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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正在发生、显露苗头和即将发生的事态看,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具体为:
全球经济转型,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更多未知的风险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切实改变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反思和限制金融创新、加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并且开始体现到主要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金融监管、技术创新、出口导向、发展实业,大幅推进“再工业化”,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反全球化势力与倾向明显走强;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进入调整深化的新阶段,以他们为中心的国际生产、贸易与消费结构开始改变。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大国纷纷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经济发展向出口与消费并重的方向转变,优化对外贸易和投资,努力突破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对全球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的话语权增大,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全球金融监管将有所强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监管和调控职能将有所增强,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的规则可能变得更加严密,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有所削弱,欧元、人民币、卢布等作为地区性货币的作用可能进一步上升,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区域次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升级,欧盟、北美自贸区、东亚共同体、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等区域整合都将取得一定的成效,世界经济格局中板块鼎立的态势变得更加明朗。以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生物工程、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实现突破并得以大规模应用,这将引发第四次产业革命,推动形成国际分工、贸易、投资新秩序和能源新格局。“绿色经济”理念将成为主流,低碳、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但所有这些变革、调整和转型都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才能实现。发达国家面临高赤字、高通胀和高成本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依然不足和在全球产业分工位置依然处于低端,各自的经济转型都可能发生曲折和失误。新兴大国在继续发挥低成本优势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努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位置,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正由于此,围绕新的产业制高点、产业标准与市场规则制定的国际较量将变得异常复杂,摩擦和博弈激化势必产生新的动荡和风险,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将遭遇新的不确定因素。
多极世界格局开始形成,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迅速催化,多极化趋势变得更加明朗,“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多极世界格局的特征。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看,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这两个大的国家群体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差距持续缩小。在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占据“一超”地位,“多强”的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一超”与“多强”的综合实力差距持续缩小,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伊朗、南非等更多国家自主发展意愿、能力和实力都不同程度地走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地位排序重新洗牌。中国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持续攀升,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中国因素”更加突出。
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两国关系变化既浓缩体现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两大板块关系的变化,更是牵动新一轮大国关系重组的重要因素。中美日关系寻求平等化和协作化,中美欧关系寻求战略平衡与互信,中俄印巴寻求合作稳定与深化。这些层面的战略关系变化并行交织,大国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同步发展,使整个大国关系呈现越来越多的新气象:积极理性的成份增多,多边主义成为主流,竞争与合作都进一步加强,竞争是和平的、有克制的竞争,合作是务实的、追求双赢的合作,竞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多方联动和彼此牵制日益突出。
但竞争不仅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导面,而且在多个方面和多个领域变得更加激烈。主要国家将持续加强战略力量建设,诸如加大军费投入、加速调整军事战略、提高武器和人员作战水平,等等。地缘战略角逐向亚太这个新中心转移,主要国家纷纷加大战略投入。海上发展空间和安全保障能力竞争升温。太空开发战略投入增大,军民综合利用保持主导,但军事用途仍属开发主要动力,“武器化”程度不断提高,竞赛危险度增大,有关国际谈判已然升温。信息技术和网络竞争向空间战发展,多国加紧制定和实施网络安全战略和建设网络战备体系,发展中国家大力缩小“数字鸿沟”和维护信息安全,网络领域攻与防、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趋于激烈多变。
国际秩序进一步重构,权力博弈持续深入
随着多极世界格局逐步形成,国际秩序从机制到理念再到力量组合,大致沿着上一个十年的轨道继续和平渐变,新旧秩序在相当长时期内交织、并存和竞争,各种机制不断优化重组,权力结构日益多元化、网络化与机制化,呈现比较复杂混乱的局面。
