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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经济学学者。在教育领域，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是教育管理者和教育改革者。
今年是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第九年。九年来，我有机会从经济学视角和管理者角色，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思考并实践。于是，我观察到中国教育问题的“四大特点”，以及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对应的“四项行动”。
说到教育，人们总爱说，中国的教育问题太复杂。其实，世间的事都很复杂。经济问题不复杂吗？但是经济学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单化，从而把握问题的要害，并给出清晰的分析。经济学研究两类经济问题，一类是资源配置问题，核心是如何把资源配置给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业和机构;另一类是激励机制问题，重点是如何把激励搞对，让每个人、企业和机构都有提高效率的动机和积极性。
经济学还提供了回答这两类问题的思路和路径，就是在约束条件下使资源配置效率和人的积极性最大化或最大限度地提高。约束条件包括财务约束、技术约束、信息约束、制度约束等。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正是围绕这两类问题推进的;而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也正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过程。
经济学视角对我们思考教育问题很有启发。在我看来，教育产出有两个维度，就是“人”与“才”。关于“才”，谈得很多。说到教育，十有八九都是谈“才”，比如谈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人才引进和培养，以至望子成龙，讲的都是“才”。“才”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知识经济是新经济的特点等等。
但是，教育只是为了育“才”，为了经济发展吗？不是。教育产出除了“才”的维度，还有“人”的维度。“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投入品，更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人”本身的价值可以超越经济发展本身。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幸福，虽然与财富有关，但并非由财富唯一决定。做“人”和为“人”不同于成“家”和为“学”。“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人的现代化，都是“人”作为目的的维度。
在“才”与“人”这两个维度上，我观察到中国教育问题中呈现出四大特点，可以分别用“均值”（mean）与“方差”（variance）两个度量来描述。“均值”是指“平均值”，而“方差”是指偏离平均值的分散程度。
中国教育问题中的第一个特点是在“才”的维度上“均值高”。意思是，在知识和技能方面，在同一年龄段，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教育出来的学生的平均水平较高。这是中国教育的成就，形成中国经济现阶段的一种竞争优势。“均值高”这个特点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教育中的第二个特点是在“才”的维度上“方差小”。意思是，中国教育出来的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太少。创新主要靠杰出人才的创造性活动。当经济发展更多地由创新驱动时，特别是在“赢者通吃”的互联网时代，“方差小”和创造性人才少对经济发展就很不利了。虽然我们对“均值高”对中国经济过去的贡献感到欣慰，但是我们对“方差小”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影响深感忧虑。
中国教育问题中的第三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分别是在“人”的维度上“均值低“和“方差大”，正好与第一、二个特点相反。这里的“均值低”的意思是，在人的素养和价值方面，平均水平低。这正是人们通常对国人的文明程度和素养水平低的批评。而“方差大”则是指素养低、人格低的程度令人惊讶，而且人数不在少数。这在近期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例中可见一斑。中国教育问题中在育“人”的维度上的“均值低”和“方差大”这两个特征，比在育“才”维度上的“方差小”的特征更值得担忧，因为它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更有碍于人的现代化，影响民族的进步。
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观察问题，更要解决问题。上述中国教育中的这些问题，如何改，是更重要的。近年来，清华经管学院探索教育改革的路径，在改革本科、博士、硕士、MBA、EMBA等教学项目中，聚焦育“才”和育“人”两个维度，并针对上述四大特点，实施了“四项行动”。这四项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在育“才”方面，保持均值，提高方差;在育“人”方面，提高均值，减少方差。具体有以下一些做法。
第一项行动，在育“才”方面保持均值，同时提高效率。中国教育的优势是基础知识扎实，特别是数理和外语的训练良好，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从精英学校到普通学校，都比较整齐。在这点上，我们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还强。但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学生学业上大量时间投入，所以我们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学院本科一、二年级课程改革保留了四门数学和统计课程，比美国顶尖大学对经济学专业的数学要求要高，为的是保持基础知识扎实的优势。但改革后课程更加精炼，并开出多个系列，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系列。这就是保持均值，提高效率。
