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尧的小说新作《民谣》一方面将叙事空间集中在“莫庄”——一个名字来自于传说中放牛农夫“摸桩”的传统乡土空间，并以此为中心渐渐延展开去（主要借助“我”奶奶一支的身世与足迹），勾连起一个由“舍、庄、村、镇”构成的秩序分明却又自在自足的民间社会;另一方面又通过“我”外公一支的“革命故事”与小说主人公“我”编写大队革命史的活动来试图述說革命年代，并将整个小说叙事的焦点集中在1972—1974年。而在“老辈旧事”与“革命故事”之间，小说又融入了大量颇具私人性的感受、遐想、回忆与言说，进而构成了作为第三种叙述力量的“私人往事”，其中对于嗅觉的穿插式书写，则正是这种“不足为外人道也”同时也很难被主流话语所裹挟的独特私人体验。“老辈旧事”“革命故事”与“私人往事”在小说的“内篇”中形成了三股彼此交织、激荡的“异质”话语，在“杂篇”与“外篇”中则进一步发展为可以对照观看，甚至于作为相互理解与补充的“历史连续体”（historical continuity）。
一、“老辈旧事”：“舍庄村镇”的传统空间与外来“异质”之物
小说《民谣》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叫作“莫庄”的小村庄里，它的得名似乎是来自于放牛农夫“摸桩”的不知名传说。同时，“莫庄”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阿Q所生活的“未庄”，或者可以视为“未庄”发展至1970年代后的某种村庄样态与故事可能性。此外，“莫庄”的名字似乎又内含了“根本没有这个村庄”的自我解构的意思，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因为一阵飓风而最终消失的马孔多，或者是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标记的受活庄。甚至于小说中“我”反复提及的一个梦境本身，就完全可以视为对“莫庄”这个命名的最好注解：“我记住了这个下午所有的细节，但我就是忘记了那个地名。”“我后来发现，我此后命运的不确定都与这个梦幻记忆有关，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对这个村庄的记忆都被这天下午的遭遇打上了印记。”①“莫庄”正是这样一个似有还无，既存在于现实又模糊于记忆的所在。而借着这句话的提醒，我们或许可以把整个小说理解为作者试图找寻“莫庄”，确认“莫庄”，命名“莫庄”，重述“莫庄”记忆的努力与过程。甚至于“我记住了这个下午所有的细节，但我就是忘记了那个地名”这句话本身也可以视为是对整篇小说写作手法的一个象征性隐喻，即作者在小说中充满了对往事与故事、细节与枝节的琐碎回忆，似乎是忘记了小说最为核心的对象和主题，但细心的读者一定可以在这些丰沛的细节中慢慢拼凑、还原出一个完整的“莫庄”、一个“我”的形象，乃至于一个“时代”的身影。
当然，小说里的“莫庄”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甚至是具有普遍性的传统伦理含义，仅从这小小村庄四周农田的命名来看：“这个村庄的祖先，当年选了这个地方做庄。庄的东西南北，以天地玄黄命名了四片农田。农田里聚聚散散的民居，我们叫舍。庄和舍拼在一起，就是村庄。”众所周知，“天地玄黄”出自《易经》“天玄而地黄”，后来又被作为《千字文》的起首句，包含着我国先民对于天地之道与阴阳之变的根本智慧，而以此来命名“莫庄”周围的四片农田，即暗指与这片土地不可分割的传统伦理文化与精神向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来理解“莫庄”的基本空间结构与其所象征的传统伦理价值与社会秩序：“村中有庄，有舍，舍围着庄转，庄围着镇转，镇围着县城转，这就是通常的社会秩序。”
小说对于传统伦理文化——即“老辈旧事”——的追忆和表现主要是借助“我”奶奶一支的过往身世与言谈细节而展开：爷爷奶奶原本在镇上开“王记油店”，但一场大火彻底摧毁了这种传统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也开启了奶奶一家由镇入庄的迁移足迹;父亲“之前是少爷，现在不是了”;至于到了“我”这一辈，旧的生活规矩细节或许还隐约有所留存（表现为奶奶从小对我的一系列生活规矩的要求和她极少打开的神秘箱子），但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我”俨然与同村孩童无异。借着这一线索，小说又接连引出了西头老太、独膀子、丫鬟小云、他们的女儿云霞，以及洋伞店老板烂猫屎等一系列人物与故事，进而构建起小说中在“莫庄”之外的另一套回忆言说与话语传统。借用小说中的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奶奶把旧社会的东西带到了乡下，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奶奶其实也在延续一种和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是一种生活秩序。奶奶一辈子都生活在她的旧时代，她从来没有走出那个小镇。我感觉到的那种差异，其实是一个时代残存的瘢痕。”正如引文所言，奶奶所代表的传统伦理秩序与底层乡村民间生活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二者与即将到来的革命传统相比更是充满了“异质”性因素，而这几股力量的相互撕扯，正是小说故事得以生根和生长的起点。
一方面，“现代”与“革命”到来前的乡村生活似乎是美好而自由自在的，“无船驶过时，河水单纯而自由”;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乡土空间本身固有的秩序性与生活于其间人们的自足性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桎梏和封闭，即在“莫庄”中，“爬树是升空的方式”，而“空中的麻雀”“偶尔飞来的喜鹊”和“田野上空叫唤的乌鸦”，“它们是我那时见到的离开地面最高的动物”，至于“偶尔从村庄的天空中飞行而过的飞机，除了给我和同伴带来骚动，与我们并无关系。我那时看飞机，如同看上海、北京，可望而不可即”。
