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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家住北京的一位羽毛球爱好者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让右手无名指伸直了，这是打羽毛球滑倒时，右手撑地造成手腕骨折导致。医生称，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让手指伸直，但可能出现手指打弯困难的情况。无名指对工作生活没太大影响，而万一手术不成功，可能抓握东西都成问题。他打消了复原伤指的念头。
然而，现在康复医师告诉他，如果当初拆掉石膏后，随即接受运动康复，手指本不该残留遗憾。
这个看似荒唐的事例背后，折射出国内在康复领域的诸多弊端。“预防、临床治疗、康复”是现代医学三位一体的支柱，在中国，“重臨床，轻康复”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国内整体康复水平发育不良。
特别是运动康复，采用各种运动方法，使患者在身体功能和精神上获得全面恢复，重返社会，在国内尤缺，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20年。因此，很多国内顶级运动员在发生运动损伤、接受手术后，都会出国康复。
国内的临床医学水平相对完善，运动员可以在国内接受高质量的手术，但对于需要重返赛场的运动员来说，术后康复的重要性，有时比手术本身还重要。
国内康复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康复科，主要针对脑卒中后遗症和脑瘫等患者的神经康复。缺乏创伤（骨关节）患者的康复资源。
国内患者在经过手术后，很少有医生给患者讲解后续康复的艰难。2018年初，刘媛因右腿长了一个肿瘤，2月底，接受手术取出肿瘤。主治医生让她卧床休息三周，“要愈合伤口，不能动”。
拆线后，医生简单嘱咐她，要多锻炼伸直举腿和弯曲腿。但患者当时弯腿很困难，一动就疼，加上医生也没有强调康复的重要性，她并没有动力多活动。
手术后第五周，刘媛的伤腿情况仍未改善，她觉得不行，到医院康复科治疗。一次性缴了5次康复治疗的费用，不到400元，医保可以报销。
运动康复并不是帮助患者做做运动那么简单。运动康复医学涉及肌肉、骨骼、神经等多个领域，目标是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运动能力。
对运动康复的重视程度不够，是造成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手术最终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图/视觉中国
每家三级综合性医院都设有康复科，这是评级的必要条件。然而，公立医疗的康复是低水平、广覆盖的。
康复科往往是医院内创收最低的科室，康复患者病程长，治疗效果相对缓慢，医疗费用没有手术和药物挣钱。
越是好医院，等待床位的患者就越多，医院只能尽可能地让术后患者早点出院，以提高病床的周转率，这跟医院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手术量大的医院没有给患者做康复的意愿，做完手术，就巴不得患者尽快出院、腾床。”弘道运动医学诊所（下称“弘道”）创始人田坦告诉《财经》记者。
患者想做康复，往往需要先出院，然后每天往返医院来做门诊康复。
从手术水平看，中国已经和发达国家接轨，运动康复受重视程度则远远不够，这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手术最终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欧美国家，骨科手术和运动康复几乎是无缝衔接。对于美国运动康复的水准，北京欧培德康复诊所总经理李芳芳印象深刻。2010年3月，她的女儿在美国滑雪摔伤，造成腿部韧带撕裂，接受了左腿的韧带微创接合手术，第三天出院时，医生嘱咐，让她女儿转天就到小城的商业区里找运动康复诊所，开始康复治疗。经过15次康复治疗，女儿的韧带基本恢复了健康状态。
早期的运动康复患者，以职业运动员为主，现在逐渐向骨科术后患者、运动损伤患者、慢性病患者，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的白领等普通群体拓展。
在中国，一面是全民健身潮带来的运动损伤人群激增，需求也在扩张；另一面是，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渴望更好的就医体验和质量，公立机构却无能为力。
国家体育总局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是33.9%，约4.6亿人。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要求，到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副主任矫玮就曾估算，一年大概有20%的运动人群会经历伤痛，就会有1亿人口需要运动损伤和疾病方面的救助。