第二项行动，在育“才”方面增加方差，做法是鼓励差异。方差小的表现是学生同质化。同质化不是学生天生的，而是后天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造成的。减少同质化，增加方差，就应该鼓励差异，至少不要扼杀差异。我们强调学生自由的、不同的“个性发展”，强调为学生成长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从重“培养”转到重“培育”，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调动学生自身天生的、内在的力量。
第三项行动，在育“人”方面提高均值，重点是提高每一位学生的素养。教育改革不能只关注少数拔尖人才，而要关注每一位学生。我们并不是指望他们人人成才，而是期望他们人人都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学院提出的本科教育目标，首先是要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就是为了提高“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我们推动在本科一、二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汲取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精华和全人类文明的核心。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的补充，也不是专业教育的基础，通识教育本身就是价值，因为它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文明程度，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第四项行动，在育“人”方面减少方差，特别强调恪守底线，尤其是人格底线。当每一个人都能守住自己的人格底线，整个社会中“人”的素养的方差就会减小。恪守人格底线听上去似乎不够崇高，但是这是减少方差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办法。从反腐案例中我们发现，一些越是唱高调的人，越是虚假，越是没有底线，越是人格扭曲。我们强调人格底线，从讲真话，讲实话做起。我们开设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程，引导学生思考伦理道德问题，用批判性思维评判不同价值间的取舍。
中国教育改革远滞后于中国经济改革，现在，中国人对教育问题比对经济问题更加关注，也更加忧虑。这里的原因显而易见：教育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更决定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中地位的前景。
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学校改革比企业改革更艰难。我们看到了问题：人才中重“才”轻“人”;教育中有“教”无“育”。我们提出了理念：“人”要重于“才”，教育既要“教”更要“育”。我们正在探索教育改革的现实路径。中国的教育改革，既需要新的理念，更需要新的行动。
今年是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第九年。九年来，我有机会从经济学视角和管理者角色，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思考并实践。于是，我观察到中国教育问题的“四大特点”，以及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对应的“四项行动”。
说到教育，人们总爱说，中国的教育问题太复杂。其实，世间的事都很复杂。经济问题不复杂吗？但是经济学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单化，从而把握问题的要害，并给出清晰的分析。经济学研究两类经济问题，一类是资源配置问题，核心是如何把资源配置给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业和机构;另一类是激励机制问题，重点是如何把激励搞对，让每个人、企业和机构都有提高效率的动机和积极性。
经济学还提供了回答这两类问题的思路和路径，就是在约束条件下使资源配置效率和人的积极性最大化或最大限度地提高。约束条件包括财务约束、技术约束、信息约束、制度约束等。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正是围绕这两类问题推进的;而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也正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过程。
经济学视角对我们思考教育问题很有启发。在我看来，教育产出有两个维度，就是“人”与“才”。关于“才”，谈得很多。说到教育，十有八九都是谈“才”，比如谈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人才引进和培养，以至望子成龙，讲的都是“才”。“才”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知识经济是新经济的特点等等。
但是，教育只是为了育“才”，为了经济发展吗？不是。教育产出除了“才”的维度，还有“人”的维度。“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投入品，更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人”本身的价值可以超越经济发展本身。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幸福，虽然与财富有关，但并非由财富唯一决定。做“人”和为“人”不同于成“家”和为“学”。“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人的现代化，都是“人”作为目的的维度。
在“才”与“人”这两个维度上，我观察到中国教育问题中呈现出四大特点，可以分别用“均值”（mean）与“方差”（variance）两个度量来描述。“均值”是指“平均值”，而“方差”是指偏离平均值的分散程度。