小说里“我”对外来现代事物的排斥心理随处可见：“我爱听摇橹的声音，像八哥儿鸣叫。机船高亢的声音让人心烦”;挂着“外公走了一夜的路，从县城捧回来的”，“挂钟”的西院的会议室则让我感到“有点胆怯”;“我”认为，女人到“公社卫生院”去生孩子后，“小儿的脐带都扔进池子里”，从而失去了“我们这一代以上在乡下落地的人，生命中有两次入土的机会”;而现代机器的轰鸣声，最终吞没了乡土间的人声，“等到那片田里驻扎了石油勘探大队来钻井，机器轰鸣，就再也没有人站在庄东头那边‘广播’了”。在“我”看来，“这不时的炮声与其说是在唤醒这个沉睡的村庄，还不如说是给村庄送来了那个原本不存在的梦想”。难怪“那个勇子，更恐怖地说我对文明生活充满了敌意”。对于“我”而言，“飞机”“挂钟”，奶奶箱子里的“旗袍”“香烟”“肥皂”显然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外来之物，而“革命编年史”“石油勘探大队”等同样也是外来之物，并且在“我”看来，这二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我一直认为奶奶的日常生活、小镇以及她的箱子都是旧时代的产物，现在突然发现，箱子里的那些东西是旧时代的现代文明。奶奶的洋货怎么也抵不上钻井架这样的洋货，但钻井队工人的一些日常用品，几十年前就在奶奶的箱子里了。” 当然，“我”对这些外来之物的态度实际上是远为复杂的，不能简单以“拒斥”“排外”“保守”或“敌意”而简单概括之。比如小说开头便写道：
河水从西向东流过。大船，小船，木船，机船，偶尔也有竹筏荡过。我爱听摇橹的声音，像八哥儿鸣叫。机船高亢的声音让人心烦，但我喜欢机油的味道，在机船过后，我仍然能够闻到残留在河面上的油味。我说不清楚这种油味给我的感觉，机油和食油在水中会幻化成两种图景。
如果用逐句细读的态度来看待这段话，木船和竹筏显然代表着某种传统与自然，“机船高亢的声音”则似乎意味着革命年代的高亢情绪与战斗精神。“机船高亢的声音让人心烦，但我喜欢机油的味道，在机船过后，我仍然能够闻到残留在河面上的油味”则表现出“我”对于那个年代回忆的复杂情愫，它固然有“让人心烦”的一面，但“机船”驶过之后所遗留下来的“机油的味道”似乎又包含了某种对于火红理想、燃情岁月、青春回忆乃至于“往事不可追也”的留恋之情。而这种复杂情愫在小说“杂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小说“杂篇”中大量引用/拟用了入团申请书、检讨书、倡议书、儿歌、举报信等虚构的“非虚构”历史文本;另一方面，小说又通过逐段注释的方式，借助另一种话语形式消解/丰富了这些历史文本中革命话语的单向性。当然这些注释并非对历史文本的简单否定，而是应该称之为“否定之否定”或“辩证之扬弃”，比如这些注释中写道：
我们一直是在否定自己的过去中成长的，生活中曾经的正和反，其实都是在为你的未来准备的。
现在看自己写的优缺点时，我不禁发笑。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考虑的，比如优点部分，我说自己敢与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是当时常用的措辞。现在想来，这确实是我的优点，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几乎不提“坏人坏事”了，但我从小养成的敢于斗争的秉性倒是发展了。我可以宽容同事和下属的缺点，但我从来不对领导的错误妥协（当然领导不一定认为自己做错了），这可能就是长期“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养成的。
这些注释文字更能体现出“我”对于曾经的那段历史的复杂感情与深刻认识，也正是本文所说的“历史连续体”意义的一个层面，即齐泽克所说的“过去被囊括于当下”和“过去与当下的共时化”特点：“历史运动被置身于括号之内。只有一个这样的领域，在那里，我们可以谈论占有过去，谈论当下回溯性地‘救赎’自己;在那里，过去被囊括于当下。这唯一的领域就是能指的领域：只有作为能指的共时性（signifier’s synchrony），只有作为过去与当下的共时化，运动的悬置才是可能的。”②简单来说，即曾经的经历已经蕴含了未来发展的可能，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现在，少年的“我”与现代的“我”之间有着不可忽视更不可切断的内在必然性关系，因而站在“后见之明”的角度重审过去，不仅要看到过去的荒诞与不足，也要看到过去中所隐藏的那颗关于现在乃至于未来的种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杂篇”中各类非虚构文体与对应注释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以作为新中国前后三十年对照思考的某种范本。
二、“革命故事”：两种叙述，两种话语
在阅读小說《民谣》时，我们与其把“莫庄”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先在本地文化的传统乡土社会空间结构（这里当然有一套先在的文化结构），不如将其看作是一个不同传统、文化，乃至话语竞相进入、彼此激荡的话语空间场域。用小说里更为生动形象的说法，这里是一个展演“乡村日常生活的舞台”，“它敞开着，各色人等从这里走过，停下，在这里聚集，也在这里散伙，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只是台上表演的内容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莫庄”的乡村空间是一个舞台，引出各类人物登场、各种故事发生与不同话语的冲撞。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一直回忆我在这个村庄的出场方式。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在不断的回忆中，我摸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许多人糊涂一辈子，一个人今天的样子其实与昨天有些关系”。即小说中的“我”是通过对这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与表演，乃至于对自己“出场方式”的回忆来不断追溯和建构着“莫庄”的历史，并努力确认着自己的身份。
在这些彼此激荡、冲撞的时代话语中，“革命话语”显然是最为强有力的一支。如果说小说中的“我”是借助“我”奶奶一支的线索了解到“老辈旧事”与传统文化及伦理秩序，那么“我”外公一支的线索——“外公是地下党，公开身份是盐贩子，在江湖上为游击队搜集情报”——以及其所连带出来的王二队长、剃头匠老杨、地主胡鹤义，以及胡怀忠、胡怀仁堂兄弟等人物与故事，则把“我”的精神脐带和“革命故事”与红色传统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在小说中，“革命话语”的渗入并成为日常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急速却又漫长的过程。即如小说中所说，“有一天，我们村庄的秩序被打破了”，但我们并不能找到这一天究竟是哪一天。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那些散落着舍和墩子的农田，被称作天地玄黄。这是李先生告诉我的，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四片农田的名字了”。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一名称遗忘与话语迭代的过程，还会发现其间隐约存在的代际性更替轨迹：“从大码头上岸，是一大块空地。老人说是村口，不老的人说是供销社门口，现在好像都说是供销社门口了。不错，是村口，南河上的大桥就位于村口的中间。”
