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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被筹委会称作的“第三间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创始之初，就肩负着成为世界级一流大学的使命。二十年过去，它不负众望。它是如何做到的？
回顾读过的三所大学，肖颐最怀念她在香港度过的那一年时光。之前她在南京大学念物理，主攻凝聚态方向，2006年大三下学期，她申请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交换生名额。按照当年的排名，科大并非香港最好的学校，以肖颐的成绩她可以任意选择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相比后两所大学的悠久历史，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科大简直年轻得令人担心，并且规模也小，一共只有4个学院、19个系。
肖颐最终选择了科大，因为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科大已经将另外两所大学远远抛在身后。带她的导师张西祥博士，是科大2001年成功观察到全球最细、直径只有0.4纳米的单壁纳米碳管实验团队的成员之一，这项研究不但被《科学》杂志认定为当期重点发现，还被推举为当年的全球十大科技成果。
科大一年，被肖颐视为“学术生涯”的开始。她之前不承想到，作为一个大三学生，也可以跟着师兄师姐们出入实验室，堂堂正正成为研究队伍中的一员。和南大的硬件设备比起来，科大的实验室堪称梦幻，“拥有各种我们系以前梦寐以求的设备”。她所要做的，就是像周围的每一个人一样一头扎在里面，如同全世界只有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是疯狂的一年。”肖颐回忆。她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变成工作狂，因为周围所有人都是。她记得一群人在茶餐厅吃饭，周围的每张桌子都在讨论实验进展，讲到饭菜全凉，匆匆几口扒完飞奔回实验室。记得那些刚刚从北美回港的老师，永远敞开的办公室大门，以及在咖啡桌边都不曾停止过的热烈争论。之后她离开香港，去了同专业在美国排名前十五的马里兰大学继续念凝聚态，依然常常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但却不复在科大时那种浑身热血、异常兴奋的感觉。
如今回想，肖颐把那种劲头归结为年轻：一个迫切成长的年轻人遇到了一所同样迫切成长的年轻大学。
2011年，香港科技大学首次超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东京大学等，成为权威的国际大学排行榜“QS亚洲大学排名”上的第一名。QS声称，卓越的研究质量和国际化特质是香港科技大学将其他名校抛于身后的两大武器。
有趣的是，在南都周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大多数科大人的第一句话都是“排名并不重要”：他们认为过度量化的指标无法衡量这所野心勃勃正欲迈向世界一流的学府的学术水平。
但现任校长陈繁昌认为，无论如何，对于这所今年秋天即将迎来自己20岁生日的年轻大学而言，这样的肯定已是最好的礼物之一。
“第三间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诞生于1991年，之前筹备5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回归已成定局，各方面的发展都需重新定位。而当时的世界局势是，高科技挂帅，全球经济正欲转型。时任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首席议员、港英政府里华人最高官员的钟士元，看到了这一趋势，认为应当为香港的转型抓住良机，建一所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
此时，香港科技大学后来的创校校长吴家玮还身在大洋彼岸。吴家玮香港长大，在华盛顿大学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西北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华裔在学界“打破天花板”（指任大学校长）第一人。虽是香港人，吴家玮也喜欢称自己为“老保钓”，即70年代初海外华人留学生（以台湾为主）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成员。“老保钓”们的共性是，普遍怀有很深的民族感情。
