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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老城区的核心地带，有一座拥有一百万件藏品的大型考古博物馆。它那稳重的希腊式建筑风格的馆合，和老城区的整体风格交相辉映。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于1891年6月13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展示了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小亚细亚半岛)及周边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珍贵文物，时间跨度达数十万年。对于到伊斯坦布尔旅游的人来说，这座博物馆无疑是必游之地，它凭借丰富的藏品向观众展现了那些令人震撼的古文明。作为一座成熟的国际级博物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陈相当出色，它的成功经验和文化意义对我们这些同是发展中国家所属博物馆的办展思路具有值得深思的启示。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陈结构比较复杂，如果按照馆舍、历史、地理、艺术、材质等不同范畴划分，可有多种分类方法。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是由四个相邻的博物馆组合而成的建筑群。按馆合区域可分为齐尼利一廓什克博物馆、古代东方博物馆、考古博物馆老馆和考古博物馆新馆。齐尼利廓什克博物馆所用的馆合是其中最古老的建筑，始建于15世纪(1473年)的苏丹默罕默德二世时代，也就是土耳其人刚刚攻陷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后不久。最初，这座波斯风格的双层建筑是依附于托普卡珀皇宫的一间楼阁，是苏丹观看一种名为“吉里德”的土耳其竞技比赛的地方。它在奥斯曼帝国后期(1875～1891年)成为皇家博物馆，并于1953年改作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古代东方博物馆的馆舍建于1883年，本来是奥斯曼帝国的美术学院，1917年并人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后便用来展示出自安纳托利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物。考古博物馆老馆是土耳其艺术家欧斯曼·哈姆迪贝伊在1881年发起兴建的，以弥补齐尼利-廓什克博物馆展览面积不足的缺憾。老馆建筑由亚历山大瓦劳里根据馆藏希腊式石棺的样子设计而成，采取了多柱廊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后来，为了容纳更多藏品，老馆两侧加上了与之融为一体的新建筑，这就是考古博物馆新馆，主要陈列一些专题展览。
若按文物历史年代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现有展品可分成上古、中古和近代几个部分。上古时代的展品主要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的文物；中古时代的展品主要是拜占庭时期的文物和塞尔柱突厥人的文物；近代的展品基本是齐尼利一廓什克博物馆中的奥斯曼帝国艺术品。可见，伊斯坦市尔考古博物馆在安排展览结构时遵循了西方历史的主要发展脉络，与很多西方综合性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陈思路相似。尤其上古时代展品的时间分类让人感觉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更像是一座以宏观介绍西方文明史为立足点的博物馆。但实际上，该博物馆大多数藏品均发掘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而不同于大英博物馆等欧美文物收藏机构呈现的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世界各地艺术品。只不过复杂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历史让博物馆研究人员在布展时采纳了西方通行的时间分类法。
相比于历史年代的划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陈更明显地采用了地理空间划分方法，这是由考古成果来源地决定的。观众参观博物馆尤其是新馆时，会看到这样的专门展厅：“出自马格尼西亚和特拉雷斯的雕塑”“出自以弗所、阿弗罗蒂西亚和米利都的雕塑”“西顿的皇家墓地”“色雷斯比提尼亚与拜占庭” “伊斯坦布尔发展史” “安纳托利亚与特洛伊发展史”“安纳托利亚周边文明”等。上述的马格尼西亚、以弗所、阿弗罗蒂西亚、米利都、色雷斯、比提尼亚等都是分布在安纳托利亚或东欧各个区域的重要文明中心，西顿则是古代黎巴嫩的一座核心城市。不仅博物馆的新馆和老馆采用这样的陈列方式，古代东方博物馆也按照埃及、赫梯、亚述、巴比伦、波斯等不同文明区域进行分类展陈。
如按艺术门类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品可划分为雕塑、绘匦、首饰、瓷器、铭文、工具等类别。雕塑是最大的一项，几乎占据了该博物馆80％强的展览空间。这些雕塑又分为圆雕与浮雕，前者多为从古代住宅、墓葬或神庙中发掘出来的大理石及陶质的神像与人像，后者则包括建筑构件上的装饰、钱币上的肖像浮雕、石棺侧壁的浮雕和墓碑上的浮雕等。绘画主要是陶瓶彩画和马赛克镶嵌画。瓷器主要是齐尼利廓什克博物馆中的近代土耳其伊斯兰风格瓷器，分为塞尔柱瓷、伊兹尼克瓷、屈塔西亚瓷和恰纳卡莱瓷等类型。