兴业证券从另一个角度给出需求预期，至2023年，中国康复医疗规模有望达到103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8%。其中骨科康复规模预计达到400亿元，需康复的骨科患者数约800万。
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碰到运动伤害，运动康复从行业来讲，是个to C的生意。田坦说，弘道最初近乎全部收入都来自各省体育局、各运动管理中心和职业俱乐部，而六年后，超过七成的客户是社会患者。
从to B（面向体育局、运动队）到toC的转化，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刘媛在位于北京昌平的一家运动康复工作室接受康复治疗，已经是第二个疗程，治疗起到一些效果，只是走路时，腿部的弯曲角度还不够好。这里的动作是循序渐进的，今天做这几项练习，几天后体能提升，就增加次数，增加负重等，然后换新动作。
转到这里自费接受康复治疗，是因为她无法忍受在公立医院康复治疗时的剧痛。康复师用力把她僵直的大腿和小腿掰到接近90度，“生掰，就跟上刑似的”。头一天的治疗要掰四下，到第二下时，刘嫒已经在治疗床上“疼得直筛糠”。好容易挺过治疗回家，她仍记得当晚的感觉就是不想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康复师告诉刘媛，七天能把腿掰好。但经历过第二天的“酷刑”，刘媛选择放弃，“我宁可不要这腿，也不康复了。”
其实，运动康复的理念，是将疼痛限制在患者能够承受的范围。强调选用合适的运动方法和手段，制定专门的运动量来治疗疾病和创伤，循序渐进地治疗，使许多患者“伤而不残”或“残而不废”。 偶尔，刘媛忍不住想，自己要是术后一周就开始运动康复，该有多好，“可能也很疼，但是康复时间不会这么漫长”。
这跟中国一些传统观念完全相悖，国内讲究“伤筋动骨一百天”，往往是术后需要卧床静养。
实际上，长时间卧床，会造成手术部位的软组织出现粘连，同时还有肌肉萎缩、神经控制能力下降等不良影响。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神经系统理学疗法科主任刘惠林告诉《财经》记者，这不但延迟患者的复原时间，而且使社会付出大量的医疗成本。
在疗法上，理念冲突也是针锋相对。普通运动爱好者在遭遇运动损伤后，如果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很多情况下不需要看医生。比如轻微扭伤，用冰敷一下，差不多48个小时后会缓解。但一位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在美国从事足外科研究的华裔科研人员认为，以中国公众对运动医学的了解水平，受了伤不去医院就诊可能会转向传统的康复治疗，如正骨推拿、按摩、针灸等，这些方法可能会迁延治疗，甚至造成二次伤害。
推拿、按摩、针灸，都是患者或躺或趴，由治疗师来做，患者被动接受；运动康复是主动性治疗，主要靠患者的运动。为了时刻提醒自己的患者，刘惠林在治疗室的墙上，张贴着一段标语，“你们不是患者，是运动员；我们是教练兼队医。”
在美国，绝大多数康复治疗都依照循证医学的规范开展，是基于对人体运动的科学理解。
运动康复所属的物理治疗专业，门槛高，生源好，一般设在综合性大学，有些甚至设立在医学院，是研究生教育，学生必须像医学生一样，四年基础课程+三年专业学习，然后考取执照才能上岗。
国内康复治疗师的执业考试缺少严格的学历和专业要求。一位公立医院的副主任治疗师说，“康复师属于本专业的能有1%就不错了，大部分是转行过来的，学中医的，学护理的。”
运动康复领域的人才主要由几十所体育院校输送。这让前述华裔科研人员大跌眼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体育类大学很难吸引到优秀生源。
更严重的是，即便门槛很低，还存在巨大的缺口。致公党中央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提案中指出，中国目前具有康复治疗师专业技术资格仅约3.6万人，每10万人口只有2.65名康复治疗师。欧美等国物理治疗师的数量平均为60人/10万人口，香港地区为36.4人/10万人口。
即使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处于窘境中。北京市卫计委康复护理处主管人员杨凯在去年举行的北京市第一期康复治疗师转岗培训班上透露，北京市康复治疗师距离目标人数尚缺五分之四，希望通过开办康复治疗师转岗培训班等综合举措扭转局面。
由于人才匮乏，公立医院提供的康复程序过于简单，不能给患者提供规范化、个体化的康复治疗程序。这也和待遇相关。
北京健行者运动康复创始人李明威告诉《财经》记者，在医院里，康复治疗师和医生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治疗师的待遇和地位，比医生差很多，没有处方权，比较尴尬。