让我们再来对这一小段看似简单的叙述做一个文本细读：在关于“村口”的命名上，存在着“老人”和“不老的人”两类人各自不同的说法，而这其中显然暗含着各自不同的伦理政治内涵——是传统自然村落的“村口”，还是现代革命政权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供销社门口”，不同年龄代际的人有着不同的使用倾向。这种年龄与代际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两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不同文化与话语的深刻影响。而继续来看，“现在好像都说是供销社门口了”，革命话语显然一度以更为强势的姿态进入并改变了村民们的日常用语结构与习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不同年龄与代际人群话语中的成长印记。但特别有趣的是，小说中接下来的五个字却是“不错，是村口”，似乎是故意以某种固执和确定的态度把前文中刚刚提到的人们新的“约定俗成”的说法硬拗了回来，小说在这里好像在暗指传统文化力量的蓬勃生命力之所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小说“内篇”中另外一处几乎贯穿全文的故事线索是“我”加入队史编写组，负责一起“编写大队的革命史”，这更是将“我”直接置入“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之中，革命史的撰写即是对革命历史的追溯、革命合法性的确立以及革命话语的建构。而“我”亲身参与“编写大队的革命史”这一事件，则将我与“革命传统”在另一个层面上更为直接且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有趣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小说中“我”在考察、走访和书写大队革命史时，表面上虽然学会了说/写一系列“漂亮话”，但这其中又充满了私人话语，乡间传统伦理关系，个人猜测、遐想甚至是梦境等“不漂亮”甚至是“不可靠”的叙述成分。而这种话语裂缝的出现并非是因为“我”自身的问题，甚至于勇子也还悄悄和我说：“厚平，你外公的问题有了结论，我们这个大队的革命史就好写了。”他几乎是相当于直接将“我”的家族私史和革命公史紧密地缠绕在一起。这一缠绕在小说对“革命故事”的追溯与讲述中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同时存在两种叙述与两套话语的局面。这两种叙述在小说“内篇”中以更为细密的方式彼此黏连，互相消解与生成，而在“杂篇”中则以某种更清晰的结构被并置齐观（当然，正如前文中所述，“杂篇”中非虚构文本与相应注释之间的内在情感与逻辑关系同样是复杂的，此处不再重复）。
另一方面，“革命话语”又自觉/不自觉地渗入并影响着“私人话语”的表达方式，比如小说中一处非常含蓄的暗示：“队史初稿完成了，勇子和表姐看后说不错，需要集体讨论后定稿。那天在大队部，我看着墙上的挂钟，有点意识到时间是什么了。”“我”在这里对于时间的“意识”表面上是由于“墙上的挂钟”这个现代器物的提醒，即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③。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联系起“我看着墙上的挂钟”这一动作发生之前的事件，即“我”和勇子、表姐等一起在讨论大队革命史的初稿，那我们就可以将后面“我”的“时间意识”的产生进一步延伸理解为在撰写大队革命史的过程中，对于历史时间连续性与革命发展逻辑必然性的反复追溯、建构和确认，从而使得“我”对历史这个更为宏大和整体性的时间概念的“意识”渐渐生成和明晰了，也就是“我”对于另一层意义上的“历史连续体”及其建构过程的体认。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我”在编写大队革命史的过程中开始逐渐培养起对大队革命史叙述方式的某种心理认同。
小说中更为明确的一处例子在于“少年的我，除喜欢看自己的成绩单外，就爱读布告”，这本来多少带有些孩童好奇与游戏的行为，最后却反过来影响到“我”的表达本身：“我现在甚至觉得，布告简洁的文字在那时几乎影响了我的作文。”结合“杂篇”中的相关文字内容，我们不难明白“我”曾经的作文、检讨书、私人书信乃至毕业留言等文字中所流露出的“革命话语”成分。而在这里，我们不能将其简单视为话语之间的“渗透”与“被渗透”的单向作用关系，而是更要看到不同话语之间的相通性，以及正是这些话语及其彼此间的复杂作用关系才最终塑造出了“我”之为“我”的主体独特性与复杂性。借用小说中一个贯穿全文的暗示/明示来说，即正是“我”奶奶一支的血脉文化，和“我”外公一支的革命传统一起，才造就并養育了今天的“我”。或者换句话说，奶奶与外公的两条文化传统，最终在“我”的身上彼此交融、殊途同归：“外公和奶奶的故事不同，他们分别筑起了一条田埂和一条砖头铺成的街道，我沿着奶奶的街道摸到了以前镇上的老屋，沿着外公的田埂回到了我现在的村庄。但我渐渐发现这两条路是交叉的，村庄和那个小镇有时重叠在一起。”
三、“私人往事”：青春爱情回忆
与嗅觉表达的私密性
如果对小说《民谣》“内篇”故事主体进行结构细分，我们大概可以将“卷一”和“卷二”视为是借助“我”奶奶与“我”外公两条线索对“老辈旧事”的追忆与对“革命故事”的塑造，而“卷三”和“卷四”则是以“我”为中心，讲述了“我”和“我”的同辈小伙伴之间的一段段青春回忆和“私人往事”。如果再进一步将几部分内容相互比较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我”奶奶的“老辈旧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依托于传统家族血缘关系和乡间人际伦理秩序;“我”外公的“革命故事”中，人际关系得以确立的基础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阶级立场的划分，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革命战友情谊”与“阶级感情”/“阶级仇恨”;而在三、四两卷围绕“我”和“我”的“同代人”所展开的故事中，“爱情”在联结和维系人际关系中则占据了更加积极和主要的地位，甚至于我们可以把这两卷中的人物关系简单拆分成四对男女的爱情故事：勇子和秋兰、余明和网小、阮长林和巧兰，以及“我”和方小朵。在这里，爱情要面对阶级身份的差异（富农子女秋兰和贫农后代勇子）、地理空间的阻隔（巧兰远赴东北去寻找阮长林）、生理性自戕的悲剧（余明）以及并未开始且可能最终“无果”的爱情结局（“我”和方小朵之间的通信）等难题，并在其中表现出爱情自身的纯粹、美好与坚韧，进而形成一种在1970年代早期革命时代的“私人情感叙事”。