在确定“香港科技大学”这个正式名称前，科大一直被筹委会称为“第三间大学”。而第一、第二的位置，自然属于港大和中文大学。事实上到80年代中期，港英政府创办了五所高等院校，除了港大和中大，还有90年代纷纷更名为大学的香港理工学院、城市理工学院和岭南学院。
拥有如此名目繁多的高校的香港，为何还要再办一间大学？
在吴家玮看来，高等教育之中，又有其精细的划分。当时的港大和中大，都是传统意义上学科众多、偏重教学的综合型大学。而香港理工和城市理工是针对社会需求、提供高级职业化培训和应用技术的“英国式理工学院”。岭南则是学习美国博雅学院的模式，提供小规模优质本科教育。
香港的高校，几乎已构成了一幅漂亮的大学版图，只是缺了最重要的一块—研究型大学。
世界级的一流大学无不是研究型大学，从牛津剑桥，到哈佛耶鲁。相比之下，后面这些美国顶尖大学的研究色彩更为强烈。所谓研究型，即重学术研究决不轻于重教学，提倡教研相长：以教学激发研究，以研究提高教学。
为何当时的港大、中大都没有走研究型大学的路子？吴家玮推测，这和英国对香港这座殖民地城市“传统商埠”的定位有关。“它培养的人才也都符合这一定位，用于科研的经费少得可怜。说到底，它原本就不希望你有独立的科学研究，不希望你发展高科技的。”
但以钟士元为首的华人高官在80年代末，已然看到了回归后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经济上他们预料到国家将会加快全面开放，香港以自由港身份扮演唯一通道的日子即将一去不返。而在人才方面，本地大量专业人才的外流，和汹涌的新经济形势间的矛盾正在形成。
香港，必须尽快有一所为自己培养人才的科技大学。
“并非说之前港大、中大就完全没有科研，但把研究型作为办学战略，科大一定是第一家。”吴家玮告诉记者。而战略影响接下来的一切：办学模式、用人标准、考核和升迁制度。
如何在香港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把一所新生的大学在短时间内办出高水准？吴家玮选择了筛选学科。一所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有上百个专业，科大却必须控制在二十个之内。
“科大由政府出资兴办，是一所公立大学。所以我精选学科的标准，首先就要看这个学科能否对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起作用，更远一点来说，能否为国家做贡献。第二，我们既然要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那就看在这个学科里，我能不能找到在全世界领域里一流的、领军型人才。最后，我们是否养得起这个人。”
“所以按这样的标准，像核物理这样的专业，我们从一开始就自动放弃。二十年过去了，现在也是零。”吴家玮笑称。而在集中精力攻坚的纳米科技、生物工程等领域，科大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另一个奇迹是他们的商学院：会计系教授近年来在5份全球顶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全球第一；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评选全球EMBA课程第一；今年，这座商学院的全球排名仅次于斯坦福商学院，名列第六。
文化：学术也要讲格调，讲趣味
像香港的大部分建筑物一样，科大的办公室并不宽敞。商学院经济系主任雷鼎铭的办公室同样狭小紧凑，亮点是窗外的碧海蓝天。夏日的香港，天气晴好。学生们都放假了，但雷鼎铭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办公室“上班”。
雷鼎铭正在做一项关于香港女性生育情况的研究。“香港女性中，到四五十岁还没有小孩的比例非常高，这个年龄不生就是不生了。内地一些大城市现在还没有香港这么高，但也有这个趋势。”人们不愿生孩子，这对经济体系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本该投资在孩子身上的这部分钱不需要了，社会的储蓄模式就将被改变，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会更加显著。
这是个颇富趣味的研究，雷鼎铭特意找了本科学生和他一起来做模型。“前两年，找大三大四的学生参与做研究。今年干脆从大一开始。”年轻人的想法不容小觑，他的一个学生对他说，这个现象很奇怪，儒家思想普遍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现在在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东亚大都市里，却有最高比例的人选择“无后”。
