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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通常并不会吸引太多关注的目光，尤其当前中美贸易争端久谈不决、英国脱欧屡陷困境、日韩关系进入结冰期，而其他国家也因经济不景气各自有本“难念的经”。实际上这两年，拉丁美洲经济整体表现也不好，该地区经济体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都比较糟糕。原本，拉美各国好好整理自己的局势和发展就好，偏偏树欲静风不止，智利当局的一个涨地铁票价的行为，竟然引发了大范围的游行示威甚至暴动，牵扯出背后日积月累的沉疴宿疾。
不考虑当前的游行暴乱，智利绝对算得上拉丁美洲各国中的“优等生”。
2015年以来，智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稳步增长，从2439.1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982.31亿美元。智利央行数据显示，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5891美元（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人民币64644元，约合9215美元），为拉美地区最高值。同年，智利GDP增速超过4%，是2013年以来的最好成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预测，到2022年，该国人均GDP会超过30000美元。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稳定的国家，地铁票价的小幅上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10月6日，智利首都的地铁运营商，即圣地亚哥地铁有限公司（国有企业）决定将早晚高峰时期的地铁票价由80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7.97元）涨到83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8.27元）。此后，智利经济部长胡安·安德烈斯·方泰勒（Juan Andres Fontaine）就此表示，如果不想高价乘坐地铁，人们可以早点儿起床去工作场所。在圣地亚哥，通勤时间早就普遍需要2小时左右，上述态度引起了民众的怨愤。
最初，只是由学生领导的抗议团体违规进入地铁站台，烧毁车厢、破坏售票机器，表达对票价上涨的不满。逐渐地，这种不满发展为对社会不公等问题的暴力宣泄，游行示威的群体也从学生扩大至社会各阶层人士。
10月25日，圣地亚哥街头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而此前已经多次出现流血事件。示威者集中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地标广场上，人数预计在100万—120万。“这是智利于上世纪90年代‘民主化’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这样报道。
10月30日，智利总统皮涅拉宣布，放弃主办原定于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12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截至此时，骚乱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7000多人被捕，部分超市、商铺和车辆被烧毁。
“智利此番大規模的游行示威甚至骚乱，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社会治理井井有条、经济发展稳定持续的时候，社会分配问题处理不好也还是不行。换言之，智利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才引发了这样的状况。”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吴洪英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
她告诉记者，智利经济长期保持较稳定的增长，但增长并未有效地传递给底层民众。民众获得感比较轻微，基本工资涨得很慢，生活水平提高得也不快。
智利一直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但直到今天，高等教育的私有化水平还是很高，接受教育的成本也很高，阶层固化比较明显。
智利推崇私有化的养老金制度，实行私有制的强制储蓄以及指数化的年金制度。按照制度设计，养老金只能定时定量领取。有些智利人退休后，生活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
“这些问题不断积累，很容易让民众对生活感到无望。所以智利整个国家，看上去春光明媚，实则暗流涌动。”吴洪英这样强调。
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副教授李仁方则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除上述根源外，造成智利当前局面的还有其他外部因素。
他说：“智利的暴乱，很多时候掺杂了外部力量，比如外来移民，容易把问题扩大化。据悉，此次暴乱初期，不少被逮捕的暴乱分子就是移民。另外，历史遗留问题也让智利更容易出现游行示威甚至暴动。该国当前政府里还有一些官员，是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智利前总统，1974年12月16日-1990年3月11日在任）时期的年轻人，如今成长为政治家。因为曾经的政治迫害，一部分智利民众对这些官员抱有仇恨心态，且长久不能消散。”因此，一旦出现游行示威，这部分民众都很可能借机发泄内心不满，而其是否与票价上涨有关，在所不问。
李仁方强调，目前看，智利经济仍然是拉美各国中表现突出的。从宏观角度分析，智利保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在拉美地区，能做到这点的国家并不多见。智利物价长期稳定，通货膨胀长期维持在2%左右;考虑到美元的溢出效应，智利比索也算得上汇率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今年以来有所下降但也仍旧在增长;失业率保持在8%左右，稍高却无可厚非，因为今年以来，在智利投资的不少企业都更愿意雇佣劳动素质更高的委内瑞拉人和性价比更高的海地人（工资低）。