尽管很多观众参观博物馆时不会去仔细研究展品的深层含义，也不会刻意地给展品分类，但当他们走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厅中，会为千千万万件精美的艺术品所震撼。换言之，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陈是相当成功的，气势磅礴地展现了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融下成长起来的安纳托利亚文明。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如丰富的历史与文物资源、土耳其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世界级文物的入藏以及出色的展陈理念和方法。
丰富的历史与文物资源
博物馆是历史的广阔窗口，而精彩的历史也为博物馆积淀深邃的底蕴。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展现的安纳托利亚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容忽略的一部分，它是众多欧亚非古老文明荟萃的产物。早在公元前19世纪，安纳托利亚高原黑海沿岸就出现了成熟的赫梯文明，到公元前14世纪发展为强大的赫梯帝国，与埃及帝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赫梯文明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分支，使用楔形文字，实行多神崇拜，并创造出较为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前12世纪左右，该文明毁于外族入侵，并最终被亚述帝国攻灭。
赫梯帝国灭亡后，在小亚细亚西部兴起吕底亚王国。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具体描述了吕底亚王国的情况，因为这个国家在希波战争中成为重要角色。而波斯帝国也在最鼎盛的时候将安纳托利亚并人自己领土，东方文化再次影响这片土地。
安纳托利亚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很早以前就发生过接触，传说中的特洛伊就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恰纳卡莱附近。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开始向海外殖民。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地中海沿岸与黑海沿岸均有希腊殖民城邦建立起来。特别是被称作“爱奥尼亚”的小亚细亚东南部沿海地区涌现了帕加玛、以弗所、米利都、哈利卡纳苏斯等著名城邦，创造了辉煌的城市文明。古希腊人概念中的“世界七大奇迹”中的两处一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和哈利卡纳苏斯的摩索拉斯陵墓都在小亚细亚。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小亚细亚，赶走波斯人。随后一千年中这里又先后成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 国的领土。
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安纳托利亚名人辈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狄奥·卡西乌斯，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都出生在小亚细亚。罗马帝国著名学者小普林尼也曾在小亚细亚担任过行省总督，他与元首图拉真之间的书信往来构成有趣的《书信集》。
安纳托利亚还是各种宗教的融汇之所。在奥斯曼帝国推广伊斯兰教之前，这里曾流行过希腊罗马的万神教，并且是早期基督教得以发展的福地。
据“圣经》记载，早期基督教会的创始人圣保罗(出生在罗马帝国设在安纳托利亚的西里西亚行省)曾有三次到小亚细亚传教的经历，从而奠定了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的基础。
《新约使徒行传》中描述到，保罗第一次传教来到旁菲利亚的别加(在今土耳其地中海沿岸)以及庇西底的安提阿(在今土耳其内陆)。保罗第二次传教又来到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大数、特庇、路司得、以哥念等城市，还在游历完希腊之后前往小亚细亚西部的沿海城市以弗所。保罗第三次旅程依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家(均在土耳其内陆)，然后在以弗所的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
由于以弗所已经成为基督教会在小亚细亚的重要据点，保罗还专门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这封信在《圣经新约》中构成《以弗所书》，总结概括了一些基本的基督教教义，包括对儿女和父母、妻子和丈夫、仆人和主人之间应有关系的规范。
除了《圣经》上的记载，安纳托利亚也留存着大量关于早期基督教徒活动的证据。因为深受罗马帝国迫害，这些修道士在遍布奇伟高山的卡帕多契亚地区开凿了很多地下教堂，它们的内部装饰和绘画精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土耳其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