由于收入不高，公立机构的一些治疗师对患者敷衍了事；同时，一些康复训练无需复杂仪器设备，有些治疗师会与患者私聊，提供上门服务，转化为私活儿。
貌似即将勃发的康复治疗市场，却堵塞在了瓶口——企业规模小，市场布局分散，运动康复诊所、工作室等多处于单店经营的状态。
如果要扩张，资本的力量必不可少。弘道在2017年9月，通过尽调和审核，拿到由清华旗下清控银杏医疗基金和中融信托联合投资的A轮数千万元的融资，在这个领域是鮮有的融资案例。资本为何对运动康复持谨慎态度？
由于运动康复诊所在国内尚处于早期阶段，卫生主管部门缺少针对性的准入标准，只能按照通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在场地面积、功能分区、科室及医护人员配置等方面设置了一系列严格标准。全国拿到医疗牌照的运动康复诊所尚不足10家，因此能够进入资本层面操作的标的自然凤毛麟角。
由于缺少康复治疗标准，同一个患者，在不同诊所的治疗方法大不一样。据一位北京运动康复诊所的负责人介绍，北京很多运动康复工作室，都是体育院校的老师或者学生创办的，凭借在体育系统的关系，初期以运动员为客源。一般来说，它们的投入都不大，不会买很多的专业设备。
第二，如果参照欧美国家的标准，运动康复是一个长周期、重资产的投入，回收周期比较长。田坦介绍，大部分资本希望在“3+2”的投资周期内迅速盈利，而运动康复可能是“5+2”甚至更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资本的投资顾虑。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很多运动康复诊所并没有找到清晰的商业模式，不明白到底怎么扩大规模。中复美复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李柯表示，尚未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商业模式，康复机构在各地拓展都需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定制化。
就单个康复诊所考量，日均服务人次是有天花板的。2015年，李明威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专业毕业，随即创办了一家运动康复中心，当时，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客源，如今患者多到有时治疗师忙不过来，但一天接待二十，几位客户，已是他的工作室的极限。
连锁经营是条可行的途径。美国的康复体系，就是以连锁式的康复服务系统为主。在国内，扩张的雄心很快会撞到人才短缺这堵高墙。
2017年下半年，资本市场中流传着一份中康美复的《商业计划书》，称将通过建立和特许经营等模式运营康复连锁诊所，到2021年在全国运营50家诊所，融资目标是500万美元。
如今半年已过，中康美复没有对《财经》记者就融资进展的问询予以答复。目前，中康美复旗TK有在北京的旗舰诊所开业。其宣传中主推的运动康复专家及其团队，正是从弘道出来的。
合格的治疗师跟不上，必然意味着康复质量和品牌口碑的打折。
由于有明显的现金流，李明威的公司从创业后，很快就实现并保持着盈利状态。李芳芳告诉《财经》记者，“钱不是问题，大多数运动康复诊所都不着急融资，关键问题是缺人。”她的公司从德国聘请了六名康复师。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希望所投标的能够快速复制商业模式，实现迅速扩张。两方面并不合拍，至少目前，这个行业并不适合PE/VC机构的进入。
田坦透露，弘道的融资协议中，并未限定盈利时间，也没有对赌条款，投资方与弘道方面有共同做长期产业投资的准备。
弘道现在干的一件事，就是与具备一定能力的治疗师一起，用低成本合作成立基于社区的弘道复健工作室——它虽然不提供医疗服务，但作为弘道的延展机构，可以完成简单的理疗和训练。
诊所是核心，复健工作室到社区去提供基础的康复服务，并把有医疗需求的患者导流到诊所，诊所把治疗后期的患者导流到其家庭或者工作地附近的复健工作室。
这个过程也普及了运动康复理念。大多数患者心中还没有形成康复治疗的意识，以前是拿出钱做手术就不容易了，没钱再做康复；现在是有钱，却没有意识到康复的重要性。
田坦认为，中国运动康复的最终出路是要走进社区。患者为了做一台好手术能够忍受奔波之苦，可是一个康复方案有时会持续长达半年，如果诊所离家的距离太远，患者就很难坚持。
2017年11月8日，原国家卫计委发布《康复医疗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及管理规范，明确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康复医疗中心。按照设定的标准，康复医疗中心的康复训练总面积不能少于200平方米；未设置住院床位的，至少要配备五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其中至少一名医师、两名康复治疗师。这样的门槛并不高。