首先,现有国际机制历经强化、调整、改革,逐步嬗变超越。在全球层面,促进大国合作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二十国集团(G20)机制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金砖四国”峰会朝机制化方向发展。八国集团向十四国集团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股权结构和职能进一步调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话语权增大。金融稳定委员会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和衍生品的监管。安理会改革可能取得进展,职能进一步转变。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等专门性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强化。
在地区层面,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不同程度地加强自身建设,以便更好地共同应对挑战和推进地区治理。北约加快全球化转型,欧盟以《里斯本条约》为新起点,加强体制和政策整合力度,把一体化建设推向新阶段。亚太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互促。上海合作组织巩固扩大,东盟一体化深入磨合,中日韩峰会影响扩大,“10+3”机制职能扩大加强,东亚峰会(“10+6”)务实发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强化实际功能。南美洲国家联盟从经济、金融、安全、政治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推进。非盟加强政策整合,提升整体影响力。阿盟寻求整合阿拉伯世界。
其次,各种新理念和新思想的影响持续扩大。除了经济领域的节能、低碳、绿色等理念之外,政治领域的全球治理思想不断发展,从主张“管理全球化”到主张“重塑全球化”,使之变得更加平衡;再到主张创建多边机制有力和权利义务平衡的“全球社会”,构建相互依赖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全球网络”;以及主张实行“全球新政”,充分贯彻民主、再分配和公共产品等福利国家原则,由地区、国家和全球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等等。西方突出责任和干预以强化主导,发展中国家强调自主和平等参与以应对干预,国际决策民主化程度和运作成本增加。
格局的交替转换和秩序重构意味着权利重新分配以及相应的制度化安排,既得利益者将极力确保其权利份额,新崛起者终将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这将导致主要战略力量为之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围绕国际秩序重构中的理念和规则、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所代表的环境秩序中的话语权等激烈角力;西方国家内部围绕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模式和地区主导权明争暗斗;新兴大国内部就发达国家分割给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再分割、联合国安理会扩大以及地区主导权等展开博弈。这种博弈将使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使整个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安全理念、机制和能力亟待创新
世界大变革大调整深入发展,国际秩序新旧交替转换加快,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发展的困难,这势必造成权力真空和动荡,增加混乱无序和不确定因素,使国际安全形势整体上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在高端,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尽管尚不至于引发大规模战争,但因领土领海和资源权益争端处理不当而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却难以完全排除。同时,核问题在多个方面变得越来越突出。核裁军风生水起,但推进曲折艰难;核军控形势趋于严峻,扩散危险更加突出;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上升激起和平利用核能热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和平利用核能的行列,核废料污染及民转军用带来的风险巨大;核恐怖主义被美等西方国家视为“对全球安全最迫切和最极端的威胁”,其危险性仍在上升。
在低端,世界人口不仅总量膨胀,2011年即达70亿,而且发展极不均衡,发达国家老龄化和中东、非洲国家年轻化趋势并行发展,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全球人口大规模流动不断变化,导致种族矛盾、文化认同危机和经济利益冲突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展开,各类国家不同程度承受社会政治转型阵痛,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压力持续上升,多国社会政治相继进入不稳定期。同时,涉及各国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粮食等自然安全问题,也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模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突出。确保能源安全仍将是各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考量。石油、天然气和水资源等成为激起诸多国际国内矛盾的重要因素。全球粮食短缺严重,饥饿人口不断增长,粮食危机可能愈演愈烈。大规模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艾滋病、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疫情继续威胁人类。地震、海啸和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种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安全威胁不断增大。
此外,恐怖主义作为上一个十年的国际安全首要威胁仍将继续发展。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发酵,多国社会政治矛盾加深,治安形势恶化,民族主义抬头,排外情绪蔓延,这就为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而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黑恶势力“合流”的趋势可能进一步发展。
这些威胁无论是传统安全类还是非传统安全类,其交织转化都在加深,界限越来越模糊,相互抬升共振效应越来越突出,并可能衍生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泛安全化”趋势凸显。在此背景下,世界多数国家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将进一步上升,现有安全模式的局限和缺陷日显突出,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急需创新安全理念、机制和能力。(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