中国教育问题中的第一个特点是在“才”的维度上“均值高”。意思是，在知识和技能方面，在同一年龄段，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教育出来的学生的平均水平较高。这是中国教育的成就，形成中国经济现阶段的一种竞争优势。“均值高”这个特点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教育中的第二个特点是在“才”的维度上“方差小”。意思是，中国教育出来的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太少。创新主要靠杰出人才的创造性活动。当经济发展更多地由创新驱动时，特别是在“赢者通吃”的互联网时代，“方差小”和创造性人才少对经济发展就很不利了。虽然我们对“均值高”对中国经济过去的贡献感到欣慰，但是我们对“方差小”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影响深感忧虑。
中国教育问题中的第三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分别是在“人”的维度上“均值低“和“方差大”，正好与第一、二个特点相反。这里的“均值低”的意思是，在人的素养和价值方面，平均水平低。这正是人们通常对国人的文明程度和素养水平低的批评。而“方差大”则是指素养低、人格低的程度令人惊讶，而且人数不在少数。这在近期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例中可见一斑。中国教育问题中在育“人”的维度上的“均值低”和“方差大”这两个特征，比在育“才”维度上的“方差小”的特征更值得担忧，因为它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更有碍于人的现代化，影响民族的进步。
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观察问题，更要解决问题。上述中国教育中的这些问题，如何改，是更重要的。近年来，清华经管学院探索教育改革的路径，在改革本科、博士、硕士、MBA、EMBA等教学项目中，聚焦育“才”和育“人”两个维度，并针对上述四大特点，实施了“四项行动”。这四项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在育“才”方面，保持均值，提高方差;在育“人”方面，提高均值，减少方差。具体有以下一些做法。
第一项行动，在育“才”方面保持均值，同时提高效率。中国教育的优势是基础知识扎实，特别是数理和外语的训练良好，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从精英学校到普通学校，都比较整齐。在这点上，我们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还强。但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学生学业上大量时间投入，所以我们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学院本科一、二年级课程改革保留了四门数学和统计课程，比美国顶尖大学对经济学专业的数学要求要高，为的是保持基础知识扎实的优势。但改革后课程更加精炼，并开出多个系列，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系列。这就是保持均值，提高效率。
第二项行动，在育“才”方面增加方差，做法是鼓励差异。方差小的表现是学生同质化。同质化不是学生天生的，而是后天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造成的。减少同质化，增加方差，就应该鼓励差异，至少不要扼杀差异。我们强调学生自由的、不同的“个性发展”，强调为学生成长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从重“培养”转到重“培育”，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调动学生自身天生的、内在的力量。
第三项行动，在育“人”方面提高均值，重点是提高每一位学生的素养。教育改革不能只关注少数拔尖人才，而要关注每一位学生。我们并不是指望他们人人成才，而是期望他们人人都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学院提出的本科教育目标，首先是要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就是为了提高“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我们推动在本科一、二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汲取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精华和全人类文明的核心。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的补充，也不是专业教育的基础，通识教育本身就是价值，因为它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文明程度，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第四项行动，在育“人”方面减少方差，特别强调恪守底线，尤其是人格底线。当每一个人都能守住自己的人格底线，整个社会中“人”的素养的方差就会减小。恪守人格底线听上去似乎不够崇高，但是这是减少方差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办法。从反腐案例中我们发现，一些越是唱高调的人，越是虚假，越是没有底线，越是人格扭曲。我们强调人格底线，从讲真话，讲实话做起。我们开设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程，引导学生思考伦理道德问题，用批判性思维评判不同价值间的取舍。
中国教育改革远滞后于中国经济改革，现在，中国人对教育问题比对经济问题更加关注，也更加忧虑。这里的原因显而易见：教育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更决定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中地位的前景。
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学校改革比企业改革更艰难。我们看到了问题：人才中重“才”轻“人”;教育中有“教”无“育”。我们提出了理念：“人”要重于“才”，教育既要“教”更要“育”。我们正在探索教育改革的现实路径。中国的教育改革，既需要新的理念，更需要新的行动。