在圣地亚哥的暴乱中，有示威者明确亮出，他们抗议的是“新自由主义”，但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岩峰看来，新自由主义并非罪魁祸首;更确切地说，智利选择走新自由主义这条路并没错。
智利是拉美地区最早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智利政府全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主要有归还收归国有的外资企业、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实行市场开放等。这期间，智利政局稳定、经济政策连贯，为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1974年，智利人均GDP为1554美元，2007年，上述数字变为1050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智利当时就已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4年，智利人均GDP再次上升为14520美元，被称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从经济角度说，智利选择新自由主义以及开始市场化，没有错误。因为智利自然资源比较少，内部市场也比较小，战略纵深狭窄，这些都决定了它只能走一条外向化、市场化的道路。如果一定要为智利当前的局面寻找一个理由，那还要归结到公平与效率这里。进一步说，包括智利在内的很多拉美国家都面临这个难题，即他们无法平衡好经济发展中的两端——公平与效率。”孙岩峰这样对记者强调。
在拉美地区，如果一个国家重视效率，通常就会忽视公平，比如说智利，最终发展掩盖不住社会沉疴，爆发动乱。又或者，这个国家重视公平，追求社会福利，但结果经济往往难以可持续发展，苦日子到来，无法支撑社会福利，民众一样会不满，大规模游行示威最终也会出现。巴西左翼政府下台，阿根廷左翼政权失利，均与此有关。
今天，人们讨论拉美各國的发展总离不开“民粹主义”，仿佛很多问题都是它造成的，但在孙岩峰看来，“民粹主义”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结果。
“正因为拉美各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大家才不得不寻找新出路，而民粹主义被当作了一种尝试。2013年，巴西就开始经历社会与政局动荡，民众对经济、政治和自己获得的利益都不满，最终在2018年选出了一个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府。加上智利的暴乱，这些都不是好迹象。它可能标志着，拉美国家从经济、社会到政治，都在经历更深、更广的调整，而民粹主义以及向暴力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模式，很可能会为这一地区带来示范效应。”
当我们讨论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Populism是民粹主义的英文词，目前世界上尚未形成一致理解或统一概念。在欧美国家，我们通常使用‘民粹主义’，但讲拉丁美洲的情况，则多使用‘民众主义’这个词。比较起来，民众主义带有的贬义色彩更淡一些。它的含义很丰富，我们大体上可以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角度加以了解。”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董经胜教授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应。
在经济学家看来，拉美的民众主义倾向有如下表现：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获取政治支持或更多选票，在竞选时做出没有原则的承诺;上台后，为了兑现许诺，通过财政手段进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以提升劳工收入、改善社会福利、扩大医疗、改善住房和教育、提升养老保险水平等。以此为背景，若该国经济总量没有进步，税收体制也没有改变，政府就只能依靠发行货币或借债维持社会福利，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的出现。
在政治学或社会学研究人员看来，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则是人为地把社会分成两大阵营，一边是普通民众，一边是精英阶层，两大阵营是对立的。其中，民众阵营是纯净的而精英阵营是腐化的，且精英才是造成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政治应该表达民众意愿。这一逻辑的民众主义将民众与精英对立起来，把一切社会问题简单化了。
民众主义之于拉丁美洲，并不全然是坏的，短期内甚至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联合发起人兼负责人郭存海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拉美从殖民时期以来，就强调精英至上，忽略社会中下层民众和广大劳工，而民众主义偏偏强调对弱势群体和劳工的保护。
他指出，民众主义可以凭借对社会中下层提供充分保障、对精英群体的权益进行限制，来激发民族情感，巩固社会基础，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当一位领导人比较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时候，他可以借助民众主义激发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不过，民众主义强调个人与民众的联系更多一些，也就淡化了国家制度的约束和影响。因此，长期来看，民众主义的弊端是冲击甚至摧残社会制度。”郭存海这样强调。
基于政治原因、内需疲弱、外部环境动荡等一系列因素，在2019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2020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放缓。