面对如此丰富的历史与文物资源，土耳其早在奥斯曼苏丹统治时期就开展了现代考古学研究与实践，给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提供藏品来源。另外，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亚欧非的庞大势力，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才有机会收藏来自安纳托利亚周边地方的文物。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兴建本身就和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有密切关系。19世纪，一位牧羊人在今黎巴嫩境内的古城西顿掘井时，发现了许多国王的石棺，于是当时的奥斯曼皇家博物馆馆长欧斯曼·哈姆迪·贝伊立刻前往那里，将这批文物运回伊斯坦布尔，并在苏丹支持下为之兴建了考古博物馆。
百年来，土耳其考古学取得丰硕成果，并出现了很多杰出的考古学家和专业著作，其中有梅梅特奥兹多安编著的《土耳其的新石器时代：文明摇篮的新发现》、塔辛奥兹居克著作的《古代赫梯时代的一处重要宗教中心》、内兹、巴什格伦著作的《空中俯视内姆鲁特》等。
土耳其在考古领域采取了开放的态度，积极与发达国家考古机构合作，共同研究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如德国考古研究所参与发掘赫梯帝国古城哈图沙。英国在安卡拉也设有不列颠考古研究所，在土耳其文化部、外交部、博物馆和文化遗产部的大力支持下，长年对安纳托利亚文明进行考古研究。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文物收藏提供了学术支持。
世界级文物的入藏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具备充足的文物藏品，其中不乏声名遐迩的世界级珍宝，它们令这所文化宝库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老馆中陈列着数十口从西顿墓地运来的巨大石棺。那尊所谓的“亚历山大石棺”就是其中之一，特别引人注目。整个石棺保存得相当完整，只是原有的贵重金属装饰可能被盗墓贼偷去了。这口石棺虽然名为亚历山大，实际却不是亚历山大的灵柩，主人应为公元前4世纪末的西顿国王阿布达伦尼莫斯。此人因为亚历山大赶走了盘踞在西顿的波斯人而登上王位，所以为了纪念亚历山大而在他自己的棺材四壁用精美逼真的浮雕描述了马其顿人与波斯人之间的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这四组浮雕极其生动地表现了双方士兵的武器、装备、衣着，每个人的姿态动作都不一样，既有步兵对决也有骑兵冲锋。整体来看，马其顿军队明显占了上风，波斯士兵虽然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亚历山大大帝也出现在战争场面中，他戴着狮子头盔，骑在战马上做出抛掷长矛的姿势，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亚历山大石棺绝对是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品之一，给我们提供了希腊化时代的研究依据，既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又有非凡的艺术价值。
古代东方博物馆中，卡叠什泥板和约与巴比伦釉砖浮雕无疑是最抢眼的文物。前者虽然貌不惊人却堪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外交和约。公元前13世纪，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大军与赫梯军队交战于卡叠什，法老起初陷入重围，而后被援军救走，双方在惨烈的卡叠什会战中打成平手。接着，战争又持续了多年，埃及与赫梯相持不下，最终缔结了停战协定。据史料记载，正式的和约是用楔形文字写在银板上的，但这块银板无迹可寻，目前我们只能见到它留下的两个“拷贝”。一是在埃及卢克索的拉美西斯神庙上用象形文字刻写的和约内容，另一个就是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珍藏的这件泥板文书了，它被考古学家发现于赫梯古城哈图沙，其内容可以和埃及的象形文本相对照。
巴比伦釉砖浮雕与目前藏在德国柏林博物馆的伊斯塔城门浮雕在风格上非常相像。众所周知，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不但修建了空中花园，还修建了装饰着各种异兽图案的伊斯塔城门。除此之外，他还在伊斯塔城门附近修造了一个新宫殿，用来收藏宝物。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釉砖浮雕可能来自那座新宫。它们用蓝、白、黄、黑等颜色表现公牛、马匹以及巴比伦之龙“穆殊殊”的形象。“穆殊殊”和中国龙异曲同工，都是不同动物的结合体。它有蛇的头和尾，前爪取自狮子，后爪取自老鹰，体现了巴比伦艺术家浪漫的想象力。
除了刚才介绍的这几件最有意义的展品，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还陈列着亚历山大全身像、命运女神提喀像、太阳神阿波罗像、罗马元首哈德良像等同样堪称世界级艺术珍宝的文物，可谓众星云集，令人目不暇接。
出色的展陈设计方法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厅非常宽敞，而且注重自然采光，简洁、明了、大方是其展陈设计的最大特点。
