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14日，新华社发表了一条电讯，电文如下：
　　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今天说，美国会参议院通过所谓"西藏国庆日"决议案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3月9日，美国会参院通过了"西藏国庆日"决议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孙玉玺答：美国会参院通过了所谓"西藏国庆日"决议案，肆意歪曲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事实，对中方进行无端攻击和污蔑，并鼓吹将2000年3月10日确认为"藏人国庆日"。美参院上述做法无视事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这是有约束力的国际承诺。中方强烈要求美国会参议院坚守承诺，立即停止一切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在读到这条电讯的当时，笔者就十分吃惊，又十分气愤！吃惊的是，在世界上随意妄为的美国参议院竟如此无视国际关系准则，又一次无耻地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挑起新的动乱。令人气愤的是，美国为破坏中国的安定和统一，真是到了荒谬绝伦、无孔不入的程度，竟然再一次为达赖分裂者集团撑腰打气，公开支持他们把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从那时开始，笔者就开始留意和搜集美国支持达赖集团的有关资料，从中发现，尽管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但美国上层一些人士却照样阳奉阴违，违背承诺，纵容和支持分裂主义的达赖集团，干着分裂中国的罪恶勾当。对此，我们不得不加以揭露和痛斥！
　　
　　夹在档案中的秘密消息
　　
　　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插手西藏事务，并非今日始。早在1904年，十三世达赖因英军逼近拉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带少数侍从星夜逃出布达拉宫，经青海，入外蒙古，拟赴俄罗斯谒见俄皇。由于该年日俄战争爆发，加之西藏噶厦派人赴库伦迎接达赖回西藏，因而达赖决定不再赴俄，经甘肃到达青海省西宁。又由于达赖与班禅在权力分配上早就存在着矛盾，回藏后也难保一切皆顺，于是达赖又决定赴北京觐见朝廷，并先到山西五台山朝佛讲经。在五台山期间，美国和德、日、俄等国公使，特意前往五台山看望达赖，以分化达赖和清王朝的关系。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坚持反共反苏，对中国构建所谓的"防御圈"，并把中国政府认同的、于1940年2月22日举行了坐床大典的达赖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用来分离中华民族的活动。由于美元的滋养，野心越来越大的十四世达赖，便背着中央开始了分裂活动，以西藏制衡中国。前不久解密的美国档案文件，就透露出美国向达赖集团提供援助的惊人消息。
　　1998年9月15日的美国《洛杉矶时报》，在题为《档案表明，中央情报局在60年代向西藏流亡分子提供援助》的报道中说："根据新近公布的美国情报机构文件，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情报局一年向西藏流亡运动提供170万美元用于开展反对中国的活动，其中包括一年向达赖喇嘛提供18万美元的津贴。""向西藏人和达赖喇嘛提供的钱是中央情报局在冷战高峰时期在全世界、特别在苏联和中国破坏共产党政府的努力的一部分。实际上，批准西藏流亡运动的活动的政府委员会还批准了灾难性的古巴潴湾入侵。"
　　这篇报道的作者吉姆·曼，是根据美国国务院上月销密公布的文件而编写的。报道说，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在1958年9月第一次正式批准秘密支持西藏抵抗活动的。当时，西藏分裂分子正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游击战。美国的这些情报活动，受到华盛顿行政主管部门绝密的"303委员会"的监督。
　　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了叛乱，3月13日，叛乱武装总部下达了全藏各地组织叛乱的命令，3月17日夜10时，达赖率领600余人逃离拉萨，于3月31日越过"麦克马洪线"，逃抵印占区，走上了流亡印度的道路之后，美国情报部门欢欣鼓舞，其303委员会于同年5月20日批准了专门给刚到印度不久的达赖喇嘛的第一笔秘密补助经费。进入60年代后，303委员会批准给西藏分裂分子经费的次数就更多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达10年支持西藏独立运动的秘密计划，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企图削弱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写的一份备忘录说得非常清楚："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在西藏境内和在外国、主要是印度保持一个自治西藏的政治观念和建立一支抵抗共产党中国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事态发展的力量。"这个计划包括：支持在尼泊尔的西藏游击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建立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场地，在纽约和日内瓦成立促进西藏事业的"西藏之家"。1964年，中央情报局断定，西藏流亡分子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少具备语言和行政管理能力并受过训练的办事人员"。因而，其秘密计划又决定在康奈尔大学为20名西藏特工提供教育，并且为西藏侦察小组提供给养。


　　中央情报局提供给西藏流亡者的援助款项、数额，在其于1964年1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作了部分罗列："支持尼泊尔的2100名西藏游击队：50万美元；给达赖喇嘛的津贴：18万美元。"在罗列了其他费用后，这份文件最后说："总共：173.5万美元。"得到批准的这笔援助，此后每年都维持同样的水平，直到1968年。1968年，美国结束了在自己国内训练西藏流亡者的计划，遂把援助计划削减为每年不到120万美元。
　　对于美国的援助，达赖喇嘛在他的1990年自传中也有透露。他说，他的两个兄弟于1956年去印度期间同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接触，中央情报局同意提供帮助。他写道："这不是因为他们关心西藏的独立，而是作为他们在全世界企图破坏共产党政府稳定的努力的一部分。"
　　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时提供援助的，还有印度情报官员。一本关于西藏历史新书的作者沃伦·史密斯在书中说，印度情报官员甚至在印度军队中组织了一支西藏部队。但新近解密的文件表明，达赖等人对印度的援助还不满足，有时抱怨印度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持。
　　对于中央情报局每年资助达赖喇嘛的那18万美元，据法新社洛杉矶1998年9月15日电讯说，达赖喇嘛驻华盛顿代表洛迪·吉亚里说，他不知道每年提供18万美元这件事。而中央情报局1964年1月9日的那份备忘录中白纸黑字写着："继续向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随从提供补贴。"这里所说的达兰萨拉，是印度北方的城市，达赖的大本营，也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备忘录中所列的计划都已执行，唯有给达赖的18万美元不执行，这绝对不可能。其驻华盛顿代表说不知此事，不是因为他未能接触此项机密，便是有意掩盖。
　　
　　尼克松总统的决断
　　