雷鼎铭和吴家玮一样是科大“创校元老”。“1991年，我从明尼苏达大学回来，参加科大第一届招生。当时我就对高中生们说，这里是香港最好的商学院。”
雷鼎铭的骄傲来自于他对同仁的自信。“我们的第一批教授，后来轮次当院长的陈玉树和郑国汉，是伯克利的博士。金融系的陈家强是从芝加哥大学挖来的，还有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徐淑英—她来到科大后做出了突破性研究，是专业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现在当了美国管理学会会长。”
在科大，人人皆知吴家玮的一句名言：“一流的人带来一流的人。”要建一流大学，第一批人一定要选对。有了第一批一流的人，才能继续吸引一流的人来报到。
一流的人何以重要？在数学系励建书教授看来，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一流的人能做出一流的成果或教出一流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一流的人在一起能形成一流的氛围，一流的文化。”
首先是热爱学术的文化。他自认为幸运，从来未离开过这样的氛围。1978年，励建书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入浙江大学念数学。“沉寂十年，老师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谁都是铆足了劲地教，学生也是铆足了劲地学。”纵然水平有参差，但他确定那真的是“科学的春天”。
“接下来，这个氛围还要讲究格调，讲究趣味。这种格调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在格调不高的学术氛围中，有人会用论文数量、经济效益等指标判定学术，而那样出不了好东西。”
在耶鲁念完博士后，励建书曾执教于马里兰大学，1998年加入港科大。“我们这一批不同于老保钓，但对国家的情结一直在，始终想回到熟悉的文化环境里去。”
有一点得到了励建书和肖颐的共同肯定：从马里兰到科大，或从科大到马里兰，几乎“没有什么需要重新适应的”。肖颐说：“科大除了课下还能听到粤语，几乎就是一所美国大学。”
在科大成立之前，港大和中大基本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建立的。传统英式大学中，副校长和院长由教师选举产生，轮换频繁。每系只设一位正教授，兼任系主任之职，且多年不换。而美式学院里，副校长和院长由校长委任，相应地责任清晰、职权较大。每个系科中正教授、副教授与助理教授有一定的比例，副教授以上即获终身教职。
科大的创始人们皆从美国留学归来，毫无意外地将这套更为开放与透明的美式规章带到了香港。由于不按英国传统办事，还遭到了一些学界人士的批评。吴家玮告诉记者：“事实上，最后科大的校制，是主体为美式兼容英式的结果。”
比如美国对大学校长一般不设任期，“去留视校董喜怒决定”。考虑到初创的种种不稳定因素，科大在对校长的聘任上沿用了英国制度，五年一个任期，便于校长在任期间放手去干。而美国大学里副校长的委任全权交予校长，科大则采取了由校董和校长共同商定出由教授组成的副校长遴选委员会，再由该委员会选出副校长的制度。
“我们试图建立的是一套透明、公平、参与性强的遴选、监督和问责制度。让教授们增加对管理层工作的了解和信任。”吴家玮说。像所有研究型大学一样，科大推崇的是教授治校。
制度：保障和激励
什么是教授治校？是让教授们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吗，还是让教授在学校里有最高话语权？
“教授治校，不是让教授去管行政、管后勤，而是让他们在学术问题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在科大，曾经有教授拍着桌子向校长叫板，但校长不能对教授拍桌子。当然，教授不是在跟校长争房子。”励建书笑了。
像美国的大学一样，科大的学术与行政是截然分开的两套体系，各有一个分管副校长。香港几所大学均实行与公务员挂钩的薪酬制度，对于教授来说，衣食已然无忧。而住房，科大采取的是按照教员级别分派不同大小的房屋给予租住并贴以房补，一旦退休，即要收回。
吴家玮担任校长13年，2001年退休。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还住在学校当时分的教员宿舍里，但房租是按市价付的。