小说《民谣》中另一处颇值得玩味的“私人叙事”在于小说经常提及并描写“我”的嗅觉感受：比如前文中提到的“我”对于“机油的味道”的复杂感觉，对于“热气腾腾的药味”的记忆犹新，对于“墨的香味”的呼吸和眷恋，以及通过气味来感知小镇生活的复杂性等。更不用说，小说里反复提到的村子里散发出的不可遏制的一股“霉味儿”：“整个村庄都发霉了，腐朽了”;此外，还有不同地方有个各自复杂程度不同的气味组合：“生活是不一样的。村庄只有一种或几种味道，小镇是几种味道或十几种味道，县城有多少种味道混合着几乎是个未知数。”
小说中对“我”的嗅觉的反复书写，一方面非常契合于“我”有些“神经衰弱”（其实是过于敏感）的个体精神特质，即我能够从更加细微的，甚至是常人所不容易注意到的角度来感受生活本身;另一方面，相对于文字感知与表达很容易受时代主流话语渗透和影响（我的作文受布告文字的影响），视觉、听觉也难以完全抽离于主流图像与声音之外（视觉上，我负责画革命话语的美术字以及小说中多次提及有关于毛主席像的“看与被看”;听觉上，村里的广播与现代机器的轰鸣也很容易就可以覆盖传统乡间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喊话）。嗅觉显然是更为私密化和个人化的感受与表达，因而也更能体现出主体自身的精神特质与情感结构，比如前文中所分析过的“我”对“机油的味道”的嗅觉感知背后所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复杂情愫等。 而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来考察作为小说叙述主体的“我”，我们必须认识到，小说中看似采取“儿童视角”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叙述声音。简单来说，即“我”在长大之后——有过相当的阅读积累和接受教育之后——再重新回忆起小时候（1972—1974年）自己在“莫庄”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而这一切的叙述过程，其实都有一层知识分子声音的过滤与折射，进而形成一个复杂的叙述机制。有时候这个潜在的“知识分子”声音还会忍不住直接跳出来“发声”，比如：“奶奶的丧魂落魄颠覆了我对主人和丫鬟关系的認识。那时我没有读过鲁迅的《祝福》，奶奶就像祥林嫂那样不时重复说着一句话：‘我应该告诉独膀子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奶奶也有后悔的事，小云是奶奶生活的一部分，小云走了，奶奶心中的小镇开始摇晃起来。”
这段话中，“奶奶的丧魂落魄颠覆了我对主人和丫鬟关系的认识”中的“我”是小云去世后不久那个尚且年少的“我”，是当时的事件与变化对我的认识所形成的冲击;而后面对奶奶不断重复一句话有更深体认的“我”则显然是长大后，读过鲁迅的《祝福》，有过相关知识与阅历积累的“知识分子”的“我”;那么再后面一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奶奶也有后悔的事”中的“我”又是哪个“我”呢？这似乎更接近于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后来对奶奶过往经历的回想和再理解，但这种再理解似乎又构成了对这段话中“童年的我”认识颠覆的一个补充说明，进而将叙述者“童年的我”与隐藏叙事者“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相当巧妙地弥合于一体。
如果我们再想要了解小说中的隐藏叙事者（即“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知识构成或思想来源，小说文本中也留下了很多可以寻觅的蛛丝马迹。比如李先生就很明显地代表着传统知识守夜人或传承者的形象，并在小说情节叙述过程中构成了对“我”的知识启蒙与教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和主流知识系统相对立的另一套知识话语：“同样的文字，却是不同的意义，李先生讲了许多我似懂非懂的东西。有两年时间，我在语文课本和李先生的文言文里出没。乡下是松散的，你悄悄看什么书，没有人管你。”又比如我们可以在小说的各个角落中搜集到作为隐藏叙事者的“我”所读过的书的“不完整清单”：“我”至少读过鲁迅的《祝福》《孔乙己》《伤逝》和一些杂文，读过《古文观止》和《红楼梦》，背过一些《诗经》，翻过《康熙字典》，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至西溪感赋》，读过“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然，“我”也读过陆定一的《老山界》，读过《林海雪原》《三家巷》《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翻过《朝霞》杂志，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我”还曾经“读”过村庄周围的山、河与农田，“读”过“风吹青草的样子”，读过“鱼儿游弋”，“读”过不同人物形形色色的面孔，“读”过毛主席像与批斗外公与独膀子的台子……我在这里“寻章摘句”地搜罗小说隐藏叙事者“我”的“阅读书单”，并不是想做一个关于个体阅读史的追踪或文本之间的对应性考察，而只是想借此还原出“我”的几种“知识”获取来源：山川河流自然风光、乡间伦理生活经验与革命历史进程的孕育，传统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滋养，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感召，以及“红色经典”的阅读教化等。而这些不同的精神与知识来源，共同构成了小说中“我”的精神图谱与主体特质，进而在回忆与述说往事时能够呈现出“老辈旧事”“革命故事”与“私人往事”多种话语并置且交织的复杂面貌和丰富的内在文本张力。