　　一直受着美国各项援助的达赖集团，十分关注着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事实上，达赖集团对美国一直比较放心，因为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哪一届总统不是反共的死硬分子？不是在为搞垮中国而处心积虑做着各类破坏的勾当？
　　可是到了1968年末，达赖集团隐隐约约感到美国可能会发生变化，于是觉得不安。该年12月6日，在理查德·尼克松被选为总统但还未宣誓就职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兄弟就对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西藏流亡者担心"美国会与中国共产党实现和解"。美国副国务卿尤金·维克多·罗斯托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我们(美国)不会以牺牲西藏为代价与中国共产党和解。"
　　罗斯托这样安慰达赖喇嘛的兄弟不是哄骗，而是出自自己的判断。因为全世界哪个人不知道尼克松是个反共反华的老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时，他带头反对承认红色中国，与麦卡锡相互呼应，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喊叫"要是毛泽东占领了台湾，下一个目标就是加利福尼亚海岸"。在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作为副总统的尼克松就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坚定地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所窃据的中国代表席位。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时期，尼克松要求美国在越南作出更大的努力，从而获得了"鹰"派的名气。由于他的态度强硬，因而在1968年大选之年举行的共和党代表会议上，以692票对277票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呼声很高的总统候选人洛克菲勒。这样的名声，这样的反华记录，罗斯托是十分清楚的，但他这次对尼克松的估计却根本错了，因为时代不同了，尼克松也变了。带领美国人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是尼克松的竞选纲领，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新中国的地位，新中国的作用，新中国的巨大影响力，尼克松不得不予以承认。
　　罗斯托没有想到，达赖喇嘛更没有想到，尼克松于1969年登上总统宝座不久，就开始利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寻求接触中国的渠道。这年2月，他作为总统第一次访问欧洲，在法国凡尔赛大特丽爱侬宫，与戴高乐会谈中谈到了中国。
　　戴高乐说："我对他们(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尼克松说道："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看来，两国总统的想法和看法不谋而合。因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后来的多种场合中就不止一次地"呼吁中美恢复会谈"，宣布"美国不是要改变对大陆中共的政策，而是要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某个时候我们即使单方面采取措施，我们也将努力......"为了促进同中国建立联系，尼克松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等六类公民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100美元的中国货物。
　　就在美国正准备公开宣布上述决定的时候，1969年7月16日，中国在临近香港的海面上抓到了乘游艇冲入中国领海的两个美国人。周恩来从第二天送来的《参考资料》上看到这则消息后，立即于上午10时召开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会议，决定由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干部去调查。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务院低调宣布了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中国经一个星期的调查，查知误入中国领海的两个美国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大学生，船上没有窃听器和发报机，不像是间谍，而且他们都写了误入领海的字据。7月23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同意立即放人，使这两个美国学生于7月24日通过罗湖桥进入香港。这是中美之间的第一次奥妙无声的对话，但双方都未丧失自己的尊严。
　　尼克松为寻求与中国联系的途径，于1969年7月24日在太平洋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观看了人类首次登月归来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的壮观溅落，或许他想到了能够飞上月球，给月球地面留下第一行人类脚印的美国人，为何就不可以飞近紫禁城？从此之后，他便开始了亚洲六国和罗马尼亚之行，即代号叫作"月辉"的环球之旅。美联社对尼克松此次出行写了一则报道，几乎泄露天机："美国官方某个不透露姓名的人士在谈到尼克松这次环球旅行时，透露了这样一种期望：‘这次访问，也许会打开美中之间新接触的道路......‘"这句十分重要的话，却未被当时国际舆论所注意。
　　8月1日，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尼克松与叶海亚·汗有过如下秘密对话：
　　尼："我还是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我很欣赏您的见地。"
　　尼："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次对话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朋友，当尽力而为。"
　　尼："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叶："你放心。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有教养的、务实的、说话算数的领袖。"
　　8月3日，尼克松的"空军一号"喷气飞机降落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奥托佩尼机场。在齐奥塞斯库总统的陪同下，尼克松受到足有100万人的夹道欢迎。接着两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
　　尼克松望着卷发漂亮、魅力迷人的齐奥塞斯库，真诚地说："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齐奥塞斯库微笑着看着美国总统。
　　尼克松又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齐奥塞斯库说，中国人信仰坚定，说话算数，通情达理。他还介绍了他于1960年当乔治乌·德治主要助手时，在罗马尼亚党的会议期间，看到中国彭真顶撞苏联赫鲁晓夫的情景。