“像房子这样在内地非常麻烦的问题，在科大，一个行政人员就搞定了，完全不需要出动哪个高层管理者。因为一切都有规矩，按照级别来，同级别的情况下再考虑年资、家庭人口，一算就出来了。”励建书说。
香港历来以制度化闻名。从薪酬、分房到升职、科研项目的申报、经费的审批，均有一系列严格乃至繁琐的章程。
比如要新聘教授时，应聘者从一开始就要与他所应聘的系里他的未来同事们“打交道”，由这些现任教授给应聘者打分，最终聘任与否，由包括助理教授在内的全体教员决定。这与内地主要由人事部门负责的聘任完全不同。
工作数年后是否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教授？依然由教授们组成专门委员会决定。而新进教授如果7年内达不到终身聘用标准就得离开，与美国一流学校差不多，留下的人可能不到一半。
再如科研基金，可以用于出差、请人前来交流，但不能有一分钱用于吃喝。励建书说，香港的廉政公署太厉害，火眼金睛。所有钱的事情他们都管，没人敢在这方面跟他们开玩笑。
学术则是完全独立于行政的另一套体制。对应于行政系统的严苛，科大的学术制度却可用不拘一格来形容。史维，科大最新任首席副校长（即学术副校长），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他在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学系担任系主任。
“他没有做过院长，直接从系主任做了副校长。认识他之前，我对他没有观点。但我和他交谈了一次，我就知道这个副校长找对了。用我们的话说他是那种非常sharp的人，你的需要他可以第一时间理解，并且给予充分支持—资源上，情感上，态度上的。事实证明，他不仅学术很强，也是个非常厉害的行政人才。和这样的人共事你会非常服气。但如果是在一套拘泥的系统里，他几乎没有可能这么快走上来。”励建书评价。
大学不是象牙塔
科大创立之时，吴家玮曾和当时的几位副校长有过争论。他希望在学术和行政副校长之外，再设一位研究及发展副校长—把科研成果的开发带入大学的正统管理层，这是吴家玮在判断了香港环境之后自创的制度。
在当时，吴家玮的这一决定很难得到多数同事的理解。即使并不反对将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大部分教授也不赞成校方直接卷入其中。一位来自普林斯顿的教授对吴家玮说，大学就应该像普林斯顿那样，醉心于基础研究，等着工业界找上门来，投资开发。
在美国，这样或许可行。但对香港，吴家玮缺少这样的乐观。香港人没有耐心，假如科大不快点拿出些东西，他们很快就会质疑科大的存在价值，继而减少对科大的支持。而如果大学自己成立部门，抢先转移成果，以科技造福工业和金融。这样，工商界自然也会回报大学。
在反对的声浪中，吴家玮还是找到了一位支持者：时任研究中心主任的陈介中。来科大前，陈介中一直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喷气推进实验所从事太空研究—研究直接用于应用，对于吴家玮想开展的事情，陈介中非常熟稔。
1993年，陈介中一出手就搞出了新鲜事：科大接下了第一笔大规模合同研究。政府正在大屿山建新机场，此地山陡风强，极其容易出现风切变。而风切变是飞机降落的大敌，曾多次引致航空事故，因而需要完全可靠的预测警报系统。
靠多年做系统工程的经验，陈介中让香港政府破天荒地没把这笔“大单”交给哪个外国顾问公司。科大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合作，完成了这个项目，交了卷，赚了钱。
“不对，”吴家玮自己纠正道，“学校不能叫赚钱，叫盈余。”而这笔盈余，科大用来继续开发别的项目。
“风切片”项目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使一部分人开始了解科大除了可以做学术教研外，还能为社会带来实用功能。而到如今，这套体系更为成熟：分管研究及发展的副校长之下，另有技术转移中心、企业服务中心等一批帮助教员转化科技成果的行政部门。
“这和中国内地很多大学的校办企业、校办工厂不一样。”吴家玮解释道，“科大的想法比较像美国：学校可以—但并不愿意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如果说在特别的环境下，也会开创公司，那也只是为了插秧，而非在商界耕耘。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学校就会把公司脱手，而不是长期拥有，包括知识产权也会低价放还给外出创业的师生。”
但对励建书教授而言，以上这套看上去有点复杂的体系和他无关—他所从事的数论与李群研究，静静地躺在纯学术研究范畴，暂时看不出转化为任何轰轰烈烈产业的可能。