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很明显，希望更多的社会资本能进入基层康复医疗领域。
（本文中刘媛为化名）
然而，现在康复医师告诉他，如果当初拆掉石膏后，随即接受运动康复，手指本不该残留遗憾。
这个看似荒唐的事例背后，折射出国内在康复领域的诸多弊端。“预防、临床治疗、康复”是现代医学三位一体的支柱，在中国，“重臨床，轻康复”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国内整体康复水平发育不良。
特别是运动康复，采用各种运动方法，使患者在身体功能和精神上获得全面恢复，重返社会，在国内尤缺，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20年。因此，很多国内顶级运动员在发生运动损伤、接受手术后，都会出国康复。
国内的临床医学水平相对完善，运动员可以在国内接受高质量的手术，但对于需要重返赛场的运动员来说，术后康复的重要性，有时比手术本身还重要。
公立医院掉队运动康复
国内康复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康复科，主要针对脑卒中后遗症和脑瘫等患者的神经康复。缺乏创伤（骨关节）患者的康复资源。
国内患者在经过手术后，很少有医生给患者讲解后续康复的艰难。2018年初，刘媛因右腿长了一个肿瘤，2月底，接受手术取出肿瘤。主治医生让她卧床休息三周，“要愈合伤口，不能动”。
拆线后，医生简单嘱咐她，要多锻炼伸直举腿和弯曲腿。但患者当时弯腿很困难，一动就疼，加上医生也没有强调康复的重要性，她并没有动力多活动。
手术后第五周，刘媛的伤腿情况仍未改善，她觉得不行，到医院康复科治疗。一次性缴了5次康复治疗的费用，不到400元，医保可以报销。
运动康复并不是帮助患者做做运动那么简单。运动康复医学涉及肌肉、骨骼、神经等多个领域，目标是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运动能力。
对运动康复的重视程度不够，是造成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手术最终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图/视觉中国
每家三级综合性医院都设有康复科，这是评级的必要条件。然而，公立医疗的康复是低水平、广覆盖的。
康复科往往是医院内创收最低的科室，康复患者病程长，治疗效果相对缓慢，医疗费用没有手术和药物挣钱。
越是好医院，等待床位的患者就越多，医院只能尽可能地让术后患者早点出院，以提高病床的周转率，这跟医院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手术量大的医院没有给患者做康复的意愿，做完手术，就巴不得患者尽快出院、腾床。”弘道运动医学诊所（下称“弘道”）创始人田坦告诉《财经》记者。
患者想做康复，往往需要先出院，然后每天往返医院来做门诊康复。
从手术水平看，中国已经和发达国家接轨，运动康复受重视程度则远远不够，这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手术最终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欧美国家，骨科手术和运动康复几乎是无缝衔接。对于美国运动康复的水准，北京欧培德康复诊所总经理李芳芳印象深刻。2010年3月，她的女儿在美国滑雪摔伤，造成腿部韧带撕裂，接受了左腿的韧带微创接合手术，第三天出院时，医生嘱咐，让她女儿转天就到小城的商业区里找运动康复诊所，开始康复治疗。经过15次康复治疗，女儿的韧带基本恢复了健康状态。
早期的运动康复患者，以职业运动员为主，现在逐渐向骨科术后患者、运动损伤患者、慢性病患者，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的白领等普通群体拓展。
在中国，一面是全民健身潮带来的运动损伤人群激增，需求也在扩张；另一面是，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渴望更好的就医体验和质量，公立机构却无能为力。
国家体育总局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是33.9%，约4.6亿人。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要求，到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副主任矫玮就曾估算，一年大概有20%的运动人群会经历伤痛，就会有1亿人口需要运动损伤和疾病方面的救助。
兴业证券从另一个角度给出需求预期，至2023年，中国康复医疗规模有望达到103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8%。其中骨科康复规模预计达到400亿元，需康复的骨科患者数约800万。