该博物馆善于根据展品特质安排陈列布局。例如，它把人物雕塑和浮雕等艺术感较强的展品分散地陈列在展厅中，以便让观众感受到每件作品独特的美。至于陶器、首饰、工具等零碎的小型文物，则成批摆放在展柜中，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充分体会到“博”物馆的含义。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在辅助展品的利用上也有独到之处。当观众走进展厅，会时不时地在墙壁上看见超大幅高清照片。通过这些照片，观众能够对某些重点展品的细节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会为古代安纳托利亚艺术的超强魅力深深陶醉。在有些展厅中，为了让观众了解古代建筑或设施的原貌，博物馆还制作了若干仿真模型和油画。比如，阿索斯的雅典娜神庙正立面在博物馆中得到真实复原；生动的示意图再现了当年用铁链封锁君士坦丁堡战略要害金角湾的实景。
尽管土耳其还有其他很多与安纳托利亚文明有关的博物馆，如以弗所博物馆、米拉斯博物馆、安塔利亚博物馆、伊兹密尔考古博物馆、安卡拉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等等，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无疑是历史最悠久、馆藏最丰富、展览最全面的一座。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还具备独特的地缘优势。它坐落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处于欧亚交汇点的千年古城伊斯坦布尔，所以这座博物馆成了向世界展示安纳托利亚灿烂文明和土耳其现代考古成果的重要窗口。
正因如此，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对土耳其旅游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虽然目前土耳其还不是中国游客的主要观光目的地，但它凭借璀璨的古代文明和多元的历史文化吸引着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游客。这些游客到土耳其来更多地是为了欣赏人文古迹的魅力，参观博物馆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坐落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也就是古代君士坦丁堡的核心区域所在地。这块不大的空间内集中了伊斯坦布尔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遗迹，如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托普卡珀皇宫、耶雷巴坦地下水宫、伊莲娜教堂、大跑马场和古城墙等。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老城区的氛围相和谐，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老城区的文化底蕴。1985年，伊斯坦布尔历史区被联台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自建馆以来一直在平稳发展，既遵循传统又注重创新，它用丰富展陈诉说了安纳托利亚古文明的深邃与伟大，不但在全世界博物馆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开办博物馆的成功典范。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陈结构比较复杂，如果按照馆舍、历史、地理、艺术、材质等不同范畴划分，可有多种分类方法。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是由四个相邻的博物馆组合而成的建筑群。按馆合区域可分为齐尼利一廓什克博物馆、古代东方博物馆、考古博物馆老馆和考古博物馆新馆。齐尼利廓什克博物馆所用的馆合是其中最古老的建筑，始建于15世纪(1473年)的苏丹默罕默德二世时代，也就是土耳其人刚刚攻陷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后不久。最初，这座波斯风格的双层建筑是依附于托普卡珀皇宫的一间楼阁，是苏丹观看一种名为“吉里德”的土耳其竞技比赛的地方。它在奥斯曼帝国后期(1875～1891年)成为皇家博物馆，并于1953年改作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古代东方博物馆的馆舍建于1883年，本来是奥斯曼帝国的美术学院，1917年并人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后便用来展示出自安纳托利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物。考古博物馆老馆是土耳其艺术家欧斯曼·哈姆迪贝伊在1881年发起兴建的，以弥补齐尼利-廓什克博物馆展览面积不足的缺憾。老馆建筑由亚历山大瓦劳里根据馆藏希腊式石棺的样子设计而成，采取了多柱廊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后来，为了容纳更多藏品，老馆两侧加上了与之融为一体的新建筑，这就是考古博物馆新馆，主要陈列一些专题展览。