【注释】
①王尧：《民谣》，《收获》2020年第6期。以下《民谣》的引文均引自此版本。
②[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201-202页。
③[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3-14页。
（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
一、“老辈旧事”：“舍庄村镇”的传统空间与外来“异质”之物
小说《民谣》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叫作“莫庄”的小村庄里，它的得名似乎是来自于放牛农夫“摸桩”的不知名传说。同时，“莫庄”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阿Q所生活的“未庄”，或者可以视为“未庄”发展至1970年代后的某种村庄样态与故事可能性。此外，“莫庄”的名字似乎又内含了“根本没有这个村庄”的自我解构的意思，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因为一阵飓风而最终消失的马孔多，或者是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标记的受活庄。甚至于小说中“我”反复提及的一个梦境本身，就完全可以视为对“莫庄”这个命名的最好注解：“我记住了这个下午所有的细节，但我就是忘记了那个地名。”“我后来发现，我此后命运的不确定都与这个梦幻记忆有关，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对这个村庄的记忆都被这天下午的遭遇打上了印记。”①“莫庄”正是这样一个似有还无，既存在于现实又模糊于记忆的所在。而借着这句话的提醒，我们或许可以把整个小说理解为作者试图找寻“莫庄”，确认“莫庄”，命名“莫庄”，重述“莫庄”记忆的努力与过程。甚至于“我记住了这个下午所有的细节，但我就是忘记了那个地名”这句话本身也可以视为是对整篇小说写作手法的一个象征性隐喻，即作者在小说中充满了对往事与故事、细节与枝节的琐碎回忆，似乎是忘记了小说最为核心的对象和主题，但细心的读者一定可以在这些丰沛的细节中慢慢拼凑、还原出一个完整的“莫庄”、一个“我”的形象，乃至于一个“时代”的身影。
当然，小说里的“莫庄”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甚至是具有普遍性的传统伦理含义，仅从这小小村庄四周农田的命名来看：“这个村庄的祖先，当年选了这个地方做庄。庄的东西南北，以天地玄黄命名了四片农田。农田里聚聚散散的民居，我们叫舍。庄和舍拼在一起，就是村庄。”众所周知，“天地玄黄”出自《易经》“天玄而地黄”，后来又被作为《千字文》的起首句，包含着我国先民对于天地之道与阴阳之变的根本智慧，而以此来命名“莫庄”周围的四片农田，即暗指与这片土地不可分割的传统伦理文化与精神向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来理解“莫庄”的基本空间结构与其所象征的传统伦理价值与社会秩序：“村中有庄，有舍，舍围着庄转，庄围着镇转，镇围着县城转，这就是通常的社会秩序。”
小说对于传统伦理文化——即“老辈旧事”——的追忆和表现主要是借助“我”奶奶一支的过往身世与言谈细节而展开：爷爷奶奶原本在镇上开“王记油店”，但一场大火彻底摧毁了这种传统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也开启了奶奶一家由镇入庄的迁移足迹;父亲“之前是少爷，现在不是了”;至于到了“我”这一辈，旧的生活规矩细节或许还隐约有所留存（表现为奶奶从小对我的一系列生活规矩的要求和她极少打开的神秘箱子），但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我”俨然与同村孩童无异。借着这一线索，小说又接连引出了西头老太、独膀子、丫鬟小云、他们的女儿云霞，以及洋伞店老板烂猫屎等一系列人物与故事，进而构建起小说中在“莫庄”之外的另一套回忆言说与话语传统。借用小说中的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奶奶把旧社会的东西带到了乡下，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奶奶其实也在延续一种和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是一种生活秩序。奶奶一辈子都生活在她的旧时代，她从来没有走出那个小镇。我感觉到的那种差异，其实是一个时代残存的瘢痕。”正如引文所言，奶奶所代表的传统伦理秩序与底层乡村民间生活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二者与即将到来的革命传统相比更是充满了“异质”性因素，而这几股力量的相互撕扯，正是小说故事得以生根和生长的起点。
一方面，“现代”与“革命”到来前的乡村生活似乎是美好而自由自在的，“无船驶过时，河水单纯而自由”;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乡土空间本身固有的秩序性与生活于其间人们的自足性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桎梏和封闭，即在“莫庄”中，“爬树是升空的方式”，而“空中的麻雀”“偶尔飞来的喜鹊”和“田野上空叫唤的乌鸦”，“它们是我那时见到的离开地面最高的动物”，至于“偶尔从村庄的天空中飞行而过的飞机，除了给我和同伴带来骚动，与我们并无关系。我那时看飞机，如同看上海、北京，可望而不可即”。
小说里“我”对外来现代事物的排斥心理随处可见：“我爱听摇橹的声音，像八哥儿鸣叫。机船高亢的声音让人心烦”;挂着“外公走了一夜的路，从县城捧回来的”，“挂钟”的西院的会议室则让我感到“有点胆怯”;“我”认为，女人到“公社卫生院”去生孩子后，“小儿的脐带都扔进池子里”，从而失去了“我们这一代以上在乡下落地的人，生命中有两次入土的机会”;而现代机器的轰鸣声，最终吞没了乡土间的人声，“等到那片田里驻扎了石油勘探大队来钻井，机器轰鸣，就再也没有人站在庄东头那边‘广播’了”。在“我”看来，“这不时的炮声与其说是在唤醒这个沉睡的村庄，还不如说是给村庄送来了那个原本不存在的梦想”。难怪“那个勇子，更恐怖地说我对文明生活充满了敌意”。对于“我”而言，“飞机”“挂钟”，奶奶箱子里的“旗袍”“香烟”“肥皂”显然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外来之物，而“革命编年史”“石油勘探大队”等同样也是外来之物，并且在“我”看来，这二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我一直认为奶奶的日常生活、小镇以及她的箱子都是旧时代的产物，现在突然发现，箱子里的那些东西是旧时代的现代文明。奶奶的洋货怎么也抵不上钻井架这样的洋货，但钻井队工人的一些日常用品，几十年前就在奶奶的箱子里了。” 当然，“我”对这些外来之物的态度实际上是远为复杂的，不能简单以“拒斥”“排外”“保守”或“敌意”而简单概括之。比如小说开头便写道：