最新预测显示，该地区最大的6个经济体（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的经济今年增长0.7%，2020年增长1.6%。标准普尔拉丁美洲地区高级经济学家Elijah Oliveros-Rosen表示，拉美GDP预期面临的风险向下行靠拢，而自2018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速集体放缓，该地区的投资增速已经捉襟见肘。
“讨论拉美地区的经济形势，不能错过的国家有5个，其中3个是拉美前三大经济体，即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无论增速如何，这3个国家的经济体量摆在那里;还有两个，就是智利和秘鲁。”李仁方这样告诉记者。
巴西经济在2019年第一季度遭遇萎缩后，第二季度终于恢复了增长。分析普遍认为，巴西经济目前增长动能仍然疲软，包括社会福利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对未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今年5月，由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回暖，巴西经济环比增长0.5%。IMF近期将巴西本年度的经济增长预测由此前的0.8%上调至0.9%。
墨西哥央行一如预期地将指标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7.5%，并表示经济增长前景在近数个月内可能恶化。该国央行在议息声明中指出，经济正处于不确定性环境，增长面临的风险平衡偏向下行。此前，该央行曾预测，墨西哥今年的经济增速将介于0.2%—0.7%之间。
阿根廷经济是否已走出泥潭，实难判断。该国经济数据在2018年经历了一番“地震”，第一季度GDP还增长4.1%，此后三个季度竟分别衰退3.8%、3.7%、6.1%。直到2019年第一季度，该国经济仍然负增长5.8%，所幸接下来的第二季度恢复正增长，但其经济形势整体仍在恶化。
近20年，中国在拉美的投资额翻了7倍，而2016年-2018年间，投资平均额更是增长到了176亿美元。作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截至目前，已有19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李仁方提醒记者，中国对秘鲁的投资尤其值得关注。
他说，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颇多，但目的与形式各样，而秘鲁是中资投资实业较多的国家，比如矿山、水电站。且中秘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投资的模式与前景提供了基础与保障。“在拉美整体经济形势并没有很好的当前，中国对秘鲁的投资有利于该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可以说，秘鲁是中国投资拉丁美洲的重要代表，反映了中国投资的积极影响。”
事实上，中国在巴西的投资也很多。不过，中企在巴西的投资受后者政局变动影响较明显。中国对智利的投资形势也颇为显眼。数据显示，智利是中国企业在拉美开展并购业务总额最高的国家。2014年以来，中国在智利宣布或落实了11项投资，总额超过96亿美元，居拉美之首。
截至11月13日，智利的骚乱仍在持续。圣地亚哥的示威者火烧宾馆和酒店，还袭击了阿根廷驻圣地亚哥大使馆。此前，智利总统皮涅拉已公开表示，政府正在筹备“宪法修正草案”，提案包括“赋予人权更好的定义”和实践人权的方式，以及澄清“国家义务”“提供更好的（公民）参与机制”等。
3毛钱引发的暴乱
不考虑当前的游行暴乱，智利绝对算得上拉丁美洲各国中的“优等生”。
2015年以来，智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稳步增长，从2439.1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982.31亿美元。智利央行数据显示，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5891美元（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人民币64644元，约合9215美元），为拉美地区最高值。同年，智利GDP增速超过4%，是2013年以来的最好成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预测，到2022年，该国人均GDP会超过30000美元。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稳定的国家，地铁票价的小幅上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10月6日，智利首都的地铁运营商，即圣地亚哥地铁有限公司（国有企业）决定将早晚高峰时期的地铁票价由80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7.97元）涨到83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8.27元）。此后，智利经济部长胡安·安德烈斯·方泰勒（Juan Andres Fontaine）就此表示，如果不想高价乘坐地铁，人们可以早点儿起床去工作场所。在圣地亚哥，通勤时间早就普遍需要2小时左右，上述态度引起了民众的怨愤。
最初，只是由学生领导的抗议团体违规进入地铁站台，烧毁车厢、破坏售票机器，表达对票价上涨的不满。逐渐地，这种不满发展为对社会不公等问题的暴力宣泄，游行示威的群体也从学生扩大至社会各阶层人士。
10月25日，圣地亚哥街头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而此前已经多次出现流血事件。示威者集中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地标广场上，人数预计在100万—120万。“这是智利于上世纪90年代‘民主化’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这样报道。
10月30日，智利总统皮涅拉宣布，放弃主办原定于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12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截至此时，骚乱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7000多人被捕，部分超市、商铺和车辆被烧毁。