若按文物历史年代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现有展品可分成上古、中古和近代几个部分。上古时代的展品主要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的文物；中古时代的展品主要是拜占庭时期的文物和塞尔柱突厥人的文物；近代的展品基本是齐尼利一廓什克博物馆中的奥斯曼帝国艺术品。可见，伊斯坦市尔考古博物馆在安排展览结构时遵循了西方历史的主要发展脉络，与很多西方综合性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陈思路相似。尤其上古时代展品的时间分类让人感觉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更像是一座以宏观介绍西方文明史为立足点的博物馆。但实际上，该博物馆大多数藏品均发掘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而不同于大英博物馆等欧美文物收藏机构呈现的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世界各地艺术品。只不过复杂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历史让博物馆研究人员在布展时采纳了西方通行的时间分类法。
相比于历史年代的划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陈更明显地采用了地理空间划分方法，这是由考古成果来源地决定的。观众参观博物馆尤其是新馆时，会看到这样的专门展厅：“出自马格尼西亚和特拉雷斯的雕塑”“出自以弗所、阿弗罗蒂西亚和米利都的雕塑”“西顿的皇家墓地”“色雷斯比提尼亚与拜占庭” “伊斯坦布尔发展史” “安纳托利亚与特洛伊发展史”“安纳托利亚周边文明”等。上述的马格尼西亚、以弗所、阿弗罗蒂西亚、米利都、色雷斯、比提尼亚等都是分布在安纳托利亚或东欧各个区域的重要文明中心，西顿则是古代黎巴嫩的一座核心城市。不仅博物馆的新馆和老馆采用这样的陈列方式，古代东方博物馆也按照埃及、赫梯、亚述、巴比伦、波斯等不同文明区域进行分类展陈。
如按艺术门类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品可划分为雕塑、绘匦、首饰、瓷器、铭文、工具等类别。雕塑是最大的一项，几乎占据了该博物馆80％强的展览空间。这些雕塑又分为圆雕与浮雕，前者多为从古代住宅、墓葬或神庙中发掘出来的大理石及陶质的神像与人像，后者则包括建筑构件上的装饰、钱币上的肖像浮雕、石棺侧壁的浮雕和墓碑上的浮雕等。绘画主要是陶瓶彩画和马赛克镶嵌画。瓷器主要是齐尼利廓什克博物馆中的近代土耳其伊斯兰风格瓷器，分为塞尔柱瓷、伊兹尼克瓷、屈塔西亚瓷和恰纳卡莱瓷等类型。
尽管很多观众参观博物馆时不会去仔细研究展品的深层含义，也不会刻意地给展品分类，但当他们走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厅中，会为千千万万件精美的艺术品所震撼。换言之，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陈是相当成功的，气势磅礴地展现了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融下成长起来的安纳托利亚文明。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如丰富的历史与文物资源、土耳其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世界级文物的入藏以及出色的展陈理念和方法。
丰富的历史与文物资源
博物馆是历史的广阔窗口，而精彩的历史也为博物馆积淀深邃的底蕴。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展现的安纳托利亚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容忽略的一部分，它是众多欧亚非古老文明荟萃的产物。早在公元前19世纪，安纳托利亚高原黑海沿岸就出现了成熟的赫梯文明，到公元前14世纪发展为强大的赫梯帝国，与埃及帝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赫梯文明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分支，使用楔形文字，实行多神崇拜，并创造出较为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前12世纪左右，该文明毁于外族入侵，并最终被亚述帝国攻灭。
赫梯帝国灭亡后，在小亚细亚西部兴起吕底亚王国。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具体描述了吕底亚王国的情况，因为这个国家在希波战争中成为重要角色。而波斯帝国也在最鼎盛的时候将安纳托利亚并人自己领土，东方文化再次影响这片土地。
安纳托利亚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很早以前就发生过接触，传说中的特洛伊就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恰纳卡莱附近。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开始向海外殖民。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地中海沿岸与黑海沿岸均有希腊殖民城邦建立起来。特别是被称作“爱奥尼亚”的小亚细亚东南部沿海地区涌现了帕加玛、以弗所、米利都、哈利卡纳苏斯等著名城邦，创造了辉煌的城市文明。古希腊人概念中的“世界七大奇迹”中的两处一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和哈利卡纳苏斯的摩索拉斯陵墓都在小亚细亚。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小亚细亚，赶走波斯人。随后一千年中这里又先后成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 国的领土。