河水从西向东流过。大船，小船，木船，机船，偶尔也有竹筏荡过。我爱听摇橹的声音，像八哥儿鸣叫。机船高亢的声音让人心烦，但我喜欢机油的味道，在机船过后，我仍然能够闻到残留在河面上的油味。我说不清楚这种油味给我的感觉，机油和食油在水中会幻化成两种图景。
如果用逐句细读的态度来看待这段话，木船和竹筏显然代表着某种传统与自然，“机船高亢的声音”则似乎意味着革命年代的高亢情绪与战斗精神。“机船高亢的声音让人心烦，但我喜欢机油的味道，在机船过后，我仍然能够闻到残留在河面上的油味”则表现出“我”对于那个年代回忆的复杂情愫，它固然有“让人心烦”的一面，但“机船”驶过之后所遗留下来的“机油的味道”似乎又包含了某种对于火红理想、燃情岁月、青春回忆乃至于“往事不可追也”的留恋之情。而这种复杂情愫在小说“杂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小说“杂篇”中大量引用/拟用了入团申请书、检讨书、倡议书、儿歌、举报信等虚构的“非虚构”历史文本;另一方面，小说又通过逐段注释的方式，借助另一种话语形式消解/丰富了这些历史文本中革命话语的单向性。当然这些注释并非对历史文本的简单否定，而是应该称之为“否定之否定”或“辩证之扬弃”，比如这些注释中写道：
我们一直是在否定自己的过去中成长的，生活中曾经的正和反，其实都是在为你的未来准备的。
现在看自己写的优缺点时，我不禁发笑。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考虑的，比如优点部分，我说自己敢与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是当时常用的措辞。现在想来，这确实是我的优点，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几乎不提“坏人坏事”了，但我从小养成的敢于斗争的秉性倒是发展了。我可以宽容同事和下属的缺点，但我从来不对领导的错误妥协（当然领导不一定认为自己做错了），这可能就是长期“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养成的。
这些注释文字更能体现出“我”对于曾经的那段历史的复杂感情与深刻认识，也正是本文所说的“历史连续体”意义的一个层面，即齐泽克所说的“过去被囊括于当下”和“过去与当下的共时化”特点：“历史运动被置身于括号之内。只有一个这样的领域，在那里，我们可以谈论占有过去，谈论当下回溯性地‘救赎’自己;在那里，过去被囊括于当下。这唯一的领域就是能指的领域：只有作为能指的共时性（signifier’s synchrony），只有作为过去与当下的共时化，运动的悬置才是可能的。”②简单来说，即曾经的经历已经蕴含了未来发展的可能，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现在，少年的“我”与现代的“我”之间有着不可忽视更不可切断的内在必然性关系，因而站在“后见之明”的角度重审过去，不仅要看到过去的荒诞与不足，也要看到过去中所隐藏的那颗关于现在乃至于未来的种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杂篇”中各类非虚构文体与对应注释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以作为新中国前后三十年对照思考的某种范本。
二、“革命故事”：两种叙述，两种话语
在阅读小說《民谣》时，我们与其把“莫庄”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先在本地文化的传统乡土社会空间结构（这里当然有一套先在的文化结构），不如将其看作是一个不同传统、文化，乃至话语竞相进入、彼此激荡的话语空间场域。用小说里更为生动形象的说法，这里是一个展演“乡村日常生活的舞台”，“它敞开着，各色人等从这里走过，停下，在这里聚集，也在这里散伙，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只是台上表演的内容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莫庄”的乡村空间是一个舞台，引出各类人物登场、各种故事发生与不同话语的冲撞。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一直回忆我在这个村庄的出场方式。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在不断的回忆中，我摸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许多人糊涂一辈子，一个人今天的样子其实与昨天有些关系”。即小说中的“我”是通过对这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与表演，乃至于对自己“出场方式”的回忆来不断追溯和建构着“莫庄”的历史，并努力确认着自己的身份。
在这些彼此激荡、冲撞的时代话语中，“革命话语”显然是最为强有力的一支。如果说小说中的“我”是借助“我”奶奶一支的线索了解到“老辈旧事”与传统文化及伦理秩序，那么“我”外公一支的线索——“外公是地下党，公开身份是盐贩子，在江湖上为游击队搜集情报”——以及其所连带出来的王二队长、剃头匠老杨、地主胡鹤义，以及胡怀忠、胡怀仁堂兄弟等人物与故事，则把“我”的精神脐带和“革命故事”与红色传统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在小说中，“革命话语”的渗入并成为日常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急速却又漫长的过程。即如小说中所说，“有一天，我们村庄的秩序被打破了”，但我们并不能找到这一天究竟是哪一天。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那些散落着舍和墩子的农田，被称作天地玄黄。这是李先生告诉我的，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四片农田的名字了”。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一名称遗忘与话语迭代的过程，还会发现其间隐约存在的代际性更替轨迹：“从大码头上岸，是一大块空地。老人说是村口，不老的人说是供销社门口，现在好像都说是供销社门口了。不错，是村口，南河上的大桥就位于村口的中间。”
