国。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外交上要应对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的崛起是全方位的，在经济带动下，包括政治、战略、安全、军事、文化等方面综合地位获得提升。当今的中美关系是第一大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其复杂性的增加不只是体量上的原因，还带有性质方面的变化，就是我们所讲的“利益捆绑”与竞争加剧并存。如此不同的两个大国之间形成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现阶段，最重要的新发展是中美之间“战略竞争”问题。这里讲到“战略”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和安全方面。而且它不仅是双边的，还牵涉到地区和某些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当前美国外交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美之间这种战略竞争关系。显然，战略竞争突起增加了发生两败俱伤对抗的危险，而这是中美两国都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如何处理好这种更加凸显的“大国竞争”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关切。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议题得到美方的响应，就是要应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对华战略历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中国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中心问题，其亚太战略也就成为对华战略主导的亚太战略。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但我不赞成将其称为“遏制”。显而易见，中美之间的“竞合交织”关系大大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美国决策圈中的主流意见相当明确，将当时对苏的遏制政策今天拿来对华，是行不通的。
战略挑战不等同于安全威胁。美国将迅速崛起的中国视为重大战略挑战，但对美国安全构成主要现实威胁的还是恐怖主义。只要其背后所蕴含的广义的政治性对立没有达成和解态势，恐怖主义的威胁还会长期存在。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而开放的社会，安全上有非常脆弱的一面，这也正是极端反美势力寻机下手之处，美国不得不全力以赴来防范这一安全上的最大直接威胁。
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第二个因素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反恐努力取得很大成效，这么多年美国内没有再发生类似9.11的事件。但它最担心的是恐怖主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所以防扩散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是美国高度关注伊核问题和朝核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有一个就是地区热点问题，突出地表现在西亚北非地区。美国认识到现在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态势，在这些新的地区热点问题上，本地的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矛盾激化是主导性因素，这种本地因素是美国很难掌控的。所以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在叙利亚，美国的政策显得十分无奈、矛盾、犹豫、摇摆。一些外部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但它们与这些地区因素都有很大关联。不像冷战时期，美苏全球争夺的战略态势左右着多数地区热点问题。因此，对当今这些新的地区热点问题，美国转为采取类似于“冷静观察”的态度，只在必要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管控危机。
转型中的特点与对华战略
美国外交的调整或转型可能要持续相当一段时期。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和下一任总统的第一任期，都应当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首先它政治上的矛盾性或两面性非常明显，更多的矛盾性产生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不断看到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上的明显摇摆。其次，这也意味着美国在此期间的政策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并且还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为不但美国在转变当中，它的对手也在变化当中。所以这是一种互动进程，它的演进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决策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关心的是美对华关系。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主张，美国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表示接受这个提法，但双方在其含义的解读上仍有明显的分歧，只能求同存异。可以做这样几点理解：美国明确地表示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但是要求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在现行国际体制”框架内行事。这意味着美国的态度还可能有变化，取决于中国今后对外行事的方式究竟如何，是否被美国认为能够按规矩办事。美国还要观察中国的走向，含义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延伸或影响到外交领域。尤其是中共18大之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的内外政策思想、大政方针、战略目标以及行为特点等，美国要全面观察，深入研究。
面对中美关系中战略竞争面上升带来的风险问题，美国的做法主要还是管控。美国一再强调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希望中美之间进行“非零和的”、“健康的”竞争，尤其要努力避免导致对抗。与此同时，美国毫不含糊地做着几件事：一是将对华军事和安全防范作为首要举措，也就是它所讲的“对冲”，准备应对最坏情况的发生。二是加强对中国的威慑力，目的是警示中国不要采取美国所谓的“冒险行为”。当然，这种“对冲”和“威慑”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同盟国的力量，以及与同盟国的合作机制与协同能力，同时建立更广泛而密切的伙伴关系。三是加强与我对话和沟通，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最主要的目的是增进双方之间的了解，防止误判，以及有助于妥善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不言而喻，这里面还有中美与第三方的关系问题。新形势下的这种三边关系可能是加剧竞争的因素，但也可能具有缓冲作用，有助于防止事态失控。另外中美双方有一些共同的挑战需要协调或合作应对，这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顾问、前院长。本文原为作者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重新确立轻重缓急
冷战结束后成为单极世界独一无二领袖的美国，开始从顶峰地位向下滑落，对国际事务的掌控力已大大削弱。小布什政府曾立志要打造21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而对今天的奥巴马政府，这已成为昨日的梦想。“力不从心”是美国当前对外战略困难的基本写照。要适应变化的形势，大调整是不得不为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一发展态势非常明显。
毫无疑问，维持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是美国全球战略始终不渝的大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就是要根据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美国现有的资源和能力，重新确立轻重缓急，进行力量配置，采用能适应新形势特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战略态势来看，随着前述变化，美国的全球外交从冷战后的大扩张转入一定程度的收缩，退出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它的收缩会有不同的重点，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收缩，但总体的态势是收缩。