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安纳托利亚名人辈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狄奥·卡西乌斯，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都出生在小亚细亚。罗马帝国著名学者小普林尼也曾在小亚细亚担任过行省总督，他与元首图拉真之间的书信往来构成有趣的《书信集》。
安纳托利亚还是各种宗教的融汇之所。在奥斯曼帝国推广伊斯兰教之前，这里曾流行过希腊罗马的万神教，并且是早期基督教得以发展的福地。
据“圣经》记载，早期基督教会的创始人圣保罗(出生在罗马帝国设在安纳托利亚的西里西亚行省)曾有三次到小亚细亚传教的经历，从而奠定了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的基础。
《新约使徒行传》中描述到，保罗第一次传教来到旁菲利亚的别加(在今土耳其地中海沿岸)以及庇西底的安提阿(在今土耳其内陆)。保罗第二次传教又来到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大数、特庇、路司得、以哥念等城市，还在游历完希腊之后前往小亚细亚西部的沿海城市以弗所。保罗第三次旅程依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家(均在土耳其内陆)，然后在以弗所的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
由于以弗所已经成为基督教会在小亚细亚的重要据点，保罗还专门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这封信在《圣经新约》中构成《以弗所书》，总结概括了一些基本的基督教教义，包括对儿女和父母、妻子和丈夫、仆人和主人之间应有关系的规范。
除了《圣经》上的记载，安纳托利亚也留存着大量关于早期基督教徒活动的证据。因为深受罗马帝国迫害，这些修道士在遍布奇伟高山的卡帕多契亚地区开凿了很多地下教堂，它们的内部装饰和绘画精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土耳其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
面对如此丰富的历史与文物资源，土耳其早在奥斯曼苏丹统治时期就开展了现代考古学研究与实践，给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提供藏品来源。另外，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亚欧非的庞大势力，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才有机会收藏来自安纳托利亚周边地方的文物。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兴建本身就和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有密切关系。19世纪，一位牧羊人在今黎巴嫩境内的古城西顿掘井时，发现了许多国王的石棺，于是当时的奥斯曼皇家博物馆馆长欧斯曼·哈姆迪·贝伊立刻前往那里，将这批文物运回伊斯坦布尔，并在苏丹支持下为之兴建了考古博物馆。
百年来，土耳其考古学取得丰硕成果，并出现了很多杰出的考古学家和专业著作，其中有梅梅特奥兹多安编著的《土耳其的新石器时代：文明摇篮的新发现》、塔辛奥兹居克著作的《古代赫梯时代的一处重要宗教中心》、内兹、巴什格伦著作的《空中俯视内姆鲁特》等。
土耳其在考古领域采取了开放的态度，积极与发达国家考古机构合作，共同研究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如德国考古研究所参与发掘赫梯帝国古城哈图沙。英国在安卡拉也设有不列颠考古研究所，在土耳其文化部、外交部、博物馆和文化遗产部的大力支持下，长年对安纳托利亚文明进行考古研究。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文物收藏提供了学术支持。
世界级文物的入藏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具备充足的文物藏品，其中不乏声名遐迩的世界级珍宝，它们令这所文化宝库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老馆中陈列着数十口从西顿墓地运来的巨大石棺。那尊所谓的“亚历山大石棺”就是其中之一，特别引人注目。整个石棺保存得相当完整，只是原有的贵重金属装饰可能被盗墓贼偷去了。这口石棺虽然名为亚历山大，实际却不是亚历山大的灵柩，主人应为公元前4世纪末的西顿国王阿布达伦尼莫斯。此人因为亚历山大赶走了盘踞在西顿的波斯人而登上王位，所以为了纪念亚历山大而在他自己的棺材四壁用精美逼真的浮雕描述了马其顿人与波斯人之间的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这四组浮雕极其生动地表现了双方士兵的武器、装备、衣着，每个人的姿态动作都不一样，既有步兵对决也有骑兵冲锋。整体来看，马其顿军队明显占了上风，波斯士兵虽然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亚历山大大帝也出现在战争场面中，他戴着狮子头盔，骑在战马上做出抛掷长矛的姿势，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亚历山大石棺绝对是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品之一，给我们提供了希腊化时代的研究依据，既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又有非凡的艺术价值。