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碰到运动伤害，运动康复从行业来讲，是个to C的生意。田坦说，弘道最初近乎全部收入都来自各省体育局、各运动管理中心和职业俱乐部，而六年后，超过七成的客户是社会患者。
从to B（面向体育局、运动队）到toC的转化，是非常重要的。
从颠覆理念开始
现在，刘媛在位于北京昌平的一家运动康复工作室接受康复治疗，已经是第二个疗程，治疗起到一些效果，只是走路时，腿部的弯曲角度还不够好。这里的动作是循序渐进的，今天做这几项练习，几天后体能提升，就增加次数，增加负重等，然后换新动作。
转到这里自费接受康复治疗，是因为她无法忍受在公立医院康复治疗时的剧痛。康复师用力把她僵直的大腿和小腿掰到接近90度，“生掰，就跟上刑似的”。头一天的治疗要掰四下，到第二下时，刘嫒已经在治疗床上“疼得直筛糠”。好容易挺过治疗回家，她仍记得当晚的感觉就是不想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康复师告诉刘媛，七天能把腿掰好。但经历过第二天的“酷刑”，刘媛选择放弃，“我宁可不要这腿，也不康复了。”
其实，运动康复的理念，是将疼痛限制在患者能够承受的范围。强调选用合适的运动方法和手段，制定专门的运动量来治疗疾病和创伤，循序渐进地治疗，使许多患者“伤而不残”或“残而不废”。 偶尔，刘媛忍不住想，自己要是术后一周就开始运动康复，该有多好，“可能也很疼，但是康复时间不会这么漫长”。
这跟中国一些传统观念完全相悖，国内讲究“伤筋动骨一百天”，往往是术后需要卧床静养。
实际上，长时间卧床，会造成手术部位的软组织出现粘连，同时还有肌肉萎缩、神经控制能力下降等不良影响。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神经系统理学疗法科主任刘惠林告诉《财经》记者，这不但延迟患者的复原时间，而且使社会付出大量的医疗成本。
在疗法上，理念冲突也是针锋相对。普通运动爱好者在遭遇运动损伤后，如果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很多情况下不需要看医生。比如轻微扭伤，用冰敷一下，差不多48个小时后会缓解。但一位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在美国从事足外科研究的华裔科研人员认为，以中国公众对运动医学的了解水平，受了伤不去医院就诊可能会转向传统的康复治疗，如正骨推拿、按摩、针灸等，这些方法可能会迁延治疗，甚至造成二次伤害。
推拿、按摩、针灸，都是患者或躺或趴，由治疗师来做，患者被动接受；运动康复是主动性治疗，主要靠患者的运动。为了时刻提醒自己的患者，刘惠林在治疗室的墙上，张贴着一段标语，“你们不是患者，是运动员；我们是教练兼队医。”
在美国，绝大多数康复治疗都依照循证医学的规范开展，是基于对人体运动的科学理解。
运动康复所属的物理治疗专业，门槛高，生源好，一般设在综合性大学，有些甚至设立在医学院，是研究生教育，学生必须像医学生一样，四年基础课程+三年专业学习，然后考取执照才能上岗。
国内康复治疗师的执业考试缺少严格的学历和专业要求。一位公立医院的副主任治疗师说，“康复师属于本专业的能有1%就不错了，大部分是转行过来的，学中医的，学护理的。”
运动康复领域的人才主要由几十所体育院校输送。这让前述华裔科研人员大跌眼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体育类大学很难吸引到优秀生源。
更严重的是，即便门槛很低，还存在巨大的缺口。致公党中央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提案中指出，中国目前具有康复治疗师专业技术资格仅约3.6万人，每10万人口只有2.65名康复治疗师。欧美等国物理治疗师的数量平均为60人/10万人口，香港地区为36.4人/10万人口。
即使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处于窘境中。北京市卫计委康复护理处主管人员杨凯在去年举行的北京市第一期康复治疗师转岗培训班上透露，北京市康复治疗师距离目标人数尚缺五分之四，希望通过开办康复治疗师转岗培训班等综合举措扭转局面。
由于人才匮乏，公立医院提供的康复程序过于简单，不能给患者提供规范化、个体化的康复治疗程序。这也和待遇相关。
北京健行者运动康复创始人李明威告诉《财经》记者，在医院里，康复治疗师和医生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治疗师的待遇和地位，比医生差很多，没有处方权，比较尴尬。
由于收入不高，公立机构的一些治疗师对患者敷衍了事；同时，一些康复训练无需复杂仪器设备，有些治疗师会与患者私聊，提供上门服务，转化为私活儿。
冲破作坊式运营
貌似即将勃发的康复治疗市场，却堵塞在了瓶口——企业规模小，市场布局分散，运动康复诊所、工作室等多处于单店经营的状态。