全球经济转型,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更多未知的风险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切实改变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反思和限制金融创新、加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并且开始体现到主要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金融监管、技术创新、出口导向、发展实业,大幅推进“再工业化”,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反全球化势力与倾向明显走强;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进入调整深化的新阶段,以他们为中心的国际生产、贸易与消费结构开始改变。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大国纷纷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经济发展向出口与消费并重的方向转变,优化对外贸易和投资,努力突破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对全球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的话语权增大,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全球金融监管将有所强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监管和调控职能将有所增强,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的规则可能变得更加严密,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有所削弱,欧元、人民币、卢布等作为地区性货币的作用可能进一步上升,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区域次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升级,欧盟、北美自贸区、东亚共同体、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等区域整合都将取得一定的成效,世界经济格局中板块鼎立的态势变得更加明朗。以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生物工程、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实现突破并得以大规模应用,这将引发第四次产业革命,推动形成国际分工、贸易、投资新秩序和能源新格局。“绿色经济”理念将成为主流,低碳、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但所有这些变革、调整和转型都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才能实现。发达国家面临高赤字、高通胀和高成本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依然不足和在全球产业分工位置依然处于低端,各自的经济转型都可能发生曲折和失误。新兴大国在继续发挥低成本优势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努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位置,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正由于此,围绕新的产业制高点、产业标准与市场规则制定的国际较量将变得异常复杂,摩擦和博弈激化势必产生新的动荡和风险,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将遭遇新的不确定因素。
多极世界格局开始形成,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迅速催化,多极化趋势变得更加明朗,“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多极世界格局的特征。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看,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这两个大的国家群体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差距持续缩小。在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占据“一超”地位,“多强”的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一超”与“多强”的综合实力差距持续缩小,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伊朗、南非等更多国家自主发展意愿、能力和实力都不同程度地走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地位排序重新洗牌。中国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持续攀升,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中国因素”更加突出。
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两国关系变化既浓缩体现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两大板块关系的变化,更是牵动新一轮大国关系重组的重要因素。中美日关系寻求平等化和协作化,中美欧关系寻求战略平衡与互信,中俄印巴寻求合作稳定与深化。这些层面的战略关系变化并行交织,大国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同步发展,使整个大国关系呈现越来越多的新气象:积极理性的成份增多,多边主义成为主流,竞争与合作都进一步加强,竞争是和平的、有克制的竞争,合作是务实的、追求双赢的合作,竞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多方联动和彼此牵制日益突出。
但竞争不仅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导面,而且在多个方面和多个领域变得更加激烈。主要国家将持续加强战略力量建设,诸如加大军费投入、加速调整军事战略、提高武器和人员作战水平,等等。地缘战略角逐向亚太这个新中心转移,主要国家纷纷加大战略投入。海上发展空间和安全保障能力竞争升温。太空开发战略投入增大,军民综合利用保持主导,但军事用途仍属开发主要动力,“武器化”程度不断提高,竞赛危险度增大,有关国际谈判已然升温。信息技术和网络竞争向空间战发展,多国加紧制定和实施网络安全战略和建设网络战备体系,发展中国家大力缩小“数字鸿沟”和维护信息安全,网络领域攻与防、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趋于激烈多变。
国际秩序进一步重构,权力博弈持续深入
随着多极世界格局逐步形成,国际秩序从机制到理念再到力量组合,大致沿着上一个十年的轨道继续和平渐变,新旧秩序在相当长时期内交织、并存和竞争,各种机制不断优化重组,权力结构日益多元化、网络化与机制化,呈现比较复杂混乱的局面。