所幸，在这里，基础研究同样被支持。学术副校长史维告诉记者：“我们支持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有的领域很窄，可能全球只有几十个人在做，但他们的头脑非常出色，我们一样会支持。”
回顾读过的三所大学，肖颐最怀念她在香港度过的那一年时光。之前她在南京大学念物理，主攻凝聚态方向，2006年大三下学期，她申请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交换生名额。按照当年的排名，科大并非香港最好的学校，以肖颐的成绩她可以任意选择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相比后两所大学的悠久历史，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科大简直年轻得令人担心，并且规模也小，一共只有4个学院、19个系。
肖颐最终选择了科大，因为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科大已经将另外两所大学远远抛在身后。带她的导师张西祥博士，是科大2001年成功观察到全球最细、直径只有0.4纳米的单壁纳米碳管实验团队的成员之一，这项研究不但被《科学》杂志认定为当期重点发现，还被推举为当年的全球十大科技成果。
科大一年，被肖颐视为“学术生涯”的开始。她之前不承想到，作为一个大三学生，也可以跟着师兄师姐们出入实验室，堂堂正正成为研究队伍中的一员。和南大的硬件设备比起来，科大的实验室堪称梦幻，“拥有各种我们系以前梦寐以求的设备”。她所要做的，就是像周围的每一个人一样一头扎在里面，如同全世界只有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是疯狂的一年。”肖颐回忆。她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变成工作狂，因为周围所有人都是。她记得一群人在茶餐厅吃饭，周围的每张桌子都在讨论实验进展，讲到饭菜全凉，匆匆几口扒完飞奔回实验室。记得那些刚刚从北美回港的老师，永远敞开的办公室大门，以及在咖啡桌边都不曾停止过的热烈争论。之后她离开香港，去了同专业在美国排名前十五的马里兰大学继续念凝聚态，依然常常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但却不复在科大时那种浑身热血、异常兴奋的感觉。
如今回想，肖颐把那种劲头归结为年轻：一个迫切成长的年轻人遇到了一所同样迫切成长的年轻大学。
2011年，香港科技大学首次超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东京大学等，成为权威的国际大学排行榜“QS亚洲大学排名”上的第一名。QS声称，卓越的研究质量和国际化特质是香港科技大学将其他名校抛于身后的两大武器。
有趣的是，在南都周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大多数科大人的第一句话都是“排名并不重要”：他们认为过度量化的指标无法衡量这所野心勃勃正欲迈向世界一流的学府的学术水平。
但现任校长陈繁昌认为，无论如何，对于这所今年秋天即将迎来自己20岁生日的年轻大学而言，这样的肯定已是最好的礼物之一。
“第三间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诞生于1991年，之前筹备5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回归已成定局，各方面的发展都需重新定位。而当时的世界局势是，高科技挂帅，全球经济正欲转型。时任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首席议员、港英政府里华人最高官员的钟士元，看到了这一趋势，认为应当为香港的转型抓住良机，建一所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
此时，香港科技大学后来的创校校长吴家玮还身在大洋彼岸。吴家玮香港长大，在华盛顿大学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西北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华裔在学界“打破天花板”（指任大学校长）第一人。虽是香港人，吴家玮也喜欢称自己为“老保钓”，即70年代初海外华人留学生（以台湾为主）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成员。“老保钓”们的共性是，普遍怀有很深的民族感情。