“智利此番大規模的游行示威甚至骚乱，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社会治理井井有条、经济发展稳定持续的时候，社会分配问题处理不好也还是不行。换言之，智利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才引发了这样的状况。”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吴洪英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
她告诉记者，智利经济长期保持较稳定的增长，但增长并未有效地传递给底层民众。民众获得感比较轻微，基本工资涨得很慢，生活水平提高得也不快。
智利一直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但直到今天，高等教育的私有化水平还是很高，接受教育的成本也很高，阶层固化比较明显。
智利推崇私有化的养老金制度，实行私有制的强制储蓄以及指数化的年金制度。按照制度设计，养老金只能定时定量领取。有些智利人退休后，生活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
“这些问题不断积累，很容易让民众对生活感到无望。所以智利整个国家，看上去春光明媚，实则暗流涌动。”吴洪英这样强调。
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副教授李仁方则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除上述根源外，造成智利当前局面的还有其他外部因素。
他说：“智利的暴乱，很多时候掺杂了外部力量，比如外来移民，容易把问题扩大化。据悉，此次暴乱初期，不少被逮捕的暴乱分子就是移民。另外，历史遗留问题也让智利更容易出现游行示威甚至暴动。该国当前政府里还有一些官员，是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智利前总统，1974年12月16日-1990年3月11日在任）时期的年轻人，如今成长为政治家。因为曾经的政治迫害，一部分智利民众对这些官员抱有仇恨心态，且长久不能消散。”因此，一旦出现游行示威，这部分民众都很可能借机发泄内心不满，而其是否与票价上涨有关，在所不问。
李仁方强调，目前看，智利经济仍然是拉美各国中表现突出的。从宏观角度分析，智利保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在拉美地区，能做到这点的国家并不多见。智利物价长期稳定，通货膨胀长期维持在2%左右;考虑到美元的溢出效应，智利比索也算得上汇率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今年以来有所下降但也仍旧在增长;失业率保持在8%左右，稍高却无可厚非，因为今年以来，在智利投资的不少企业都更愿意雇佣劳动素质更高的委内瑞拉人和性价比更高的海地人（工资低）。
公平、效率难两顾
在圣地亚哥的暴乱中，有示威者明确亮出，他们抗议的是“新自由主义”，但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岩峰看来，新自由主义并非罪魁祸首;更确切地说，智利选择走新自由主义这条路并没错。
智利是拉美地区最早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智利政府全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主要有归还收归国有的外资企业、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实行市场开放等。这期间，智利政局稳定、经济政策连贯，为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1974年，智利人均GDP为1554美元，2007年，上述数字变为1050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智利当时就已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4年，智利人均GDP再次上升为14520美元，被称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从经济角度说，智利选择新自由主义以及开始市场化，没有错误。因为智利自然资源比较少，内部市场也比较小，战略纵深狭窄，这些都决定了它只能走一条外向化、市场化的道路。如果一定要为智利当前的局面寻找一个理由，那还要归结到公平与效率这里。进一步说，包括智利在内的很多拉美国家都面临这个难题，即他们无法平衡好经济发展中的两端——公平与效率。”孙岩峰这样对记者强调。
在拉美地区，如果一个国家重视效率，通常就会忽视公平，比如说智利，最终发展掩盖不住社会沉疴，爆发动乱。又或者，这个国家重视公平，追求社会福利，但结果经济往往难以可持续发展，苦日子到来，无法支撑社会福利，民众一样会不满，大规模游行示威最终也会出现。巴西左翼政府下台，阿根廷左翼政权失利，均与此有关。
今天，人们讨论拉美各國的发展总离不开“民粹主义”，仿佛很多问题都是它造成的，但在孙岩峰看来，“民粹主义”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结果。
“正因为拉美各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大家才不得不寻找新出路，而民粹主义被当作了一种尝试。2013年，巴西就开始经历社会与政局动荡，民众对经济、政治和自己获得的利益都不满，最终在2018年选出了一个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府。加上智利的暴乱，这些都不是好迹象。它可能标志着，拉美国家从经济、社会到政治，都在经历更深、更广的调整，而民粹主义以及向暴力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模式，很可能会为这一地区带来示范效应。”
民粹主义的好与坏
当我们讨论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Populism是民粹主义的英文词，目前世界上尚未形成一致理解或统一概念。在欧美国家，我们通常使用‘民粹主义’，但讲拉丁美洲的情况，则多使用‘民众主义’这个词。比较起来，民众主义带有的贬义色彩更淡一些。它的含义很丰富，我们大体上可以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角度加以了解。”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董经胜教授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应。