首先,现有国际机制历经强化、调整、改革,逐步嬗变超越。在全球层面,促进大国合作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二十国集团(G20)机制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金砖四国”峰会朝机制化方向发展。八国集团向十四国集团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股权结构和职能进一步调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话语权增大。金融稳定委员会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和衍生品的监管。安理会改革可能取得进展,职能进一步转变。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等专门性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强化。
在地区层面,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不同程度地加强自身建设,以便更好地共同应对挑战和推进地区治理。北约加快全球化转型,欧盟以《里斯本条约》为新起点,加强体制和政策整合力度,把一体化建设推向新阶段。亚太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互促。上海合作组织巩固扩大,东盟一体化深入磨合,中日韩峰会影响扩大,“10+3”机制职能扩大加强,东亚峰会(“10+6”)务实发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强化实际功能。南美洲国家联盟从经济、金融、安全、政治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推进。非盟加强政策整合,提升整体影响力。阿盟寻求整合阿拉伯世界。
其次,各种新理念和新思想的影响持续扩大。除了经济领域的节能、低碳、绿色等理念之外,政治领域的全球治理思想不断发展,从主张“管理全球化”到主张“重塑全球化”,使之变得更加平衡;再到主张创建多边机制有力和权利义务平衡的“全球社会”,构建相互依赖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全球网络”;以及主张实行“全球新政”,充分贯彻民主、再分配和公共产品等福利国家原则,由地区、国家和全球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等等。西方突出责任和干预以强化主导,发展中国家强调自主和平等参与以应对干预,国际决策民主化程度和运作成本增加。
格局的交替转换和秩序重构意味着权利重新分配以及相应的制度化安排,既得利益者将极力确保其权利份额,新崛起者终将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这将导致主要战略力量为之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围绕国际秩序重构中的理念和规则、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所代表的环境秩序中的话语权等激烈角力;西方国家内部围绕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模式和地区主导权明争暗斗;新兴大国内部就发达国家分割给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再分割、联合国安理会扩大以及地区主导权等展开博弈。这种博弈将使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使整个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安全理念、机制和能力亟待创新
世界大变革大调整深入发展,国际秩序新旧交替转换加快,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发展的困难,这势必造成权力真空和动荡,增加混乱无序和不确定因素,使国际安全形势整体上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在高端,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尽管尚不至于引发大规模战争,但因领土领海和资源权益争端处理不当而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却难以完全排除。同时,核问题在多个方面变得越来越突出。核裁军风生水起,但推进曲折艰难;核军控形势趋于严峻,扩散危险更加突出;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上升激起和平利用核能热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和平利用核能的行列,核废料污染及民转军用带来的风险巨大;核恐怖主义被美等西方国家视为“对全球安全最迫切和最极端的威胁”,其危险性仍在上升。
在低端,世界人口不仅总量膨胀,2011年即达70亿,而且发展极不均衡,发达国家老龄化和中东、非洲国家年轻化趋势并行发展,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全球人口大规模流动不断变化,导致种族矛盾、文化认同危机和经济利益冲突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展开,各类国家不同程度承受社会政治转型阵痛,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压力持续上升,多国社会政治相继进入不稳定期。同时,涉及各国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粮食等自然安全问题,也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模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突出。确保能源安全仍将是各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考量。石油、天然气和水资源等成为激起诸多国际国内矛盾的重要因素。全球粮食短缺严重,饥饿人口不断增长,粮食危机可能愈演愈烈。大规模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艾滋病、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疫情继续威胁人类。地震、海啸和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种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安全威胁不断增大。
此外,恐怖主义作为上一个十年的国际安全首要威胁仍将继续发展。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发酵,多国社会政治矛盾加深,治安形势恶化,民族主义抬头,排外情绪蔓延,这就为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而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黑恶势力“合流”的趋势可能进一步发展。
这些威胁无论是传统安全类还是非传统安全类,其交织转化都在加深,界限越来越模糊,相互抬升共振效应越来越突出,并可能衍生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泛安全化”趋势凸显。在此背景下,世界多数国家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将进一步上升,现有安全模式的局限和缺陷日显突出,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急需创新安全理念、机制和能力。(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