在确定“香港科技大学”这个正式名称前，科大一直被筹委会称为“第三间大学”。而第一、第二的位置，自然属于港大和中文大学。事实上到80年代中期，港英政府创办了五所高等院校，除了港大和中大，还有90年代纷纷更名为大学的香港理工学院、城市理工学院和岭南学院。
拥有如此名目繁多的高校的香港，为何还要再办一间大学？
在吴家玮看来，高等教育之中，又有其精细的划分。当时的港大和中大，都是传统意义上学科众多、偏重教学的综合型大学。而香港理工和城市理工是针对社会需求、提供高级职业化培训和应用技术的“英国式理工学院”。岭南则是学习美国博雅学院的模式，提供小规模优质本科教育。
香港的高校，几乎已构成了一幅漂亮的大学版图，只是缺了最重要的一块—研究型大学。
世界级的一流大学无不是研究型大学，从牛津剑桥，到哈佛耶鲁。相比之下，后面这些美国顶尖大学的研究色彩更为强烈。所谓研究型，即重学术研究决不轻于重教学，提倡教研相长：以教学激发研究，以研究提高教学。
为何当时的港大、中大都没有走研究型大学的路子？吴家玮推测，这和英国对香港这座殖民地城市“传统商埠”的定位有关。“它培养的人才也都符合这一定位，用于科研的经费少得可怜。说到底，它原本就不希望你有独立的科学研究，不希望你发展高科技的。”
但以钟士元为首的华人高官在80年代末，已然看到了回归后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经济上他们预料到国家将会加快全面开放，香港以自由港身份扮演唯一通道的日子即将一去不返。而在人才方面，本地大量专业人才的外流，和汹涌的新经济形势间的矛盾正在形成。
香港，必须尽快有一所为自己培养人才的科技大学。
“并非说之前港大、中大就完全没有科研，但把研究型作为办学战略，科大一定是第一家。”吴家玮告诉记者。而战略影响接下来的一切：办学模式、用人标准、考核和升迁制度。
如何在香港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把一所新生的大学在短时间内办出高水准？吴家玮选择了筛选学科。一所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有上百个专业，科大却必须控制在二十个之内。
“科大由政府出资兴办，是一所公立大学。所以我精选学科的标准，首先就要看这个学科能否对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起作用，更远一点来说，能否为国家做贡献。第二，我们既然要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那就看在这个学科里，我能不能找到在全世界领域里一流的、领军型人才。最后，我们是否养得起这个人。”
“所以按这样的标准，像核物理这样的专业，我们从一开始就自动放弃。二十年过去了，现在也是零。”吴家玮笑称。而在集中精力攻坚的纳米科技、生物工程等领域，科大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另一个奇迹是他们的商学院：会计系教授近年来在5份全球顶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全球第一；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评选全球EMBA课程第一；今年，这座商学院的全球排名仅次于斯坦福商学院，名列第六。
文化：学术也要讲格调，讲趣味
像香港的大部分建筑物一样，科大的办公室并不宽敞。商学院经济系主任雷鼎铭的办公室同样狭小紧凑，亮点是窗外的碧海蓝天。夏日的香港，天气晴好。学生们都放假了，但雷鼎铭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办公室“上班”。
雷鼎铭正在做一项关于香港女性生育情况的研究。“香港女性中，到四五十岁还没有小孩的比例非常高，这个年龄不生就是不生了。内地一些大城市现在还没有香港这么高，但也有这个趋势。”人们不愿生孩子，这对经济体系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本该投资在孩子身上的这部分钱不需要了，社会的储蓄模式就将被改变，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会更加显著。
这是个颇富趣味的研究，雷鼎铭特意找了本科学生和他一起来做模型。“前两年，找大三大四的学生参与做研究。今年干脆从大一开始。”年轻人的想法不容小觑，他的一个学生对他说，这个现象很奇怪，儒家思想普遍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现在在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东亚大都市里，却有最高比例的人选择“无后”。
雷鼎铭和吴家玮一样是科大“创校元老”。“1991年，我从明尼苏达大学回来，参加科大第一届招生。当时我就对高中生们说，这里是香港最好的商学院。”