让我们再来对这一小段看似简单的叙述做一个文本细读：在关于“村口”的命名上，存在着“老人”和“不老的人”两类人各自不同的说法，而这其中显然暗含着各自不同的伦理政治内涵——是传统自然村落的“村口”，还是现代革命政权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供销社门口”，不同年龄代际的人有着不同的使用倾向。这种年龄与代际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两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不同文化与话语的深刻影响。而继续来看，“现在好像都说是供销社门口了”，革命话语显然一度以更为强势的姿态进入并改变了村民们的日常用语结构与习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不同年龄与代际人群话语中的成长印记。但特别有趣的是，小说中接下来的五个字却是“不错，是村口”，似乎是故意以某种固执和确定的态度把前文中刚刚提到的人们新的“约定俗成”的说法硬拗了回来，小说在这里好像在暗指传统文化力量的蓬勃生命力之所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小说“内篇”中另外一处几乎贯穿全文的故事线索是“我”加入队史编写组，负责一起“编写大队的革命史”，这更是将“我”直接置入“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之中，革命史的撰写即是对革命历史的追溯、革命合法性的确立以及革命话语的建构。而“我”亲身参与“编写大队的革命史”这一事件，则将我与“革命传统”在另一个层面上更为直接且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有趣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小说中“我”在考察、走访和书写大队革命史时，表面上虽然学会了说/写一系列“漂亮话”，但这其中又充满了私人话语，乡间传统伦理关系，个人猜测、遐想甚至是梦境等“不漂亮”甚至是“不可靠”的叙述成分。而这种话语裂缝的出现并非是因为“我”自身的问题，甚至于勇子也还悄悄和我说：“厚平，你外公的问题有了结论，我们这个大队的革命史就好写了。”他几乎是相当于直接将“我”的家族私史和革命公史紧密地缠绕在一起。这一缠绕在小说对“革命故事”的追溯与讲述中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同时存在两种叙述与两套话语的局面。这两种叙述在小说“内篇”中以更为细密的方式彼此黏连，互相消解与生成，而在“杂篇”中则以某种更清晰的结构被并置齐观（当然，正如前文中所述，“杂篇”中非虚构文本与相应注释之间的内在情感与逻辑关系同样是复杂的，此处不再重复）。
另一方面，“革命话语”又自觉/不自觉地渗入并影响着“私人话语”的表达方式，比如小说中一处非常含蓄的暗示：“队史初稿完成了，勇子和表姐看后说不错，需要集体讨论后定稿。那天在大队部，我看着墙上的挂钟，有点意识到时间是什么了。”“我”在这里对于时间的“意识”表面上是由于“墙上的挂钟”这个现代器物的提醒，即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③。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联系起“我看着墙上的挂钟”这一动作发生之前的事件，即“我”和勇子、表姐等一起在讨论大队革命史的初稿，那我们就可以将后面“我”的“时间意识”的产生进一步延伸理解为在撰写大队革命史的过程中，对于历史时间连续性与革命发展逻辑必然性的反复追溯、建构和确认，从而使得“我”对历史这个更为宏大和整体性的时间概念的“意识”渐渐生成和明晰了，也就是“我”对于另一层意义上的“历史连续体”及其建构过程的体认。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我”在编写大队革命史的过程中开始逐渐培养起对大队革命史叙述方式的某种心理认同。
小说中更为明确的一处例子在于“少年的我，除喜欢看自己的成绩单外，就爱读布告”，这本来多少带有些孩童好奇与游戏的行为，最后却反过来影响到“我”的表达本身：“我现在甚至觉得，布告简洁的文字在那时几乎影响了我的作文。”结合“杂篇”中的相关文字内容，我们不难明白“我”曾经的作文、检讨书、私人书信乃至毕业留言等文字中所流露出的“革命话语”成分。而在这里，我们不能将其简单视为话语之间的“渗透”与“被渗透”的单向作用关系，而是更要看到不同话语之间的相通性，以及正是这些话语及其彼此间的复杂作用关系才最终塑造出了“我”之为“我”的主体独特性与复杂性。借用小说中一个贯穿全文的暗示/明示来说，即正是“我”奶奶一支的血脉文化，和“我”外公一支的革命传统一起，才造就并養育了今天的“我”。或者换句话说，奶奶与外公的两条文化传统，最终在“我”的身上彼此交融、殊途同归：“外公和奶奶的故事不同，他们分别筑起了一条田埂和一条砖头铺成的街道，我沿着奶奶的街道摸到了以前镇上的老屋，沿着外公的田埂回到了我现在的村庄。但我渐渐发现这两条路是交叉的，村庄和那个小镇有时重叠在一起。”
三、“私人往事”：青春爱情回忆
与嗅觉表达的私密性
如果对小说《民谣》“内篇”故事主体进行结构细分，我们大概可以将“卷一”和“卷二”视为是借助“我”奶奶与“我”外公两条线索对“老辈旧事”的追忆与对“革命故事”的塑造，而“卷三”和“卷四”则是以“我”为中心，讲述了“我”和“我”的同辈小伙伴之间的一段段青春回忆和“私人往事”。如果再进一步将几部分内容相互比较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我”奶奶的“老辈旧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依托于传统家族血缘关系和乡间人际伦理秩序;“我”外公的“革命故事”中，人际关系得以确立的基础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阶级立场的划分，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革命战友情谊”与“阶级感情”/“阶级仇恨”;而在三、四两卷围绕“我”和“我”的“同代人”所展开的故事中，“爱情”在联结和维系人际关系中则占据了更加积极和主要的地位，甚至于我们可以把这两卷中的人物关系简单拆分成四对男女的爱情故事：勇子和秋兰、余明和网小、阮长林和巧兰，以及“我”和方小朵。在这里，爱情要面对阶级身份的差异（富农子女秋兰和贫农后代勇子）、地理空间的阻隔（巧兰远赴东北去寻找阮长林）、生理性自戕的悲剧（余明）以及并未开始且可能最终“无果”的爱情结局（“我”和方小朵之间的通信）等难题，并在其中表现出爱情自身的纯粹、美好与坚韧，进而形成一种在1970年代早期革命时代的“私人情感叙事”。
