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有信心?
　　张震：演完《爱神之手》后，我对自己的表演有了一个方向。知道该怎么把自己要的东西都发挥出来。以前演戏，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人生的经历不够，一方面自己不是学表演的，常会怀疑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别人看也会觉得你很没有信心。《爱神之手》情况就有所好转，我也看了很多有关表演的书，和导演以及演员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开始比较能够享受到演戏过程中的快乐和成就感。
　　笔者：你怎么会去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
　　张震：因为我父亲是演员，《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饰演"我父亲"的就是我父亲。他和杨德昌导演是朋友。他们当时只找到一个女演员，就想找一个小男生来配。我父亲说我儿子正好这个年纪，要不要见个面?我不想去。我父亲说见面而已，没事的。过了一年就要拍。其实那时候我不想去，我爸说没关系，放暑假，就当玩两个月。结果一去去了7个月。糊里糊涂地就被骗去。
　　笔者：当时有没有想过要进演艺圈?
　　张震：一开始当然没有想过要当演员。后来我觉得做演员还蛮吸引人的，可以到各地去看看，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我毕业后就去杨德昌的电影公司打工，拍《麻将》的时候就帮他们做道具。拍完后我就又失业了。
　　笔者：《麻将》之后杨德昌没有让你来演戏吗?
　　张震：没有。《麻将》之后是《一一》，他拍《一一》时候我在服兵役，而且《一一》里面没有适合我的角色，其中只有一个高中生。可能是剧本里没有需要这样年龄的角色。
　　笔者：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和您父亲演对手戏时是什么感觉?
　　张震：我当时完全不懂表演是什么。我记得当时杨德昌导演让我们去上一些基本的形体训练课，去认识我们的身体。在现场，杨德昌用了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比如有一场戏，我看到许多人在那打打杀杀，要显出很恐惧的样子，他知道我演不出来，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骂了我半个小时，然后再面壁半个小时，最后出来那个脸就很贴了。杨德昌在片场很凶。
　　笔者：你和很多大师级的导演都合作过，比如王家卫、侯孝贤、李安，他们导戏的风格有什么不同吗?
　　张震：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执著。他们都希望达到完美。比如壮壮导演，和他拍戏特别好玩，每一条都会不一样。他不一样，摄影师不一样，演员也不一样，我们会一直做很多不一样，然后去碰那个火花。他是找一种感觉。很多导演特别需要的是精确。王家卫就是这样，你的走位和情绪必须很到位才行。侯孝贤导演则完全不让演员知道自己在拍戏。最好忘记有他这个人存在才好。他会把摄影机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叫演员去做一些事情，他会偷偷地开机，你也不知道他拍，他也不喊停。他不希望你演，希望你能将最自然的一面呈现在观众面前。李安导演话很少，在开拍之前，他会和演员有很多互动。
　　金基德导演我和他合作之前就看过他很多片子，我还蛮喜欢他，就觉得他应该是个很怪的人。肯定很变态，拍戏都拿玻璃，女人都不讲话，就哭，然后一个烟灰缸就扑过来了。很猛。然后碰到他人，他人超好，很爱开玩笑，每天都笑嘻嘻的。印象就是毁灭式的，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他拍片子之前都会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想象，拍起来很快，《呼吸》总工就20多天，我就拍了4天，一天有十几场戏。基本上一场戏两三个镜头。
　　
　　影响最大的是巩俐
　　
　　笔者：你拍的电影比较多的是艺术片，是什么原因?
　　张震：我还是有拍商业片啊。可能时间上面也是一个巧合。文艺片有时候会拍得比较长，如果时间不凑巧，可能就会错过一些机会。其实之前也有一些大型商业片的机会，但到最后一刻突然就停了。有好几部这样的戏，也比较可惜。我还没有反串过，我特别想有那么一次机会看看反串后的形象是怎么样的。我也很想拍喜剧，我拍过的只有《天下无双》算是一部喜剧。
　　笔者：这两年台湾的电影业很萧条，你觉得台湾电影还有翻身的希望吗?
　　张震：好莱坞大片太多了，刚开始都说好莱坞大片好看，可是到这几年，我想大家大概也会觉得蛮腻的。大家慢慢在转变口味。像前两年台湾有两部纪录片还卖得挺好的，大家会很惊讶，觉得纪录片怎么也会有不错的票房?当大众的口味都开始变化的时候，我相信到时候台湾电影的希望会出现。新导演一直都有，但台湾的环境和香港比还是不一样，后继乏人是台湾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像我认识的灯光师已经很老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灯光师已经60多岁。
　　笔者：有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位出色的导演?
　　张震：我在20多岁的时候又拍短片，又写剧本，但现在没有时间。而且我觉得还是演员轻松一些，我的头发也想保持多一些。可能年纪再长、时间再充裕一些的话会去考虑做导演，但眼前还是只会把演员做好。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该享受的时候就享受，该用力的时候就用力。
　　笔者：你和很多女演员合作过，你最欣赏的是哪一位?
　　张震：对我影响最大的女演员是巩俐。她演戏非常真实，而且巩俐是需要回应特别准确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