雷鼎铭的骄傲来自于他对同仁的自信。“我们的第一批教授，后来轮次当院长的陈玉树和郑国汉，是伯克利的博士。金融系的陈家强是从芝加哥大学挖来的，还有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徐淑英—她来到科大后做出了突破性研究，是专业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现在当了美国管理学会会长。”
在科大，人人皆知吴家玮的一句名言：“一流的人带来一流的人。”要建一流大学，第一批人一定要选对。有了第一批一流的人，才能继续吸引一流的人来报到。
一流的人何以重要？在数学系励建书教授看来，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一流的人能做出一流的成果或教出一流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一流的人在一起能形成一流的氛围，一流的文化。”
首先是热爱学术的文化。他自认为幸运，从来未离开过这样的氛围。1978年，励建书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入浙江大学念数学。“沉寂十年，老师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谁都是铆足了劲地教，学生也是铆足了劲地学。”纵然水平有参差，但他确定那真的是“科学的春天”。
“接下来，这个氛围还要讲究格调，讲究趣味。这种格调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在格调不高的学术氛围中，有人会用论文数量、经济效益等指标判定学术，而那样出不了好东西。”
在耶鲁念完博士后，励建书曾执教于马里兰大学，1998年加入港科大。“我们这一批不同于老保钓，但对国家的情结一直在，始终想回到熟悉的文化环境里去。”
有一点得到了励建书和肖颐的共同肯定：从马里兰到科大，或从科大到马里兰，几乎“没有什么需要重新适应的”。肖颐说：“科大除了课下还能听到粤语，几乎就是一所美国大学。”
在科大成立之前，港大和中大基本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建立的。传统英式大学中，副校长和院长由教师选举产生，轮换频繁。每系只设一位正教授，兼任系主任之职，且多年不换。而美式学院里，副校长和院长由校长委任，相应地责任清晰、职权较大。每个系科中正教授、副教授与助理教授有一定的比例，副教授以上即获终身教职。
科大的创始人们皆从美国留学归来，毫无意外地将这套更为开放与透明的美式规章带到了香港。由于不按英国传统办事，还遭到了一些学界人士的批评。吴家玮告诉记者：“事实上，最后科大的校制，是主体为美式兼容英式的结果。”
比如美国对大学校长一般不设任期，“去留视校董喜怒决定”。考虑到初创的种种不稳定因素，科大在对校长的聘任上沿用了英国制度，五年一个任期，便于校长在任期间放手去干。而美国大学里副校长的委任全权交予校长，科大则采取了由校董和校长共同商定出由教授组成的副校长遴选委员会，再由该委员会选出副校长的制度。
“我们试图建立的是一套透明、公平、参与性强的遴选、监督和问责制度。让教授们增加对管理层工作的了解和信任。”吴家玮说。像所有研究型大学一样，科大推崇的是教授治校。
制度：保障和激励
什么是教授治校？是让教授们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吗，还是让教授在学校里有最高话语权？
“教授治校，不是让教授去管行政、管后勤，而是让他们在学术问题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在科大，曾经有教授拍着桌子向校长叫板，但校长不能对教授拍桌子。当然，教授不是在跟校长争房子。”励建书笑了。
像美国的大学一样，科大的学术与行政是截然分开的两套体系，各有一个分管副校长。香港几所大学均实行与公务员挂钩的薪酬制度，对于教授来说，衣食已然无忧。而住房，科大采取的是按照教员级别分派不同大小的房屋给予租住并贴以房补，一旦退休，即要收回。
吴家玮担任校长13年，2001年退休。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还住在学校当时分的教员宿舍里，但房租是按市价付的。
“像房子这样在内地非常麻烦的问题，在科大，一个行政人员就搞定了，完全不需要出动哪个高层管理者。因为一切都有规矩，按照级别来，同级别的情况下再考虑年资、家庭人口，一算就出来了。”励建书说。
香港历来以制度化闻名。从薪酬、分房到升职、科研项目的申报、经费的审批，均有一系列严格乃至繁琐的章程。