小说《民谣》中另一处颇值得玩味的“私人叙事”在于小说经常提及并描写“我”的嗅觉感受：比如前文中提到的“我”对于“机油的味道”的复杂感觉，对于“热气腾腾的药味”的记忆犹新，对于“墨的香味”的呼吸和眷恋，以及通过气味来感知小镇生活的复杂性等。更不用说，小说里反复提到的村子里散发出的不可遏制的一股“霉味儿”：“整个村庄都发霉了，腐朽了”;此外，还有不同地方有个各自复杂程度不同的气味组合：“生活是不一样的。村庄只有一种或几种味道，小镇是几种味道或十几种味道，县城有多少种味道混合着几乎是个未知数。”
小说中对“我”的嗅觉的反复书写，一方面非常契合于“我”有些“神经衰弱”（其实是过于敏感）的个体精神特质，即我能够从更加细微的，甚至是常人所不容易注意到的角度来感受生活本身;另一方面，相对于文字感知与表达很容易受时代主流话语渗透和影响（我的作文受布告文字的影响），视觉、听觉也难以完全抽离于主流图像与声音之外（视觉上，我负责画革命话语的美术字以及小说中多次提及有关于毛主席像的“看与被看”;听觉上，村里的广播与现代机器的轰鸣也很容易就可以覆盖传统乡间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喊话）。嗅觉显然是更为私密化和个人化的感受与表达，因而也更能体现出主体自身的精神特质与情感结构，比如前文中所分析过的“我”对“机油的味道”的嗅觉感知背后所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复杂情愫等。 而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来考察作为小说叙述主体的“我”，我们必须认识到，小说中看似采取“儿童视角”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叙述声音。简单来说，即“我”在长大之后——有过相当的阅读积累和接受教育之后——再重新回忆起小时候（1972—1974年）自己在“莫庄”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而这一切的叙述过程，其实都有一层知识分子声音的过滤与折射，进而形成一个复杂的叙述机制。有时候这个潜在的“知识分子”声音还会忍不住直接跳出来“发声”，比如：“奶奶的丧魂落魄颠覆了我对主人和丫鬟关系的認识。那时我没有读过鲁迅的《祝福》，奶奶就像祥林嫂那样不时重复说着一句话：‘我应该告诉独膀子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奶奶也有后悔的事，小云是奶奶生活的一部分，小云走了，奶奶心中的小镇开始摇晃起来。”
这段话中，“奶奶的丧魂落魄颠覆了我对主人和丫鬟关系的认识”中的“我”是小云去世后不久那个尚且年少的“我”，是当时的事件与变化对我的认识所形成的冲击;而后面对奶奶不断重复一句话有更深体认的“我”则显然是长大后，读过鲁迅的《祝福》，有过相关知识与阅历积累的“知识分子”的“我”;那么再后面一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奶奶也有后悔的事”中的“我”又是哪个“我”呢？这似乎更接近于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后来对奶奶过往经历的回想和再理解，但这种再理解似乎又构成了对这段话中“童年的我”认识颠覆的一个补充说明，进而将叙述者“童年的我”与隐藏叙事者“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相当巧妙地弥合于一体。
如果我们再想要了解小说中的隐藏叙事者（即“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知识构成或思想来源，小说文本中也留下了很多可以寻觅的蛛丝马迹。比如李先生就很明显地代表着传统知识守夜人或传承者的形象，并在小说情节叙述过程中构成了对“我”的知识启蒙与教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和主流知识系统相对立的另一套知识话语：“同样的文字，却是不同的意义，李先生讲了许多我似懂非懂的东西。有两年时间，我在语文课本和李先生的文言文里出没。乡下是松散的，你悄悄看什么书，没有人管你。”又比如我们可以在小说的各个角落中搜集到作为隐藏叙事者的“我”所读过的书的“不完整清单”：“我”至少读过鲁迅的《祝福》《孔乙己》《伤逝》和一些杂文，读过《古文观止》和《红楼梦》，背过一些《诗经》，翻过《康熙字典》，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至西溪感赋》，读过“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然，“我”也读过陆定一的《老山界》，读过《林海雪原》《三家巷》《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翻过《朝霞》杂志，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我”还曾经“读”过村庄周围的山、河与农田，“读”过“风吹青草的样子”，读过“鱼儿游弋”，“读”过不同人物形形色色的面孔，“读”过毛主席像与批斗外公与独膀子的台子……我在这里“寻章摘句”地搜罗小说隐藏叙事者“我”的“阅读书单”，并不是想做一个关于个体阅读史的追踪或文本之间的对应性考察，而只是想借此还原出“我”的几种“知识”获取来源：山川河流自然风光、乡间伦理生活经验与革命历史进程的孕育，传统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滋养，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感召，以及“红色经典”的阅读教化等。而这些不同的精神与知识来源，共同构成了小说中“我”的精神图谱与主体特质，进而在回忆与述说往事时能够呈现出“老辈旧事”“革命故事”与“私人往事”多种话语并置且交织的复杂面貌和丰富的内在文本张力。
【注释】
①王尧：《民谣》，《收获》2020年第6期。以下《民谣》的引文均引自此版本。
②[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201-202页。
③[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3-14页。
（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