　　尼克松十分满意地离开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之后，这两个国家很快就把美国想与中国接触的消息传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同年9月3日9时47分，越南胡志明主席因心脏病逝世，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未能接触上中国代表团，就通过越南向中国传话说，他在回莫斯科路经北京时，想与周恩来会晤。这消息因故未能及时传回中国，柯西金在未得到回话时，便经印度、阿富汗回到了中苏边境的塔吉克的杜尚别。当此之时，周恩来才得到这方面的消息，立即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研究了此事，同意两国总理会晤。于是，北京立即将此消息传给苏方，已经到达杜尚别的柯西金真是喜出望外，马上调转飞机，经新疆直抵北京，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3小时又40分钟的谈判。尼克松从《华盛顿明星报》上读到中苏两国政府首脑会晤的消息后，大为吃惊，大为恼火，以为中苏缓和了，自己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构想就要落空了。他紧急召见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让其提供一些看法。基辛格仔细研究着新华社这样一条消息：
　　〔新华社北京11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卡图谢夫、亚什诺夫。
　　基辛格句斟字琢、冷静地分析说："初步看来，关于中苏首脑会见的只有三句话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友好的‘、‘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有严重的分歧。"尼克松着急而又忧虑地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基辛格说："我以为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基辛格还说："这次会晤，不管是说明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说明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明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听他这样说，尼克松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
　　果然如基辛格所言，几天后，9月16日的伦敦《新闻晚报》，登载了一个名叫维克多·路易斯的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的文章。文章分析了苏联对中国罗布泊核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并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神秘人物路易斯一般被西方认为可能是苏联官方的一种代言人，他的文章透露出来的信息证实，中苏关系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点！这使尼克松既为自己还可继续实施原定的战略构想感到高兴，又为苏联将打破世界力量的平衡而感到恼怒。为了加快与中国接触，他的动作也加快了。
　　1969年12月3日晚，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文化宫的时装展览会上，追逐中国驻波兰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其目的，是根据美国国务院下达给他的命令，用最快的速度把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因处于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时期，又因未接到国内指示，美国大使的这种举动，真把一直采取躲避态度的这两位中国人给吓坏了。李举卿、景志成尽管采取了提早离开展厅的办法，但终于还是被美国人在会场外追到了。斯托塞尔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尼克松先生，他说他想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请你把这一情况向上级报告。"
　　这天，即1969年12月3日的当天，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便将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转达的尼克松要与中国举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的消息电告国内。周恩来看到这个消息，忍不住笑了。因为这是多么富有喜剧性的消息啊！
　　早在这年5月初，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奉戴高乐总统之命，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内容说，戴高乐总统于3月底赴华盛顿参加艾森豪威尔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听了这个口信之后，半信半疑，因为他知道尼克松反共反华的历史，害怕这是一个圈套。但他对改善中美关系这一点极感兴趣，就坦率地说，中美关系改善的障碍在台湾问题。对亚洲问题深有研究的法国大使马纳克认为，要把台湾问题放到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是不大可能用魔杖一挥就能消失的一个问题。他觉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在道路的尽头，而不是在开头。他的现实主义观点，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不久，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都将尼克松想与中国接触的信息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11月间，巴基斯坦又传来了更为具体的信息，即美国打算将从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就部署在台湾海峡的两艘驱逐舰撤走，以表明美国打开与缓和同中国关系的诚意。
　　如今，美国驻波兰大使亲自追逐中国驻波使馆人员，传递尼克松的意图，真有点戏剧性的色彩。周恩来既对此感到高兴，又对外交部领导同志的工作不细感到不快。他认为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外交部应该有一个内部通报，让外事人员精神上有所准备。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之后，让外交部采取了一些补救办法，并发电报给雷阳，告诉他可以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做客、谈天。
　　12月6日，周恩来在取得毛泽东同意后，亲自过问并释放了自2月16日以来就被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女士。这两个美国人和7月份释放的两个渡假的美国大学生完全不同，他们虽然也是在广东海面上被抓获的，但他们的游艇有齐全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嫌疑点很多。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这两个美国人获释是对美国停止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答复。
　　12月11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第一次接到中国大使馆请他到使馆做客的邀请。他根据答复，大模大样地开着小汽车从中国大使馆正门进去，与中国驻波临时代办雷阳作了气氛"融洽"的会见。
　　进入1970年之后，中美心照不宣的活动更频繁了。
　　1月20日，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且破天荒地将会谈地点定在"中共大使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后几个小时，又奉白宫指示，对他在发布会上的说法特意作出修正，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自1949年以来，美国官方第一次用这个正式名称来称呼中国。