比如要新聘教授时，应聘者从一开始就要与他所应聘的系里他的未来同事们“打交道”，由这些现任教授给应聘者打分，最终聘任与否，由包括助理教授在内的全体教员决定。这与内地主要由人事部门负责的聘任完全不同。
工作数年后是否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教授？依然由教授们组成专门委员会决定。而新进教授如果7年内达不到终身聘用标准就得离开，与美国一流学校差不多，留下的人可能不到一半。
再如科研基金，可以用于出差、请人前来交流，但不能有一分钱用于吃喝。励建书说，香港的廉政公署太厉害，火眼金睛。所有钱的事情他们都管，没人敢在这方面跟他们开玩笑。
学术则是完全独立于行政的另一套体制。对应于行政系统的严苛，科大的学术制度却可用不拘一格来形容。史维，科大最新任首席副校长（即学术副校长），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他在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学系担任系主任。
“他没有做过院长，直接从系主任做了副校长。认识他之前，我对他没有观点。但我和他交谈了一次，我就知道这个副校长找对了。用我们的话说他是那种非常sharp的人，你的需要他可以第一时间理解，并且给予充分支持—资源上，情感上，态度上的。事实证明，他不仅学术很强，也是个非常厉害的行政人才。和这样的人共事你会非常服气。但如果是在一套拘泥的系统里，他几乎没有可能这么快走上来。”励建书评价。
大学不是象牙塔
科大创立之时，吴家玮曾和当时的几位副校长有过争论。他希望在学术和行政副校长之外，再设一位研究及发展副校长—把科研成果的开发带入大学的正统管理层，这是吴家玮在判断了香港环境之后自创的制度。
在当时，吴家玮的这一决定很难得到多数同事的理解。即使并不反对将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大部分教授也不赞成校方直接卷入其中。一位来自普林斯顿的教授对吴家玮说，大学就应该像普林斯顿那样，醉心于基础研究，等着工业界找上门来，投资开发。
在美国，这样或许可行。但对香港，吴家玮缺少这样的乐观。香港人没有耐心，假如科大不快点拿出些东西，他们很快就会质疑科大的存在价值，继而减少对科大的支持。而如果大学自己成立部门，抢先转移成果，以科技造福工业和金融。这样，工商界自然也会回报大学。
在反对的声浪中，吴家玮还是找到了一位支持者：时任研究中心主任的陈介中。来科大前，陈介中一直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喷气推进实验所从事太空研究—研究直接用于应用，对于吴家玮想开展的事情，陈介中非常熟稔。
1993年，陈介中一出手就搞出了新鲜事：科大接下了第一笔大规模合同研究。政府正在大屿山建新机场，此地山陡风强，极其容易出现风切变。而风切变是飞机降落的大敌，曾多次引致航空事故，因而需要完全可靠的预测警报系统。
靠多年做系统工程的经验，陈介中让香港政府破天荒地没把这笔“大单”交给哪个外国顾问公司。科大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合作，完成了这个项目，交了卷，赚了钱。
“不对，”吴家玮自己纠正道，“学校不能叫赚钱，叫盈余。”而这笔盈余，科大用来继续开发别的项目。
“风切片”项目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使一部分人开始了解科大除了可以做学术教研外，还能为社会带来实用功能。而到如今，这套体系更为成熟：分管研究及发展的副校长之下，另有技术转移中心、企业服务中心等一批帮助教员转化科技成果的行政部门。
“这和中国内地很多大学的校办企业、校办工厂不一样。”吴家玮解释道，“科大的想法比较像美国：学校可以—但并不愿意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如果说在特别的环境下，也会开创公司，那也只是为了插秧，而非在商界耕耘。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学校就会把公司脱手，而不是长期拥有，包括知识产权也会低价放还给外出创业的师生。”
但对励建书教授而言，以上这套看上去有点复杂的体系和他无关—他所从事的数论与李群研究，静静地躺在纯学术研究范畴，暂时看不出转化为任何轰轰烈烈产业的可能。
所幸，在这里，基础研究同样被支持。学术副校长史维告诉记者：“我们支持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有的领域很窄，可能全球只有几十个人在做，但他们的头脑非常出色，我们一样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