如果要扩张，资本的力量必不可少。弘道在2017年9月，通过尽调和审核，拿到由清华旗下清控银杏医疗基金和中融信托联合投资的A轮数千万元的融资，在这个领域是鮮有的融资案例。资本为何对运动康复持谨慎态度？
由于运动康复诊所在国内尚处于早期阶段，卫生主管部门缺少针对性的准入标准，只能按照通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在场地面积、功能分区、科室及医护人员配置等方面设置了一系列严格标准。全国拿到医疗牌照的运动康复诊所尚不足10家，因此能够进入资本层面操作的标的自然凤毛麟角。
由于缺少康复治疗标准，同一个患者，在不同诊所的治疗方法大不一样。据一位北京运动康复诊所的负责人介绍，北京很多运动康复工作室，都是体育院校的老师或者学生创办的，凭借在体育系统的关系，初期以运动员为客源。一般来说，它们的投入都不大，不会买很多的专业设备。
第二，如果参照欧美国家的标准，运动康复是一个长周期、重资产的投入，回收周期比较长。田坦介绍，大部分资本希望在“3+2”的投资周期内迅速盈利，而运动康复可能是“5+2”甚至更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资本的投资顾虑。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很多运动康复诊所并没有找到清晰的商业模式，不明白到底怎么扩大规模。中复美复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李柯表示，尚未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商业模式，康复机构在各地拓展都需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定制化。
就单个康复诊所考量，日均服务人次是有天花板的。2015年，李明威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专业毕业，随即创办了一家运动康复中心，当时，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客源，如今患者多到有时治疗师忙不过来，但一天接待二十，几位客户，已是他的工作室的极限。
连锁经营是条可行的途径。美国的康复体系，就是以连锁式的康复服务系统为主。在国内，扩张的雄心很快会撞到人才短缺这堵高墙。
2017年下半年，资本市场中流传着一份中康美复的《商业计划书》，称将通过建立和特许经营等模式运营康复连锁诊所，到2021年在全国运营50家诊所，融资目标是500万美元。
如今半年已过，中康美复没有对《财经》记者就融资进展的问询予以答复。目前，中康美复旗TK有在北京的旗舰诊所开业。其宣传中主推的运动康复专家及其团队，正是从弘道出来的。
合格的治疗师跟不上，必然意味着康复质量和品牌口碑的打折。
由于有明显的现金流，李明威的公司从创业后，很快就实现并保持着盈利状态。李芳芳告诉《财经》记者，“钱不是问题，大多数运动康复诊所都不着急融资，关键问题是缺人。”她的公司从德国聘请了六名康复师。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希望所投标的能够快速复制商业模式，实现迅速扩张。两方面并不合拍，至少目前，这个行业并不适合PE/VC机构的进入。
田坦透露，弘道的融资协议中，并未限定盈利时间，也没有对赌条款，投资方与弘道方面有共同做长期产业投资的准备。
弘道现在干的一件事，就是与具备一定能力的治疗师一起，用低成本合作成立基于社区的弘道复健工作室——它虽然不提供医疗服务，但作为弘道的延展机构，可以完成简单的理疗和训练。
诊所是核心，复健工作室到社区去提供基础的康复服务，并把有医疗需求的患者导流到诊所，诊所把治疗后期的患者导流到其家庭或者工作地附近的复健工作室。
这个过程也普及了运动康复理念。大多数患者心中还没有形成康复治疗的意识，以前是拿出钱做手术就不容易了，没钱再做康复；现在是有钱，却没有意识到康复的重要性。
田坦认为，中国运动康复的最终出路是要走进社区。患者为了做一台好手术能够忍受奔波之苦，可是一个康复方案有时会持续长达半年，如果诊所离家的距离太远，患者就很难坚持。
2017年11月8日，原国家卫计委发布《康复医疗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及管理规范，明确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康复医疗中心。按照设定的标准，康复医疗中心的康复训练总面积不能少于200平方米；未设置住院床位的，至少要配备五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其中至少一名医师、两名康复治疗师。这样的门槛并不高。
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很明显，希望更多的社会资本能进入基层康复医疗领域。
（本文中刘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