古代东方博物馆中，卡叠什泥板和约与巴比伦釉砖浮雕无疑是最抢眼的文物。前者虽然貌不惊人却堪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外交和约。公元前13世纪，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大军与赫梯军队交战于卡叠什，法老起初陷入重围，而后被援军救走，双方在惨烈的卡叠什会战中打成平手。接着，战争又持续了多年，埃及与赫梯相持不下，最终缔结了停战协定。据史料记载，正式的和约是用楔形文字写在银板上的，但这块银板无迹可寻，目前我们只能见到它留下的两个“拷贝”。一是在埃及卢克索的拉美西斯神庙上用象形文字刻写的和约内容，另一个就是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珍藏的这件泥板文书了，它被考古学家发现于赫梯古城哈图沙，其内容可以和埃及的象形文本相对照。
巴比伦釉砖浮雕与目前藏在德国柏林博物馆的伊斯塔城门浮雕在风格上非常相像。众所周知，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不但修建了空中花园，还修建了装饰着各种异兽图案的伊斯塔城门。除此之外，他还在伊斯塔城门附近修造了一个新宫殿，用来收藏宝物。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釉砖浮雕可能来自那座新宫。它们用蓝、白、黄、黑等颜色表现公牛、马匹以及巴比伦之龙“穆殊殊”的形象。“穆殊殊”和中国龙异曲同工，都是不同动物的结合体。它有蛇的头和尾，前爪取自狮子，后爪取自老鹰，体现了巴比伦艺术家浪漫的想象力。
除了刚才介绍的这几件最有意义的展品，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还陈列着亚历山大全身像、命运女神提喀像、太阳神阿波罗像、罗马元首哈德良像等同样堪称世界级艺术珍宝的文物，可谓众星云集，令人目不暇接。
出色的展陈设计方法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厅非常宽敞，而且注重自然采光，简洁、明了、大方是其展陈设计的最大特点。
该博物馆善于根据展品特质安排陈列布局。例如，它把人物雕塑和浮雕等艺术感较强的展品分散地陈列在展厅中，以便让观众感受到每件作品独特的美。至于陶器、首饰、工具等零碎的小型文物，则成批摆放在展柜中，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充分体会到“博”物馆的含义。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在辅助展品的利用上也有独到之处。当观众走进展厅，会时不时地在墙壁上看见超大幅高清照片。通过这些照片，观众能够对某些重点展品的细节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会为古代安纳托利亚艺术的超强魅力深深陶醉。在有些展厅中，为了让观众了解古代建筑或设施的原貌，博物馆还制作了若干仿真模型和油画。比如，阿索斯的雅典娜神庙正立面在博物馆中得到真实复原；生动的示意图再现了当年用铁链封锁君士坦丁堡战略要害金角湾的实景。
尽管土耳其还有其他很多与安纳托利亚文明有关的博物馆，如以弗所博物馆、米拉斯博物馆、安塔利亚博物馆、伊兹密尔考古博物馆、安卡拉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等等，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无疑是历史最悠久、馆藏最丰富、展览最全面的一座。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还具备独特的地缘优势。它坐落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处于欧亚交汇点的千年古城伊斯坦布尔，所以这座博物馆成了向世界展示安纳托利亚灿烂文明和土耳其现代考古成果的重要窗口。
正因如此，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对土耳其旅游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虽然目前土耳其还不是中国游客的主要观光目的地，但它凭借璀璨的古代文明和多元的历史文化吸引着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游客。这些游客到土耳其来更多地是为了欣赏人文古迹的魅力，参观博物馆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坐落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也就是古代君士坦丁堡的核心区域所在地。这块不大的空间内集中了伊斯坦布尔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遗迹，如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托普卡珀皇宫、耶雷巴坦地下水宫、伊莲娜教堂、大跑马场和古城墙等。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老城区的氛围相和谐，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老城区的文化底蕴。1985年，伊斯坦布尔历史区被联台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自建馆以来一直在平稳发展，既遵循传统又注重创新，它用丰富展陈诉说了安纳托利亚古文明的深邃与伟大，不但在全世界博物馆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开办博物馆的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