在经济学家看来，拉美的民众主义倾向有如下表现：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获取政治支持或更多选票，在竞选时做出没有原则的承诺;上台后，为了兑现许诺，通过财政手段进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以提升劳工收入、改善社会福利、扩大医疗、改善住房和教育、提升养老保险水平等。以此为背景，若该国经济总量没有进步，税收体制也没有改变，政府就只能依靠发行货币或借债维持社会福利，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的出现。
在政治学或社会学研究人员看来，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则是人为地把社会分成两大阵营，一边是普通民众，一边是精英阶层，两大阵营是对立的。其中，民众阵营是纯净的而精英阵营是腐化的，且精英才是造成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政治应该表达民众意愿。这一逻辑的民众主义将民众与精英对立起来，把一切社会问题简单化了。
民众主义之于拉丁美洲，并不全然是坏的，短期内甚至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联合发起人兼负责人郭存海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拉美从殖民时期以来，就强调精英至上，忽略社会中下层民众和广大劳工，而民众主义偏偏强调对弱势群体和劳工的保护。
他指出，民众主义可以凭借对社会中下层提供充分保障、对精英群体的权益进行限制，来激发民族情感，巩固社会基础，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当一位领导人比较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时候，他可以借助民众主义激发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不过，民众主义强调个人与民众的联系更多一些，也就淡化了国家制度的约束和影响。因此，长期来看，民众主义的弊端是冲击甚至摧残社会制度。”郭存海这样强调。
拉美经济保持低速增长
基于政治原因、内需疲弱、外部环境动荡等一系列因素，在2019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2020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放缓。
最新预测显示，该地区最大的6个经济体（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的经济今年增长0.7%，2020年增长1.6%。标准普尔拉丁美洲地区高级经济学家Elijah Oliveros-Rosen表示，拉美GDP预期面临的风险向下行靠拢，而自2018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速集体放缓，该地区的投资增速已经捉襟见肘。
“讨论拉美地区的经济形势，不能错过的国家有5个，其中3个是拉美前三大经济体，即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无论增速如何，这3个国家的经济体量摆在那里;还有两个，就是智利和秘鲁。”李仁方这样告诉记者。
巴西经济在2019年第一季度遭遇萎缩后，第二季度终于恢复了增长。分析普遍认为，巴西经济目前增长动能仍然疲软，包括社会福利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对未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今年5月，由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回暖，巴西经济环比增长0.5%。IMF近期将巴西本年度的经济增长预测由此前的0.8%上调至0.9%。
墨西哥央行一如预期地将指标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7.5%，并表示经济增长前景在近数个月内可能恶化。该国央行在议息声明中指出，经济正处于不确定性环境，增长面临的风险平衡偏向下行。此前，该央行曾预测，墨西哥今年的经济增速将介于0.2%—0.7%之间。
阿根廷经济是否已走出泥潭，实难判断。该国经济数据在2018年经历了一番“地震”，第一季度GDP还增长4.1%，此后三个季度竟分别衰退3.8%、3.7%、6.1%。直到2019年第一季度，该国经济仍然负增长5.8%，所幸接下来的第二季度恢复正增长，但其经济形势整体仍在恶化。
近20年，中国在拉美的投资额翻了7倍，而2016年-2018年间，投资平均额更是增长到了176亿美元。作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截至目前，已有19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李仁方提醒记者，中国对秘鲁的投资尤其值得关注。
他说，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颇多，但目的与形式各样，而秘鲁是中资投资实业较多的国家，比如矿山、水电站。且中秘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投资的模式与前景提供了基础与保障。“在拉美整体经济形势并没有很好的当前，中国对秘鲁的投资有利于该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可以说，秘鲁是中国投资拉丁美洲的重要代表，反映了中国投资的积极影响。”
事实上，中国在巴西的投资也很多。不过，中企在巴西的投资受后者政局变动影响较明显。中国对智利的投资形势也颇为显眼。数据显示，智利是中国企业在拉美开展并购业务总额最高的国家。2014年以来，中国在智利宣布或落实了11项投资，总额超过96亿美元，居拉美之首。
截至11月13日，智利的骚乱仍在持续。圣地亚哥的示威者火烧宾馆和酒店，还袭击了阿根廷驻圣地亚哥大使馆。此前，智利总统皮涅拉已公开表示，政府正在筹备“宪法修正草案”，提案包括“赋予人权更好的定义”和实践人权的方式，以及澄清“国家义务”“提供更好的（公民）参与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