　　1月21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专程跑到白宫基辛格办公室，忐忑不安地说："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基辛格望着这位身材高大、温文尔雅、富于想象力的大使，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2月20日，中美第136次大使级会谈在美国驻波兰大使馆里举行，中国代办雷阳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对此，尼克松颇受鼓舞。
　　2月22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给尼克松转交了叶海亚总统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中国"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叶海亚总统认为，"谈判将是严峻和艰难的"。尼克松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一片光明。
　　9月27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有意识地谈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10月1日，中国国庆典礼上，毛泽东与美国老朋友斯诺先生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这是毛泽东的特意安排，是中国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周恩来对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版面作了精心安排。但粗心的美国人竟把这一含有深意的信息忽略了。
　　10月25日，尼克松在自己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与前来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庆祝活动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会晤，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
　　10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下午两人的会谈中，其中谈到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的问题。尼克松还说，就他本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在当晚举行的宴会上，尼克松在祝酒词中说，齐奥塞斯库"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美国现任总统在公开场合下把北京政府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表达了对中共政权的承认，还意味着一项重大的决策。
　　11月13日，毛泽东接见了到访的叶海亚总统。12月中旬，周恩来接见了到访的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两个渠道都把尼克松的信息传给了中国领导人。
　　巴基斯坦渠道，是叶海亚总统委托担任过5年驻北京大使的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来负责的。即：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息，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舒尔坦，舒尔坦用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再由希拉里亲自送给白宫的基辛格。美国的信息，也照此办理。
　　12月9日，希拉里来到基辛格办公室，给其念着一封没有抬头和署名的信，因为他没有授权把这封信留给白宫，故只能口头念，基辛格只能边听边把信的全部内容记录下来。信中写道："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基辛格给尼克松汇报后，用打字机也打印了一封回信，也无抬头和签名。用这种方法交换信件，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月。
　　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对国会作外交政策报告，再一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官方文件中对中国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名称。
　　不久，罗马尼亚驻美大使科梅利·博丹，在白宫也宣读了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除欢迎美国派一位特使到北京谈判外，还说，既然尼克松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
　　就在中美间进行信息秘密传递的进程中，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进行。在这场大赛将于4月7日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于4月6日深夜11点半之后，突然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于是，乒乓球外交惊动了世界，小小的乒乓球转动了偌大的地球！在此举动的激励下，美国总统作出了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的决定，并于4月14日公布：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允许中国使用美元；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限制；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
　　接着，美国又作出事后惊动全球的举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从巴基斯坦启程访华，于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抵达北京！在办完大事，确定尼克松在1972年5月以前访华等事之后，又于7月11日下午1时飞抵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再接着，1972年2月21日上午，尼克松抵达北京，终于实现了访华的梦想。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由此真正拉开了序幕。
　　在尼克松致力打开对华关系的几年里，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顾及达赖喇嘛集团，中央情报局支持西藏分裂集团的活动也因此而停止了。1973年，达赖向美国申请签证，对美国作私人性质的访问，遭到了尼克松的拒绝。
　　尼克松之后，虽然经历了福特、卡特、里根等几位总统，但其对华政策的意图，是基于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的威胁的，因而都得到了奉行和发展，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放弃对西藏分子的武装援助，并形成了政府要员不会见达赖的惯例。在这种政策下，达赖集团是极难从美国那里获得什么东西的，而中美关系则朝着健康、正常的方向在不断发展着。
　　(题图为1959年"五一"节游行队伍中出现的一条标语："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反对干涉中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