其次，美国全球战略一般都会维持外交和内政的平衡，目前内政因素更加突出，国内议程占据了美国领导人更多的精力，而且内政对外交的牵制加强，国内政治的极化对外交形成很大影响。
再次，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影响有所变化。在前述大形势下，经济是美国需要应对的最主要问题。当然这离不开外交的配合。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未来最大的市场，其中中国又是美国要面对的最主要的变量。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将中国看作是“亚太的中国”，其对华政策是其亚太政策中的对华政策。中美经济竞争加剧了，所以合作或者争取合作是其政策的重要方面。当然，另外几个方面它也不会放手，比如安全问题始终是美国的一个基础，它从来都不放弃。美国不会改变以实力为后盾的方针，但是它对动武保持相对的谨慎，软实力变得更加重要。为此，它的目标方针、态势也产生变化。
主要战略对手就是中国
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非常明确：就是中国。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外交上要应对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的崛起是全方位的，在经济带动下，包括政治、战略、安全、军事、文化等方面综合地位获得提升。当今的中美关系是第一大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其复杂性的增加不只是体量上的原因，还带有性质方面的变化，就是我们所讲的“利益捆绑”与竞争加剧并存。如此不同的两个大国之间形成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现阶段，最重要的新发展是中美之间“战略竞争”问题。这里讲到“战略”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和安全方面。而且它不仅是双边的，还牵涉到地区和某些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当前美国外交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美之间这种战略竞争关系。显然，战略竞争突起增加了发生两败俱伤对抗的危险，而这是中美两国都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如何处理好这种更加凸显的“大国竞争”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关切。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议题得到美方的响应，就是要应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对华战略历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中国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中心问题，其亚太战略也就成为对华战略主导的亚太战略。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但我不赞成将其称为“遏制”。显而易见，中美之间的“竞合交织”关系大大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美国决策圈中的主流意见相当明确，将当时对苏的遏制政策今天拿来对华，是行不通的。
战略挑战不等同于安全威胁。美国将迅速崛起的中国视为重大战略挑战，但对美国安全构成主要现实威胁的还是恐怖主义。只要其背后所蕴含的广义的政治性对立没有达成和解态势，恐怖主义的威胁还会长期存在。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而开放的社会，安全上有非常脆弱的一面，这也正是极端反美势力寻机下手之处，美国不得不全力以赴来防范这一安全上的最大直接威胁。
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第二个因素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反恐努力取得很大成效，这么多年美国内没有再发生类似9.11的事件。但它最担心的是恐怖主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所以防扩散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是美国高度关注伊核问题和朝核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有一个就是地区热点问题，突出地表现在西亚北非地区。美国认识到现在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态势，在这些新的地区热点问题上，本地的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矛盾激化是主导性因素，这种本地因素是美国很难掌控的。所以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在叙利亚，美国的政策显得十分无奈、矛盾、犹豫、摇摆。一些外部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但它们与这些地区因素都有很大关联。不像冷战时期，美苏全球争夺的战略态势左右着多数地区热点问题。因此，对当今这些新的地区热点问题，美国转为采取类似于“冷静观察”的态度，只在必要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管控危机。
转型中的特点与对华战略
美国外交的调整或转型可能要持续相当一段时期。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和下一任总统的第一任期，都应当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首先它政治上的矛盾性或两面性非常明显，更多的矛盾性产生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不断看到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上的明显摇摆。其次，这也意味着美国在此期间的政策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并且还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为不但美国在转变当中，它的对手也在变化当中。所以这是一种互动进程，它的演进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决策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关心的是美对华关系。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主张，美国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表示接受这个提法，但双方在其含义的解读上仍有明显的分歧，只能求同存异。可以做这样几点理解：美国明确地表示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但是要求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在现行国际体制”框架内行事。这意味着美国的态度还可能有变化，取决于中国今后对外行事的方式究竟如何，是否被美国认为能够按规矩办事。美国还要观察中国的走向，含义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延伸或影响到外交领域。尤其是中共18大之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的内外政策思想、大政方针、战略目标以及行为特点等，美国要全面观察，深入研究。
面对中美关系中战略竞争面上升带来的风险问题，美国的做法主要还是管控。美国一再强调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希望中美之间进行“非零和的”、“健康的”竞争，尤其要努力避免导致对抗。与此同时，美国毫不含糊地做着几件事：一是将对华军事和安全防范作为首要举措，也就是它所讲的“对冲”，准备应对最坏情况的发生。二是加强对中国的威慑力，目的是警示中国不要采取美国所谓的“冒险行为”。当然，这种“对冲”和“威慑”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同盟国的力量，以及与同盟国的合作机制与协同能力，同时建立更广泛而密切的伙伴关系。三是加强与我对话和沟通，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最主要的目的是增进双方之间的了解，防止误判，以及有助于妥善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不言而喻，这里面还有中美与第三方的关系问题。新形势下的这种三边关系可能是加剧竞争的因素，但也可能具有缓冲作用，有助于防止事态失控。另外中美双方有一些共同的挑战需要协调或合作应对，这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顾问、前院长。本文原为作者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